迹组词。
南宋梁楷《白描道君像图》等在上博展出 常熟翁氏家族旧藏名迹“情归”故土
“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藏绘画展”9日在上海博物馆揭幕。常熟翁氏家族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的三件绘画名迹——南宋梁楷《白描道君像图》、明代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和清代王原祁《杜甫诗意图》，于9月10日至10月7日期间对公众展出。
常熟翁氏家族书画收藏是近现代江南书画鉴藏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翁氏家藏的核心部分由其先祖在19世纪收集奠定，而翁氏家藏可谓是美国顶级的中国艺术品私人收藏。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先生是美籍华人，数十年来积极致力于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化，他将传承六代的丹青墨宝珍藏在其美国居所“莱溪居”中，以作品质量上乘、大师序列恢弘、保藏状态良好和流传著录清晰见长。
2018年、2019年，翁万戈分两次向上博捐赠了三件传世书画珍品，以了却爱国心愿，让珍贵文物回归祖国怀抱，也可填补上博馆藏相关领域空白。
据介绍，这三件文物各具特色。 南宋梁楷《白描道君像图》精妙绝伦。在不足74厘米长的画卷上，画家描绘了九十余位人物和鬼神形象，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神话世界。明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为大青绿设色，描绘东晋名士谢安寄情山水。此次展览入口处，即以3D动画视频复原这幅古画中的山水，以等比例放大两倍投影在文物一侧。但见茂林修竹随风舞动、山间溪水淙淙流淌，而长袍宽袖的古人漫步其中，诗意盎然。
王原祁是清初画家“四王”之一，《杜甫诗意图》轴画面纵高逾3米，尺幅罕见。但由于年久失修，该图轴入藏上海博物馆时已经无法悬挂。上海博物馆耗时半年对此图进行修复装裱，并以视频全程记录修复过程，在展览中播放，使观众知晓文物修复背后的艰辛繁难。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藏绘画展”虽只有数件文物，却绝不空洞，大胆创新，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文物展陈方式结合，让展览动静皆宜，不仅“让文物活起来”，亦让观众体验传统中国画的“可游可居”。
据悉，与上博展览同时，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也将举办“翁氏家藏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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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浅析：“北方瓷都”珍品约会世博 瓷器上“刺绣”《论语》
“北方瓷都”珍品约会世博瓷器上“刺绣”《论语》
中新社上海6月12日电 题“北方瓷都”艺术珍品来沪“约会世博”
作者 陈静 陈颖颖
28年前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陶瓷业第一枚金牌的中国“北方瓷都”——淄博，此番又特地以千件陶瓷、琉璃艺术精品亮相上海，与世博约会。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的刻瓷作品、王孝诚的鼻烟壶“鲁派内画”、陶瓷艺术大师杨玉芳的高温陶作品等齐齐汇聚申城。据介绍，这些陶瓷艺术珍品首次在上海大规模集中展示。
瓷器上“刺绣”《论语》
青翠欲滴的鲁青瓷传统文具上，刻着行书撰写的《论语》，每个字长宽仅两毫米……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的“微刻《论语》”。
据介绍，刻瓷技艺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由清朝宫廷流传至民间，是指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好的瓷面上雕刻，被形容为瓷器上的刺绣。
20世纪40年代生于山东淄博的张明文，现任中国陶协刻瓷文化研究会会长，其作品“马克思像”被西德马克思故居博物院收藏。此番展出的“微刻《论语》”，由笔架、印盒、水盂、笔洗、笔筒五件传统文具组成。据内行专家介绍，在薄薄的鲁青瓷上雕刻微型书法，对技法要求极高。刻瓷者要能熟练掌握力道，不能有任何一个小小失误，否则前功尽弃。
“踢毽子”化身陶瓷珍品
扎着两条小辫，眼睛笑嘻嘻地眯成一条线，三个小姑娘正乐滋滋地踢着毽子。孩子们憨态可掬的形象活灵活现。这是中国陶瓷美术大师杨玉芳的高温陶作品《踢毽子》。
杨大师之子告诉记者，其母从小就爱踢毽子，这组作品的创意正是来自母亲的童年记忆。他说，比起其他作品，这组作品制作过程很是复杂。首先要特制泥巴练泥加工，做成泥板后，再折成人物身体各部位，而后再将相关部位穿插，最后才能烧制成型。
据了解，杨玉芳此次携其最高水平作品来沪，希望在世博期间向海内外游客展示中国精湛的陶瓷艺术。
烟壶内画里的《红楼梦》故事
“史太君秋赏春海棠”锦簇的花团中，“老祖宗”的尊容华贵一览无遗；“林黛玉悲春葬落花”，飘零的落花中，黛玉的悲戚之情入木三分。
展览现场，记者看到，一只长13厘米，宽10厘米的鼻烟壶内，映现了中国传世名著《红楼梦》经典故事场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孝诚的赏花大观园鼻烟壶内画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
据了解，身为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理事的王孝诚曾在20世纪60年代，将内画艺术中有着百年历史的竹画笔工艺改良为狼毫笔工艺，为中国内画艺术发展做出贡献。据知，其作品《想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首个被国家博物馆典藏的内画作品。
【精】瓷器收藏：藏家要避免博而不深
瓷器收藏：藏家要避免博而不深
在文房用品追捧成风的今天，清康熙笔筒是其中深受宠爱的极品，近年来却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价格升幅惊人，专家提醒，目前收藏市场细分程度提高，藏家要避免“博而不深”。
据广州日报7月20日介绍，在刚结束的广州艺拍春拍上，一件清康熙青花竹林七贤图笔筒拍出28万元高价，近期各地拍卖会上也出现其他成交价较高的清康熙笔筒，如35.2万元的青花后赤壁赋笔筒、19.04万元的青花山水人物诗文笔筒。
在文房用品追捧成风的今天，清康熙笔筒是其中深受宠爱的极品，近年来却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价格升幅惊人。在15年前北京瀚海首场拍卖会上曾推出一件清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估价为60,000~80,000元，结果以30.8万元成交，在当年尚未全面起步的拍卖市场掀起巨大的涟漪。
此后市场中陆续出现青花或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其中一件出现在2008年北京瀚海春季拍卖会上，并最终以100.8万元高价成交。十余年时间中，同类器物升值70万元！
从市场中了解到，青花笔筒的快速升值主要发生在近5年间，原因是北京某大收藏动用大笔资金大肆收藏坊间的清康熙青花笔筒，几乎形成“垄断”之势。在基本“控盘”后，经过深入研究，出版著录，以此而掀起清康熙青花笔筒之热。
收藏指南：市场细分程度提高 要避免“博而不深”
在瓷器收藏市场上，不少资金实力较强的企业收藏家也以这种手法大量收集某个小品种器物，因此形成大的收藏效应。如江浙某藏家就大量收藏民国“珠山八友”的瓷版画，令其名声大振，近年升幅可达数倍到十余倍。
来曾有行家扬言，如果有大企业家愿意每年拿出1亿元的资金，就可以“称霸”瓷器市场，垄断多个品种。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建立在瓷器市场存量不大的基础上；另外，随着收藏市场的逐步完善，各种品种的细分越来越明显，每个领域越来越窄。以文房用品为例，其中单是笔筒就包括了陶、瓷、竹、木、牙、石等品种。
市场细分程度提高，更要求收藏者达到“精而专”的标准。经济实力强的收藏者，自然可循上述“庄家”之法，独专一门；普通的收藏者不要把收藏战线拉得太长，既不能脱离社会的收藏主流，也要兼顾自己情有独钟的小门类，宁可专而不要博而不深。
笔筒是康熙时期较常见的一个文房用具品种，器壁多较厚。除了口底直径相同的圆筒形外，还有撇口形、竹节式、束腰式等。
官窑笔筒上多写长篇诗文，诗尾常用釉里红篆书“康熙传古”方章；民窑釉面泛青，多画山水人物故事和花鸟图，个别带有纪年如“康熙二十年山水人物笔筒”、“康熙十三年山水笔筒”等。
陶瓷浅析：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
纪年款
纪年款是在器物上用写、刻、印等不同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我国古代瓷器款式，大部分属于纪年款。
纪年款可分为两大类：书以当时的帝王年号者称年款；用六十年周而复始的甲子表明年号者称干支款。明清两代的年款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六字款常书二行，首二字为朝代名，中二字为年号，末二字则为“年制”或“年造”二字。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
纪年款的款字，多用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朱书等。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圈、双线方框或单圈，个别也有无圈框或用双长方框的。无论何种形式，款字均为竖写，极少横排书写的。
纪年款以官窑瓷器运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尤其是景德镇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略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堂名款
堂名款在明代以前极其罕见，明代的亦多见于后期。入清以后则各朝皆有，尤以康熙、乾隆时盛行，且形式多种多样。同纪年款一样，堂名款也多见于官窑制品。
吉言款
在瓷器上烧上具吉祥意义的词句或短语，以表示祝愿的款识，称作吉言款。早在三国西晋时的青瓷上，就可以见到“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宋元时期则有“金玉满堂”、“寿山福海”、“佛光普渡”、“家国永安”等吉言款。
清代吉言款，一般沿袭明代，也常见于官窑器，如康熙六旬庆典七寸碟，四周围以淡赭饰纹，分嵌万寿无疆篆字。有的礼器，则题“喜”字款，以有署以“庆”字或以蒙古文作吉言款识的。
吉言款款试亦多种多样。像“福”即有单、双线方框或双圈内草书“福”字的，有无圈框而用粗笔道在碗内底大书一“福”字的。“长命富贵”款写法也有两种，一是双圈内书写两行；一为钱形，四字对书于穿孔四周。“万寿无疆”、“永庆常青”款则往往采取以花捧字的形式。
赞颂款
赞颂款即赞颂、欣赏瓷器的款识。虽然早在唐代的长沙窑就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赞颂款铭，但它的流行却是在明清两代。
花样款
用含有寓意的纹样图案作为款识，呈“花样款”，亦称“记号款”。
四、“豆腐干”款。在双圆圈中心绘双线方框，框内再绘横竖相间的线条。五、“四朵花”款。在双圈内绘不太规整的“四朵花”，简单的仅绘四个“×”或四个有如眼睛的“花”。六、其他花样。动物类的如龙、凤、鹿、鹤、龟、还落，植物类如松、竹、梅、蟠桃、瑞草、灵芝、树叶等。
陶人款
陶人款的格式，一般是在匠人姓名后加一“造”字。也有光书姓名、姓氏或店号的。
仿款
要分辨仿款和真款，必须仔细观察款识的风格、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并结合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等方面互相印证，认真推敲。
辨伪，首先可以从研究各代款识不同风格入手，将真假款识相互对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款字的书写笔法、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的部位。另外，也应当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
其次，注意款识的用料和颜色。以青花写款为例：元代和明初的颜色深厚下沉，有黑色结晶斑点和凝而不舒的现象；尤其宣德时，蓝色中有黑、灰等色杂夹其中。成化款则舒展清晰，蓝色优美；嘉靖事青中泛紫，十分浓艳；万历以后色调匀净，但发色不深，清初作品也大抵如此。康熙款色调明快，幽倩艳丽；道光以后则蓝色涣散，浅淡上浮。
陶瓷浅析：“红色官窑”之谜
“红色官窑”之谜
在近年的瓷器收藏中，“红色官窑”是一个逐渐被人们提得多起来的名称，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品种。“官窑”历朝历代都有，指的是官方开设的窑厂为官方生产瓷器，是各朝代瓷器的最高水平。“红色官窑”瓷指的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70年代，以湖南醴陵群力瓷厂和江西景德镇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生产研制单位，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处生产的瓷器，以及国家礼品瓷。这些瓷器从设计、原料、拉坯，到烧制、彩绘等环节，无不精良，代表了当代中国陶瓷制造的最高水平。而同时，与历代“官窑”相比，这类产品数量不多，更显得珍贵，为藏家所关注也是很自然的了。 关于“红色官窑”，由于社会对其关注的时间不长，相应的研究及著作也不多，不像对历朝历代瓷器的介绍那样俯拾皆是。2002年出版的一本《红色官窑文革瓷器》是近十余年来最全面的收集介绍，另有些回忆、介绍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站。这些资料基本是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红色官窑”，但是目前在市面上可见的“红色官窑”瓷器，有相当数量其款识却是60年代的，其绘画风格和内容也与70年代的产品有很大不同。笔者收藏有几件60年代产品，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收到的两件不同器型的产品，其图案因笔法、字体、诗文相同，显然是同一人所绘，按照这样的机率推算，当时的画师不多，产量也不会很多。 这些产品究竟有什么样的产生背景？从资料上看，醴陵和景德镇从50年代开始就生产“红色官窑”了，但是，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已有的资料语焉不详。假如这批产品根本就是托伪之作，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做出这样一批高质量的产品？制作于什么年代？为什么而作？再者，那为何又会有对这批产品的仿品出现？此为谜之一。 70年代的“红色官窑”瓷器的图案以花卉为主，最多的是梅花，另有桃花、月季、芙蓉等，画面比较简单，注重装饰性。而60年代的产品，除梅花外，还有很多传统图案，如四季花卉、动物等，画面较大，注重整体性。绘画的笔法以传统笔法为主，有些接近于工笔，十分细腻。另外，从“中南海用瓷”来说，70年代的产品基本是以生活用品为主。而60年代的产品则除了生活用品、文房用具之外，还有不少装饰用瓷，如花瓶、鱼缸等。从这些情况看，似乎这两段时间在产品设计的主导思想上有所不同。是否真的如此？此为谜之二。 从底款来说，70年代的产品一般是“景德镇制”、“中国醴陵”、“醴陵群力”，以及“群力厂”的商标。而60年代的产品底款则是“中南海怀仁堂珍品陶瓷研究所敬制”、“中南海西花厅珍品陶瓷研究所”等。因为中南海还有其他一些知名的场所，如丰泽园，那么，有没有其它场所的款识？底款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变化？此为谜之三。 70年代产品的底款没有年代，而60年代的产品有的有年款，最多的是“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六年”，少数也见过有“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的，但从品质看，很可能是仿品。底款的字体一般只有两种：楷书和隶书，有红蓝两种颜色。底款字体十分规整，凡不规整的必是仿品。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年份的产品，其他年份有没有生产过？此为谜之四。 从“陶瓷研究所”的款识来看，这些产品应该是设在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研制的，那么，60年代有没有醴陵的产品？如果有，是些什么产品？醴陵的产品是否从来就没有过年款？那又为什么？此为谜之五。 这一系列的谜让人捉摸不透，愿与有此同好的藏友共同来揭开。收藏本来不是为了占有，而应该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探索，是一种体味。收藏的过程就是去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学习知识，体验美、体验生活的过程。抱着这样一种目的，收藏就会使你的精神和生活更充实。
陶瓷浅析：官窑与官窑瓷
官窑与官窑瓷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本人且从第三种说法。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其器物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且呈黑色，釉为淡青色，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陶瓷浅析：“西畴书院”款考证
“西畴书院”款考证
上海博物馆藏顺治十年的青花山水人物筒瓶（图一），是海内外众多学者经常引用的具有明确纪年、风格典型的转变时期的标准件。该瓶肩部空白处青花隶书题写唐人陈羽《优翼西洞送人》诗：“洞口春晴花正开，看花人去几时回，殷殷寄语武陵客，莫引世上相逐来。”落款为“癸巳秋月写为西畴书院”，上有“中山人”叶形引首章记，下有“竹景”篆文款。“癸巳”为顺治十年（1653年）。
图一
瓷器上堂名款可分两类：1、制作者的名字、店号、商号。2、使用者的名字、居室、庭院名称。这件筒瓶显然属于后者，是专为“西畴书院”制作的陈设器。但对“西畴书院”一直未见有明确的说法。笔者对此做了一点考证。
根据清道光八年刊本《歙县志》（清•劳逢源、沈伯棠等纂修）卷二之三记载“西畴书院在棠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讲学其中”（图二）。民国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教育教稿》卷三书院中记载“西畴书院棠在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先后讲学其中。盐运使鲍漱芳重修于嘉庆八年。”这两条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直接记载西畴书院的文献，虽未曾说明其创立的具体时间和创立人，但我们从其他相关资料中可以得知。康熙年间刊本《歙县志》（清•靳治荆、吴苑等纂修）卷之九•人物“鲍寿孙”条记载：“字子寿，宗严子。寿孙早慧，中咸淳丁卯漕解第一，时年甫十八。至元丙子，郡将李世达军叛，郡贼窃发，富者皆不能免。或拽寿孙父子至贼所，父子争代死，贼心怜之，顾求索不已，忽大风起丛林间，疑有骑军至，遂散。父子俱免。”从中可知，鲍寿孙咸淳丁卯年即1265年（至元二年）是十八岁，他大概是在1247年出生，至元丙子年即1276年（至元十三年，宋德二年），那时他应二十九岁左右，笔者估计西畴书院创立在至元十三年的前几年，也就是南宋灭亡的最后几年里。在西畴书院的初创时期，他应一直肩负着主持书院和讲学的重任。上两条文献提及的曹泾、方回在该书中均有传记，都是元初歙县有名的学者，如曹泾就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的老师，至元年间任紫阳书院的山长。这些人参与讲学说明在初创时期，西畴书院和紫阳书院由于地理相近的原因，在师资方面是互通的，只是紫阳书院其独特性质远胜过家族模式的西畴书院。
图二
因恩荫赐官的鲍氏子孙为数众多，从而棠樾鲍氏在明中期成为地方官场上特殊的团体，徽州地区的望族。又因其子弟孝廉，恪守祖训，为官颇有政绩，曾受明朝皇帝敕封，赐建牌坊，目前棠樾牌坊群是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
西畴书院在鲍氏子孙成才教育中功不可没，随着家族威望上升其发展也步入辉煌时期，虽然晚明朝廷对书院存在诸多限制，政治环境恶化，但西畴书院却平静地保存下来继续为培养下一代鲍氏子弟发挥重要作用。嘉靖年间（1561）鲍氏家族修建了“棠樾鲍氏支祠”与西畴书院相依，共存一地可见西畴书院在鲍氏后人心中有神圣的地位。
晚明以来，文人雅士以瓷器装饰居室书房蔚然成风，为了满足不同爱好的要求，专门订制便应运而生。当时，歙县是徽商云集的中心，驻集了许多贩运瓷器的商人；歙县地近景德镇，瓷器运输方便迅速。订制者自己提供瓷画的范本或转告自己喜爱的图文，委托这些商人去订制。清初动荡的社会和遗民的心态，让此时期瓷艺工人也深有同感，在接受订制和自行设计中也慢慢渗入这种循世超脱意识来迎合这一失意的士人阶层。两者在清初特殊的时期内达到思想互动的最佳状态。随着南明王朝的最后垮台，台湾郑民家族的归顺，曾是官宦士人的老一辈遗民更是心寂如水，步入暮年大多数已纷纷老死。三藩之乱打破了往昔的宁静生活，避乱循世的思想再度出现在文人缙绅之中，但战乱平息后却没有像清初那样蔓延，主要是新一代已慢慢接受了满清皇朝统治的事实。不像父辈在中年遭受剧烈的心灵病楚，他们更多明白到战乱后，安定和幸福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应如何开始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往昔延续了数十年的避乱循世的心态渐渐在瓷画中消去，在康熙十五年之后慢慢孕育着新的风格出现。
总之，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颇为精采又相当复杂的一页，当皇权尚未在制瓷业中建立它的统治时，那么主宰瓷器生产的就是以文人官宦阶层为主的消费市场，这一阶层的思想感情便影响着瓷器的风格，决定着瓷器的装饰和器型。对它的人文精神研究需要我们详细地考证，深入的挖掘。
陶瓷浅析：釉——陶瓷的变色外衣
釉——陶瓷的变色外衣
釉，陶瓷的外衣，是对陶瓷胎体的装饰和保护，也能提高陶瓷的性能。历史上人们对釉的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胎体，例如宋代五大名窑，除了定瓷胎体洁白质坚之外，其它如钧、汝、官、哥四窑和龙泉窑等均更重釉色，而有时人们也不太严格要求胎质。世人对中国古代陶瓷釉的成就有说不尽的赞美。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釉的成果之一便是本文说的异光变色釉。釉的颜色会随着不同光源的变化而变化，这不是很奇妙吗?这种奇异的釉在2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是浙江陶瓷专家叶宏明的发明，由萧山瓷厂和绍兴瓷厂制作成功。当时外国财团要出丰厚的代价购买其配方，他不卖，把技术留给国内。不久，唐山和景德镇以及多个产区也都制作成功这种变色釉瓷器，并风光地出现在国内外一些展会上。
在一次展会上，人们惊奇地看到一尊菩萨瓷像的衣衫在不同光源下会变颜色。在阳光和白天自然光下呈现浅紫色或紫中泛红；而在白炽灯下，衣衫却变成粉红色或大红色；在日光灯下又呈现天青色或泛紫的青色；在高压汞灯下的变色更加奇幻，开灯后的不同时段会激发出三种不同的强烈色光。第一分钟由紫变红，第二分钟渐成黄绿色和鸭蛋青色，第三分钟由黄绿色变成蓝绿色，随后即为美丽稳定的蓝绿色；而在高压钠灯下则呈现深橙红色；在称作小太阳的钪钠灯下会变成美丽的深蓝色。据报道，1985年秋，北京举办的国际稀土及其应用博览会上，展出景德镇一尊36寸高的变色釉瓷雕女神，那神奇迷人的色彩，使展厅为之轰动，外商竟相重金订购。
唐山陶瓷研究所的变色釉，因与瓷质结合相得益彰，效果尤佳，成为变色釉产品中的佼佼者。至于它为什么魔术般的变色呢?这还要先从稀土元素的利用谈起。
我国被称作稀土大国，稀土资源是世界上储量最多的，稀土品种也最为丰富，对稀土已有不少研究和应用。由于稀土元素具有特殊的原子结构，尤其它的外层电子层中，有一层未充满电子的4f电子层，这个不饱和电子层的跃迁产生多种多样的电子能极，可以吸收或发射从紫外光、可见光到红外光区各种波长的电磁辐射，对光辐射吸收具有特殊的选择性，因此有可能利用稀土作为玻璃或陶瓷釉料很好的物理脱色剂或着色剂。它不但能产生丰富多彩的各种色调，某些稀土元素还能显示出多色效应，可用以制作陶瓷变色釉。
制作变色釉通常是以镧、铈、镨、钕、钐、铕、铽、钬等中的混合稀土氧化物，经过工艺处理、精制以后掺入高级细瓷的基础釉中。这种釉料在烧成中经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变化，产生一种新的固溶体。由于稀土元素性质有相似之处，且难以提纯，往往富集两种以上元素，所以变色釉对于光干涉产生的效应在色彩纯度上也是会有差异的。据技术人员介绍，稀土材料无须过分提纯，且在基础釉中加入千分之三为宜。
但是当我们有了变色釉瓷之后，并不能如意地配以各种光源去欣赏它的奇幻。然而我们不乏自然光、 日光灯、白炽灯，也能让我们不难领略它美丽的风采。
唐山陶瓷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研制成功高白细瓷镁质瓷，曾以变色釉用来装饰日用瓷茶具、咖啡具、酒具，和美术瓷“花神”、“贵妃出浴”、“两个胖娃”、“女孩捧鸽”等，取得很好的艺术欣赏效果，把本已享誉海内外的高档产品玉兰瓷装点得更为富丽和名贵。同时，它也为别的各类高档瓷种提供了可以美化的漂亮外衣。
陶瓷浅析：民国瓷器鉴赏常识
民国瓷器鉴赏常识
民国时期(1911-l949)瓷器生产，不论从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从前了。总的看来，1840年(道光二十年)雅片战争以后，由于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陶瓷工艺也同其它经济、文化事业一样，随同国势之日衰，而逐渐走向下坡。所以在瓷业生产方面，不但没有什么发展和创新，反而日益萧条。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称帝，为了效仿封建王朝，在江西景德镇建立了御窑厂，派郭世五监督窑务，他本人是古代传统瓷器爱好者，但因为时间短，烧制数量不多。这个时期，由于选料精细，资器胎骨很薄。当时烧制水彩和软彩瓷器，有的落“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兰料或红料款。
民国时期，除了生产日用陶瓷外，还出现了大量仿古怪器。当时仿古瓷器，风行全国。这个时期仿古瓷器的特点，是数量多，范围广，不仅有仿制历代名窑陶瓷，还有民国后期仿前期的瓷器。常见的仿制古瓷器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青资，仿隋唐五代白资；仿宋元时期官、汝、钧、哥、定五大名窑瓷器。仿明、清瓷器及民国后期仿前期瓷器。
民国时期瓷器造型有:陈设品和生活用品。陈设品有:瓷像(人像、佛像、飞禽走兽、三星人(福、禄、寿)、大肚人、和合二仙等。生活用品有:盘、碗、杯、碟、胆瓶、缸、小瓶、皂盒、烟壶、扣盒、节盒、水仙盘、水洗、帽筒、花盆、笔筒、水孟、笔架、茶壶、鱼缸、粥罐、药瓶、花瓶、将军罐等。
民国时期，瓷器胎骨较粗，民窑产品较多，如与历代瓷器相比较，差距很大。瓷釉与胎骨结合不够紧密，釉面上出现气泡和脱釉现象。青花瓷器颜色晕暗发兰，俗称洋兰。洋兰是光绪末期出现并延续到民国，这时民窑青花瓷器大部分施用洋兰。绘画精细的渐少，草率的增多。水彩是光绪末期出现的一种瓷器彩色，此种彩色不含粉质，具有彩料薄、玻璃质釉的特征。如民窑生产的日用陶瓷，帽筒、壶、碗、杯、罐等。装饰图案也由过去的山水、人物、花卉图案，演变为一面是绘画，一面是诗词文字装饰。多数为江西景德镇、天津、唐山等瓷厂烧制。其中以江西景德镇烧制的全彩(双面彩绘的)较好。
民国时期，瓷器绘画题材有：人物、山水、花鸟、缠枝花卉、壮丹、喜字、寿字、福字、云龙、云凤、松鹤、松鹿、五伦图、柳树黄鹰、喜鹊登梅、石头记、婴戏图、梅、兰、竹、菊、八宝、八仙、蝴蝶、二十四孝、吉祥如意、凤凰壮丹、耕织图、渔樵耕读、三国故事、竹林七贤等。
这时期出现了贴花瓷器，有的瓷器全部是贴花的，有的是贴花与水彩相间的瓷器，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贴花，有一部分绘画水彩，两者融为一体的。
仿古瓷器的鉴别：
仿三国、两晋、南北朝青瓷①仿青资，冷看起来很象真品，但细看其施釉和胎质结合不够紧密。②仿品不采用支烧法。③仿品器物，拿起来手感轻，不如真品手头重。④胎质密度差，不够坚硬。
仿隋唐五代白瓷①隋瓷特点是胎土细腻、洁白，胎土坚硬，釉润白色、带一点乳白色。仿品胎骨过于洁白。②仿品釉光较亮。③仿品多数仿邢窑和赵窑瓷器。
仿宋元时期名窑瓷器①仿品粗糙，颜色不正，釉泡较多，轴质粗，如仿钧窑的彩斑不像，施釉较薄。②汝窑釉料多凝于器物上部，其形状类似蜡泪痕的堆脂。仿品胎质较细，不够坚硬。③哥资釉面有网状开片，俗称“金丝铁线”。仿品虽能仿制开片，但仿制不出“金丝铁线”的效果。
仿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瓷器①仿永乐时期的甜白和青花。②仿宣德时期的青花和祭红。③仿成化时期的黄釉器。明代瓷器特征是造型丰满，浑厚、古朴、庄重，胎体也较民国时期厚重。永乐、宣德隆器的里子很规矩，俗称“净里”仿品则无此种效果。弘治以前注重修胎，接口不大明显，正德以后到嘉靖、隆庆、万历及明未各朝，胎体接痕显露，民窑器物尤甚。仿品器物一般无接痕。明代瓷器底足露胎处，多有火石红斑。到清代已逐渐消失，到民国时期瓷器底足大多数挂釉，砂底的很少，仿火石红斑不像真品那样明显。细致观察即可看出破绽。
明代瓷器釉质肥厚、滋润，大件器物底部多为不挂釉砂底。仿品多为挂釉底。仿青花瓷器，因为用料不同，出现不了凝重、古雅、绚丽鲜艳的效果。圆器中的口沿，有锋利感，而仿品口沿多圆润，不见棱角。明代绘画题材，写意的多，画人物比较挺拔，小孩头部较大，不合比例，头部约占正体二分之一。画龙比较窄瘦，龙咀较长，一般都称为猪咂龙。仿品往往不注意上述特点。
仿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瓷器由于时代不同，用的青花料也不同，因此，民国时期的仿制品，表现青花层次不像，显得死板、呆滞，没有青翠、艳丽之感。
康熙青花资器，绘画层次较多。仿品层次少。康熙后期出现了郎窑红瓷器，口沿有“灯草口”仿品在釉色上不如真品柔和协调。康熙五彩中里彩上面有一层亮釉。仿品黑彩不黑有些发乌不亮。图案装饰也不如康熙制品。
仿雍正粉彩、珐琅彩瓷器雍正时期，瓷器造型，隽秀尔雅，小巧玲珑，器型比例适度协调，有“曲线美”的特点。仿品则达不到上述效果。
雍正粉彩柔和而不艳，粉彩纹饰细腻，色调淡雅，立体感强。雍正以后各朝代都有仿制，但民国时期的仿品，施铅粉较多，彩料浓厚，就象涂上一层油漆一样，表现非常死板，分不出层次，立体感不强。雍正时法琅彩(俗称古月轩)，胎质细腻、洁白，彩色艳丽华美，层次清晰，类似西方油画的立体效果，表现极为生动形象。清末民初，竟相仿制，有的仿品，甚至比真品还要精细。署“古月轩”款的器物和鼻烟壶等，多系仿口 雍正时开始出现窑变红釉，是由红和兰交织在一起，多数是兰多于红。仿品则红与黑交织在一起。
仿乾隆青花、古铜彩瓷器乾隆时期，瓷器造型，规整比例适宜，外观曲线不及雍正时优美，但仍比嘉道时期隽秀，小件器物，尤为精致，以后各朝的造型风格，除嘉庆尚能恪守乾隆旧制外，余者各朝皆为依次递减，到民国时期就是每况愈下了。
乾隆时青花瓷器，呈色虽有多种表现，但以稳定的纯兰居多，色调沉着，纹饰清晰。仿品由于用料不同，青花的颜色不够纯正。古铜彩是用粉彩及全彩在瓷器上进行绘画，来模仿古代青铜上红、绿、兰各色锈斑。这是乾隆时创新的，也是它成就之一。
以后也有所仿制，民国时期所仿制的古铜彩瓷器，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色泽等方面，都有相像之处，但也有不足之处。
乾隆时，制器工艺水平极高，一般仿品都达不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乾隆时瓷器装饰图案，时代感较强，绘画工细，层次清晰，画风严谨、细腻。仿品一般都表现不出它的风格。
民国时期，对乾隆以后各朝瓷器也有仿制，但数量不算太多，当时以仿制清前三代为主。
综上所述，各个朝代生产的瓷器，从其造型、颜色、花纹装饰及工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凡是一朝所烧制的瓷器的样式皆如一人所创，颜色皆同一窑所烧，款识皆如一人所书正图案装饰皆如同一风格。如拿出两个朝代的实物样品进行比较，即可看出各朝的风格和特点。
陶瓷知识分享：南宋官窑的鉴别
南宋官窑的鉴别
1、 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 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