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用什么土做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青瓷）传承人夏侯文作品《梅子青风荷笔筒》此作品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青瓷无疑是佼佼者。而浙江的龙泉青瓷，更是以“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绿时”的至美境界，将深沉、优雅、含蓄的青瓷美学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龙泉原矿——紫金土 无疑，青瓷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釉色。想要烧造出最美丽的青色，没有捷径，只有不停地进行配方试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仿龙泉青瓷的釉色，但无论如何都和我们有差距。原因就在我们当地的特产——紫金土。龙泉的紫金土含铁量极高，而铁的氧化还原正是青瓷之“青”的奥秘所在。并且，龙泉的紫金土还含有三个非常特别的稀有元素——锂、镓、铯。它们恰到好处的含量，对龙泉青瓷的呈色起到了“点睛”作用。虽然现在科技昌明，龙泉紫金土的成分早已破解，从理论上说，其他产区也可以进行仿制，但一是成本太高，二是“配出来”的青瓷和浑然天成的青瓷，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丽水市工艺美术大师叶小军作品《莲瓣碗》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美则美矣，但器形相对较小。对于龙泉青瓷这样的高温瓷来说，如果器形稍大，一是胎体容易变形，一是容易流釉，所以自古龙泉就有“一寸大，一寸险”的说法。 现在全国各地，包括日本和韩国，都在做青瓷，有的也做得很漂亮。但他们的青瓷大都加了化工元素，不像龙泉青瓷，一定要“原矿配土”，讲究原汁原味。在龙泉当地每年的青瓷评比中，加化工原料的陶瓷根本没有资格进行参评。小编推荐
紫砂款识谈
紫砂款识是指用钤印盖或用刀镌刻在紫砂陶器的底部、盖内、把下等处制作者或定制者、监制者的印记。
明代正德年间，制壶大师供春所作的“树瘿壶”（宜兴储南强原藏，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有“供春”二字作铁线篆镌于把内壶身，这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紫砂款识。
紫砂款识与古印陶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古印陶的延续。
印陶所指，是古代人们用玺印在陶器未烧成前盖压后留下的印样。借以表明器主姓氏或作器者姓名，也有表达地名、官职以及纪年的。也可以说印陶是玺印的副产品。用于盖压陶器的玺印往往是专门性的，不尽与其它用途的玺印完全相同。印陶大量是东周遗物，秦汉、魏晋、唐宋均有发展。它应该属于篆刻（冶印）艺术的范畴。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紫砂款识与古印陶有不少相似之处，与古封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紫砂款识先是镌刻，再发展到用钤印钤盖，这个过程的形成是有各种因素的，有以下几点：
1、镌刻麻烦，玺印方便，一钤即可，尤其适用少批量的生产，镌刻者须善书。
2、镌刻字样不能一致，玺印钤盖不易仿冒。
3、玺印钤盖留下的印记也是一种“商标“。
4、用玺印也是紫砂艺术走向完善的一步，是中国古文化与传统艺术的结晶。现在一般都不用直接刻的款了。紫砂款识与古代印陶相比有它独有的特点：第一、刻款多为楷书，具晋唐遗意。用玺印钤压的款识，风貌。汉印、明清流派印很多是近似的。有的款识直接借用名家印作，如顾景舟用一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为清代篆刻家吴熙载作品的仿制。紫砂款识所用文字多为楷书，小篆和缪篆。从书法的角度欣赏紫砂款识，远不及古印陶的丰富、清新。紫砂款识所用印章的章法大多显得规正、严饰，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一些印也许是工匠自制的，比较粗劣，用字往往有误。第二、紫砂款识所表达的内容，除制作者、定制者、监制者、纪年等以外，还有斋、馆、室名，多主寓意的闲章。商标款也出现了，古印陶的内容就单调得多，这与印章的发展（唐代以后才用斋、馆、室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古印陶中有肖形印，这在紫砂款识中尚未见到。第三、紫砂有了款识，这是由实用品转为艺术品的标志之一。这样就有了名人名作，便于鉴赏识别。款识与作品连成一体，一壶千金，不足为奇。紫砂陶的爱好者、收藏者、鉴赏者、研究者日益增多，促进了紫砂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伪作，真伪之鉴别，另当别论。
紫砂陶以造型丰富，古朴敦厚见长。紫砂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别具特色，已成为紫砂艺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把没有款识的壶，使人感到不完整，价值平平。一把款识不好的壶也使人感到艺术内涵不够。历来制壶高手、名家，对用印钤款都是十分讲究的。用印钤款也涉及到制作者的艺术素养，壶外工夫于此也可见一斑。用印不当会弄巧成拙，“佛头着粪“，反之却能”锦上添花。
好的紫砂款识应具备以下几点：
（1）印章大小要适宜
用印钤款，理由视作品的大小而相应配置。倘若几人合作，几人的印章大小亦宜相仿。有人曾说用印宁小勿大，大则不雅，此说有一定道理，也不尽如此。我曾应吕尧臣之嘱作“尧臣陶艺”一印，拟战国玺意，与其代表作“玉玺壶”底一般大小，钤之于壶即为一巨玺，匠心独运，非常巧妙。因此制作者如能多备一些大小不同的印章，用起来方能得心应手，恰倒好处。
（2）印章形式要善择
印式变化有姿可与整体作品的艺术美相得益彰。印章除正方形、朱白文（钤在壶上则相反，一凹一凸）外，还有半通形、瓦当形、圆形、半圆形、椭圆形、葫芦形、自然形、肖形等各种印面形式。凡一件作品同时钤用二方或二方以上印章者，就需择不同的印面形式。曾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程寿珍喜用一方圆中有方、方中见圆的“冰心道人”印，钤在其作品“掇球壶”上，浑然一体，如见古佛之容。
（3）钤压位置要得当
一般用印在底部，盖内，（）下。如用在壶的明处，尤其要审查位置。用得好，可以起装饰作用，活跃振醒，得画龙点睛之妙。有心者不妨一试。
（4）风格要协调
一般来说工细精致的作品，宜用娟巧秀丽的印章；朴实奔放的作品，宜用粗犷老辣的印章；端庄稳重的作品，宜用方正平稳的印章。制壶名家王寅春常用的名印“王寅春”，得汉铸印神韵、残缺自然，通力巧妙，钤在其作品上，印虽小却显得雍容大度。顾景舟先生所用“景舟制陶”一印，线条不粗却刚劲饱满，恣意纵横而错落有致，确是大家风度。现在有不少人喜用一种四平八稳、粗细、深浅一致，工艺化的印章，且不问作品风格是否相宜，看后使人很腻味。
壶的造型与提名也可用风格相应的印章来匹配。“秦权壶”，可用有“田”框的仿秦印、半通印。“汉瓦壶”可用仿瓦当印。“集玉壶”，可用仿切玉印。壶身装饰性强的可选用乌虫篆印。
壶的风格，随人而异。揣摩用印，也要相类而施。用印也是创作的一个部分；要一并构思，有机结合，才能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艺术性。这点往往为创作者所忽视。
用闲章应与作品寓意相合。青年壶艺家吴群祥其居曰“草木居”，寓草木有情。“草木居”一印为篆刻家马士达先生所作，钤之于壶，脉脉传情，耐人寻味。
（5）钤印轻重要适宜
钤印时应注意平整，用力均匀，不可深浅不一。由于印的形式与风格有异，作印者用刀深浅不一，钤印时也应恰倒好处。有的不一定要钤足，有的却非钤足不可。清代篆刻名家陈鸿寿（号曼生）设计的壶式，寓巧与拙，古朴而又幽默。杨彭年制作，底钤“阿曼陀室”一印，钤足后方显得雄健朴茂，运刀犹如雷霆万钧，金石味十足。
（6）印章制作要考究
紫砂款识所用印章的制作者有印人，也有不少民间陶工，优劣悬殊。现在紫砂陶有了很大发展提高，款识的艺术水平往往还不及古代的。“王南林制”、“杨彭年造”、“阿曼陀室”这样精彩的款识现在见不到。究其原因，作印者是篆刻名家，也懂得紫砂一二，制壶者也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也懂篆刻一而。因此我们现在的紫砂作者也应该懂点篆刻，有条件的应请印人作印。
因为紫砂款识的用印往往是专门性的，深浅与用力也应尤其注意。作印者应着眼于钤压在紫砂上的艺术效果。
总之，紫砂款识是古印陶的延续，属于篆刻艺术的范畴，也是紫砂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件作品，款识不好，不是好作品；一把壶，款识不好，不是好壶。造型、泥料、制作、款识、烧成具佳，方为上品。
古陶瓷中的名词“土沁”
土沁，是古陶瓷鉴别的一大要素。如今的玩古陶瓷人是视土沁为宝的，似乎宝贵的程度更甚于器物本身。早先的国人(明清民国)是否这样不得而知。但西人大多不是这样，他们总是喜欢把古器擦拭的精光锃亮，尽量还原其本质之美。这两种崇美的取向区别，譬喻一下，就好比两人争论这姑娘是皇帝的女儿，一个人一定要寻一些紫禁城里的老泥巴朽木渣什么的往她身上抹，另一人却让她洗完澡看她的皮肤、头发、风韵是否带有皇家的风采。我想，除了商业表达因素外，根上还是辨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区别，这就涉及到:怎么看待和对待土沁。
土壤的成分：
土沁于老釉上的附着或渗透，既取决于釉质的结构，又取决于土壤的。
成分，大致可分为物理性附着和化学性渗构，从而表现出各种形态。土沁的各种形态我们就不多说了，玩家都观察过。土沁形成的难易依土壤的酸碱性和综合腐蚀性以及是否具备水介质的传递而决定，我们也都知道个大概。我们着重来说土沁的两大类型三种状态。
物理性附着:
物理性就是指土壤介质与釉面之间没有形成新的分子键合或者晶构，所附着的土壤介质都是附带在釉面上的。形成的原因有土层压力、釉层表面张力、釉层表面土介质的张力富集、以及向釉内晶格渗透的半途状态。这些因素导致土介质中的相关成分依靠水介质的传递向釉面富集，特别地向曲面的凹洼处和裂缝中富集。年代越久，这种富集层越厚越牢固。
化学性渗构:
化学性就是指接着上面物理过程，富集在釉面的成分中的可以与釉面原有晶构发生新键合作用的分子、离子和原子，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空间适应和电子适应过程，与釉面晶格生成了新的晶构。这个过程是物理过程的继续，需要时间、温度、压力、传递介质、粒子大小、键合价态等条件的配合。
中间态吸附:
在介于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中间过渡态，即可能发生键合的粒子之间尚未达到稳定键合态，暂时以"范德瓦尔力"处于相互寻求适应的过程中。
物理性附着，是一种介观的牛顿力，我们采用水的离子化氢键溶解、刷、刮、磨蹭，都可以破坏它，从而去除土沁的物理性附着。
中间态吸附，用通常的物理方法可能难以去除了，但是用离子型洗涤剂、微弱的酸碱溶液还是可以破坏这种弱键的。这就是常用的"八四液"或其它去污溶剂方法。
化学性的新晶构，是不能去除的，当然我们可以用氢氟酸等强酸强碱，在温度压力远高于形成的条件下做逆向反应硬行去除，但去除就是对釉面的破坏。
两大类三种状态的土沁作用的基本概念搞清了，我们就可以用来观察分析和判断各种釉质、各种土质、各种条件下生成的土沁的年龄了。
有人会笑话我这番理论，岂不知正是我们平时不知道、不善于运用这些垂手可得的基础知识，以至于我们多年守着一堆瓷片而归纳不出观察分析的要领，甚至有人常年置瓷片的本质于褴褛土沁之下而不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清洗处理，你怎么能观察到土沁这一伟大光环之下的机窍?怎么能面对疏松磨损生烧的残次釉质之外的精美釉质加以分析判断?你会说:我用类比法，颠扑不灭的类比法!是的，类比法是伟大的，但是它只能在它可类比的范畴内发挥作用，只能提供你类比范畴内的参照。我们从窑址捡到了残瓷，从一地的酸性土壤中捡到了瓷片，从农舍猪圈墙角田埂捡到了来自倒塌裸露的荒冢地面的残器;但你忽然发现有那么多土沁甚微的精美正品器出自壤质稳定的地区、出自至今坚固难摧的豪门富家的砖砌大墓，你除了一句:"都是故事"之外，还能加以更多的分析吗?除了换钱之外，你肯定听史学家说过"宋代是中华文化艺术之顶峰，至今无能企及"之言，你真的认为你手中的定器、龙泉器、官器、越窑器、黄堡窑器、吉州窑器藏品已足以反映出这句话的涵义了吗?
古墨收藏的复兴：紫金不换名墨难求
圈内人言：藏古墨，实际上是古风回潮。古墨收藏盛于明代，到晚清民国达到巅峰，民国之前，一锭清代御墨的卖价是60块大洋，这在当时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
“紫金不换，名墨难求。”古墨收藏的复兴起自2007年。笔墨纸砚，随着其它文房拍卖市场上的行情向好，古墨的成交亦量增价涨。据藏家介绍，古墨的回报率虽不如瓷器、玉器和书画，但使用老墨的书画家越来越多，而制墨过程中取烟、合料等环节环境恶劣，从业者越来越少，加之熊胆、麝香、沉香等原料的稀缺，用传统工艺制成的好墨锭供不应求，古墨的行情自然水涨船高。
一套清乾隆御制西湖十景集锦墨，2008年以448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卖成交，这个古墨成交最高纪录至今未被打破。这套集锦墨一共十锭，由清代汪节庵制造。每枚墨锭一面是一首乾隆御咏西湖十景的七言律诗，阴文楷书填金，另一面模印浅浮雕西湖十景图画中的一景，“苏堤春晓”、“雷锋夕照”、“平湖秋月”等，诗景相配，古风盎然。
收藏：古墨的分类、鉴别和收藏
“万杵”之功
墨是书写和绘画的重要材料，其品质不仅影响书法、绘画的艺术表现力，而且影响艺术品的保存和传播。好墨“质细、胶轻、色黑、声清”。墨分五彩——焦、浓、重、淡、清，再加上白纸自有的颜色，中国画家和书法家由此创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意象世界。中国文人对墨寄予着深厚的情感，中国画更是被称为水墨画。石涛说：“纸生墨漏，亦画家之一厄也。”当代水墨画家许浩之介绍：“墨本身就是无声的材料语言。墨汁与古墨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不同的，古墨作画历经数百年墨色依旧，而现代墨汁短短几十年就出现色差”。
传统古墨工艺素有“万杵”之称，即墨工杵打墨胎一万下方成。自古即为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家族技艺代代传承。
据山西运城的逄州手工制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中胜介绍，墨锭制法分为十多道工序，“先和料，再把皮胶用文火慢熬。熬软取出，将油烟、麝香、冰片、朱砂等料依次按量加入，置于铁皮上用大杵反复捶敲无数次，敲成纸一般薄，再折回来捶敲，周而复始。当烟料和胶料细腻均匀地糅合在一起，坯料就形成了。没有几万重杵，出不来好活。”此景曾被古代诗人们吟为“元霜万杵文蟠螭，轻烟融液生琼芝”，诗文虽美，但实际操作却是一个艰难琐碎的过程。
“认为新墨没有收藏价值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懂制墨工艺。”制墨大家、一得阁的孟繁韶认为古墨和新墨的质量和工艺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古墨具有一种岁月的沉积作为附加值，有的古墨曾为名人所制或名人所用，再经过时间洗礼，古墨的“火气”越来越少，越来越柔顺。古墨新传，在文房四宝中，墨最好地保留了传统材质和工艺，目前仍然保存了三种传统材质：松烟、油烟和漆烟。取烟之后，再加麝香、冰片、金箔等材料。
“唐宋墨绝世，明代墨珍罕”
中国文人的藏墨之好由来已久，宋代苏轼和明代画家董其昌都爱收藏墨锭。古代藏墨鉴赏之风，至嘉靖、万历时期更盛，并开始出现成组、成套的丛墨。
按照业内通行的分法，古墨依其功能分成七类：
其一御墨。即封建时代皇帝自己写字用的墨，往往是宫中召集匠人制造。明朝御墨传世的有“永乐国宝”，宣德“龙香御墨”等。清朝从康熙年间起由内务府自造御墨，以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都继续制造。这类御墨外间流传甚少。
其二贡墨。贡墨或是封疆大吏或朝中大臣嘱制墨家制造进呈给皇帝用的，或是地方上每年向皇帝进贡的，如歙县在道光以前，每年要进贡墨三次，分春贡、万寿贡、年贡。封疆大吏进贡的墨做工精美，烟料上等，上面有进呈者的名款、年号，有时还有制墨家的名款，如“太平清玩”既有“臣徐元梦恭进”款，又有“康熙乙末年臣曹定远谨制”款。
其三文人自制墨，即古代文人骚客、书画名流、达官士绅在墨店或请墨家按自己的意愿情趣自制、定制、题铭、珍藏的专用墨。因是按需定版刻模，故为小批量生产。其烟料、图案、花纹、做工都精致周到，又因文人自订参与，既有集书画、镌刻、造型艺术为一体的外观，又有百年如石、一点如漆、宜书宜画的文化內涵。
其四珍玩墨。以墨为原料制造的手工艺品，不是为磨用而是为玩赏的，如明代程君房的“百子榴”墨，重仅二三钱，根本不能磨用。
其五普通书写用墨。这是墨的大宗，因质量的差异，同一个制墨家所制，价格相差可以达到十倍以上。
其六礼品墨。专为喜庆送礼用的墨，如送寿礼的“寿屏墨”，送婚礼的“百子图”墨，送学生入学的“手卷墨”等，这种墨注重外表形式，烟料往往较差。
其七药墨。因油烟不能入药，这类墨都用松烟，如乾隆时詹子云所制“八宝药墨”等。
在我国制墨历史上，名家辈出。宋代有潘谷、张遇、叶茂实等，潘谷手制“松丸”、“狻猊”等墨，“遇湿不败”，“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被誉为“墨中神品”。明代是徽墨的鼎盛时期，最著名的制墨名家有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罗小华的桐油墨、程君房的漆涸墨、方于鲁的名贵药构墨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程君房自诩“吾墨百年之后金不换”。此明代三大家的墨式样多样，装饰华丽，图案精美，争奇斗艳，“五岳真形阁”、“东岳泰山赞”、“九鼎图”、“百雀图”均是珍品。清代有曹素功、汪近圣、胡开文、汪节庵四大制墨名家，其中曹素功的“紫玉光”、“苍龙珠”，胡开文的“御园图墨”、“御制棉花”，汪近圣的“耕织图”、“罗汉赞”等古墨，图案精美、人物刻画细腻，装潢考究，空前绝后。1915年，民国休宁胡开文出品的“地球仪墨”获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
古墨：浅谈古墨的收藏
张大千认为：“欲找好墨，要光绪十五年前所制的，乾隆御制的更好。”就品质而言，收藏古墨，应该是清代的墨最好。中国的制墨业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到清末国门打开，制墨所用的原料漆和桐油大量出口，而进口的则是大量的炭黑，令中国的传统制墨业受到了很大冲击。
“唐宋墨绝世，明代墨珍罕。”古墨价格决定性的因素是年代。因古墨难以保存，唐宋墨已很难见到，明墨传世的也极其稀少，名家和名人制作的墨更是身价不凡。唐朝的祖敏、奚超、奚廷珪，明代的罗小华、程君房，明末清初的汪鸿渐、叶玄卿、程公瑜，晚清的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这些公认名家所制的墨，目前的价格基本在百万元以上。
就年代而言，明墨尤其是万历或之前的墨品，在市场上已难得一见，即使偶尔出现也多以残断品为主。资深藏家近蓭认为：全品明墨几乎不可能在民间出现，其中大多数被保存在中国的馆藏机构和日本的大收藏家族中。而清墨的价格，以宫廷制品为上，文人定版次之，墨家名品再次，普通市品价格最低。
古代陶瓷的装饰工艺——化妆土
用在陶器上的所谓陶衣，用在瓷器上就叫化妆土。化妆土是一种常用的陶瓷装饰材料。化妆土具有质地细腻、色泽均匀、遮盖力较强、耐火度高、表现力丰富等特性。化妆土装饰，就是使用化妆土来改变器物外观的一种装饰形式。运用化妆土，可以改变胚体表面的颜色和质地，掩盖因胎质粗糙而产生的缺陷，使釉色显得更加鲜艳，能够以有限的材料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
古人常用的化妆土有三种，即白色、褐(黑)色和本色。今人对白色化妆土和褐(黑)色化妆土比较了解，但对本色化妆土知之甚少。其实本色化妆土在古陶瓷的应用上要比白色和褐(黑)色普遍得多，只是颜色与胎体极其接近，不易被察觉而已。所有化妆土都是起装饰作用的，它可以使灰胎变白，白胎变黑，粗胎变细，麻胎变平，使器物表面看上去更加亮丽、更加时尚(按照古人的审美取向)。据笔者观察，90%以上的老窑瓷器都采用化妆土作装饰。其中采用白色化妆土做装饰者占总体老窑器约百分之十几，采用褐色化妆土做装饰者约百分之一二，其余百分之七八十都采用本色化妆土做装饰。
所谓本色化妆土，就是在淘洗陶瓷坯料过程中，被分离出来颗粒度极细的泥料，俗称“澄浆泥”。它在三种化妆土中出现最早，流传最广，也使用最多。我国瓷器在元代之前几乎都是采用单一原料配方制胎，元代以后仅在景德镇等少数地区采用二元或三元原料配方制胎。直至近现代，引进欧洲先进工艺后，多元配方才逐步实行。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多元配方制胎才被普遍推广。
本色化妆土的使用是我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据笔者观察，在早期原始青瓷上，就已经开始采用这一装饰工艺了。
在古陶瓷中，本色化妆土的使用极其普遍，只是由于它的颜色与胎体十分接近，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因如此，它也是我们鉴定老窑瓷器真伪的重要一环。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发现施有本色化妆土的当代仿品。现代仿品采用多元配方制坯，胎质过于坚实细密，由于不施化妆土，缺少古瓷自身那种自然泥质感。现代仿唐代长沙窑执壶，仿者只注意到真品胎质相对较粗，却不知道古人为弥补这一缺陷，在釉下施有一层颗粒极细的本色化妆土，仿者在粗胎上直接上釉，致使仿品表面满是“针孔”缩釉，凸凹不平，看上去有其形而无其神。
白色化妆土是一种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白色硬质黏土，北方地区称其为碱石。它的特点是色泽洁白，遮盖力强，耐火度高，缺点是会降低产品的胎釉结合力。我国宋代南北各地的许多民间窑口都使用白色化妆土装饰，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磁州窑系产品。像白釉剔刻花产品就是巧妙利用胎体的深色和化妆土的白色对比作用，给人以强烈的装饰美感。现代仿古瓷上的化妆土与古代并无本质区别，仅观察化妆土无法鉴定真伪，还必须结合其他痕迹特征来判断。
与白瓷相反，黑瓷为宋代统治者之所爱。宋徽宗在他的《大观茶论》中提到的兔毫盏就是福建建阳生产的最负盛名的黑釉产品。其胎含铁量极高，达10%以上，呈黑色或褐色。上之所好，下之所效，于是其他窑口纷纷效仿。多数产品的胎质为灰白色，既不白，也不够黑，工匠们就发明采用含铁量较高的天然矿物颜料(俗称斑化)进行装饰，也有人称其为护胎釉。护胎釉叫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它缺少形成釉质的玻璃质，确切地说就是褐(黑)色化妆土。褐(黑)色化妆土的使用在宋代十分普遍，北方磁州窑、耀州窑，南方吉州窑、龙泉窑、越窑等都使用，主要用在黑釉或青釉器物的露胎部分及底足。直至清代，景德镇御窑瓷场在生产仿宋代品种瓷器的足圈上，仍多使用褐(黑)色化妆土作装饰。
龙泉哥窑的来历
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名窑之一。窑名最早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极碎”；《处州府志》又载：“从其兄其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极碎，亦冠绝当世”，曹昭《格古要论》，“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中关于”哥窑的记载，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各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两种，汁纯粹者贵，唐代《肆考》云：古哥窑器，质之隐纹如龟子，古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碎器纹则大小块碎。古哥器色好者类官，亦号百极碎，今但辨隐纹耳，又云汁釉究不如官窑。”清代《南窑笔记》“哥窑”条记载：“即名章窑，出杭州大观之后，章姓兄弟，处州人也，业陶，窃做于修内寺，故釉色仿佛官窑。纹片粗硬，隐以墨漆，独成一宗釉色，亦肥厚，有粉青、月白、淡牙色数种。又有深米色者为弟窑，不堪珍贵。间有溪南窑、商山窑仿佛花边，俱露本骨，亦好。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未，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由此，哥窑铁足，釉面莹润多断纹，风格特征近类南宋官窑。哥窑器以纹片着称，其中多为黑黄相交，俗称“金丝铁线”。关于“金丝铁线”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但老大技高一筹，烧出“紫口铁足”的青瓷，一时名满天下，其声名传至皇帝，龙颜大悦，钦定指名要章生一为其烧造青瓷。老二心眼小，心生妒意，趁其兄不注意，把粘土扔进了章生一的釉缸中，老大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的瓷器的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裂纹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曲有直，且形状各异，有的象鱼子，有的象柳叶，有的象蟹爪。他欲器无泪，痛定思痛之后，他重新振作精神，他泡了一杯茶，把浓浓的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墨汁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这样，不经意中形成“金丝铁线”。传世哥窑器的主要特征：其一，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有米黄、粉青、奶白诸色。其二、“金丝铁线”的纹样，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迭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成百圾碎”或“龟子纹”），以“金丝铁线”为典型，即较粗琉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其三、“聚沫攒珠”般的釉中气泡，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这是辨别真假哥窑器的一个传统的方法。其四、“紫口铁足”的风致，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 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哥窑釉质纯粹浓厚，不甚莹澈，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故通称“聚沫攒珠”。釉色宝光内蕴，润泽如酥。纹片多种多样，以纹道而称之有鳝鱼纹、黑蓝纹、浅黄纹、鱼子纹；以纹形而称之有纲形纹、梅花纹、细碎纹、大小格纹、冰裂纹等，总名为百极碎。哥窑器物传世的以各式瓶、炉、洗、盘、碗、罐为常见。但哥窑窑址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龙泉青瓷的历史
青瓷以龙泉所产尤为著名。龙泉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瓷器，产于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庆元、逐昌、云和县等地，其碧玉般的釉色，优美的线条，博得人们的喜爱。早在数百年前它就已远销海外，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它是宋元时期销量最大的外销瓷。从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发现数以万计元瓷中，龙泉青瓷占大部份就足以论证。
南宋时期，龙泉青瓷的制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釉色追求一种青碧玉般的情调和效果。后来这种青瓷传入朝鲜，影响到高丽青瓷。日本人称之为砧青瓷，并大量仿造成。在欧注入龙泉青瓷叫做“雪拉同”（Seladon）。这个名字有着一段富浪漫色彩的传说。十七世纪初，法国作家雨费写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当时法国最爱欢迎的读物之一。后来这个小说被改为戏剧，搬上舞台，上演后轰动一时。演出时，剧中的牧童雪拉同穿着一件像海水样碧绿，像青天一样美丽的青色外衣，逗人喜爱。而来自遥远东方充满神秘感的中国龙泉青瓷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艺术品，许多贵族对它的喜爱几乎达到着迷的程度，人们很想给它起个最能表达那种狂热感情的名称。恰好龙泉青瓷的色调和牧童所穿的衣裳相似，因而人们就把“雪拉同”赠给龙泉青瓷，直到现在，欧洲人还是把龙泉青瓷叫成“雪拉同”。
龙泉青瓷创烧于五代—北宋，停烧历史长达七、八年。釉色主要有成为青瓷釉色美之顶峰的粉青、梅子青等釉色。釉层大都很匀净，富有玉质感，色调柔和。八五年，笔者在杨州“全国古陶瓷鉴定班”学习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先生还拿来一种龙泉大窑仿官窑品瓷片标本给大家鉴赏，断面上可清晰地看到胎中紫金土，釉层比胎骨厚，形成有趣的“夹心饼干”现象。这也是龙泉青瓷中一种珍稀品种。
由于时代 的变迁，烧造工艺的变化，龙泉青瓷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时代风格。
五代、北宋时期的产品在数量上和制瓷技术上都有一定的发展，不过从整个发展进程来看，五代和北宋早期龙泉青瓷属于初创阶段。烧制工艺未成熟，胎厚粗，釉层较薄，釉色不纯，青绿中泛黄色，釉面透明，器物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璃点或璃划纹，此外还有波浪，云纹、蕉叶、团花、鹦鹉纹饰，跟越窑、温州窑、婺窑类似。
南宋中期是龙泉青瓷形成自己典型时代风格的时期，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达到顶峰，胎薄釉层厚，釉色青翠温润，柔和似美玉。圈足小且薄，器底施满釉，它好似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产品以炉、瓶、碗、碟等为主。宋代龙泉青瓷的每一片粹片，都令人为它的美感所倾倒。
元代龙泉青瓷产量多，早期有南宋遗风，中后期器形增大，胎骨较厚重，釉色多青灰、泛黄、俗称黄龙泉，圈足厚，足底内多不施釉，有的带鸡心点。装饰艺术多样化，露胎二次氧化花纹装饰，阴文刻印、花果、双鱼等都是元代龙泉的特色。
南宋至元、龙泉青瓷中，较有突破性的作品，就是“飞青瓷”，它与鲜朝时代越窑制造的青瓷斑有些相似，越窑时代的青瓷釉下铁斑釉色不鲜明，效果不佳。但到龙泉窑已变幻出浮现美丽青瓷铁斑釉。
明代龙泉青瓷胎色较白，釉的透明度高，光泽较强，无沉着的色调，釉色多见青绿或灰黄色，俗称菜玉色，釉色肥厚已无玉质感，色泽很不悦明，明中期后逐渐走向衰落，至清初便销声匿迹了。
龙泉青瓷鼎盛于南宋、元、明开始衰落，这与明代景德镇彩瓷的兴盛有关。这些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的彩瓷出现，使单一色调的龙泉相形见拙。此外，龙泉青瓷生产工艺复杂，成品率低，也是它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龙泉青瓷虽然停产了二百多年，但它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近年来，国际文物市场对东方古代艺术珍品渴求甚殷，宋代青瓷更是国外著名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物以稀为贵，宋官窑青瓷洗更创拍卖二千一百万港元纪录。
龙泉窑自五十年代恢复生产，同时也开始传统造型釉色配方研究。到了八十年代，仿古产品日趋精美，造型釉色惟妙惟肖，足可乱真。东南亚印尼、泰国、越南亦有仿制，尤其是印尼仿制也很成功。另一种将旧胎残釉去掉，再施釉重烧，收藏家见此类器物要多与真品对照，以免吃亏后悔莫及。
翠碧之色 工巧如斯——龙泉窑镂空瓷香筒
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收藏古物常常纠结于名物之辨。“名”不仅仅是一件器物区别于它物的称谓，更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物”的开始。以瓷器的定名而言，除年代产地信息之外，通常包含两部分，一是釉色、纹饰、造型、工艺等外在性特征，二是用途。前者直观，容易掌握，后者则由于年代的久远，容易误读。其实以器用的角度而言，只有了解其用途，才能从“用”的层面反观其工艺特色等内涵，从而诉诸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器物的价值意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反之，用途理解不确，命名错误，认识则谬以千里，毋论其它。如此，探究古物之“用”意义重大，而为古物“正名”也正是收藏中的一大乐趣。本周龙泉交流群这件“明镂雕缠枝花卉纹香筒”即是一例。
这件香筒为日本回流珍品，带日本原装木盒，器呈花边口，腹稍呈橄榄形筒状，内置小瓶为胆，暗圈足，腹部镂空透雕分三层装饰，上饰卷草纹，中间为缠枝花卉，下排列如蜂窝状的六边形圆孔。此件器物最初的命名是“花插”。几年前笔者编著《中国古陶瓷·龙泉窑》（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一书时也注意到类似器物，如纽约佳士得2011年春拍1648号拍品（高23.1厘米），名称是“candle holder”,也即“烛台”；大英博物馆也有一件（高22.3厘米），名称是“vessel”，也即“容器”；还有2013年中国嘉德秋拍5228号拍品“明龙泉窑镂空人物烛台（高22厘米）”。这三件镂空器尺寸、造型、纹饰高度一致，只是嘉德这件主纹多了人物纹而已。但与回流的这件镂空器相比，这三件造型均有镂饰壶门孔的扁鼓形基座，却中空无瓶胆。此外，据相关介绍，日本Eisei Bunko（永青文库美术馆）及Itsuo Bijitsukan也各有一件类似的造型，但未见实物，此处不作论述。另，大窑枫洞岩窑址明中期地层也有类似残器出土，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断代依据。
纽约佳士得2011年春拍明龙泉窑镂空器
大英博物馆藏 明龙泉窑镂空器
2013年中国嘉德秋拍 明龙泉窑镂空人物烛台
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明中期镂空器残片
明龙泉窑这类镂空器传世并不多见，名称上称“烛台”最多，民间私人藏品中也见有称作“箸瓶”、“籤筒”的。相比之下，大英博物馆在定名上虽简单却十分谨慎，且特意在介绍中对器物用途作了几种可能性推测：花插、香器或笔筒。对于这几种用途的推论，一开始笔者并未留意，由于类似的镂空工艺在南宋官窑遗址出土物器中即有所见，元代韩国新安沉船中也有龙泉窑镂空瓶，观念上先入为主将之当做花瓶花插。直到上手这件日本回流的镂空器，细细端详里面的小瓶，发现口沿留有黑乎乎的熏烧痕迹，才恍然大悟，这应该是香器。从镂空纹饰和内置胆等特征来看，与明代中期兴起的“香筒”十分吻合，只是当时以竹刻制品为主流。王世襄《竹刻小言》引褚松窗《竹刻脞语》云：“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圆径相同，长七八寸者，用檀木作底盖，以铜作胆，刻山水人物，地镂空，置名香于内焚之，香气喷溢，置书案间或衾枕旁，补香篝之不足，名曰香筒。”又明冯梦龙编《挂枝儿》“咏物”“香筒”两首，其一云：“香筒儿，我爱你玲珑剔透，一时间动了火其实难丢。温温，香喷喷，拢定双衣袖。只道心肠热，谁知有空头。少了些的温存也，就不着人的手。”对照记载来看，上述带座的镂空器作中空设计或在使用上更为灵活，铜胆之类随用随放，也便于清洁。
龙泉窑镂空瓷香筒的烧制很可能因竹香筒之流行风尚而来，这也说明龙泉窑制品在明中期仍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其对于社会时尚的应对仍是及时且积极的。但也正如文献记载里所流露的，明代文人的追新逐雅，龙泉窑香筒虽有翠碧之色，虽工巧如斯，恐亦落“俗套”。文震亨《长物志》卷七“香筒”条：“香筒旧者有李文甫所制，中雕花鸟、竹石，略以古简为贵，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亦不必置怀袖间。”此处虽未针对瓷制品，但以“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的标准而言，龙泉窑香筒恐只是不易茂蔑的实用器而已。青瓷发展至明代或已审美疲劳，如竹刻之类新工艺新玩物不断涌现，也更得文人青睐。（原题目：明龙泉窑香筒小考）
谈故宫藏绚丽的珐琅彩瓷
珐琅彩瓷概说
西学为中，中学固本，潜心研究，不懈努力。是珐琅彩这种原本立足于西方的装饰艺术，能够在中国繁殖并且茁壮成长的原由，是“洋为中用”的产物，同时也体现出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和治国理念。清代继承了明代政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的做法，对御窑厂所提供的陶瓷器皿的样式和图案有过问的习惯。康熙皇帝本人勤奋好学，他认为：“虽古圣人，岂有生来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而成。”他在学习中国传统经史文化的同时，还把学习范围扩大到国外的新思想、新科技等领域，并多次召见西方传教士进宫讲课。珐琅彩瓷器在康熙晚期出现，就是康熙帝喜爱和直接授意下研发和创烧的。它从问世之初就由皇帝直接干预，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由皇宫内“造办处” 选取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上好的白瓷素胎，再经“如意馆” 画师打稿、绘画、填彩等绘画工序之后，然后将其放入宫内窑炉烘烧后，得出的具有极强立体感和艺术表现力的旷世之作。
珐琅为外来语音译名，近代画珐琅技法15世纪中叶起源于法国。到17世纪初，法国工匠发明了画珐琅的新方法，其中以法国中西部里摩居的画珐琅工艺品最为著名。即在一种较软的玻璃料内加上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并用油调和便成为珐琅料。以这种珐琅料装饰器物，能取得如油画般的色泽和立体效果。17世纪晚期一批画珐琅工艺品由法国等国的使节或传教士带到中国进入宫廷，其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立即将康熙帝深深吸引。于是下令在宫中烧制珐琅彩瓷器，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烧成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记录画珐琅有铜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金胎画珐琅、紫砂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即指珐琅彩瓷器。
目前世界上存世的清代宫廷珐琅彩瓷器约500件左右，其中400件左右为原藏贮于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端凝殿北小库内，乾隆三年九月开始对这批珐琅彩瓷器配制楠木匣，定级书写名称于匣盖上贮藏保管。此后历朝皇帝鲜有动用。这400余件瓷器随古物南迁，辗转至台湾。现珐琅彩瓷器大部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微博)仅收藏约数十件，这些为数不多的珐琅彩瓷器因散陈于各殿，没有跟随文物南迁遂得以保留。还有些属于原古物陈列所所藏，以及没收溥仪带出宫的文物。同时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解放后也征集了一些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器皿。虽然数量不及台北故宫，但珐琅彩瓷器的品质可谓每件精彩。其它仅少量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以及其它零散收藏。
珐琅彩的着色原料来自于西方，其成分中含有大量硼，作为助熔剂使用，而五彩或粉彩都不含硼。同样珐琅彩中含有砷，在中国传统彩料中，只有粉彩中含有砷，而中国传统釉上彩装饰颜料中的五彩则不含砷。珐琅彩中的黄彩采用氧化锑为着色剂(那不勒斯黄)，也是西方使用在油画上的一种颜料，是中国传统釉上彩颜料中所没有的原料，粉彩中的黄彩也用氧化锑为着色剂。之后也有使用铅锡黄为着色剂的姜黄色作为珐琅彩的着色剂。红色的着色元素是黄金，珐琅彩中的胭脂红即使用黄金为着色原料，它是将黄金放在王水中溶解，再用坩埚焙烧形成含有胶体的金，用其着色便成为胭脂红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红，这种彩料在康熙以前没有出现。绿色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加入锡时有汝浊现象形成色阶。嫩绿色除含铜锡元素外还含锑和砷。蓝色以氧化钴为着色剂。这些化学成分证明了珐琅彩不是中国的传统彩料，有些虽然是传统彩料但是融入了外来元素，主要是从国外引入的。珐琅彩的引入对康熙以后出现的粉彩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二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在康熙初创时期，经过了多次的试制和改变试制机构，迁移生产地点，出现了在试烧珐琅彩瓷器中的几次重大事件。珐琅彩瓷器的创烧是在康熙皇帝的积极倡导推动下进行的。康熙皇帝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及使臣纷纷将西方的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音乐、绘画等先进的科学、艺术带入中国，欧洲各国的工艺品也随之进入中国，并带入宫廷，其中的画珐琅工艺品受到康熙皇帝的喜爱，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在写回法国的报告中说：画珐琅制品非常受欢迎，(中国人)要求能得到更多。由此看来，源自法国的珐琅彩工艺逐渐影响到清代宫廷样式瓷器制造。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旨将设于武英殿的造办处扩大编制，正式设立14处作坊，其中有珐琅作、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等，开始研制珐琅器的烧制。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设玻璃厂，隶属养心殿，引进西方的玻璃烧造技术，提炼珐琅彩料。康熙五十五年(1716)，法国传教士马国贤3月写于畅春园的日记中有：“康熙皇帝对我们欧洲的珐琅器以及珐琅彩绘的新技法着了迷。想尽办法要将画珐琅的技术引进到他早就为此目的在宫中设立的作坊中。由过去瓷器上用来施彩的颜料以及他设法得到的几件欧洲珐琅器，制作画珐琅这件事变得可行。皇帝指派我和朗世宁用珐琅彩料来彩绘。”有人便将这一记载认为是珐琅彩烧制成功的标志。康熙五十六年(1717)三月又有，“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尽力介绍珐琅画到宮中造办处。……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康熙五十七年(1718)，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址在养心殿南裱房，称“珐琅处”。 皇帝的重视，以及对这种工艺的追求，使珐琅作移至养心殿后，皇帝可以随时察看造办处制作珐琅彩瓷器的制作情况。在历史档案记载中有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初九(1718年11月1日)两广总督杨林推荐林朝楷等人入宫廷作为珐琅工匠的奏折中写有：“有广州监生龙洪键，民人林朝楷，何嘉璋等禀称：洪键等组成粗知珐琅，祈试验手艺，应否送京效力。……于九月初九日，差人送京应役。”康熙的朱批为：“珐琅在大内早已造成，各种颜色俱已全备，但奏折中九月差人送京之语到时再看。”这表明此时宫中具备了生产珐琅彩的能力。珐琅彩在康熙五十七年之前便烧制成功。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报两水折内朱批谕曹寅：“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由此可知宫中自行烧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已试烧成功，这就是有康熙五十九年珐琅彩瓷器试烧成功的说法。珐琅彩从这种不断的试烧、不断的改变烧制机构，以及皇帝的不断过问，通过这些历史材料使我们看到在瓷胎上装饰珐琅彩的过程。总之，无论是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五十七年还是康熙五十九年珐琅彩烧制成功的说法，都可以说在康熙晚期珐琅彩瓷器在清代宫廷的研发下，作为一种新的陶瓷装饰诞生了。
康熙时期珐琅彩的工艺，是采用珐琅彩瓷器由景德镇烧制上好的瓷胎送入宫中，由宫中造办处珐琅作选胎、画师遵旨绘画纹饰、施彩后入宫内彩炉烘烧而成。这一举措将珐琅彩瓷的制胎与施彩烧制分为两地进行，改变了自元以来官窑瓷器的烧制一律由景德镇制作的惯例，清宫完全垄断了珐琅彩瓷器的纹饰绘画和施彩烧制，从而保证了内廷对于珐琅彩瓷器烧造的控制。在珐琅彩的初创阶段，出现了涩胎绘彩这种特殊的现象，这是因为珐琅彩的初创时期很难解决带有玻璃质的珐琅颜料在同样具有玻璃效果且光滑的瓷胎上着色的问题，聪明的御用工匠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涩胎上施彩使其能够完好地附着在瓷胎上面，用来试验的有两种材质，一种是在宜兴紫砂胎的器物上施彩，另一种是在涩胎白瓷上施彩。这是在景德镇烧成的，它在烧制白瓷前将先施满釉的瓷器，刮去外壁的釉，再入炉高温烧成。形成白釉涩胎器。景德镇将里外满釉的白瓷和里满釉外壁为涩胎的两种素色坯料送入皇宫，由宫廷中的高级画师使用珐琅料绘画后，入低温炉(800度)焙烧而成。紫砂器和涩胎瓷同样具备了涩地绘画容易着色和美丽质感的效果。在故宫博物院藏清道光十五年七月一日立《乾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中记载了16件宜兴胎画珐琅器皿。如：宜兴胎画珐琅五彩四季花盖碗，康熙年制。宜兴胎画珐琅盖碗，康熙年制。宜兴胎画珐琅万寿长春海棠式壶，康熙御制。宜兴胎画珐琅五彩四季花盖碗，康熙年制。宜兴胎画珐琅壶，康熙年制。目前这些都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故宫目前所藏的一件蓝地红牡丹花的珐琅彩碗，在其口沿和足边可以看到明显的两条弦线由此可以看出它是采用涩胎绘画珐琅彩的痕迹。康熙一朝，珐琅彩器物传世无多，总体呈现出浓艳粗放、古朴大方的特点。此碗以蓝彩为地，体现了康熙珐琅彩最具代表性的色地风格，所绘牡丹及缠枝花图案纹饰清晰，色泽艳丽，可以看出珐琅彩在形成初期，深受同时期铜胎珐琅器风格的影响。这一点还可以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康熙珐琅彩黄地牡丹纹碗上看出。此碗外部黄色珐琅彩下面隐约可见胎体上的镟纹(图3)。在此以后由于完全掌握了釉胎施彩的方法，这种在宜兴胎和涩胎上施珐琅彩的工艺逐步退出珐琅彩装饰的历史舞台，因此此类装饰只有康熙时期存在。这些也说明康熙珐琅彩在试制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的一个方面。
康熙珐琅彩瓷的造型，以小型器皿为主，主要为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以碗的数量较多，而瓶、壶的造型则非常少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紫地莲花纹瓶，是目前所见传世品中唯一的一件康熙珐琅彩瓷瓶。此瓶长颈，扁圆腹，底平实。外壁通体以紫釉为地，颈部以黄料彩绘三组变形蝉纹，腹部绘变形莲花纹，底部方栏内刻“康熙御制”楷书款。此瓶高仅13.2厘米，但器形饱满稳重。
色地珐琅彩是康熙时期的特点，常见的色地有红、黄、蓝、紫、绿、胭脂色等。绘画的颜色有红、黄、蓝、紫、白、黒、绿、胭脂等。彩绘细腻，透明，凝腻。器物内白釉平静润泽，不施彩，口沿内的白釉突出于器口，高于彩面，形成圆唇，似铜胎珐琅器的效果。采用堆绘的绘画技术，玻璃质珐琅料烧成后显示原来的颜色，珐琅彩绘画产生色阶，画面形成层次和立体感。纹饰以牡丹、折枝花卉中心加团寿字、以及万寿无疆开光花卉、九秋菊花等。
康熙珐琅彩的款识有“康熙年制”和“康熙御制”两种多见。青花、胭脂红、紫彩、黑彩、蓝彩等。款识多围有四方边双线(双方栏)，外粗，内细。款识字体笔画宽粗，挺拔工整。
三
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1721年45岁的胤禛继皇位，改年号雍正。雍正皇帝也酷爱珐琅彩瓷器，还亲自参与珐琅彩瓷的设计和制作过程，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瓷器的样式、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宫中档案有不少关于雍正皇帝责令烧造珐琅彩瓷的记载 。雍正在亲自过问的情况下，又命其弟怡亲王统管造办处。怡亲王允祥是康熙诸子中少数几个没有政治野心而醉心于艺术的皇子。在允祥的直接领导下，造办处珐琅作的生产达到鼎盛期，其中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在怡亲王的亲自督促下，雍正六年(1728年)珐琅料终于在宫中自炼成功，除了有9种与西洋料相同颜色外，还增加9种新颜料，共达18种之多。雍正时期珐琅作的画师和工匠有：宋三吉、张琦、邝丽南、吴士琦、焦国俞、胡大有、汤振基等人。珐琅彩瓷器上写字人为戴临，写底款人为徐国正。这些人出身不同，有宫廷画师也有窑场工匠以及制作铜胎珐琅的高手。
雍正珐琅彩瓷的造型有盘、碗、杯、碟、茶壶、瓶等，仍然以小型器物为主。纹饰早期沿袭康熙珐琅彩的特点，如色地上绘花卉的技法。后期形成自己的风格，即在白色釉地上，以山石、花鸟作装饰题材，不再使用“反瓷”，而是大量使用景德镇烧制的精细白瓷。这种白瓷胎体轻薄，胎质细密，在白度或透明度上都超过明永乐时期的甜白瓷。绘画技术精湛，花卉、鸟蝶、山水、诗文、印章等笔到之处细致入微，相得益彰。《陶雅》中云：“花有露光，鲜艳纤细。蜨有耸毛，且茎茎竖起。”后人评价雍正珐琅彩瓷有四绝：质地之白，白如雪，一绝也；薄如卵幕，嘘之而欲飞，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珠，鲜艳纤细，蝶有茸毛，且颈颈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有蝇头，四绝也。
其中故宫所藏表现精湛的有：一件雍正时期的松竹梅纹橄榄瓶，外壁白釉上，以珐琅彩绘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案，松树苍劲，翠竹挺拔，梅花秀丽，绿叶衬托红花，画笔委婉细腻。图案上方墨书“上林苑里春常在”7字，笔法自然流畅。在诗句的上、下方分别用胭脂彩画成印章式款，分为“翔采”、“多古”、“香清”三组。底足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清雍正年制”6字款。此瓶造型呈橄榄状，又称“橄榄瓶”，造型秀美，工艺精细，胎体轻薄，似半脱胎。釉质莹润无瑕疵，彩绘纹饰精湛，是清代雍正瓷器中的杰出。另一件白地雉鸡牡丹纹碗，外壁绘花丛中雌、雄二雉鸡。栖于石上的雄雉鸡身绘各色鲜艳羽毛，若细分有10多种色彩，一翎一羽无不细致描绘。雍正珐琅彩瓷最讲究书画的意境，它不仅能将层峦叠嶂的整幅山水浓缩在小碗的内心，还可以将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再现在一件小瓶的外壁。如故宫藏一件蓝料彩山水纹碗，胎体洁白剔透，外壁蓝料彩绘通景山水画。画中崇山峻岭、苍松翠柏、仙台楼阁、茫茫沧海等景色栩栩如生，宛如一幅工笔山水画。海天之上墨彩又题七言诗两句：“翠绕南山同一色，绿园沧海缘无边。”句首句尾分别钤“寿古”、“山高”、“水长”等印章。此碗在章法布局上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不仅绘画布局得当，笔意流畅，远山近水表现通透，而且诗、画皆在其中。
雍正珐琅彩瓷的款识，一般以蓝料彩书写，多为4字楷书“雍正年制”，写在双方栏内。青花所书“大清雍正年制”的6字楷款也有，但是比较少见。
四
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乾隆皇帝儒雅好古，对于康熙、雍正时期遗留宫内的珐琅彩瓷更视为珍宝。除承前制继续在宫中烧制外，并为每件器物配制楠木匣钵，专门储藏于乾清宫珐琅彩瓷的专库(端凝殿)内。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康、雍两朝，器型更加丰富。此时珐琅作里，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有专画花鸟鱼虫的画家余省，画人物楼景的画家张廷彦，画人物花卉的画家金廷标等达17人之多。是参与画珐琅瓷器制作人员最多的时期。乾隆时期画珐琅的画匠大多来自广东、江西和宫廷，乾隆皇帝还从江西调会画磁器、会吹釉水兼炼料烧造磁器匠役胡信侯入内廷造办处。形成乾隆珐琅彩瓷“取材种类多样”、“装饰繁缛华美”的艺术特色。乾隆时烧珐琅彩瓷的地点除了延续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外，在圆明园造办处亦有烧造。出现了珐琅彩与粉彩合绘的现象，同时多使用轧道工艺表现器物的立体效果。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其工艺特征。一类是人物纹饰，常通过婴戏等儿童活动，将吉祥之意寓意其中。在色地上彩绘花卉，明显具有铜胎画珐琅效果，所绘人物饱满、写实，人物神态逼真、生动活泼。线条流畅，珐琅彩颜色秀丽。乾隆时期的一件珐琅彩黄地花卉开光婴戏瓶，瓶口内施松石绿釉，外壁通体以那不勒斯黄彩为地，上以各色料彩满绘法国的鸢尾花，三面开光内绘婴戏图。分别寓意“竹报平安”、“吉庆有余”、“官带流长”。底足内松石绿地蓝料双方栏书“乾隆年制”4字篆书款。此瓶在色地上彩绘洋花，凸显铜胎画珐琅效果，开光内所绘婴戏图案，又为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这种锦地开光风格在乾隆朝施用较为普遍，而中西合璧的装饰图案，是乾隆珐琅彩所独有的特点。另一件珐琅彩婴戏双连瓶，属于宫廷御用陈设瓷。造型新颖别致，呈双连式，又名“合欢瓶”，口上附有双钮联盖，圈足内有“大清乾隆年制”青花6字篆书款。通体用珐琅彩描画纹饰。腹部的两组婴戏纹为主题图案，一组图案为四婴戏三羊图，其中一婴肩背梅花，一婴手持灵芝，一婴骑羊，一婴手持画卷，寓意“三羊开泰”；另一组图案为九子嬉戏图，其中一婴抱瓶，瓶口中飞出五只蝙蝠，群婴作欢呼状，寓意“福在眼前” ，“多子多福” 。两组图案画工均极精细，突出了画面的浓淡阴阳，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乾隆时期在珐琅彩瓷上，还出现了一类临摹西洋人物和景色的纹饰，其用笔光滑平柔，几乎看不到笔触，色彩绚丽丰富。并运用焦点透视方式，使画面上的人物及背景上的建筑物，具有光线明暗的立体效果，这些都是制瓷匠师将西洋画法融入珐琅彩瓷绘技艺中的结果。故宫藏一件黄地小葫芦瓶，上部椭圆形开光内绘西洋景色，下部海棠花式开光内绘西洋妇女和婴儿。画面中人物面部明暗分明，装束华丽，背景建筑物清晰可见。整个图案从题材至画法都是西洋风格，是乾隆珐琅彩瓷受西洋画风影响的典型之作。
另一类是延续了雍正时融诗、书、画为一体的装饰风格，题材更为多样化，不仅有山石、花鸟，还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楼阁图。故宫藏一件豆青地开光山水诗句纹瓶，腹部装饰4个圆形开光体，开光内绘景州开福寺塔全景，及乾隆御制《登景州开福寺塔》七律诗一首，诗句后钤“乾隆宸翰”、“惟精惟一”篆印两方。此瓶在构图设计上可谓别出心裁，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不仅画面丰富、层次鲜明、画工精致，而且诗与画共同入画，极大丰富了瓷绘的表现力。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说明珐琅彩这种昂贵的进口材料逐渐被国产的颜料所代替。而且画面丰富、层次鲜明，诗与画共处一个画面，提高了装饰的文人气息。此外，乾隆时期在装饰工艺上集彩绘、描金、轧道、凸印、开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充分反映出乾隆时期繁缛、复杂的釉上彩制瓷工艺。
此时乾隆珐琅彩的款识，在雍正的基础上，增加了青花6字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这是由景德镇烧制白胎瓷器时预先写好的，也有在宫内书写的蓝料彩4字楷书款“乾隆年制”，外围方栏。以及横排篆书6字款。个别器物金彩或黑彩书写篆书或楷书款识。
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时期，这70多年间，流传于世的珐琅彩瓷不过500余件，而且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谓弥足珍贵。
由于珐琅彩瓷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把玩之瓷，一直秘藏宫中，加之传世品的数量极为稀少，嘉庆以后国力衰落，珐琅彩被粉彩代替，所以后世仿烧珐琅彩瓷一直不断，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并具有一定水准。
遂宁窖藏龙泉青瓷欣赏
（窖藏现场）
1991年9月的一天，四川省遂宁县的金鱼村，几个农民正在田里翻土，突然大家听到“哐”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被锄头打碎，接着一个瓷瓶露了出来。有人见状兴奋地高喊：“挖着宝贝啦！” 随后，通过专家正式考古发掘，从这些器物由下而上、由大到小有序摆放的情况判断，这应该是器物主人有意识的窖藏。最终，经专家清点，这处窖藏共出土器物1005件，其中瓷器985件，包括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以及定窑。
（发掘现场）特别是此次发现出土的龙泉青瓷，数量之多，品质之精是前所未见的。有人曾这样评价说： “遂宁宋代窖藏瓷器，尤其是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巅峰之作，达到了‘至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如春’的艺术境界，把青瓷之美发挥到了极致！” 遂宁窖藏龙泉青瓷欣赏：
龙泉青瓷荷叶盖罐 南宋 尺寸：31.5厘米，口径23.5厘米，腹径 31.7厘米，足径 16.1厘米龙泉青瓷荷叶盖罐一般见于元代，当年，这件荷叶盖罐从窖藏中一现身，它所展现出的灵动之美，就足令世人叹为观止。后来被 尊称为三大国宝之一，全球仅此一件。
龙泉青瓷龙耳簋式炉 南宋 尺寸：高4.3厘米，口径18.4厘米，腹径 21.5厘米，足径 15.5厘米龙泉青瓷琮式瓶 南宋 尺寸：高 26.8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 8.3厘米龙泉青瓷莲瓣敛口碗 南宋 尺寸：高 6厘米，口径13.2厘米，足径 4.3厘米龙泉青瓷莲瓣碗 南宋 尺寸：高 6.8厘米，口径16.3厘米，足径 4.5厘米龙泉青瓷莲瓣盖碗 南宋 尺寸：带盖通高 9.8厘米，高7.8厘米，口径 11.9厘米，足径 6.4厘米 龙泉青瓷斗笠碗 南宋 尺寸：高 5.8厘米，口径16.1厘米，底径 4.3厘米龙泉青瓷盘口弦纹瓶 南宋 尺寸：高 31.5厘米，口径10.5厘米，足径 11.6厘米龙泉青瓷白菜瓶 南宋 尺寸：高 15.6厘米龙泉青瓷衔环鼎式炉 南宋 尺寸：高 11厘米，口径11.1厘米 历史的真相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有些模糊，究竟谁是它们的主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和感悟！无论它们历经怎样的过程，最终的结局都是：约800年之后，一个平静的下午，遂宁金鱼村一位村民无意中的挥锄，刨开了足下曾被人刻意夯实的一片泥土——至此全国最大的宋瓷窖藏由此重见天日，让世人得以重赌龙泉青瓷昔日的风华绝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