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瓷器的鉴别。
民国粉彩花鸟纹座镜
民国粉彩婴戏纹盖
民国粉彩松竹梅纹赏瓶。
民国珊瑚红描金塘缸
民国粉彩花卉纹橄榄瓶。
民国云居轩粉彩山水笔筒
在烽火连天、饿殍满地的38年岁月里，正如民国时期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学术、教育等领域仍然取得辉煌成就一样，民国瓷器尤其是艺术瓷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数千年陶瓷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艺术个性的释放和发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社会风气民主化、平民化、人本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上流社会的各种特殊需求等，民国瓷器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
民国“御瓷”，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
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4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6000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600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政府，这里面就有那600余件“洪宪瓷”。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此款瓷器多为大瓶。“双照楼制”款瓷器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的专用品，署此款的瓷器甚为罕见，传世有白釉碗。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在餐厅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一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
与蒋介石有关的特制瓷器，包括蒋介石用瓷、祝寿瓷和国府礼宾瓷，数量不在少数。在庐山一座博物馆的展品中，就有蒋介石用过的“蒋”字瓷盘。194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以他们的名义将特意定制的高级成套瓷器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作为祝贺她结婚的礼品。
民国“御瓷”的制作尽管是出于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个人爱好或特殊需要，但在客观上也对民国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袁世凯令人为英国国王乔治刻制瓷像，蒋介石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瓷器，作为高贵的国礼，都在世界上对民国瓷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珠山八友”,引领民国瓷行情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引领民国瓷器行情，其价格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拍卖会瓷器专场的重头戏。
民国艺术瓷代表着民国瓷的最高水平，也是民国瓷在中国几千年陶瓷史上得占一席重要之地的最重要的筹码。这不得不归功于以“珠山八友”为主要代表的景德镇艺术大师们。“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流派，开辟了陶瓷装饰与陶瓷绘画相结合的新天地，将粉彩绘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珠山，是一座小山丘，现处于景德镇老市区的中心，原为“立马山”，因四周山势蜿蜒，有“五龙抢珠”之说，所以又被人们称为“珠山”，也被人们当做景德镇的别称。又因珠山是昔日龙珠阁和明清御窑厂所在地，所以制瓷名家在绘瓷后落款时常常不用“景德镇”而用“珠山”。
清末民初，御窑厂倒闭之后，一批知名瓷画艺人转入民间，新粉彩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其先驱是汪晓棠和潘匋宇，继之而起的是以王琦为首的“月圆会”，因每月十五聚会而得名，人称“珠山八友”。当时“珠山八友”中的人物画家王大凡曾绘有《“珠山八友”雅集图》。“珠山八友”并非都是江西人，却云集景德镇，定时探讨瓷绘艺术。他们多以八人合作的形式，画八块长条瓷板组合成一套画屏销售，人见人爱，销路极畅。
关于“珠山八友”的具体成员，据“珠山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当年参加月圆会经常一起论画的艺人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八人；而“珠山八友”的另一位成员王大凡则回忆为王琦、王大凡、毕伯涛、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邓碧珊、何许人八人，而无徐仲南、田鹤仙。
实际上，“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指一个画家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戮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成就斐然。“珠山八友”生前就名扬海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瓷艺作品备受推崇，价格不菲。
作为当时绘瓷领域的顶尖人物，“珠山八友”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各领风骚。如王琦擅写意人物，邓碧珊工鱼藻，徐仲南精松竹，田鹤仙专梅，王大凡专人物，汪野亭尤工于青绿山水，程意亭擅山水花鸟，刘雨岑草虫尤为一绝。即使同画一种题材，他们也能发挥各自的文化修养、运用各自的艺术技巧，绘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民国瓷，要藏就藏细粉彩
民国瓷收藏红火是大势所趋，目前机遇很多，应主要投资收藏民国时期细路瓷器，特别是细路粉彩瓷器，即藏家俗称的“细粉彩”。
行里人通常把瓷器分为细路瓷和粗路瓷两大类。细路瓷的胎质坚致、洁白、细腻、莹润，虽是手拉坯，却很少见旋痕。器物造型生动、秀美、端庄、大方，底足边线整齐。在绘画装饰上，其图案构思严谨，笔法细致，设色和谐，风格优雅。
据统计，最近5年，民国瓷器的价格上涨了10倍。由于民国“细粉彩”身价陡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制假者大量仿制民国精品。这些出现于市场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彩、釉色无一不肖，收藏者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专家普遍认为，购藏民国细粉彩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一个是器物的完整精美程度。就器物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的套屏；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其价值远远强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细致的比粗率的价值高。
在明清官窑瓷器长期占据瓷器收藏市场优势之后，近年，民国瓷器出现了行情看涨的势头。特别是民国的精品瓷器，颇受收藏者青睐。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拍卖行和古玩市场里，“不要小看民国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更是收藏者追捧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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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云见日民国瓷
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走好，民国瓷器也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有的市场价格已近70万元，甚至超过晚清官窑的作品
专家认为，民国瓷器精品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都不亚于清晚期的官窑瓷器就瓷器收藏来说，藏家历来以高古和明清瓷器为主流，民国瓷器则向来不受重视。与动辄创下千万元天价的古瓷相比，民国瓷器显然要平实得多。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走好，民国瓷器也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有的市场价格已近70万元，甚至超过晚清官窑的作品。
在2004年太平洋春拍的瓷器专场，民国瓷器表现抢眼，推出的16件民国瓷器精品仅1件流拍。其中一件民国粉彩羲之爱鹅纹观音瓶以2.75万元成交；一件粉彩喜鹊登梅纹天球瓶预估价为6万至8万元，最后以高出预估价2倍多的13.2万元成交；一件林溪径纹天球瓶以11万元成交；另外一件民国青花山水纹直筒瓶，白釉滋润、胎体轻薄、青花发色雅丽，最终以4.95万元成交。
民国瓷器买气的渐趋旺盛，令拍卖公司和藏家都颇为振奋，一些人开始不动声色地把一度被视为杂货的民国瓷器悄悄纳入怀中，等待“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而在即将鸣锣的2004年秋季拍卖中，数家拍卖公司也都拟推出不少民国瓷器精品。
民国瓷四大类
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萧条衰落的时期。但专家认为，客观地讲，这30多年里也有不少精品瓷器。
据陶瓷收藏名家胡义河介绍，可将民国陶瓷分为4个大类，分别是：其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景德镇烧制的御用瓷，这些器物可称之为民国宫廷瓷；其二，清末民初官窑瓦解，官窑良工在中国第三次（清末至民初）收藏高潮中，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瓷，这些瓷器可称之为民国仿古瓷；其三，民国期间以文人潘宇、汪晓棠以及珠山八友等为代表的绘瓷名家创造了新兴的粉彩工艺，这些新兴的粉彩之作可称之为民国粉彩新艺瓷；其四，民国期间为抵制洋货，兴我国货，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30多家公司纷纷成立，它们生产的是日常生活用瓷，这些生活用瓷，可称之为民国生活瓷。
此四者中，前三者都颇具收藏价值。
1916年，袁世凯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景德镇设御窑，任命郭葆昌为督陶官，烧制名贵瓷器，供宫廷使用。郭葆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他的主持下，景德镇御窑制造了以“居仁堂”为款名的瓷器，其胎质、釉面和彩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器也不例外。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极难辨识。
民国初期出现了新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大众市民的欣赏水平。1928年，在画师王琦的倡导下，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成立了“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而在当时与珠山八友齐名的著名画师还有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汪小亭、程芸农等人。
这些画师以瓷当纸，作品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卉等，笔法、墨韵、色彩均极为精妙，加上题款、印章，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作品，而当时又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拍市受宠
民国瓷器日渐升温是近两年的事。在2002年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曾经一次推出了民国粉彩瓷器12件。其中“粉彩罗汉像”以4.95万元成交；“粉彩魁点斗图观音瓶”估价6万元至8万元，最终以13.2万元成交。
在2003年北京荣宝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民国粉彩人物牧童骑牛图花瓶，估价8万至9万元，最后以9.68万元人民币成交。此前，已有一件民国粉彩人物纹瓶，底上有蓝料款印章“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这件拍品开始估价3.6万元，经过一番竞投，最后以6万元成交。这已经高于清晚期普通官窑的价位了。还有一对民国粉彩锦地开光人物图瓶，以25万元成交。
专家认为，民国瓷器精品之所以被逐渐看好，是因为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都不亚于清晚期的官窑瓷器，民国精品大多仿清三代官窑瓷器流至海外的不少，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把这些民国仿品看作清三代的官窑，这无意中抬高了民国瓷的档次，加之民国仿品距今也近百年，有不少仿品完全可以和清三代官窑瓷媲美。这些都给藏家收藏民国仿瓷带来了信心。
当然，收藏民国瓷器自然收藏精品。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陶瓷研究专家陈润民此前介绍，民国粉彩瓷中要数由郭葆昌监制的“洪宪”古瓷最为精美。其胎体轻薄、洁白细腻、胎质坚硬，瓷化程度非常高；器形秀美，足边修胎都很规整，堪称民国“官窑”。题材纹饰摹古、创新兼而有之，布局工整细腻，笔法缺乏气韵，具有鲜明的民国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存世的一些书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瓷器，应为后来的仿制品。一般均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器物胎白釉净，无桔皮纹，彩色明丽丰满。“洪宪”瓷以其精良的制作和与中国近代的一些重要事件相联系具有的神秘色彩，而自然地成为藏家追捧的对象。
颂陶瓷文化扬华夏文明
瓷器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兴起、昌盛、失传、恢复，以及再次兴盛的过程。最能代表中华瓷器文化的定瓷，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下得以恢复烧制工艺的。“中国定窑第一人”陈文增先生，是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让融合中国文化的中华定瓷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的陶瓷艺术大师。
百年定瓷，兴衰历史
陈文增介绍，定瓷具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三大特点。历史记载，定窑创烧于唐代，但根据最新出土文物以及相关材料证明，定窑的烧制时间可能更靠前。北宋是定窑的辉煌期也是重要发展时期，之后由于战争，民不聊生，定窑文化发展开始衰落。
到了金代，经过北方移民的传承，定窑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从唐代到定窑失传，再到定窑消失大概经历了六七百年的跌宕起伏。定窑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达到鼎盛，主要原因是它属于官窑，当时定窑发展的规模大，老百姓也开始建窑生产。陈文增研究发现，北宋是定窑官窑、民窑同步发展的时期，当时定州的很多定窑瓷器不仅走向了皇宫，也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陈文增还认为，宋代定窑除了艺术陶瓷外，大部分都是生活用瓷，这是定窑生产品种的基本特点。他认为定窑在历史上有三个之最，第一是规模最大，从业人员众多；第二是为国库创作了丰盈的利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是在历史上生产时间最长，整整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
文化魅力，引领定窑恢复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恢复定瓷烧制，传承瓷器文化。于1978年走进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陈文增先生，也是从那时开始与定窑结下了绵绵情缘。他回忆说，自幼爱好书法的他到厂第一年，写了三个月的字，后来进入定瓷实验组，并承担造型和装饰艺术工作。
在恢复定窑烧制过程中，陈文增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不再给厂里提供资金支持，需要工厂独立生产、销售产品，自己开发市场以创造效益。这让他深刻感受到市场经济是无形的，于是他和现在公司的执行总经理蔺占献承包了这一项目，虽然依附当时厂里的技术和设备，但都只是小打小闹，只是找到定窑烧制技术的一个小起步。
但陈文增没有退缩，更没有抱怨，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困难之中，并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攻坚克难。为了做实验，他们到山区找原料，找回来之后碾碎进行实验，然后化验，与古代的瓷片还原之后进行对照。期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心烦气躁。恢复定窑古法烧制技术的关键在于其坯和釉是不是与宋代的配方原料一致，为此他们大费周折。同时，公司的日常开销、贷款困难、家人朋友的不支持等更让他们感到举步维艰。
不过，中国瓷器文化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着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们，让他们不惜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忘记恢复过程中的困难和坎坷，不离不弃，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如今，他们不仅恢复了定窑的烧制技艺，同时定窑烧制技艺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文增先生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陈先生说，之所以当时没有选择放弃，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定瓷文化或者说对陶瓷文化的一种爱，一种执着的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衡量了自己一生当中最应该干什么，最值得干什么，那就是各取所长、分工合作，将陶瓷美术和陶瓷工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失传千年的定窑产品再现人间。另一个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恢复定窑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开始的，他们把这个文化工程看作是自己光荣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的位置，也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才能体现他们真正的价值，所以他们当时认准定瓷，并且从未改变初衷。
谈定窑，陈老如数家珍
如今，陈文增的多件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谈到这些作品，陈老如数家珍。他认为好的作品首先要看造型、装饰设计，这些设计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底蕴上，也就是说要以陶瓷艺术与文化为基础，艺术不是最高的宗旨，而文化是它呈现的最终内容。比如他创作的雕花陶瓷“四海呈祥”，是建国五十周年时设计的一件向国家献礼的作品。当时还不是国家级大师的陈先生，接到的任务要求是不能仿制，必须是自己的创作，并且只给了他作品名称。从设计到交出作品的时间也非常紧迫，只有半个月时间，根本不允许他花太多的时间考虑设计方案。接到任务后，陈文增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他将瓶子做成灯笼的形状，表达庆贺之意；另外，他想到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个作品要能够代表龙的子孙，于是他在瓶上刻云、瓶下刻水、中间刻龙，全面展现了中国独有的龙文化。作品在人民大会堂展出时，受到诸多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陈文增还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创作作品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盲目追求。因此他不断创新，以自己独立的文化思考、艺术手法引领着定窑的市场潮流。
除了在传统定窑上不断创新，陈文增先生还创造性地将诗词和书法结合在一起，被同行誉为“华夏一绝”。他介绍说，一件以杨贵妃为创作灵感的“贵妃瓶”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之所以以杨贵妃为题材，是为了表达对这段历史故事的遗憾之感。他认为李隆基作为皇帝，把自己对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让一位女子承担，是对自己责任的推卸。陈先生还在瓶上题了一首诗，希望能够起到警世的作用：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文化，都不要荒废时间，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
陈文增先生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要么源于一个故事，要么来自一个文化传说，是文化和艺术结合的最佳点。他创作的“贵妃瓶”当时送给了一位美国画家，看到这件作品并聆听了其中的故事后，美国画家表示非常喜欢，并称赞中国文化很了不起。“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成品，都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这是陈先生对价值的诠释，更是他对定窑价值的认可。
两岸交流，做文人陶瓷
陈文增先生认为，传承定窑文化必须进行学习交流，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此他经常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会。会上他将定窑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以及恢复过程进行阐述，曾一度引起轰动。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瓷器文化交流，同时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深厚感情。
通过这些交流活动，陈文增先生发现，台湾的大部分陶瓷艺术家对文化研究得都比较深刻，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经常听他们谈到历史，其作品也非常精美。中国大陆的陶瓷艺术家则更加注重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在陶瓷文化底蕴的研究探讨上相对欠缺。
多年来，陈文增先生一直提倡“文人陶瓷”或“文人瓷”，他认为做陶瓷的人首先是个文人，绝对不是工匠，不能将其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应该首先把它作为文化的载体，然后再讨论如何通过艺术发展这一文化。艺术的价值需要通过文化体现，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无论大小在拍卖市场都可以拍到高价，不是因为他的笔墨值多少钱，而是他作品中的文化体现更胜一筹。齐白石先生以画家扬名，却人称“四绝”，他的诗是第一、书法第二、篆刻第三、绘画只排到第四，前三项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其绘画的基础，体现出艺术作品中文化的分量，齐白石已经成为当今书画界的楷模之一。
陈文增先生以齐白石先生的创作为例，向很多瓷器界同仁和自己学生传播瓷器文化。他说，并不是会做陶瓷就能成为艺术家，想要成为大师，如果作品没有文化内涵、没有文化做烘托，其陶瓷艺术没有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就不能称之为大师。提倡文人瓷，就是文化人做的陶瓷。
发扬瓷文化，用文化强“瓷”
为了让定窑文化不断传承发扬，陈文增先生取得一定成绩后便开始培养接班人。对此，他要求第一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第二要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三要有较好的身体素质，第四要有让人信服的技术，第五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具备了这五点，才能真正将定窑文化、瓷器文化，甚至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陈文增先生还表示，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最薄弱的也是文化，比如说定窑失传八百余年，为什么失传，因为战争期间，老一辈做陶瓷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工艺没有被记载下来；另外，一些制瓷技术传男不传女的落后腐朽传统也是技艺失传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陈文增先生先后出版《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陈文增书法作品集》等多部专集原因所在。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知道，定窑人不光是做陶瓷，也会做文化，还会把文化和瓷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目前正积极从事的事业。他已经把恢复的定窑制瓷技术、恢复过程等用文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使得定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次失传，真正对历史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
陈文增先生开创了陶瓷、诗词、书法三联艺术体系，在定窑文化领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他非常注重对学生甚至是普通员工在文化素养方面的培养，并且要求严格。公司每年都会开展各种文化类型的活动，如不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上到副总下到员工，买书公司报销，但买了书必须要读，举办读书报告会意在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全年买书报销三百元是一个级别，一千元是一个级别，每个人都写读书报告，争取让每位员工都有上台演讲的机会，这也为锻炼、发现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外，公司每年都会组织诗歌朗诵会，成立了定瓷诗社，有自己的社刊，内容非常丰富。他们要求学生不仅设计制作陶瓷，还要有理论性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每年都会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但凡在艺术领域有大成者，必须具备独立特行的艺术天赋、求艺若渴的学习精神。陈文增先生除了对艺术的执着，还有一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赋予了其艺术作品一种灵魂，也让他成为定窑艺术领域的大成者，他的定窑文化和艺术之途必将走得更远。
海底下的德化陶瓷古瓷
历时55天的2007西沙水下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于5月8日圆满结束，有“水下兵马俑”之称的“南海一号”也将于7月份出水。目前，已分别从西沙群岛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上出水了大量的德化陶瓷。另外，在西沙水下考古新发掘的玉琢礁等10处沉船遗址中也相继发现德化古陶瓷。
相隔数百年，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大量德化瓷器浮出水面
近日，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十几件从西沙“华光礁1号”古沉船回归故里的瓷器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同时，该馆也珍藏有造型式样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沉船上出水的完全相同的陶瓷，主要出土自该县三班春岭窑及盖德碗坪仑窑。与那些从当地的古窑址出土的同一种产品比较，这些在海里沉睡了800多年的瓷器，因久经海水的浸泡而更显得光彩照人。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
据全程参与了“华光礁1号”抢救性挖掘及长期关注“南海一号”打捞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介绍，由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两处沉船时代差不多，都处在南宋时期，所以出水的文物有一些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相关的资料。
据悉，这些出水的陶瓷，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和粉盒。已出水的瓷器中，其中有一个器物，碗心有龟、仙鹤、仙人图案及祥云的纹样围成圈，整个画面表达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愿望，长寿、吉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从沉船上的陶瓷数量之多，可推断当时的福建已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折射出当时德化瓷器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更可证明德化外销陶瓷的繁盛。
采访中，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烔鑫告诉笔者，这些瓷器主要产自南宋时德化的三班、盖德，出口到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由人工挑至永春，接着从水路运到泉州，再从泉州港走向东南亚、欧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小部分是从福州、莆田出口。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
据曾到印尼考察过的陈建中介绍，德化“喇叭口”大瓷碗的输入，结束了印尼人吃“手抓饭”的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建中就见到了许多产自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推动世界瓷坛发展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也影响了欧洲陶瓷生产。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由此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等都纷纷仿制，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4寸的观音。
由此可见，德化瓷器大量出口，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之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时欧洲人称瓷器为china，以至于把中国也改称为China。
八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器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除了向日本、高丽输出外，更形成一条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经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屿，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有的再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非洲东岸。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就是这样用木帆船运送到东南亚和遥远的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往往把历史上这条联结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中世纪中国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把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丝绸穿过了，茶叶喝过了，只有德化的陶瓷留了下来。从目前这些在南宋沉船上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方程说：“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处在近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二颗明珠，“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更是牵动了泉州考古界的神经。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桐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的不断拓展，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内容也将成为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中“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便是最重要的佐证。
这仅仅是开始，众多的答案都还在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