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石瓷砖。
流民一词，早在战国时就已出现，《管子》有“禁迁徙，止流民，圉（yú）分异”的记载。此后关于流民就史不绝书。《史记·万石传》：“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汉书·食货志》：“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富积。”唐人李贤解释流民为“流离以就食者”，《明史·食货志》说“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清人王夫子则言“不务农桑，无有定业而为流民”。简言之，流民即因逃荒、避兵等而离乡外出的农民。《汉书·鲍宣传》载，汉代豫州牧鲍宣认为流民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7种：“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zhì），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总之流民产生的原因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脆弱，主要靠天吃饭，其生活、生产与自然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水、旱、蝗等使人们居无定所，人民无法安居生存，只得外出逃荒求生。更重要的是社会原因，如兵荒战乱、土地兼并、赋税徭役、等等。
《流民图》各代都有，画家借以对统治者提出警示与讽谏。《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神宗）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后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以图为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果然免去王安石宰相职位。《明史·原杰传》也载：明正统、成化年间，“荆襄流民数十万，朝廷以为忧。祭酒周洪谟尝著《流民图说》，谓当增置府县，听附籍为编氓，可实襄、邓户口，俾数百万无患。都御史李宾以闻。帝善之”。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流民图》，为纸本，纵38.5厘米，横634厘米，1953年收购。图中描绘了明末流民背井离乡的情景：一群乡民，身背包袱，手提竹篮，一路扶老携幼。有的手持长笛、琵琶、圆鼓沿途卖艺；有的玩蛇耍狗、杂耍献技；有的途中打架斗殴，相互不让；还有一人手持神像，众人紧紧相随；也有几人席地而坐，置铜钱算命；还有妇人手端饭碗喂养儿女。图中男女老幼共72人，形象生动，神态各异。款识为“万历戊子孟秋吉，嘉禾雁山石嵉写”，钤“石嵉之印”“金门画士”“嘉禾雁山之印”。
此长卷真实地描绘了流民的生存状况及求生百态。囿于时代的局限，将天灾归诸天意，即上天的安排。《国语·周语下》即有“古者，天灾降戾”，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的惩罚，所以求神拜佛，祈求上苍消灾弭祸。行乞是流民求生的主要方式之一，苏轼《东坡集·奏议集》中记载，他曾在狼山西头君市等村亲眼看到有逃荒者40余人，正在乞食。卖艺也是流民谋生的手段之一，以此为生，需有一技之长，徐珂《清稗类钞》载宣统辛亥（1911年）徐新六（徐珂之子）留学欧洲时，尝至巴黎，“见有行乞之我国男女……中有持槌打鼓者，有飞刀使舞者”。
从款识看此长卷绘于万历十六年孟秋，即1588年。明代，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嘉靖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土地兼并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农民赋税极为沉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游离，哀鸿遍野。
《明史》记载：
（万历）“十四年……久旱”。
（万历十四年）“夏，赈直隶、河南、陕西及广西浔、柳、平乐，广东琼山等十二县饥”。
（万历十四年）“秋，七月癸卯，赈江西灾，己未，发币遣使赈河南、山东、直隶、陕西、辽东、淮、凤灾”。
“万历十五年七月，江北蝗”。
“万历十五年……河屡决于此（指河南）”。
（万历十五年）“夏四月，京师旱，大疫”。
（万历十五年）“秋七月，江北蝗，江南大水，山西、陕西、山东旱，河决开封”。
万历十五年“河北大饥”。
（万历）“十六年春三月壬辰……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并大饥疫” 。
万历十六年“夏四月，赈江北、大名、开封诸府饥”。
万历十六年“夏四月乙巳，南畿、浙江大旱”。
地方志对万历年间的饥荒记载也很多，如：
万历十二年，米脂大旱。
万历十四年，延安府大旱。
万历十五年，清涧县大饥。
（浙江天文山）万历十五年，七月中旬大风雨，拔木伤禾，民以树皮草根充食。万历十六年，饥复大疫，民食草根木实，死者无算。
（砀山县）万历十六年春，大饥，夏疫。
（万历十六年）宁波大饥，瘟疫继作，道殍相望。
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灾民四处流亡，就食京师者也不在少数。
石嵉，生卒年不详，从《流民图》印鉴看，他号或字雁山，嘉禾人。嘉禾，为湖南郴州所属嘉禾县，清人李远度重修《南岳志》卷十引《湘衡稽古》云：“今桂阳县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后置县因名嘉禾。”金门画士，指明画者为明代宫廷画家的身份。明代宫廷画本身落款十分简单，不易分辨画家的身份，仅能依靠留存下来的个别作品的署款才能确认其供职宫廷的身份。根据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明代宫廷与浙派绘画选集》的研究，明代宫廷画家的署款，有写明供职工作的场所，如“直文华殿”等；或写明身份，如锦衣百户等；或钤有“金门画士”等印记，均属明宫廷画家，所以此图当为宫廷画家所描绘。 责编 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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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紫砂壶艺术
紫砂壶艺术是反映时代风格的产物，而某个时代的品味，也规范其茶壶的造型及纹饰。纵观紫砂壶的历史发展及其演变，一般都表现为由粗趋精、由小趋大、由简趋烦，复而返璞归真的过程，即经历古朴、华丽、淡雅三个阶段。历代紫砂艺人在细心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及自然形态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和古代陶器、漆器、玉器、秦砖、汉瓦、唐镜、瓷器等传统工艺美术品的艺术特点，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素养。
造壶艺术是指以设计意识为主导，伴以形象思维的审美意识，通过工艺材料、工艺手段和各种专业技巧进行制作或发展的一种艺术。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纯美术。其本质特点是强调实用价值、审美价值和功能性的统一，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其美学特征是满足实用与功能的要求，体现材料美和装饰美。所以，紫砂壶艺术作为融生活与艺术为一体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形象写照。
紫砂茗壶的造型，千姿百态，有朴实的实用造型，也有奇巧的怪物造型，但总括起来分为下列各类：几何形、自然形（花塑器）、筋纹器及水平壶和茶器等。在紫砂艺术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几类造型的壶均有制造，但各个时期发展的主流却又有所偏重于不同的造型、艺术风尚及发展趋势。
自明代正德到明代末年（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初）紫砂茗壶以筋纹造型居多。有些作品受铜镜外形及铜器影响非常明显。明式家居饰品简洁、凝重的风格对紫砂壶的影响也随处可见。早期的紫砂茗壶，其造型气度浑厚，比较协调，不附加装饰，仅以筋纹线的变化及开光加强装饰效果，泥质颗粒较粗，所谓“不务妍媚而朴雅坚粟”。这就是当时以时大彬为代表的壶艺家的崇尚。镌刻楷书签名款于茗壶底部，这是早期紫砂茗壶的落款形式。
世界陶瓷中的击瓮图
摘要：日本瓷器“击瓮图”，作为中国题材先后被日本、德国、荷兰和英国仿制、演绎。本文通过对四件瓷器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陶瓷文化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成果的多样性。关键词：外销瓷陶瓷文化交流日本瓷器
小儿击瓮图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随之而来的迁界禁海政策的打击，中国外销瓷在世界陶瓷贸易中缺位了数十年之久。日本陶瓷乘虚占领了海上丝绸之路另一端，日益繁荣的欧洲陶瓷市场。这一时期，一种绘有中国司马光砸缸故事图案的日本柿右卫门风格瓷器作品远销欧洲，德国、荷兰、英国都曾仿制。通过四件不同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陶瓷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与嬗变。
一、一知半解的创作
据西方学者考证[1]，17世纪后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以“ShibaOnkō”为名在日本广为流行，因此日本陶工将这一故事绘制在瓷器上。从一小儿在水缸中作挣扎状，同时水缸底部破裂水流出看，笔者认为画面确实描绘的是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但这一画面很可能是日本陶工在对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一知半解中，自行加工甚至是自行创作的。
笔者得出这一结论原因有三：
首先，击瓮图虽然早有流传，但在国内陶瓷上极为罕见。据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载：“温公童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坠水内，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由穴迸，而儿得不死。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2]《冷斋夜话》成书于十二世纪初，可知这一时期击瓮图就已经在国内广为流传。不过，国内著录中相关题材很少且多为清末民国时期作品，清中期及以前仅见一件[3]，时代上比日本这件要晚，且画面构图完全不同。
其次，画面构图有不合理处，且画中大量元素异于中国。在日本陶工创作的画面中的两个小儿比瓮高出一倍有余，这一身高比例下司马光完全没有必要击瓮救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幅作品右侧的人物解释为孩童已经脱险后赶来的成人，陶工使用了古代常见的放大主角的方法将司马光画得比较大。但众所周知，司马光砸缸这一故事中最重要的场景是“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由穴迸，而儿得不死”，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陶工都选择了这一场景进行创作。
而日本陶工所绘制的画面只在形态上大致表现了司马光砸缸的事实，却完全表现不出击瓮救人的戏剧张力。同时“击瓮图”将“庭有大瓮”的瓮画成一只盘口大罐的样式，这不符合中国园林的摆设。竹子、竹叶的绘制也完全不是中国风格。所以日本陶工即使不是自行创作了这一图案，也曾在仿制过程中对于中国原型进行了深度加工。
最后，如果没有中国陶瓷作为模仿对象，十八世纪初的日本陶工很难直接接触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日本陶工通过中国画集、画谱模仿并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但正如我国学者研究：当时从中国进口的书籍在日本价格高昂，如一本1804年《苏州府志》进口价折合1.09石大米，一本《广东通志》进口价相当于2石大米，而通过书店销售时价格一般则是入境价的2～5倍，高者甚至达10余倍。[4]这一价格远非陶瓷作坊可以承受。因此熊寰先生认为“中国画谱显然影响到了日本瓷器装饰的母题和风格，但若如日本学者般认定两者间存在直接联系、日本瓷器以中国画谱为摹本的观点，笔者认为，在目前的证据和条件下，还为时尚早……”[5]。笔者认为这更可能是日本陶工间接接触到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即陶工通过江户时期蓬勃发展的讲谈、落语等民间曲艺活动，了解到这个故事，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了这一融合中日两国因素的作品。
总之，不论日本陶工是模仿我们现在尚未发现的中国陶瓷，还是根据对故事理解自行创作，击瓮图八角盘都是一件融合中日两国装饰元素，具有典型柿右卫门风格但未能很好把握故事内涵的陶瓷作品。
二、关于“东印度”的想象
在确定了击瓮图图案中的日本因素后，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判断：不论中国陶瓷中是否存在击瓮图主题作品，德国迈森瓷厂的这件击瓮图八角盘是以日本作品为母本仿造的。这无疑是东方陶瓷文化在欧洲陶瓷上的体现，但考虑到时代背景，不论是迈森陶工还是他们的资助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描绘了一个中国故事，甚至不清楚他们仿制的瓷器究竟来自何方，迈森瓷厂的击瓮图八角盘只是对东方陶瓷意象的简单模仿。
迈森瓷厂于1712年率先在欧洲制造出真正的瓷器，但是这一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对东方瓷器、东方文化的了解极为有限，欧洲社会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东南亚的香料和印度的纺织品统称为印度货或东印度货。迈森瓷厂的资助人奥古斯都二世在宣布成功烧制瓷器的布告中也表示：“我们的工匠也能够提供足够的白瓷样本，有的上釉有的不上釉，证明由我们的土壤提取的材料，能够用来制造瓷器。这种瓷器的透明度及其他品质可与东印度来的瓷器媲美，所有的一切使我们相信，只要经过适当的处理，这种白色瓷器将能超过东印度的瓷器，正如红色陶器已经证实的那样，不仅在美观和品质上，而且在形状的多样化和制造大型器物如雕像、石柱和套装餐具的能力上，均已超过东印度的陶……”[6]。德累斯顿的王室档案也证实了这一时期欧洲陶瓷文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奥古斯都二世仅仅将他的瓷器收藏分为伊万里、青花瓷、德化窑、彩瓷及颜色釉和克拉克瓷等粗糙且不合理的几类。
迈森瓷厂的这件击瓮图八角盘创作于1730年左右，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生产已经恢复并占领了东南亚市场[7]，但在欧洲市场还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对于国际陶瓷贸易中的后来者法、英、德等国来说，日本陶瓷已经成为他们眼中精美瓷器的典范，有着悠久制瓷历史的景德镇也不得不通过生产“中国伊万里”[8]风格的瓷器与日本竞争。
所以笔者认为迈森瓷厂仿制的击瓮图八角盘，仅仅是东方陶瓷在欧洲流行的一个偶然结果。或许画面上奇特的婴戏图案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令迈森瓷厂决定仿制这件瓷器。不过，这件击瓮图八角盘仅仅满足了奥古斯都二世关于“东印度”的想象，迈森瓷厂对东方陶瓷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三、青花的持久魅力
大约与迈森瓷厂的击瓮图八角盘同时，荷兰代尔夫特的陶工也创作了一件相同题材的作品。这件作品与另外三件差异极大，是一件酱口青花圆盘，使用了克拉克风格边饰，缸中流出的水被画成了类似云纹的形状，画面中的飞鸟变成了类似蒲公英的图案，画面右侧的竹子旁的花草似乎还要优于日本作品。如果请一位非专业人士来评论这四件作品哪个更中国化，恐怕十有八九会选择代尔夫特的这件。
代尔夫特从十七世纪初就开始生产锡釉陶器，此后不久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和中国克拉克瓷的大量运入，代尔夫特陶工也开始用锡釉陶仿制青花瓷。明清鼎革之际中国陶瓷外销的中断更刺激了代尔夫特制陶业的发展，此后随着中国外销瓷的回归，代尔夫特制陶业受到了重大打击，但以皇家代尔夫特陶瓷厂（TheRoyalDutchDelftwareManufactory）为代表的一批陶瓷厂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件作品其熟练的绘制技法、多样化的中国元素应用，就是代尔夫特陶工对青花瓷的长期仿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集中反映。当然，通过两张成年人的面孔和水缸下的卷云纹，可以发现代尔夫特陶工们也没有理解击瓮图的真正含义。但这并不妨碍荷兰这件击瓮图盘成为四件作品中“最中国”的一件。
四、“井中的霍布”
随着东西方交流的不断加深，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对于东方陶瓷文化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已经可以明确地区分中国和日本陶瓷。
与此同时，在大量质优价廉的中国瓷器的冲击下，欧洲唯一与日本通商的荷兰逐步减少了对有着价格高、产量低、易破损等缺陷的日本瓷器的运销。在大约与这件瓷器同时的17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终止了与日本的官方瓷器贸易。但作为后来者，英国的瓷器买家依然希望买到各种风格的东方陶瓷，其中就包括被他们称为“OldJapan”的伊万里风格（狭义）和柿右卫门风格的日本瓷器。第四件击瓮图八角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英国切尔西瓷厂在1755年左右制造。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切尔西瓷厂的这件作品仿自哪里。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给出推测性意见。有学者从地理、时代接近和国际贸易关系（欧洲国家中只有荷兰可以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角度，认为这件作品是迈森瓷的仿制品，但笔者认为这件击瓮图八角盘直接仿自日本。原因有二：
一是虽然欧洲国家中只有荷兰与日本有直接贸易往来，但早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商人在东南亚从同样可以与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手中购买日本瓷器了。
二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英国在瓷器贸易中执行了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在18世纪时英国规定对于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和日本瓷器征收12.5%的关税，而对德意志各邦国的瓷器则征收100%-150%的关税，同时规定进口的瓷器仅限自用不得贩卖。[9]对于法国瓷器更是明令禁止进口。因此，在英国国内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和日本瓷器比近邻德国和法国的瓷器更为常见。
从绘制技巧上看，切尔西瓷厂的这件产品要稍逊于迈森。但是不同于由奥古斯都二世提供国家财政支持的迈森瓷厂，切尔西瓷厂是由商人尼古拉斯？斯普里蒙（Nicholas?Sprimont）建立的民营瓷厂。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官窑与民窑的概念套入其中。那么接近官窑水平的民窑瓷器，所反映的不是劣质货退化，而是18世纪中期陶瓷在英国的日益普及和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
与二十年前相比，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人对于东方瓷器的工艺技术和纹饰类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他们仍然难以理解击瓮图的真正意义。通过存世的账目，我们得知这件击瓮图八角盘在当时是以“HobintheWell”即“井中的霍布”为名销售的。这一名称来源于稍早的一部名为“FloraorHobintheWell”的戏剧。[10]英国人虽然已经知道这是一件日本风格的作品，但不同的生活习惯、园林设计令他们不能理解小儿坠瓮的发生条件，所以将画面中的水缸想象成了一口井。由此可见英国人并未理解画面的文化内涵，而是选择将本国流行文化与画面内容相结合，对画面进行了更加本土化的阐释。
五、结语
通过对四件击瓮图盘生产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从画面内涵上看，只有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这一图案的意义。荷兰的作品在装饰风格和装饰元素的应用上最接近中国。德国的作品虽然比英国的更为精致，但考虑到迈森瓷厂和切尔西瓷厂的不同生产背景与接收群体，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迈森瓷厂的工艺水平高于切尔西瓷厂，更不应由此低估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的陶瓷文化发展水平。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日本陶工通过瓷盘将之传播到了遥远的欧洲。此后，相似的图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被各国陶工反复仿制。但在相近的图案背后，各国陶瓷制造、消费、审美的不同背景都影响着他们对于中国陶瓷文化的吸收与改变。
婴戏图的时代特征
婴戏图顾名思义是以儿童游戏为题材，描绘孩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大多是活泼有趣、逗人喜爱，充满欢乐喜庆的情景。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民俗心理，它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宋代李嵩《货郎图》这幅画用线勾勒人物形态，略施淡彩，勾勒出平民阶层儿童的欢乐情况。画中小孩对货郎趋之若鹜，缠绕母亲要求买玩具的神情，有趣展现，尽显民间纯朴风情，有别于一般宫廷画家喜爱绚丽的画风。景德镇把婴戏图运用在瓷绘装饰当中，宋代的景德镇影青刻花瓷，因影青取青瓷和白瓷之长，釉色介于青白之间，青中闪白，白中泛青。影青刻花瓷“色白花青”“体薄而润”，造型稍长匀称，挺拔秀美，瓷色纯正，如冰似玉，青白相映，素雅恬静，纹样的内容丰富，形象简炼，手法利索。刻花瓷有两种：一种是以平刀为主，所谓平刀就是刻去花面周围的地皮，使纹样凸出，再在凸出的纹样上，用侧刀修饰刻花纹线条，完成花面。另一种是用侧刀为主，即倾斜刀面，一刀刻划的线条是一边深，一边浅，有宽有窄的各种线条，变化参差，形成纹饰，俗称“半刀泥”。 刻划花纹饰题材广泛，有人们喜闻乐见的花卉牡丹、莲花、秋菊、芙蓉、石榴、萱草等；动物有游鱼、水鸭、鸳鸯、龙凤、狮虎等；人物多为以胖娃娃为主题的“富贵宜男”、“婴戏纹”等；如宋代影青瓷枕，枕面上绘一童子紧身华绣衬衫，腰束带，足蹬长筒高靴，右手高举秋杖，神态专注地准备击打地面上的小球，虽然刻画简单，却生动活泼，把一个在玩球的童子活灵活现展现在世人面前，显示古代工匠们高超的技巧。
婴戏图泡菜坛
明清时期是婴戏图的鼎盛期，从简单的一两个幼童形象发展到百多个幼童，幼童神态各异。明代宣德以前多为“庭园婴戏”，孩子们在庭园内活动。宣德后，多为郊外婴戏，孩子们嬉戏在户外，且婴孩的形象变化尤为分明，永、宣时期，孩童矮胖、头大，前脑尤大，圆圆的脸，额上几根流海，几个孩子一起玩，又叫群婴戏。孩童形象折射出社会的安定。嘉靖、万历时期，孩子们长袍大褂，显得头重脚轻，头特大，后脑凸出。这些形象表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落已经初见端倪。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衰竭，这些社会现实折射在婴戏图中，孩童们瘦骨嶙峋，脚奇长，后脑特大，形体十分抽象，看起来奇形怪状。明代五彩婴戏图盖罐，画面以青花斗彩绘制动态各异的童子，有的在弹琴，有的手拿荷花，有的燃放爆竹等等，憨态可爱，近处配以山石栏杆，颜色以古彩填色。
清代雍正、乾隆两朝时，国家繁荣昌盛，老百姓安居乐业，皇帝贵族更加喜爱瓷器，他们对瓷器上的画面构图更加讲究，对婴戏图画工比较严谨，多见儿童衣纹清晰，眉清目秀，动作天真烂漫，惹人喜爱。用婴戏图描绘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桃园美景和太平盛世。当时的官窑瓷器婴戏中的儿童姿态多样，动作夸张，画面多呈热闹愉悦的气氛。如乾隆斗彩婴戏图玉壶春瓶通体斗彩描金装饰，腹部主题纹饰是《庭院婴戏图》，共绘十六小童子，或捉迷藏，或斗蟋蟀、斗草、抬杠、玩秋千等，空间以竹石、芭蕉、栏杆、野花等为背景，小童子衣服色彩各异，或紫衣黄裤，或绿衣黄裤，或红衣蓝裤，并加以描金。瓶颈陪衬以变形的蕉叶纹，黄底折枝花纹和垂如意头纹，将金彩引入斗彩画面是乾隆斗彩瓷器的显著特征，它既丰富了釉上彩的种类，又使画面呈现出富丽堂皇的艺术效果。清末以后，朝廷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国外列强侵入中国。在社会动荡不安、封建政权江河日下之时，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受到很大的冲击，生产瓷器销售不出去，陶瓷绘画的工艺也出现粗制滥造，婴戏图记录下来的清朝中期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婴戏图上人物呆板笨拙，儿童粗头大脑，反映了国运衰落的现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4月，景德镇已成立了合作总社筹委会，同时建立了景德镇市第一瓷画社。一些老艺人纷纷都进了瓷画社。如王云泉、王步、赵惠民、张志汤、王锡良等等，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陶瓷美术家赵惠民的人物瓷画，巧妙利用人物视角和陶瓷器型的变化特点，大胆夸张，精心布局，给人以造型准确，比例适度，结构合理，形态自然的视觉感受。他不仅能够塑造出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不同性格、而且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以形传神，以情动人。如他50年代创作的《妇婴图》粉彩瓷板画，描绘庭院内的柳阴下，一群活泼可爱、形象生动的小孩，围着慈祥的母亲，欢喜玩耍的情景。小孩天真烂漫，有的举着风车，有的扯着青蛙，有的抱着玉免，人物各具形态，情景交融，互相呼应。母亲形象端庄、体态秀美，画家以优美的自然环境烘托母亲贤淑善良的特征，人物刻画细腻，生动传神，背景树木勾描并填色精细，画面粉润柔和，色彩丰富，艳而不俗。显示画家超高的绘画功底和深厚的文化修养。
如今的当代陶瓷艺术家在如何表现婴戏图方面，都融入了现代人思想和情感，在刻画人物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都体现现代都市儿童的天真烂漫在里面。凸显孩童游玩时的愉快心情，营造热闹快乐的气氛；有的利用简洁的线描，刻画平民的市井风情。市井之民虽处在低下阶层，物质生活不甚丰富，但小孩的天真、贪吃贪玩的性情仍溢于陶瓷上。如女陶艺家李磊颖所画的童子就是现代儿童的表现，如其作品《童年的游戏》就是这样表现的，她运用鲜亮颜色表现童子的服饰，逗趣的表情将孩童活泼可爱，童心童趣生动地表现出来。一个个圆圆的脑袋上长着毛茸茸头发的小孩手里捧着豆子，喂着同样毛茸茸的小鸡。旁边两个孩童一人提着采满青草的篮子频频回头张望，充满着好奇。另一孩童捧着竹篮和脚边一小鸡作交流状。其可爱的表情无一不将孩童天真和好奇神态充分表达。画家通过作品把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表现给世人。
不同时代、不同季节、不同服饰、不同的花卉与场景设计，表现婴戏也有区别，但连贯成一幅趣味横生、可爱生动的古代儿童玩耍图景，孩童嬉笑玩闹、天真烂漫的意趣让人爱不释手。陶瓷艺术品的创造总能够映现那个时代的特征。观赏婴戏图，让人感叹盛世的难得，只有当民众安居乐业的时候，儿童才能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让我们更加珍惜现今国运昌盛的大好局面。
景德镇瓷艺精品赏析(图)
《四大美女之贵妃醉酒》叶兆云
《四大美女之昭君出塞》叶兆云
《秋之获》邱含
《品名论道》邱含
《雅兴》邱含《山水》王寿霖《老子图》王寿霖国庆佳节，上海云洲古玩城与景德镇兆云陶瓷艺术中心于9月28日至10月8日联手为藏友献上一台“艺术品大师精品展”。
景德镇自五代时期开始生产瓷器，至今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窑火千年不断，生产的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而蜚声海内外。
此次参展作品多为国家级和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及陶瓷艺术大师的精品。作者有唐自强、王寿霖、赖德全、吴锦华、黄水泉、邱含、叶兆云、高峰、喻木华、冯淑文等近百位。中国陶瓷美术大师、著名老艺术家王寿霖诗、书、画俱精，陶瓷艺术作品风格工写兼备、典雅深隽，此次献展的《老子图》瓷瓶等精品引人注目。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邱含是中生代艺术家的佼佼者，其青花釉里红作品，器型线条流畅，青花飘逸明快，釉里红红润如玉，缀绿见翠，独具一格。中国书画陶瓷艺术大师叶兆云功底深厚、画路宽广，花鸟、人物、山水、走兽，均娴熟灵动，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作品在各大博览会上多次获奖，此次献展的瓷版画《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画面清雅婉约、工艺纤毫毕现，实属精品。
散落在欧洲的德化古瓷[图]
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商人和传教士的络绎东进，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等也被传到欧洲。一时间，在欧洲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使用中国物品、仿制中国式样的时尚。当时中国的瓷器除了江西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瓷器以它洁白的瓷胎和釉色、适应西方用途的品种和具有东方艺术风格的观音瓷塑像而闻名于欧洲。欧洲人由于德化瓷器所特有的洁白如玉的釉色，而称它为“中国白”。
目前已发现的德化外销瓷开始于宋代。当时福建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很发达，陶瓷大量运销海外。元代统一中国后，幅原辽阔，海陆畅通，国外贸易盛极一时，陶瓷运销范围也有所扩大。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泉州盛赞德化的瓷器：“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购价甚贱”。并于1292年归国时，从福建带回中国的白色瓷器及彩色小瓷瓶等，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难怪有人把德化外销的瓷器，称为马可·波罗瓷器。明代，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瓷器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畅销商品，特别是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以后，陶瓷销售数量远远超出宋元时期，当时德化烧制的富有特色的“建白瓷”(或称“乳白瓷”、“象牙白”)曾传人欧洲，法国人高度评价其为“中国白”，誉为“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清代康、雍、乾是我国瓷业的鼎盛时期，德化外销瓷仍有发展。牛津大学1924年出版的《远东陶瓷概述》曾谈到当时厦门的欧洲商人，特别是法国人把德化瓷介绍到欧洲，使欧洲熟悉德化瓷器并仿制德化瓷器。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窑藏器。“在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其中包括何朝宗早期的作品，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英国博物馆珍藏的德化窑瓷最早是1511年(明代正德十年)。丹麦国家博物馆有一件德化瓷，它是1690年的王室贵族财产”(见《中国白一德化瓷器》1982年第2期“福建工艺美术”)。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特别是德化民间瓷塑艺术家，他的瓷雕有“东方艺术的精品”之称。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对欧洲陶瓷生产也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就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厨房所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于是，德化窑工便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例如“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英国的伦敦本部切尔西工厂都纷纷仿制，德国迈森还模仿德化的弥勒佛；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 4寸的观音”(引自《中国白一德化瓷器》一书)。由此可见，明代德化瓷器传人欧洲，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孙艺灵）
寿纹瓷片的光内光(图)
图1图2
上海王家年
开光，一种瓷器的传统装饰技法，指在瓷器的主要部位，以线条勾画出圆形、方形、长方形、菱形、云头形、花瓣形、扇形、蕉叶形、心形、桃形等各种形状的栏框，然后在栏框内施画图画。这种技法借鉴古建筑的“开窗”形式，以加强装饰效果。
寿，寓意长寿，常在古代瓷器上作吉语。图1所示的这块开光“寿”字纹瓷片，奇妙的是于“寿”字纹中再次开光，光内绘寿星纹，成为光内光，在开光装饰技艺中，实属少见。
南宋吉州窑、金代耀州窑、元代磁州窑、元明清景德镇瓷器的“开光”更加普遍，形式也多种多样，俗称“斗方”。古瓷器不仅造型典雅、釉彩鲜艳晶莹，而且装饰图案也十分端庄精美。瓷器的装饰由主图、纹饰、题款三者组成，纹饰是衬托主图的辅助装饰，如绿叶之于牡丹，与主图交相辉映，达到高度和谐的审美境界。
瓷器上一般为白地开光，也有色地开光。在成型器物表面，贴上圆形或方形的湿纸，施色釉后把纸揭去，在没有釉的空白处，以色料绘花纹，干燥后即行吹釉或以其他方法施釉，高温烧成。还有一种洒蓝地开光五彩器的制作，先贴上长方形湿纸，然后用青料吹青，揭去贴纸，罩上透明釉，经高温烧成即为洒蓝地。再在白色开光内用五彩绘画，低温烤烧即成。
开光在景德镇的老艺人中又称“开堂子”，具有突出主体、对比强烈、以静衬动的特点。为了使器物上的装饰变化多样，或突出某一形象，往往在器物的某一部位留出某一形状的空间，然后在该空间里饰以山水、花纹、人物等。
笔者在藏友家中还见过一只二次开光的提梁水壶(图2)。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窑口各有不同的装饰技法和纹饰特色。明以前称为素瓷时代，所产瓷器多为素瓷，不予任何装饰，只有少数档次较高的瓷品才饰以不同的花纹。但多为暗花、浮雕之类，与瓷品同一色调，少有彩绘。明代开始进入彩绘时代，各种彩绘纹饰色彩斑斓、争奇斗艳，极大地丰富了瓷品装饰。
人物瓷画和婴戏图的创作体会
人物瓷画和婴戏图釉上彩人物绘画是众多陶瓷艺术家所追捧的陶瓷艺术门类。从古至今人们就一直在追求和享受陶瓷装饰精品，无论是山水画、人物画、婴戏画等其它画派，无一不在折磨着陶瓷艺人，当然有折磨才会有享受和收获，享受的是自己心爱的作品能得到认可，收获的是提高了自己的技艺，以下谈谈我在陶瓷人物绘画方面一点浅薄见解。
一、中国画直接影响了陶瓷人物画
中国的人物画，简称“人物”，是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出现早于山水画、花鸟画等。人物画大体分为道释画、婴戏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人物画要求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其传神之法，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故人物画被称之为中国画中的形、神之法。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与山水画、花鸟画相比较，人物画不算多。而在不多的人物画中，表现儿童游戏主题的婴戏图却占有相当的数量。故在历代陶瓷装饰上，婴戏图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题材，因婴戏图反映的是孩童，故图像生动活泼，为人们所喜爱。
二、婴戏图的发展史
在陶瓷人物绘画史上，“婴戏图”是一大画科，据现存资料记载，在唐代的长沙窑就出现了绘有儿童依肩荷莲的绿彩纹饰。到两宋时期，出现了许多画“婴戏图”的高手画家，特别是苏汉臣，称得上是当时的“婴戏图”画家，开创了一代“婴戏图”画风，一生创作了大量儿童题材的佳作，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儿童生活情节，画风技艺达到极至，可以断定苏汉臣深入到了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代以后瓷窑中又不断出现“婴戏图”，足以证明当时的“婴戏图”画派不断发展，已为老百姓、文人和贵族所喜爱。
百子图景德镇泡菜坛子
之后在各朝代的瓷窑中，以儿童为题材的婴戏图纹饰，更是不断地涌现。如：定窑划花、白釉瓷印花“婴戏图”，耀州窑划花、刻花婴戏图青釉瓷，磁州窑、介休窑白釉褐彩、黑彩“婴戏图”瓷枕，景德镇窑影青瓷刻花“婴戏图”等等。纹饰内容以童子戏花为多见，之外还有童子戏鸭、踢球、骑竹马、放爆竹、玩陀螺等多种体现儿童风貌的装饰图案。在婴戏图的表现手法上，印花如织锦，美不可言，但较为刻板；刻花、划花手法灵活，线条流畅，颇为生动；绘画勾勒，色分浓淡，更具表现力。
“婴戏图”成了明清陶瓷装饰图案最为丰富多彩的纹饰。因其吸收了中国画的营养，采用中国画技法与陶瓷绘画技艺相结合，使画面上的儿童更具特色，使婴戏图绘画装饰的瓷器更受欢迎。相继出现了活泼可爱的“踢毽子”、“放风筝”、“斗蟋蟀”、“蹴鞠”、“习武”、“提灯”、“舞龙”、“舞扇”、“扑蝶”等等，尤其是景德镇民窑青花婴戏图，“破缸救友”、“树洞灌球”等有故事性的图画，附有教育意义，表现出了儿童天真活泼的神态，有着浓厚的民间色彩。
三、人物刻画
人物形象的刻画，使形象具有个性，突出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是陶瓷人物绘画造型的重要特点。艺术形象是有限的具体，即使人物画得再像，也不如自身的形象。再则刻画人物，一定要突破形象的形似，使形象深刻地反映生活，以形传神。“婴戏图”是陶瓷绘画中刻画人物形象最生动的创作题材。天真烂漫的“婴戏图”刻画了儿童无拘无束时光，给欣赏者带来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折射出人世间真、善、美的境界。如：“折桂图”粉彩圆盘，把孩子们在野外玩耍的欢乐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手舞足蹈的孩子们在大自然中显现出活跃的天性，他们扬起小手，争抢桂圆，其活泼动态，展现了儿童纯真自然的形象。整个画面动态飞扬，画面再现童趣。
四、构图
人物构图讲究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两类。作品是通过创作者的思想及想象空间来创作的，表现其作品中的整个故事情节需要有主题，主题是以环境来烘托，利用背景与环境的差异，恰到好处地安排人物与背景的空间。人物众多的作品宜采用“散点透视”构图，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按有限的范围来设计，把景物与人物有机地组织起来，显得多而不乱，乱而有序，其作品好似在述说整个故事情节。如：笔者的“百子图”粉彩茶具，采用散点透视和“连续构图”法，浓缩了众多孩童们在户外草地上欢乐的神情。以概括的手法展现整个欢乐场景，有坐在草地大声欢呼的，好似在畅谈他们的童年；有席地拍手叫快的，好似在赞美他们的同伴；有的提着灯笼，好似在庆贺他们的节日。人物安排错落有致，其眼神、姿态各异，其种种不同的喜悦神态，相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画面好似一幅活泼天真的童年游戏，可以给观赏者带来激动和回忆。有如“身临其境”之感受。在装饰手法上，在作画前，笔者阅读了许多“婴戏图”方面的创作资料，多次到学校、幼儿园去观察，取得了第一手的创作素材和感想，再结合绘画素养，创作出比较理想的几幅“婴戏图”。
五、陶瓷人物绘画的几个要点
无论是画那种人物，绘画要点都是相同的。（1）陶瓷人物绘画讲究以神“君形”，紧紧抓住有利于传神的眼神、手势、身姿与重要细节，强调主次，有详有略，详于传情的面部手势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顾盼呼应而略于环境描写。（2）在处理人物活动与环境景物的关系上，抒情性的作品往往借创造意境氛围烘托人物情态，叙事性的作品往往采用横幅构图，易于突出环境景物的空间，采用主体人物重复出现的方法，让观者就像理解画作里的故事情节一样，突破了统一时空的局限。（3）陶瓷人物绘画中使用的笔墨技巧与技法，在工笔设色、白描和小写意作品中，更重视笔法的基干作用，笔法或描法一方面服从于形象的结构质感、量感与神情，另方面也要传达作者的感情，同时还用以体现作者的个人风格。（4）在写意人物画中，笔墨相互为用，笔中有墨，墨中有笔，一笔落下，既要状物传神，又要抒情达意，还要显现个人风格，这是人物画的笔法、墨法之要点，是人物绘画的用工之笔。（5）陶瓷釉上彩作画既同于纸上又有别于纸。纸上作画一笔见成效，而陶瓷作画是在硬性物体不吸水的白瓷釉面上作画，用料又是化学油性颜料，需经过一定高温烧制才可见真貌，因此要把握画面层次需要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难度可想而知，这就是所谓陶瓷釉上绘画特点。
六、用光的语言来表达陶瓷绘画作品
摄影是用光的语言来表达艺术作品，同样，人物绘画也是如此。传统的陶瓷绘画在吸取西方油画绘画方式时，愈来愈讲究光比了，光比是摄影语言，它实际就是绘画语言里的色彩对比、明暗对比、冷暖对比，也就是我们平时练习写生时用到的画面层次。陶瓷人物绘画借鉴摄影用光艺术来体现作品人物精神面貌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平光表现温文尔雅恬淡素净，在许多人物画作里平平的线条都是表达慈祥和善的面孔，如美女画、童子画等。测逆光表现人物的个性及忧愁，就像用粗犷的线条来表现人们崇拜的正面人物，人物面貌都是一派谦谦君子风，风流潇洒。要么用重色块表现人物遇到困惑、磨难时的忧愁容貌。如文革时期的宣传画，点点几笔浓墨，表现工人阶级有力量，这类画都是用测逆光的形式来表达的。底光表现邪恶，像人们痛恨的反面人物都是用底光来丑化的，人物绘画也是如此，画中的反面人物或鬼神画，一般都是以黑脑袋、阴沟鼻来丑化，这也正是摄影底光之方法。所以要练好陶瓷人物绘画，经常欣赏摄影作品或自己学习点摄影知识，对画作功底有不少帮助。
陶瓷人物装饰画源远流长，风格多样，古往今来多少陶瓷艺人不弃地追求陶瓷艺术，创作出不少让人叫绝的作品，对当今我辈习画者，都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学习与借鉴古人都是为了传承最优秀的人类文化精髓。以笔为质，以墨为文，质其内而文乎外，是画者的咏志抒怀。可叹人生有限，百年一瞬间，一个从艺者只要生命在延续，追求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