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瓷器的年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钧瓷恢复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大致分为两段。一是从1955年至1958年，初步揭开了钧瓷窑变的成色机理。二是1962年至1965年，钧瓷新产品的器型、胎质、釉色达到了宋钧标准，并有所创新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神垕有几家较大的私营窑场。1955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陶瓷会议，决定恢复传统工艺瓷生产。当地政府对恢复钧瓷生产极为重视，一面将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面筹款建立新厂。禹县神垕陶瓷生产合作一社负责人刘保平将流浪在陕西十多年的卢家后人卢广东、卢广文请回神垕，组织钧瓷实验小组，开始进行钧瓷的恢复性试验。经过近一年180多次试验，该社用粗瓷大窑成功烧出了瓜皮绿、天蓝釉等色彩的胆瓶、鹅颈瓶和碾子瓶等产品。1956年7月，这批仿宋蓝钧在郑州进行展览，并确定为出口商品。随后通过上海、广州、青岛等口岸，销往日本、法国、德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钧瓷第一次出口。1958年4月，地方国营禹县神垕钧瓷厂成立，标志着专业钧瓷厂的诞生。河南省工业厅专门派出技术人员协助钧瓷的恢复工作，在李志伊、刘保平、任坚、卢广文的带领下，众多钧瓷艺人协同作战，通过123窑次的试验，用风箱炉小窑一次一件或几件产品来试烧。初步总结出了窑变成色的规律，接着转入大窑试烧，从而揭开了烧制五光十色钧瓷的谜底。这就是把坯胎经过素烧后上釉，釉中含有各种不同成分的釉料，其中氧化铜是在窑内自然变紫红色的主要原料。而氧化钴则是钧瓷变天蓝色的釉料，窑内在一定时间出现还原气氛，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从而形成窑变。1958年6月22日，《河南日报》以《神垕钧瓷的窑变秘密揭开了》为题，报道了失传已久的钧瓷得以恢复的消息。 1962年，禹县县委在神垕召开钧瓷生产座谈会，将“大跃进”时期合并起来的地方国营禹县瓷厂分为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1974年改名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和禹县神垕第二陶瓷生产合作社（1974年改名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二厂），分别担负钧瓷生产任务。1963年，中国科学院把恢复宋代钧瓷列入科研项目，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河南省手工业联社派专家来到禹县神垕，对钧瓷的烧制过程通过科学方式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帮助设计出了近百种仿宋钧造型。技术人员任坚在北京和省有关专家的帮助下，将大窑试验与小窑试验所存在的优缺点进行了全面总结，设计了适宜烧制还原气氛的窑炉，进一步改进了钧瓷釉方，并制定了适宜于钧瓷的烧成制度。窑炉也由原来风箱小炉过渡为1立方米窑炉，2立方米窑炉直至6立方米窑炉。通过众多专家和艺人的共同努力，钧瓷窑变的规律得以掌握。无论器型、胎质和釉色均已接近或达到宋钧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196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向有关国家领导人赠送的礼品就有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的七节葫芦瓶和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的盘龙葫芦瓶。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为了要求钧瓷高产，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在尚未掌握窑变成色机理的情况下，要求工人加班加点夺高产，采用100立方米的大窑，每窑烧瓷数百件，结果，烧出了一批纯一色的天蓝釉钧瓷（俗称“大火蓝”）。
小编推荐
18世纪中国瓷器上的西洋花卉装饰
清乾隆粉彩镂雕果篮及果盘 瑞士西方古董公司收藏 清乾隆黑彩描金朵花纹咖啡具 清乾隆粉彩描金花卉纹大碗图花卉一直是中国瓷器装饰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开始，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花卉作为植物装饰题材的一部分逐渐在装饰艺术中崭露头角，诸如莲花、石榴花、牡丹花等花卉纹样广泛运用于陶瓷、金银器、漆器、丝绸等各种工艺品之上。宋元时期，花卉装饰纹样受到兴盛的花鸟绘画影响一改唐代豪放风格， 装饰的花卉种类更加繁多，并且造型丰富写实，体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内涵。明清两代，中西文化交流处于鼎盛时期，中国瓷器上的花卉装饰纹样除了中国常见的种类之外，更是融合了西方人所钟爱的众多花卉种类，并且吸收西洋绘画的表现形式来作为装饰呈现。 18世纪横跨中国清代康、雍、乾三代盛世，在这100年间西欧国家热衷于对植物学的研究，再加上东西方频繁交流的过程之中所受到的东方文化熏陶，引发了西方人对于花卉的热情，因此丰富多样的西洋花卉开始作为装饰图案大量出现于西方人的生活器用之上。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商人及船员来到中国定制专门的瓷器作为纪念及日常所用，其中装饰于瓷器上的许多纹样都是商人依照自己所带来的西方油画、铜版画样稿要求中国匠人制作的。至此，各种娇艳明丽的西洋花卉纹样成为18世纪中国瓷器装饰中的重要母题。 这一时期，装饰于中国瓷器上的西洋花卉分为主体装饰纹样和辅助装饰纹样两种形式。作为主体装饰纹样的花卉一般常见于玫瑰、蔷薇、百合、万寿菊、向日葵、郁金香、罂粟、康乃馨等这些花朵体形稍大，花瓣丰满的花卉品种。主要装饰于各种造型的瓷器器皿的内、外部中心位置。作为辅助装饰纹样出现的花卉多是三色堇、金银花、夜来香、风信子、金盏菊、矢车菊等这些花朵体形比较娇小，花瓣少，部分叶子都大于花朵本身的花卉，它们一般装饰于各种器物的口沿部位以及底足边缘。 这些西洋花卉中，表现最为丰富的当属玫瑰花。玫瑰在西方是备受喜爱的一种花卉，它代表着生命与激情，象征着爱情、智慧与美好。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玫瑰花是爱神维纳斯的化身，被奉为上帝的恩赐，渲染着美丽的神话色彩；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则用它来表达欢乐与悲伤的情感，或者作为权力和荣誉的象征。所以许多西方国家把玫瑰作为国花，把皇室的徽章用玫瑰花表示。 玫瑰花装饰于中国瓷器上多作为主体纹样出现，其中又分为独枝和花束两种构图方式。作为独枝形式的装饰一般是将花、茎、叶都描绘出来，玫瑰花的姿态形象逼真，十分写实。如收藏于瑞士西方古董公司的粉彩镂雕果篮及果盘(图1)，是清乾隆时期瑞典贵族冯罗森在中国定制的，这套装饰有玫瑰花的瓷器分果篮和果盘两件。果篮底部与果盘的中间都有一枝含苞待放的玫瑰，玫瑰花独枝而立，姿态优美，色彩鲜艳，写实逼真。此外还用黄、绿、蓝、赭4种颜色的小花朵装饰了网状的篮身。这件作品虽然是在中国定制的，但是模仿当时德国迈森瓷器的特点，在装饰上极具西洋特色，是装饰独枝玫瑰花图像的典型作品。 又如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套乾隆时期黑彩描金朵花纹咖啡具(图2)，分有壶、托碟、杯子三件。壶单柄，弯流，有海螺造型的钮盖，壶身下方的中心位置则用黑彩描绘出一朵饱满俏丽的独枝玫瑰花。黑彩瓷器于18世纪初期在景德镇开始尝试烧造，至乾隆年间，这类黑彩瓷器的烧制已经十分成熟。它是用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出各种造型的图像之后再敷彩，多使用黑彩加金的形式来烧制，能够成功地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视觉效果。这套黑彩描金咖啡具不仅在图像装饰的颜色和形式上凸显出浓厚的西洋风格，在器物的造型上更是模仿西欧国家金银器的造型，在古斯塔夫二世时期的瑞典就有同样造型的银器在同时使用。 除独枝表现以外，西方人在中国来稿定制玫瑰花卉装饰的瓷器，多以花束的样稿为多。玫瑰花一般与其他西洋花卉搭配，玫瑰为主体，其他花卉、枝叶围绕左右，有时会用飘逸的丝带系于花茎底部。束花的构图方式能够表现出植物舒展的外部形态，花卉枝叶并存，能够凸显出花卉装饰图案整体、大气又富于变化的装饰特点。 如分别藏于哥德堡市博物馆和瑞典西方古董公司的这两件烧制于不同时期的瓷器，它们是由不同的西方人定制的，但是在风格上几乎一样。粉彩描金花卉纹大碗(图3)是清乾隆时期定制的，碗、盘的口沿部位均有蓝彩描金的树叶环带形纹饰，碗外壁有一束红色玫瑰及一枝独枝玫瑰花，配以蓝色的小矢车菊、黄色的小碎花和绿色的枝叶，花卉右边绘有瑞典文“安娜”。这套瓷器是盖博瑞·盖得船长从广东定制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妻子安娜的，他是瑞典的海军上尉，曾指挥两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达广州，期间在中国定制了不少中国瓷器。另一件粉彩描金花卉纹花口盘(图4)烧制于清嘉庆时期，盘沿是圆形的花口，盘的中心位置同样也绘制了一束与图3一样的玫瑰花束装饰，区别之处为盘心的花束被4枝纤巧的独枝花对称点缀。这件瓷器也是作为礼物送给一位叫安娜·加德的女子，她嫁给了当时的加布里埃尔·加德船长，这位船长在1799年至1803年间两次远航中国，该瓷器就是此时期从中国定制的。这两件瓷器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西方人定制的，但都是模仿德国迈森瓷器的装饰风格设计的，所以图像装饰的风格几乎一样。 玫瑰花束除了配以其他各种小花点缀之外，有时还会描绘一只小鸟立于花枝顶梢，使得花卉图像的装饰更加富有生气。如这件乾隆时期的广彩西洋花鸟纹花口盘(图5)，盘高2.5厘米，盘的中心绘有几枝盛开的玫瑰花，在右侧花枝上描绘一只通体雪白、尾羽黑亮，仰头高歌的小鸟，花朵与小鸟交相呼应，仿佛在互相对话。 仅次于玫瑰花，在瓷器装饰上出现的较多的西洋花卉是欧洲常见的蔷薇花。蔷薇花不像玫瑰花那样在西欧人心目中有很高的象征寓意，但是因其浓郁的芳香，蔷薇可以提炼成为香水，加之独特的药用价值，蔷薇同样为人们所喜爱。 蔷薇花在中国古已有之，明代诗人顾磷曾赋诗：“百丈蔷薇枝，缭绕成洞房。密叶翠帷重，秾花红锦张，一月留余香。”，描绘出蔷薇花姹紫嫣红的美丽。但这仅限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之中。在欧洲，蔷薇花作为香料和药用的价值得以利用，因之得到广泛栽植，不仅出现繁多的品种，更作为装饰图像出现于装饰运用领域。 蔷薇花的颜色常见的有白、黄、橙、粉、红、紫、黑等，而18世纪作为装饰图像出现于中国瓷器上的蔷薇花基本为红、紫两色，其他颜色少见，这也是中、西方人在审美感受上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特点。西方人在中国定制瓷器的同时也许会对器物造型以及装饰内容有所限制，但在具体的瓷器生产过程中，绘瓷艺人还是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审美习惯对所装饰的对象有选择地加以表现。红、紫两色在中国象征富贵和吉祥，在喜庆的日子和重要的节日都是首选的颜色，所以中国的工匠会将装饰于中国瓷器上的各种蔷薇花均描绘为红、紫两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烧制于乾隆时期的广彩开光花卉纹杯(图6)，杯子的整体造型融入了欧洲奖杯造型的风格，但又有所简化，杯子为撇口，口径8.6厘米，杯高8.8厘米，弧壁、深腹，杯身的两侧还有施白釉的龙形杯柄。杯身外壁以蓝彩为地，通体装饰白色连珠纹，在杯身的中心部位分别有两面内施白釉的开光，开光之中装饰有两红一紫的3朵簇拥蔷薇花，花朵饱满，花瓣外卷，其周围还零星点缀着一些形态简洁的绿叶。此杯用晕染的手法表现出蔷薇花瓣颜色由里向外深浅不一的变化，不仅如此，每一片花瓣的边缘及中间部位还以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了圆润的外形和清晰的纹理。其精细的绘制手法更增添了花卉装饰的清新俏丽之感。此件瓷杯可谓当时广彩瓷器中的精品之作。 另一件乾隆时期的广彩西洋花卉纹壶(图7)，壶身一侧的蔷薇花图像在装饰手法上与图6瓷杯十分相似。在中心绘有一紫一红两朵花瓣舒展的蔷薇花以及一朵娇小的橙色矢车菊，周围环绕着数朵小蔷薇花、橘色野花以及大小不一的绿叶，在颜色的晕染和线条的勾勒上接近图6瓷杯的效果。 蔷薇花还经常与纤细的藤蔓一起组合，形成瓷器各部位的辅助纹饰。如现藏于哥德堡市博物馆的乾隆粉彩描金徽章纹杯(图8)，口径7.5厘米，有环形手柄，杯身以釉上彩和金彩绘制出欧洲风格的环带纹和徽章纹，在口沿外壁有一圈红色小蔷薇花与缀满绿色小叶的藤蔓组合成的帷幕形图像，此为辅助装饰。 中西方人都熟悉的百合花同样也是18世纪中国瓷器上装饰的经典花卉。在西方，百合花是天主教中圣母玛利亚的象征，代表圣洁、纯真。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百合花赛过所罗门的荣华”，文中的所罗门指的是以色列国王，所以以色列国王的寺庙顶上就有百合花的装饰。此外，百合花还是王室权威的代表，从12世纪起便成为法国国徽的图案，是法国皇室的标志。 18世纪，装饰有百合花图像的中国瓷器不仅有用于出口的外销瓷器，同时也有供宫廷皇家使用的内销瓷器。装饰的百合花一般多见红、粉、橙等偏暖的颜色。如现藏于瑞士西方古董公司的乾隆时期烧制的粉彩折枝纹花口盘(图9)，此盘为瑞典商人克拉斯·奥尔斯卓姆在中国景德镇定制的中国外销瓷盘。此盘口径23厘米、高2.2厘米，盘中央画有一株绽放的百合花，枝干的顶梢有两个花瓣外卷的花朵，花瓣轮廓描绘得起伏生动，中心配以鹅黄色的花蕊，花枝自上而下生长着墨绿色的茎叶，底部系着一根黄色丝带，盘沿一周是用绿叶和矾红色纹线装饰的一圈波浪纹。此件瓷盘施以粉彩，其独特的釉色效果使整株百合花更加娉婷玉立、生动写实。
新中国景德镇陶瓷款识——恢复时期
恢复时期(1962—1965年)，为适应陶瓷出口换汇的需要，1963年3月30日国务院公布《商标管理条例》，对出口陶瓷商标进行统一规范。此时的”中国景德镇“底款至少有6类14种。除部分”中国景德镇“底款在文革前期发生变化，大多数此类商标底款一直沿用到文革之后，其中”印花龙珠阁“款使用到了21世纪初(1986年后增加了注册商标@标志)。
1，印花龙珠阁款。底款为红色龙珠阁图案，背景为淡石绿色。中为黑色英文”MADE IN CHINA"，下为一排褐色”中国景德镇“字样。此款多在印花出口瓷器中使用，且有大小不同多种规格。
2，印花灯笼款。底款图案外形似灯笼，灯笼上沿为英文”CHINA“，中部为竖排”景德镇“。以淡石绿色小点作底色。下为两短横线夹一英文字母(瓷厂代号)。左右为宋体褐色”中国“。此款也有大小不同多种规格。3，印线六边形款。底款外形呈不规则六边形，上为”中国“两字，中为”景德镇“，下为英文”CHAIN"和两短线夹瓷厂代号字母。底款文字与字母间用线条相隔连。此款主要有红彩、绿彩、篮彩三种颜色，也有极少用金彩的。此款多使用于手绘或者半手绘的内销瓷器上。4，印线草帽款。此底款最上部曲线似草帽。“中国景德镇制”六字隶书分两行三列排列。上为草帽曲线，下为两短横线夹瓷厂代号字母。此款有红、篮彩2种，多用于内销粉彩瓷器。5，篆书款。底款均为“中国景德镇制”六字篆书款分2行3列自右至左排列成正方形。分青花、红、绿彩3种，其中青花款多在青花瓷、青花玲珑瓷、釉下五彩瓷和颜色釉瓷器中使用，红、绿彩则多在釉上彩瓷上使用。6，印线三角圈款。底款上为行书“中国”，下为英文“MADE IN CHINA",上下部分的连接为不规则三角圆圈，圆圈中间为楷书”景德镇“此种底款有红、绿、蓝三种色彩，多在出口瓷器使用。7，其他款。恢复时期还有少数瓷厂和陶瓷研究机构使用”景德镇制“四字篆书方款，以釉上红、篮彩居多，字体十分工整。1964年10月各瓷厂统一启用”中国景德镇“底款时，景德镇10大国营瓷厂底款标记代号如下：红星瓷厂(A)；宇宙瓷厂(B)；为民瓷厂(C)；艺术瓷厂(D)；建国瓷厂(E)；人民瓷厂(F)；红旗瓷厂(G)；光明瓷厂(H)；东风瓷厂(I)；景兴瓷厂(J)。1964年新华瓷厂从新平瓷厂划出，其使用底款代号为：K。红光瓷厂、雕塑瓷厂、曙光瓷厂从国营转为大集体后，红光瓷厂使用L标记代号，雕塑瓷厂使用M标记代号，曙光瓷厂使用P标记代号。上述14个瓷厂在当时景德镇是作为”十大瓷厂“看待的。另外，新光瓷厂当时为市陶瓷彩绘工厂，使用标记代号为N，陶瓷加工部使用标记代号为O。还有使用X作为标记代号的，尚不清楚为何单位使用。
景德镇恢复时期陶瓷款识
恢复时期（1962--1965）
为适应陶瓷出口换汇的需要，1963年3月30日国务院公布《商标管理条例》，对出口陶瓷商标进行统一规范。此时的“中国景德镇”底款至少有6类14种。除部分“中国景德镇”底款在文革前期发生变化，大多数此类商标底款一直沿用到文革之后，其中“印花龙珠阁”款使用到了21世纪初（1986年后增加了注册商标@标志）。
1.印花龙珠阁款。底款为红色龙珠阁图案，背景为淡石绿色。中为黑色英文“MADE IN CHINA”，下为一排褐色“中国景德镇”字样。此款多在印花出口瓷器中使用，且有大小不同多种规格。
2.印花灯笼款。底款图案外形似灯笼，灯笼上沿为英文“CHINA”，中部为竖排“景德镇”。以淡石绿色小点作底色。下为两短横线夹一英文字母（瓷厂代号）。左右为宋体褐色“中国”。此款也有大小不同多种规格。
3.印线六边形款。底款外形呈不规则六边形，上为“中国”两字，中为“景德镇”，下为英文“CHAIN”和两短线夹瓷厂代号字母。底款文字与字母间用线条相隔连。此款主要有红彩、绿彩、篮彩三种颜色，也有极少用金彩的。此款多使用于手绘或者半手绘的内销瓷器上。
4.印线草帽款。此底款最上部曲线似草帽。“中国景德镇制”六字隶书分两行三列排列。上为草帽曲线，下为两短横线夹瓷厂代号字母。此款有红、篮彩2种，多用于内销粉彩瓷器。
5.篆书款。底款均为“中国景德镇制”六字篆书款分2行3列自右至左排列成正方形。分青花、红、绿彩3种，其中青花款多在青花瓷、青花玲珑瓷、釉下五彩瓷和颜色釉瓷器中使用，红、绿彩则多在釉上彩瓷上使用。
6.印线三角圈款。底款上为行书“中国”，下为英文“MADE IN CHINA”,上下部分的连接为不规则三角圆圈，圆圈中间为楷书“景德镇”此种底款有红、绿、蓝三种色彩，多在出口瓷器使用。
7.其他款。恢复时期还有少数瓷厂和陶瓷研究机构使用“景德镇制”四字篆书方款，以釉上红、篮彩居多，字体十分工整。
1964年10月各瓷厂统一启用“中国景德镇”底款时，景德镇10大国营瓷厂底款标记代号如下：
红星瓷厂（A）；宇宙瓷厂（B）；为民瓷厂（C）；艺术瓷厂（D）；建国瓷厂（E）；人民瓷厂（F）；红旗瓷厂（G）；光明瓷厂（H)；东风瓷厂（I)；景兴瓷厂（J)。
1964年新华瓷厂从新平瓷厂划出，其使用底款代号为：“K”。红光瓷厂、雕塑瓷厂、曙光瓷厂从国营转为大集体后，红光瓷厂使用“L”标记代号，雕塑瓷厂使用“M”标记代号，曙光瓷厂使用“P”标记代号。
上述14个瓷厂在当时景德镇是作为“十大瓷厂”看待的。
另外，新光瓷厂当时为市陶瓷彩绘工厂，使用标记代号为“N”，陶瓷加工部使用标记代号为“O”。
还有使用“X”作为标记代号的，尚不清楚为何单位使用。
清朝年代 (1644年到1911年)
明朝未年，流寇四起，李自成率农民军杀入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满清之兵入关，至此满清统治开始，长达二百余年。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未连年混战当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损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景德镇复为御窑厂。这一时期的产品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胎体比较厚重，制作略显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还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酱黄釉，深浅不一，呈黄褐色，为顺治时期的重要特征。
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比前代还略有进步，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的陶瓷，应从康熙时期开始计算。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时期的器物要重些。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雍正六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五十七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为草率，喜用吉语。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末年，又遭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受到巨大损失，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这一时期的产品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表面施釉厚薄不一，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字外无圈栏。
咸丰末年，景德镇官窑厂被损毁，陶瓷业被破坏无余，清代瓷业之败落，莫过于此。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为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归失败。所以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而为稀品。
宣统瓷器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此外，山东淄博、江苏宜兴、福建建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河北彭城等地窑厂也都有产品面市，至民国时期继续烧造。
清朝出现了专门论述陶瓷、研究陶瓷的著作，比较有名的如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程哲《窑器说》、唐英《窑器肆考》、寂园《陶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等等。
色彩斑斓的宋代钧瓷鉴赏
宋代带窑粘钧瓷
钧窑是青瓷系中的一个特殊品种，钧瓷采用含铜的蓝色乳浊釉为釉料，瓷品以其釉色的色彩斑烂夺目闻名于世，尤其它的窑变彩釉更是魅力无穷。钧窑从北宋时开始创烧，到北宋晚期发展至鼎盛。其实，钧窑的窑变瓷釉工艺，在唐代时就已有了，唐代在禹州烧造的花釉瓷，可以视为是宋钧窑的渊源。元代生产的钧瓷，无论胎釉，还是造型工艺，均大不如宋时，变得非常粗糙。这种明显的变化和退步，倒是有利于现下鉴识时对于宋元钧瓷的区分。
有研究者对宋钧瓷和元钧瓷的相异之点进行了总结：宋钧瓷大多为满釉支烧，底足刷有酱色护胎釉，元钧瓷多施半截釉，底足露胎；宋钧瓷釉厚而匀，元钧瓷釉厚而垂；宋钧瓷胎釉细腻，元钧瓷胎釉粗糙；宋钧瓷器体上的紫红窑变斑弥漫全体，元钧瓷则聚成斑块；宋钧瓷釉色无论深浅浓淡皆浑然一体，元钧瓷釉色浓处起斑彩或条纹，浅处则见水波纹。
对于钧窑，明清之时即有仿造。但明清仿品都是精巧有余，浑朴不足，颜色过于艳俗。识别赝品，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辨别：
第一，器物有无玉质感。宋代时崇尚玉器，做瓷也追求玉质感。真品宋钧瓷都是釉水肥厚，似翠如玉。伪品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元钧瓷的玉质感差一点，但釉面也应是温润的，没有“贼光”。有人为了伪造出土效果，故意在器物上做上很多土锈粘斑。其实，钧瓷因为地理条件关系，出土器釉面上一般很少有土锈粘结，大都是光润细腻的。
第二，要仔细审察其釉面。真品的釉面温润晶莹，釉色肥厚，有淌釉现象，有些器物上可见“蚯蚓走泥纹”，这是识别宋钧瓷的一个重要特征；有的彩釉斑晕散自然，成雾状过渡，放大镜下可见到液体分流的破裂现象，俗称“兔丝斑”，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伪品施釉相对较薄，少温润之感，而且上下都一样厚薄，淌釉现象不明显。
第三，仔细看工艺特点。宋钧瓷器形规整，造型美观，官窑更有一定形制，决不越规。制胎因为是手工操作，器物胎形一般是上薄下厚，施釉到底，底足露胎，呈灰褐色，放大镜下可见胎质呈糯米状。元钧瓷工艺粗糙，器物厚重粗笨，圈足底边宽大，盘碗类外底中心有乳钉状突起。仿宋品在器形这一点上很难过关，一般都掌握不好，器物手感一般较轻。另外，伪品一般没有刻纹，即便有，也显得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