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濠瓷砖。
日前，“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非遗文创专题评选”在贵州丹寨首届中国非遗文创节上揭晓，由景德镇市天使陶瓷文化传承中心参与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手工艺者集善之家”项目——新柴窑新红颜之霁红，与“妈妈制造”、《多彩贵州风》——《锦秀丹寨》产业就业扶贫项目等10个作品喜获金奖。
“2019中国·丹寨非遗文创节”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清华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20家权威公益、学术、设计机构跨界联合发起。作为文创节重头戏，“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非遗文创专题评选”是中国公益领域第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大型全国性评选表彰活动，是全国迄今为止规格最高的一次非遗文创大赛。评选旨在挖掘、梳理和扶持中国优秀的非遗公益项目和文创产品。这一评选依托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采取公众投票、专业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据悉，该项评选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385个优秀非遗公益项目和文创产品报名。经过初步审核，共有80个非遗公益项目、169件非遗文创产品进入复赛。最后，联合发起机构的20位专家组成评审团，评选出了最终获奖的项目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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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荣誉·辉煌”大师瓷喜获国际金奖
11月25日，在第四届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上，我国陶瓷界德高望重、造诣非凡的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秦锡麟破例联袂为奥运创作的《荣誉·辉煌》瓷，从上千种艺术品中脱颖而出，技压群芳，特别荣获博览会金奖。据悉，这也是我国当代陶瓷艺术品目前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荣誉·辉煌》瓷是景德镇市政府今年重要的文化项目，特邀中国瓷坛首席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秦锡麟两人创作，由景德镇名人陶瓷精品研究制作中心出品。作为两位大师一生成就的代表作品，被特邀参加此次展览，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参展几日来，《荣誉·辉煌》瓷的展柜前总是围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大家都被《荣誉·辉煌》瓷的艺术魅力与超高制瓷艺术深深打动，高度赞赏它实现了中国陶瓷艺术与奥林匹克文明的完美交融。负责评审的专家组也取得了惊人一致，高票通过，专家评定认为：在目前当代艺术品中，《荣誉·辉煌》的艺术成就突出，堪称"千年官窑"景德镇的里程碑作品，不仅在所有纪念奥运的主题艺术品中独树一帜，而且创造了中国陶瓷艺术的新高峰，获得金奖实属众望所归。
景德镇名人陶瓷精品研究制作中心之前就成功策划设计香港回归纪念艺术珍藏瓷《紫归牡怀》和澳门回归纪念艺术珍藏瓷《牡紫莲心》。其中，纪念瓷《牡紫莲心》01号、99号被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北京人民大会堂永久珍藏，据悉这套纪念艺术瓷已经升值至近30万元，超出发行价格的数十倍之多。
我国申办奥运成功，激发了两位中国顶尖工艺美术大师的创作热情。经过六年反复推敲、几易其稿，最终定位以历届奥运会主办国国花和本界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市市花的创作思路，诠释了平等、包容、友谊的理念。为弘扬陶瓷文化，体现当代瓷都风貌，《荣誉·辉煌》瓷从白胎瓷开始，就采用古代宫廷用瓷制作手法，采取人工淘泥、手工拉坯等方式，所有的工序都按照严格的标准完成。同时在融合了千年瓷韵的基础上加以创新，采用了"7501"独家绝密配方研制瓷胎，使这套纪念奥运艺术瓷胎瓷通透如玉。为了确保限量出品2008套珍藏瓷的质量，在烧制过程中就果断地将几万只未达到标准的瓷胎当时销毁。在粉彩、新彩和描金等陶瓷工艺中更是精益求精，结合了色上色、色套色等高难度上色工艺手法，其难度之大、精细度之高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荣誉·辉煌》瓷由两个瓷瓶组成。两瓶造型一致，浑然一体，艺趣天成。这套瓷瓶瓶高约38cm、瓶口瓶底约11.2cm，寓意国际奥委会在第112次会议上宣布本界奥运会在北京举行，比赛项目共设38大项。瓷瓶造型为双鼠耳奖杯瓶，象征2008年是中国生肖年的"鼠"年。在这一年，全世界的运动健儿们将聚集北京竞技，中国将再一次令全球瞩目。
这对瓷瓶上下边角图案上，充分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并结合奥运精神，着力体现其民族性和世界性。在瓷瓶的上、下边角上，采用了中国古代皇宫专用纯黄进行铺底，按中国传统吉祥习俗，"蝠"与"福"、"富"之谐音，上角绘制五只蝙蝠，寓意本界奥运会的吉祥物有五个福娃，同时还借用"蝠"与"湖"谐音，表达出"五湖"的含义。按照传统吉祥习俗中祥云代表天降祥瑞、国富民强的寓意，瓷瓶借用奥运会标志五环形状绘制组合绘制了五朵祥云，每朵祥云绘以五种颜色，表达出本界奥运会的隆重盛大和奥运会博大的精神。下边角则按中国传统习俗"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缩语，以四面布局绘制寿山福海，寓意"四海"，它与上边角"五湖"呼应，合为"五湖四海"，表示奥运健儿来自"五湖四海"。同时绘制岁寒三友松、竹、梅，借用它们历经四季、不畏严寒酷暑，在艰苦环境下自我生存、发展的特点，以此讴歌奥运健儿们经过岁月的磨练、辛勤的锻炼，挥洒的汗水，为祖国争得荣誉自强不息的奋力拼搏精神。
这对艺术瓷的主题为《荣誉·辉煌》。一瓶为《花香五洲》，此瓶用曾主办历届奥运会国家的国花组合在一起进行画面创作，充分体现出奥运会这一体育盛事是属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她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将全世界各国儿女聚集一堂，通过体育竞赛加强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另一瓶为《情聚中华》，此瓶用第29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国国花和各分会场市花组合在一起进行画面创作，充分体现出第29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国--中国系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文化深厚、人文和谐的古国，在现代社会里正逐步走向经济繁荣。
瓷都景德镇：大力拓展陶瓷文创产业新空间
今年瓷博会期间，名坊园正式亮相喜迎开园；而在9月份，皇窑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开始试运营；同时，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基建工程已经完工，正在进行室内装修以及通道亮化、绿化等辅助设施工作，陶溪川陶瓷美术馆内，已进行了“17届全国设计大师奖作品展和颁奖典礼”以及“大元梦华——元代落马桥出土瓷器展”等与瓷博会相关的活动。
上述三处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是近年来景德镇地区着力打造的重点项目。随着项目相继投入使用，无疑对促进当地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旅游业和新兴服务产业的发展，改变地区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所谓创意产业是指那些通过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份而获取发展动力的活动。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是在创意活动中加入文化元素。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紧跟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步伐，站在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制高点上，不断探索追求，发展适合本地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为国内创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陶瓷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及其产业园在全球性文化创意产业和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带动影响下应运而生。
景德镇是千年瓷都，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瓷历史悠久，陶瓷文化底蕴深厚，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理应争当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排头兵。景德镇未负众望，近年来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方兴未艾，全市陶瓷创意产业产值占全市陶瓷总产值的40%以上。与此同时，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快速成长。
从景德镇地区来看，园区的发展过程经历过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另一种是新近打造的。自然成长起来的如三宝国际陶艺村，雕塑瓷厂陶瓷产业创意园等。而新近打造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如前面提到的陶溪川、名坊园等）相对来说比较规范，有一定的规模，内容也比较充实，从经济性质来看，又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范畴；而从当前一些规模较大的园区来看，在环境打造、软硬件建设上，按照AAAA或AAAAA标准来规划，又属于旅游业的范畴。
景德镇市的陶瓷文化产业园建设相对来说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客观上来说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盲目跟风，数量偏多；只重建设，管理欠缺；缺乏超前，人才匮乏等。如何使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及是其创意产业园健康有序的发展，笔者认为：
陶瓷文化产业园建设应充分突出陶瓷文化特色，同时要考虑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一般普遍性特征，这方面陶溪川就具有代表性。最近，笔者花了近两个小时游览了陶溪川园区（原宇宙瓷厂内），该园区占地近200亩，打造过程中基本保留了这家上世纪50年代建设的老厂房的原貌及工艺走向，特别是陶瓷生产鲜明特征的窑房和窑体原汁原味的遗存下来了。成型厂房和彩绘包装厂房只是内部作了修整，外型外貌未作改变。而不同时代的烧成工艺所呈现的烟囱高矮不一，风格各异，更具时代烙印，尽现历史沧桑。欣赏陶溪川，展现在面前的就是三大板块和三条主线，三条主线呈南北走向，中间的板块以窑为主线，这条主线通过工业遗产博物馆和陶瓷美术馆加以表现。靠东边的板块为“体验区”，通过古代和近现代成型工艺这条主线加以表现。靠西边的板块为“休闲创意体验区”，以“大学生创意”，休闲娱乐，酒店餐饮为主线，融进了国际上创意产业园最具时尚的元素。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不愧为“国际范”，她将以不可复制性、没有同质性、找不到相似性的独特品质，而载入景德镇乃至中国的陶瓷历史，所凸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在当前，而在未来。
与此同时，在推进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程中，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指导和宏观管理。应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优惠条件的引导，达到优胜劣汰，扶优扶强。还要大力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品。所谓文化创意产品是指以文化创意理念为核心，发挥人的智慧和灵感生产出与常态产品存在差异性的物质形态。如陶瓷文化创意产品就要打破传统的碗盘杯碟，坛坛罐罐的形态，发挥想象力去创制与传统陶瓷不一样形态的“新物态”。雕塑瓷厂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办的“创意集市”里，大学生销售的陶瓷产品千姿百态，这就是陶瓷文化创意产品。
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属于长期投资，见效慢，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遭遇资金瓶颈，为此，笔者认为应畅通融资渠道，政府要设立专项资金，金融部门要设立专项贷款，广泛吸收民间资金，多管齐下解决资金不足的难题。同时，大力培养和发现人才，通过提供优良的工作环境，较好的政治生活待遇来广纳人才，并从长远出发，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人才。
新彩杂谈之瓷上肖像画
瓷上肖像画
瓷上肖像画，俗称“瓷像”、“瓷板画”，大约在光绪年间，先自德国后自日本输入的“洋彩”亦称“新彩”，开始在景德镇盛行，颜色极为丰富，其中部分红色系列的颜色中含有黄金。新彩的特点是，绘画程序比较简单，表现力较强，可以任意画出浓淡层次，并可随意调配颜色，在画完烧过之后，还可以反复罩色，多次回炉烧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洋彩，瓷上肖像画才开始萌芽。
瓷上肖像画大约创始在上个世纪末，距今约有百余年的历史，创始人应为邓碧珊（1874—1930年）珠山八友之一，由于有文化，又在书法方面有相当的修养，在景德镇颇受绘瓷艺人尊敬。据说在景德镇最早用九宫格画瓷像的即是邓碧珊。20世纪初年，使瓷上肖像画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准，并产生较大影响的画家当属王琦（1884—1937年）号碧珍，别号陶迷道人。斋名陶陶斋。江西新建人，师从邓碧珊学习瓷上肖像画，并以钱惠安的仕女画为蓝本彩绘瓷器。由于有较好的造型能力，其肖像画深受各界欢迎。1916年，浮梁知事程安曾题“神乎技矣”之匾额悬挂于王琦画室，使其声名大噪，王琦中年改画写意人物用笔挥洒奔放，很有黄慎风格，他的人物画头部多衬以明暗，显然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故景德镇艺人称王琦派的瓷上人物谓之“西画头子”（借用西洋画法绘的头像部分）。自王琦之后直到现代，景德镇画瓷上肖像画的艺人较多，其中卓有成就者当首推吴康，章鉴、章文超等人，南昌肖像画则以杨厚兴、冯杰师徒为代表。
吴康是现代陶瓷肖像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吴康（1914—1991年）名季铭，安徽泾县人。13岁拜邓碧珊为师，学画瓷像，成功地试制出彩色肖像画，并创作和移植了许多经典的肖像画和西洋画，深受收藏界和同行的赞誉，1959年被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首批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
瓷上肖像画的绘画过程时间较长，且受油料特性的约束，同时依据素材，通常是照片，照片往往是对肖像进行艺术加工再创作唯一可见的根据，是高品位肖像艺术的产生的基础。但一幅好的肖像画作品应该能够更深刻、更典型、更完美地表现所绘人物的精神风貌及内心世界，那就不仅是形似，更要追求神似，所以中国古人称肖像画为“传神”。
一幅绘画作品的优劣当以最终的艺术效果来评定，为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应该广泛利用，不但照相机可以利用，甚至连投影机、复印机、电脑等。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更快，更准确地达到目的，就都可以利用。美国当代著名铅笔画家保罗•加利曾说过：“多年来，画家常在工作中使用照相技术其效果有好也有不好，美术界对某些事件也颇有微词，然而我们知道许多画家如托马斯•埃金斯、塞尚、德加、劳特累克、毕加索和麦恩等。在他们的工作中，多多少少都利用到照相术而且前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画派更相当注重描绘照相透明度的投影画法，因而人们开始对利用照相技术的画家们做一重新的评价——明确照片的利用是一项重要的部分。但盲目地模仿照片而未加减任何东西或是不去解释它，对我而言都是白费力气。”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绘画过程中是否应该利用照片，而是在照片的基础上是否增减了什么东西，即在照片的基础上作了多少艺术处理。
黄苗子先生也曾说过：“照相馆逐渐代替了千百年传统的画像行业，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摄影机取代了传神（画像）的实用性方面，却没有，并是不可能取代它的艺术性这一面。”当然这就必须要求画家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较深的绘画功力，才能画出好的作品，从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欣赏。
乾隆霁红釉和霁蓝釉，哪个更值钱？
在古瓷器的收藏界里，乾隆霁红釉和霁蓝釉哪个更加值钱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毕竟在不少的拍卖行中，随便拍卖一套霁蓝釉或者霁红釉瓷器动辄就几百上千万，价格都是不菲的。那么，在瓷器市场上，到底哪个更值钱更值得收藏呢？对此，我们不妨看看古瓷器研究人员是如何给出他们答案的吧。
什么是霁红釉
霁红釉在瓷器制作行业当中可以说是一种极为名贵的颜色釉，它最早创烧在明朝早期，烧制而成的瓷器多为皇帝御用，且多用于惊天地日月，故此它又被称作“祭红”。同时，也因为其颜色和质地的缘故，它又被称作鲜红釉、宝石红釉、霁红釉、积红釉、醉红釉等等，在外观特质上，它色泽深沉安定，釉面光滑滋润，鲜红釉色如同鸡血没有色斑和黑点，瓷器釉完整均匀不存在流釉开口和开片等瑕疵。
据悉，在明代永乐宣德年前，霁红釉生产达到了它的艺术巅峰时期，皇帝对各类霁红釉瓷器爱不释手，但在明代末期因为某些原因的存在，霁红釉的加工手艺失传。在康熙，雍正年间，皇帝为了能够让霁红釉瓷器重新面世，为宫中增添足够多的霁红釉瓷器，康熙帝和雍正帝支持和参与下，瓷器匠人倾其所有的能力终于又重新能够烧制出令人惊艳的霁红釉瓷器。
但据业内人士表示，霁红釉之所以在瓷器烧制过程中失传，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它的烧制难度太大，想要真正的烧制成霁红颜色，其烧制条件非常的严格，即便在康熙，雍正期间匠人们会费了霁红釉的制作工艺，但其颜色上依然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的，要么釉色黑红，要么褐红，粉红，而且釉色浓淡不均。很不幸的是，此工艺在乾隆后又一次失传，匠人们再也无法再次烧制出精品霁红釉瓷器。
什么是霁蓝釉
与霁红釉齐名的霁蓝釉在瓷器市场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其釉色蓝如大海，亮如宝石，釉面不流不裂，浓度均匀，同样是元明清时代宫中重要的瓷器之一。虽然说霁蓝釉的烧制难度不小，但在明清时代其精品传世不少，瓷器数量上要比霁红釉多很多。
故此，在目前的古瓷器市场上，人们能够欣赏到的霁红釉也只能是乾隆期间以前的瓷器，偶尔能够得到一件乾隆霁红釉精品也是极度难得的。但欣赏到霁蓝釉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至于说两者哪个更值钱的话，当然是乾隆霁红釉。
乾隆霁红釉和霁蓝釉精品鉴赏及拍卖成交价格：
1:清乾隆霁红釉描金题诗花卉纹胆瓶，尺寸：高35.2厘米，估价：HKD 4,000,000 ~ 5,000,000，成交价： HKD 19,160,000 ，成交时间：2005.11.28，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5秋季拍卖会。
2:清乾隆霁红釉梅瓶，尺寸：高23.7厘米，估价：HKD 1,100,000 ~ 1,800,000，成交价： HKD 2,478,000 ，成交时间：2017.10.02，拍卖公司：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香港2017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三行篆书款。
梅瓶小口微侈，短颈，丰肩，腹部下敛，近足处略向外撇，造型秀美，线条流畅，婀娜生姿，尺寸较小，把手可玩。外壁通体施霁红釉，色泽深沉穆雅，釉汁肥腴，釉面有细小的橘皮纹，为乾隆仿宣德红釉制品。品相保存良好，底部青花双圈「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较为难得。梅瓶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饮流斋说瓷》描述：「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霁红又名「祭红」、「积红」，明初已有成熟制品。本件应为乾隆仿宣德产品，其发色不似郎窑红之浓艳，也不似豇豆红般柔润，而呈现一种沉稳的深红色，是乾隆霁红釉的一件代表作。
3:清乾隆霁红釉瓶，尺寸：高22.9厘米，估价：HKD 1,800,000 ~ 2,200,000，成交价： HKD 2,124,000 ，成交时间：2017.05.30，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7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直口，长颈，溜肩，圆腹，圈足，外壁施霁红釉，釉色均匀浓丽，内壁施白釉。器形端正典雅，线条优美起伏。底足内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霁红釉，以铜为主要呈色剂，釉色红艳，有永宣鲜红釉和康熙红釉风韵，釉凝厚均匀，颜色纯正，青出于蓝而青于蓝。釉面密布细小的棕眼，色调深红，似暴风雨后晴空中的红霞，故称“霁红”。霁红釉盛于康、雍、干三代。康熙霁红色泽厚重，不甚均匀，釉边不齐。到雍、干时，呈色稳定，釉面有桔皮纹和棕眼；边釉整齐，呈失透状。
4:清乾隆霁红釉玉壶春瓶，尺寸：高30厘米，估价：RMB 750,000 ~ 900,000，成交价： RMB 897,000 ，成交时间：2016.06.25，拍卖公司：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玉壶春瓶创烧于北宋时期，原为酒器，后因其线条优美，适于陈设欣赏，而受世人偏爱。清代官窑玉壶春瓶，历来即为藏者所重。霁红釉是雍正帝极为重视的一种釉色，为提高其呈色质量多次下旨监督。《清檔》载：雍正七年八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碎霁红磁盘边五块。奉旨：此釉水甚厚，新烧得甚薄，不知是何原故，着伊照此破瓷釉水烧造，钦此。”故雍正霁红釉是在康熙郎窑基础上，经过雍正督办和年希尧、唐英等的努力下才复烧获得成功的。乾隆朝习得雍正遗风，精美不逞多让。瓶型承宋代式样，敞口，束颈，圆鼓腹下垂，高圈足外撇，造型秀美典雅。器口、内壁及外底满施白釉，釉汁洁白润泽，外壁尽施霁红釉，釉色红艳亮丽，有永宣鲜红釉和康熙红釉风韵，而施釉之均匀，颜色之纯正，超过前朝。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整器烧造精良，素肌玉骨，浑然天成，为乾隆霁红釉玉壶春瓶之难得精品。
5:清乾隆霁蓝釉鹦鹉耳扁壶，尺寸：高32.5厘米，估价：HKD 5,000,000 ~ 7,000,000，成交价： HKD 7,920,000 ，成交时间：2018.04.03，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雍正、乾隆年间，制作了一批仿古瓷器，两位皇帝对古器物的钟爱与鉴赏，引发灵感创造拟古形饰之瓷器。此件霁蓝釉扁壶依循汉代古青铜器及陶器风格，典雅简朴，即属这批作品之一。
6:清乾隆霁蓝釉长颈胆瓶，尺寸：46.5厘米，估价：HKD 2,000,000 ~ 3,000,000，成交价： HKD 4,920,000 ，成交时间：2018.10.03，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7:清乾隆霁蓝釉大天球瓶，尺寸：高55厘米，估价：RMB 1,200,000 ~ 1,500,000，成交价： RMB 4,480,000 ，成交时间：2010.12.04，拍卖公司：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五周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天球瓶为是明初是受西亚铜瓶造型启发而烧造的瓷器，创烧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御窑厂，以青花为多见，以海水龙纹为贵，是明清两朝宫廷最为名贵的陈设用瓷。雍乾之际，清朝皇室对永宣窑器的推崇致使摹古之风盛行，御窑厂承命竭力摹制，所出之品几类古物，尤以雍正后期乾隆早期最甚。其中天球瓶作为经典的永宣器类得到广泛的摹制和创新，除了永宣所具的品种以外，还新添许多的门类 例如粉彩、斗彩，达到“师古而不泥古，仿古而不忘新意”的境地。而雍正御窑厂对宣德霁蓝釉的摹仿曾有明确记载，唐英《陶成纪事碑记》记录五十七种釉色当中就有“仿宣窑霁青，色泽浓红，有橘皮、棕眼”。乾隆时期对天球瓶的摹制，延续烧制雍正时期的品种，存世实物较多，文献上亦见多处档案记载，如《造办处各活记清文件》记录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旨烧制一大批摹古瓷器其中便是“宣窑放大天球瓶一件”、“宣窑放大青龙天球瓶一件”，前者没有指明为何种品类，会否有霁蓝釉不得而知，如果有亦是情理之中，而后者则是宣德青花龙纹天球瓶，目前尚见到传世的乾隆摹制品与之对应。档案中明确记载为霁蓝釉天球瓶则是乾隆十三年，见《乾隆十三年造办处各活记清档》之【记事录】：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达子，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唐英烧造得上色呈样尊、瓶、罐等共一百二十七件，上色呈样盘、碗、盅、碟等共二百二十四件，上色呈样桶装尊、瓶、罐等共四百六十七件，上色呈样桶装盘、碗、盅、碟等共四千七百三十八件，交总管刘沧州呈覧。奉旨：将冬青马挂瓶一对，霁青天球尊一对，双象耳四季菊花瓶一对留下，其余俱交司房。钦此。
本品造型古雅端庄，线条优美圆润，器内与底部均施白釉。通体施饰霁蓝釉，匀净明亮，苍妍夺目，一如宣窑之宝石蓝，其出色之妍丽独步有清一代，为乾隆同类御瓷之冠。其高达55厘米，恢宏大气，非常罕见，目前所知的其他乾隆霁蓝釉天球瓶大多低于此高度，为乾隆御窑天球瓶最大之尺寸之一，与之相同者唯见南京博物院藏品“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纹天球瓶”（见《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编，页232）和中国文物保护中心藏“乾隆款青花穿花龙纹天球瓶”。（见《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元明清釉下彩》页400，图126），其底足旋修极为工整，胎骨细白莹润，底款为青花六字三行篆书，为乾隆早期的写法，正是唐英榷陶时期的出品，以其超佚脱俗的品格而论或许正是乾隆皇帝当年垂爱的那对祭蓝釉天球瓶之一。
8:清乾隆霁蓝釉梅瓶，尺寸：高35厘米，估价：HKD 1,200,000 ~ 1,800,000，成交价： HKD 3,620,000 ，成交时间：2010.12.01，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双圈双行六字楷书款。
瓶小口，短颈，丰肩，敛腹。器内、圈足内施白釉，外壁满施霁蓝釉，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此瓶造型端庄古朴，釉色均匀纯净，蓝如深海，釉面莹润。观此器之款识，应为乾隆早期的作品，与雍正款相仿，见2001年6月19日N.H.P Huth专拍第56号拍品。
霁蓝釉烧制工艺继承元代传统，至清朝生产历代未断，且烧制精细，常见造型仍是宫廷祭器和陈设用瓷。
柴窑传说
我国古代的祭祀礼器多用青铜器，周世宗柴荣即位之后，开用瓷器礼器代替青铜礼器的先河。柴荣创建御窑--即后世所谓的柴窑，诏令制造祭祀所用的瓷礼器及皇宫所用的日用陶瓷。窑匠向柴荣征求瓷器的颜色时，柴荣指示：“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要求把瓷器烧成雨后青天的颜色。
清梁同书的《古窑瓷器鉴定考》云：“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柴窑为我国历代名瓷之魁，然而传世真品极为稀少，后人因此多对其赞誉叹惋不止。北宋仁宗朝时，已经很难见到柴瓷的真容。欧阳修《归田录》云：“柴氏窑色青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宋仁宗朝距后周时间并不算长久，当时人们得到柴瓷残片时，却不惜用黄金来装饰，足见其稀有珍贵的程度！明代时，皇宫还收藏一些柴瓷，如《宣德鼎彝谱》记载：“内府所藏(瓷器)：柴、汝、官、哥、钧、定。”但在民间，柴瓷则难得一见。明朝末年，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就慨叹道：“柴窑最贵，世不一见。”明代因此有“片柴值千金”的说法。明代之后，柴瓷开始绝迹，无人再见过柴瓷实物。到目前为止，中国各大博物馆均没有收藏一件柴瓷，而网上一些宣称是柴瓷真品的收藏品，也没有得到有关专家的鉴定。现在全世界只有日本珍藏一件柴窑青百合花瓶，据说是600多年前明朝皇帝回赠给日本幕府将军的礼物，但也是一件残品，即便如此，这件柴瓷残品也被日本人公认为是国宝中的国宝。
中国历代名窑的瓷器鉴定传承，均有不少实物流传后世，为何独有柴瓷绝迹了呢？据专家分析，原因有两点：一是柴瓷的流布范围极为有限。柴荣规定，烧制出来的合格瓷器只允许在宫廷里使用，残次品全部当场毁掉，不准流入民间。二是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他曾告诫弟弟赵光义(即宋太宗)说：“服用玩物，珠宝玉器，不可求之过甚，否则亡国之祸立至。汉文帝停楼台之建，唐太宗罢修洛阳宫，皆为惜资财、戒奢靡。朕之德不及汉帝唐宗，若所费太过，如何为天下之君？”就是基于这一执政理念，赵匡胤登基伊始，即诏令关停耗资巨大、污染严重、破坏环保的柴窑，并遣散工匠人员，由此造成了柴瓷的失传和绝迹。对于文化界和收藏界来说，实在是一项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业内专家预测：柴窑藏品如果出现在瓷器拍卖古玩拍卖会上，将是国际拍卖行的奇迹。
康熙恢宏之郎窑红瓷
郎窑红瓷
也是在康熙朝，郎廷极继臧应选之后，为御窑恢复发展、瓷器推陈出新作出重要的贡献。为说郎廷极，先从郎氏家世说起。
郎氏先世居辽东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即明天启二年(1622)兵攻广宁，明朝生员郎熙载率兵民归降，授备御，后因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我在这里交代一下。后金天命六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军占领明朝辽东重镇沈阳和辽东首府辽阳，并决定后金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称为东京。转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率八旗兵越过辽河，向西进兵，指向广宁。广宁巡抚王化贞狼狈出逃，出城门时，牲口装载的东西，竟然被守城军兵打劫，广宁城守完全空虚。内探报告城空无人，努尔哈赤不敢相信，顿兵城外迟迟不进城。第二天又报城空无人，第三天再报城空无人，努尔哈赤才派小股官兵进城试探，回来报告是一座空城。这时降顺后金的明朝官将和广宁的士绅、生员等，在城外列队一一已剃发，设龙亭, 抬轿，打鼓，吹喇叭，奏唢呐，出城三里，夹道列队，跪迎努尔哈赤进城。在广宁失陷的情势下，郎熙载等才投降后金。
郎熙载在后金崇德元年即明崇祯九年(1636)去世，其长子廷辅承袭世职，次子廷佐隶汉军镶黄旗，后授笔帖式。顺治入关第二年，延佐官国史院侍读，后以军功授江西巡抚,顺治十三年(1656)升江南江西总督，后任福建总督，康耀十五年(1676)病卒。郎熙载同族有郎永清，永清子廷极。
清初，郎氏家族任过江西总督、江南总督、江南江西总督、福建总督、漕运总督等五大总督，江西巡抚、河南巡抚、山东巡抚等三大巡抚，还任过四川布政使、湖南布政使、江西赣府知府等高官。特别是郎廷佐、郎廷极都做过江西巡抚，并办理过陶务，以至于《清史稿》把两个人弄混，把著名的“郎窑”说成是郎廷佐督造的。其实，郎廷佐督陶是在顺治年间，记载不多；郎延极则是在康熙年间，成果丰硕，世称“郎窑”。郎廷佐、郎廷极是同族兄弟。郎氏兄弟督陶，佳话广为传颂。
郎廷佐，字一柱，顺治十二年(1655）授江西巡抚。他虽在任十五个月，却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蠲免钱粮。江西自明末以来屡遭兵祸，水旱频仍，流民失所，积欠赋税多达银“四百万”。郎廷佐上《请舒江南三大困疏》，请求蠲免积欠，获得御准减免。第二是安定社会。时江西饶州地域，社会动荡，乱兵剽掠，民不聊生，苦不堪言。郎廷佐派兵安定境内秩序，景德镇瓷业得以恢复。第三是督造龙缸。这缸体积太大，“径面三尺五寸，墙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五寸”，连续烧造三年，均未成功，只好作罢。廷佐后任江南江西总督、福建总督，康熙十六年(1677)病逝。但是，郎延佐不会想到，他的工作为族弟郎廷极后来开创“郎窑”奠定了基础。
郎廷极，字紫衡，汉军镶黄旗，曾官登莱青道，就是山东登州、莱州、青州的道台，驻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南巡，御书“振鹭高飞”匾赐之。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升任江西巡抚，前后在任八年。郎廷极是位好官，上任两年后，康熙御书赐给郎廷极，包括“布泽西江”匾额，以及对联“政敷匡岫春风满，惠洽鄱湖澍雨多”；又赐郎廷极“貉帽、貉褂、缎袍、马匹等物”。郎廷极署江南江西总督，身居高官，清廉自守，“节礼馈送，一无所受”。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漕运总督郎廷极病逝。康熙帝评价其“实心办事，区处得宜”“尽心抚恤，人皆感悦”。卒后受祭葬，谥“温勤”。
不过，郎廷极的主要贡献还在于监督御窑，留下了“郎窑”的美名。郎窑成就很多，这里只说两点：一是仿古瓷器，二是郎窑红瓷。
仿古瓷器是郎窑的一个亮点。史载郎窑“仿古暗合，与真无二”。清初文人刘廷玑曾经记载了一连串郎窑以假乱真的故事：
予初得描金五爪双龙酒杯一只，欣以为旧。后饶州司马许玠以十杯见贻，与前杯同。讯，知乃郎窑也。
又于董妹倩(董绍孔)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复惠其八。
曹织部子清(曹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郎窑仿古之所以如此逼真，和郎廷极“嗜古”有很大关系。当时有位叫许都谏的文人，写了首《郎窑行》，把郎廷极的好古、师古述说得淋漓尽致：
宣成陶器夸前朝，收藏价比璆琳高。
元精融冶三百载，迩来杰出推郎窑。
郎窑本以中丞名，中丞嗜古衡鉴精。
网罗法物供品藻，三千午内纷纵横。
范金合土陶最古，虞夏周秦谁复数。
约略官钧定汝柴，零落人间搜出土。
中丞嗜古得遗意，政治余闲程艺事。
地水火凤凝四大，敏手居然称国器。
比视宣成欲乱真，乾坤万象归陶甄。
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
上诗最后一句的“雨过天青”当指青瓷，“红琢玉”则是形容郎窑红。
仿古瓷器的烧造，不仅体现了追古尊祖的儒家传统理念，也体现出景德镇御窑的不凡烧造技艺。
清朝景德镇御窑，先后出现康熙时的“臧窑”“郎窑”，雍正时的“年窑”，乾隆时的“唐窑”。“年窑”和“唐窑”将在雍正和乾隆时期再讲，“臧窑”“郎窑”在此做简单介绍。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平定三藩之乱接近尾声，康熙帝派工部郎中臧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瓷器。臧氏督窑时间最长，因有“臧窑”的说法。臧应选督陶，可以看作清朝御窑厂开始运作的一个标志。尔后，郎廷极督，颇有政绩。
郎窑红瓷是景德镇御窑“郎窑”瓷器的特色。这里的“红”是指釉色，即宝石红色。宝石红是人们普遍喜爱、非常珍贵的瓷器。宝石红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发明烧造的，明中期以后工艺失传，直到康熙时才再次烧成。这种红釉颜色就像红宝石一般，温润艳丽，透明度高，“华而不俗”，丽而不娇，最惹人爱。郎窑红釉瓷器的烧造，工艺难，投入大，废品多，成品少。在康熙朝，郎窑红瓷器名贵难求。民谚云：“若要穷，烧郎红。”这种说法，既生动，又真实。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达官贵人、王公大族，也难得持有一件。
下面列举三件郎窑红瓷器。
一件是清康熙郎窑红釉棒槌瓶(口残)，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年制，高23.3厘米，口径5.6厘米，足径9.3厘米。筒式瓶为清代瓷器瓶式，因形如农村妇女洗衣用的木棒槌，故称棒槌瓶。此瓶造型挺拔，古朴大气，线条简约，端庄典雅；瓶口因残而镶鎏金铜口，器身施郎窑红釉，釉汁浓稠，下垂于足，色彩鲜丽，明如镜，润如玉，艳如花，赤如血。
第二件是清康熙郎窑红釉观音尊，故官博物院藏。高45.5厘米，口径12.7厘米，足径14.4厘米。因形体宛如一尊亭亭玉立的观音，故名观音尊。尊内壁和圈足内均施白釉，外壁施郎窑红釉。胎体厚重端庄，釉面鲜红明亮。观音尊是康熙郎窑红瓷器的典型器物，也是廉熙朝瓷器中的流行式样。
清康熙郎窑红釉棒槌瓶、清康熙郎窑红釉观音尊
康熙朝红色釉瓷器，除了郎窑红以外，还有豇豆红。这是康熙晚期出现的铜红釉品种，因釉面酷似豇豆皮的颜色而得名，是铜红釉瓷器中最精妙的一种。豇豆红釉质匀净细腻，含有粉质，红釉中往往散缀因烧造时氧化还原不同形成的天然绿色苔点。由于红釉的深浅及绿色斑点分布在不同的部位，所以有“美人醉”“桃花片”“娃娃脸”等美称。清人洪亮吉(1746-1809)曾作诗赞誉其釉色：“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典型器如清康熙豇豆红玉壶春瓶，沈阳故宫博物院藏。高28.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9.3厘米。瓶口轻薄舒展，瓶颈细长，突出丰满的瓶腹，整体造型，柔和淳厚，弧线流畅。除口沿留出白釉边外，瓶里及器表均施豇豆红釉，瓶肩部、腹部于红釉中散布黄绿色斑点，如棉絮状浮于红釉之上，绚丽多彩，绿中闪红，红中点绿，柔和悦目；瓶底为纯白釉地，有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款。
清康熙豇豆红玉壶春瓶
康熙帝是清朝文化型、学者型皇帝。他学习和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尊重和弘扬中华文化，酷嗜文人雅趣--茶酒花香、琴棋书画、吟诗雅集、读藏赏玩、笔墨纸砚；每天笔耕不辍，留下许多文房瓷器--瓷笔杆、瓷笔筒、瓷笔山、瓷笔插、瓷印泥盒、瓷笔洗、瓷水丞、瓷墨床、瓷镇尺、瓷砚台等。康熙帝喜欢各式各样的瓷笔筒，精致美观，被誉为空前绝后。这里介绍五件御窑制作的瓷笔筒。
1.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文笔筒，故官博物院藏。高16.2厘米，口径19.4厘米，足径19.2厘米。这件笔筒在白色外壁上以青花楷书《圣主得贤臣颂》，结尾用书写形式钤釉里红“康熙传古”篆体印。竖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款。无其他装饰，却清爽雅致。颂文见于《汉书•王褒传》。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文笔筒
王褒，字子渊，蜀人，自称“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应汉宣帝刘询之诏，到京师，受召见，膺重任，呈颂文。王褒著《圣主得贤臣颂》，名扬于当世。这篇颂赋共781字(比三篇《心经》还多一个字)，其文略曰：
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遐夷贡献，万祥毕溱。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单顷耳而听已聪；恩从祥风翱，德与和气游，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势，恬谈无为之场，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以宁也！
2.清康熙乌金釉描金山水图笔筒，故官博物院藏。高15.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8厘米。这件笔筒外壁通体施乌金釉，釉面漆黑明亮。釉上的金彩纹饰虽已脱落，仍可见图案痕迹。一面为方形开光，开光内绘山水人物纹；另一面则书苏轼《后赤壁赋》全文，文末“己丑岁仲冬月右录赤壁赋”落款，并书圆、方闲章各一枚。“己丑”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此件笔筒蓝底金彩，图文并茂。
3.清康熙祭红釉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高16.7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6.3厘米。这件笔筒满施浓重的祭红釉，而口沿和近足处则透出白色胎骨，简洁而不单调，雅丽而不奢华，端庄而不呆板，特有一番情趣。祭红，釉色红艳深沉，是康熙朝御窑恢复的明代中期以后失传的一个品种。
清康熙乌金釉描金山水图笔筒、清康熙祭红釉笔筒
4.清康熙洒蓝地五彩人物图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高14.3厘米，口径18.3厘米，足径18.3厘米。笔筒圆口，直壁，玉壁形底内施白釉。外壁洒蓝地五彩装饰。这件笔筒的主题图案是五彩魁星，奔跑在梅花桩上，右手执毛笔，左手握银锭，寓意“必定夺魁”。这个主题图案，衬托在洒蓝的底子上。洒蓝，浅蓝色地的釉面上呈现深蓝色斑点，犹如撒下的雪花，故又称“雪花蓝”。明宣德时景德镇御窑创烧，清康熙时最精。
5.清康熙釉里三色山水人物图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高15.5厘米，口径18.8厘米，足径18.5厘米。这件笔筒洋溢着文人气息，仅有四种釉色：白色底子，红色花树，豆青色泥土，青花远山，近水、堤岸、树木、人物。尤以青花，浓淡相宜，布局协和，出神人化，山水画卷，写入笔筒。釉里三色，是以青花釉里红而增豆青色，创烧于康熙时期。
清康熙洒蓝地五彩人物图笔筒、清康熙釉里三色山水人物图笔筒
前面讲的万寿瓶没有康熙朝年款，康熙前期御窑瓷器很多也没有年款。本来从明代宜德朝起，御窑瓷器写年款已经成为定式，为什么康熙早期却很少写年款呢？有人认为这同浮梁县巡检陈履升有关。
陈履升，字峻天，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做过浮梁县巡检，官正九品。他在任上严禁景德镇陶户在瓷器底部书写年代，以至于康熙早期瓷器很少写年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来，此人“一生敬惜字纸，无所不用其极”。敬惜字纸，就是带字的纸不能随意丢弃。陈履升把敬惜字纸延伸到瓷器上。他说:“字碗者，犹之字纸也。污弃字碗，犹之污弃字纸也！” 他派人到处搜集带字的瓷片，简直走火入魔，后发展到花钱收买，每个瓷片“予五钱，易之”。这导致“贫家儿童觅字碗求钱者遍里巷”，“老稚争相搜剔，觅得者投于门，无虚日”，陈家变成瓷片收购站。陈履升亲手把这些有字瓷片一一洗净，贮藏起来。钱塘江涨潮时，他带上收贮的瓷片，乘船倒入海口处，“肃拜而归之于海焉”。这样坚持了几十年。
瓷器写字，是个惯例，世代相延，怎么能因地方官的个人嗜好就废除呢？有的陶户拒不照办，陈履升“笞之”；有的陶户送钱求情，陈履升“厉色却之”。
敬惜字纸，是图什么？陈履升没明说，清代文人讲得直白：敬惜字纸，造福后人--“子孙科第不绝”，是为后代积福。然而，子孙要有福气，需先争气，单靠父祖积福是远远不够的。其子陈恂，康熙朝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时人把这看作陈履升敬惜字纸的福报。然而，陈恂晚节不保。康熙五十六年(1717)乡试，有个叫陈凤墀的请人代考。他是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与陈恂同乡，奉上1500两银子，请陈恂帮忙，让主考放过。放榜之日，士子哗然，联合告发，惊劫朝廷。
康熙震怒，派人严查，查出了“案中案”：原来陈恂的女婿也参加了考试，并请岳父从中疏通，因未考中而案未发。康熙五十八年(1719)，判决：将主考官斩监候、秋后处决；找人替考的陈凤墀，绞监候、秋后处决，其父绞监候、秋后处决；疏通关节的陈恂，绞监候、秋后处决，其子绞监候、秋后处决，其婿先杖责、后服劳役。替考的枪手、其他考官、保荐考官的人也都追究责任，受到惩处。
有人说，子孙双双论死，陈履升泉下有知，夫复何言？其实，陈履升的教训，不在于种善因而未得善果，却在于教子陈恂，重视智育，忽视德育，所以虽高中进士，却触犯科考皇法，子孙双被论死。
清朝，经历康熙朝61年发展，步入盛世。康熙瓷器被《匋雅》誉为“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
康熙大帝开创了清朝御窑的历史，并将御窑推向高峰，而雍正朝御窑与瓷器，又有新的发展。
新考古发现:全国首座釉里红窑炉现瓷都
千年瓷都再传喜讯。10月22日，本报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同意，独家发布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湖田窑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经考古专家长时间的考古发掘和认证，确认此前发掘的一座元代龙窑为“我国目前发现的可以确认的首座保存最好的烧造元青花和釉里红的窑炉”。这一考古发现证明了景德镇早在元代时即已掌握高难度的釉里红瓷器烧造技术，瓷器生产进入成熟阶段。
熟悉瓷器的人知道，釉里红烧造技术代表了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我国曾在一些地方出土了釉里红瓷器，却一直未曾发掘出土釉里红烧造窑炉。虽然我国乃至世界上许多著名考古专家和陶瓷专家都把最早烧造釉里红瓷器的地方定格在景德镇，但至今没有考古实物确证最早生产釉里红瓷器的产地。像美丽的名字一样，釉里红也披上了一层美丽而神秘的面纱。
此次对湖田窑的考古发掘始于去年12月，止于今年4月。根据景德镇市吕湖二级公路改造工程的需要，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公路经过段的湖田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发掘按公路走向共布方15个，发掘面积达1200平方米。发掘中最有价值的是出土了一座元代龙窑，该窑砌建考究，有两处窑门，有窑炉护墙，原还有窑炉护棚。窑炉内出土大量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许多还粘有匣钵及窑渣，证明该窑炉在废弃前还烧造过元青花和釉里红。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可以确认的首座保存最好的烧造元青花和釉里红的窑炉。该窑炉底部还残存大量装烧时用于稳定窑位的匣具，这也是我省的首次发现，它对于研究窑炉装烧、窑位、产量等一系列问题有重要价值。元代龙窑的发掘出土，有力地证明了湖田窑烧造元青花和釉里红的事实，证明当时釉里红的生产达到了成熟阶段，说明元朝的湖田窑已经完全掌握了釉里红烧造技术，当时生产的主要场所就是现在的发掘场所南河南岸。
湖田窑考古发掘还揭示了多组元、明时期作坊遗迹群以及窑炉、码头护坡等重要遗迹。其中元代码头护坡墙完整处长达25米，延续残长超过40米，局部高达2米，是湖田窑至今发现保存最为壮观的遗迹。遗址出土物主要为元、明时期的青白瓷器、黑釉器、枢府釉器、青花器，以及少量霁蓝釉器、孔雀绿釉器等生活用器。出土瓷器时代特征明显，是元、明时期景德镇不可多得的陶瓷标本。(徐锦忠)
当代陶瓷不输古陶瓷 新陶瓷有新境界
过去收藏界有些人说起张海国时，口气有些不屑：“哦，他是玩新瓷器的。”在他们眼里，只有古代陶瓷才值得收藏。
具慧眼最早推荐
张海国近日举办陶瓷生涯50年回顾展，人们领略到张海国超前50年的前瞻眼光。现年70岁的他不仅收藏有当今景德镇陶艺界最顶级大师、名家的作品，他还往往是这些大师最早的发现者和推介者。50年前，他就在《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介绍当时的年轻陶瓷艺术家周国祯，这是他第一篇介绍景德镇陶艺家的文章。至今，他已在海内外刊发了3000多篇陶瓷论文。
新陶瓷有新境界
张海国的陶瓷之缘始于50年前，他从上海考入学院。后来他被分配到轻工业部研究所，担任国家用瓷的研制（俗称“新官窑”）。在回顾展上，记者看到了他撰写的专著《古陶瓷鉴赏与收藏》《中国古陶瓷珍赏》《民国瓷鉴赏》《千年瓷都景德镇》等。但张海国最为推崇的还是当代陶瓷。他认为，古代陶瓷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但新陶瓷不输古陶瓷，现代陶瓷还有很多胜过古人之处。
新工艺过去所无
他举例说，譬如现在陶土和釉料的提炼和制作更为精细，窑温控制更为稳定，许多过去没有的高温釉彩开发出来，如高温颜色釉综合装饰工艺就是过去没有的；现在的陶瓷艺人大多是艺术院校毕业，个人的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不断提高；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陶瓷艺术的信息及时交流，也有利于当代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当代陶艺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正呈现巨大潜力。
媚俗化鱼龙混杂
但张海国又说，当今陶艺创作也存在过于商业化和媚俗化倾向，“名家”“大师”鱼龙混杂，令人难辨。仅以景德镇为例，“高级工艺美术师”就有1000多人。如何从中发现真正具有艺术造诣的陶艺家及其作品？现代陶瓷收藏对“鉴赏眼力”的要求更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不亚于对古代陶瓷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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