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冰裂纹瓷器的鉴别。
作品名称：姹紫嫣红现收藏于藏乐阁当代名家陶瓷艺术馆
作品名称：荷风送香现收藏于藏乐阁当代名家陶瓷艺术馆
作品名称：郁金香现收藏于藏乐阁当代名家陶瓷艺术馆
中国的陶瓷艺术，包含陶瓷器物的造型美学与装饰美学。其有别于中国绘画所追求的气韵生动，而是在有限的器物造型中表现无限的装饰心地，在圆融的器皿中抒发对时空气象的感叹！它在自身的材质语言中寄托了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暗含了一片天机，是匠心与文心的融合，是抽象的抒情。张闻冰的陶瓷艺术立足于学院派的思考，用陶瓷刻线的工艺与釉上加彩的综合装饰，表述了陶瓷艺术的另外一层语境，对传统陶瓷审美既是一种打破也是一种延承，打破的是传统陶瓷固式的美感，即以中国画入陶瓷装饰，而形成的一种非画非装饰的视觉滥觞；延承的则是中国陶瓷的古典精神，陶瓷器物造型与装饰的融合，对材料的探索与对陶瓷新语境的解构。以唯美的装饰哲学与诗意的绘画意味，向观者娓娓道来。
君子以玉比德，玉华金泥，是张闻冰陶瓷艺术的内涵诠释，玉华，则是其作品内在的品性。何为玉华，润泽以温，鲜而不垢，折而不挠，瑕瑜皆见，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也。求其玉的本真，亚光色泽的处理，背弃了传统陶瓷对于釉色光亮的审美，是艺术家自觉性地将瓷质与玉质进行解读。亚光与微粗的肌理突出了其作品的”拙”，而殊不知大巧若拙，天成若拙，拙意味着陶瓷质感的解构与对传统的推翻，拙意味着生命的厚重与温润。金泥是其装饰的诠释，所谓金，非金，非非金，是名金；泥，非泥，非非泥，是名泥也；金是一种装饰，它超越了绚烂的色泽，是万物至阳之物，与花蕊的阴柔交织在一起，成为了一种超脱的点化，佛家有言为再镀金身，金在张闻冰的陶瓷意义中，则是一种超越世俗审美的装饰美学，金穿越于作品之间，在时空中往来，将陶瓷装饰推向一个圆融绚烂的境地。
玉华金泥作为张闻冰的陶瓷新语，分别用体悟与感悟来证入。体悟刻线的装饰语言与形式法则，“刻线”是陶瓷艺术特殊的工艺语言，可以给予陶瓷作品以飞动流畅的装饰生命，也是一种回归陶瓷工艺美感的视觉符号。刻线能使陶瓷器物得以触摸，而触摸，是人文心灵与器物生命的对话；再者刻线能使泥土复活，生成陶瓷材质自身的语音，是内在的、鲜活的装饰艺术。张闻冰重新赋予了刻线以新的工艺生命，他的作品可以用手去感触，感触唯美灵动的装饰画面，韵律的铺排与古典的形式法则，构成了绚烂的极致的装饰。作品《郁金香》、《马蹄莲》、《荷塘》系列等，这些带着古典诗意语境的作品，无一不是用刻线的装饰，刻线带给画面的是鲜活的层次，它会将观者的手拉近，将心推远，推到理想化的美感世界，体悟一种神游的愉悦。另外，作品打破了自然所为的天巧，以人为的工巧使理想化美感得到实现，主观的将观者引领到美的氛围中，布满了所有的空间，画面的秩序将人的思想进行视觉上的包裹，也进入了意境的延伸，花与叶的铺排浮动，一份生命的暗涌，在一呼一吸间体会生命的意味。中国的哲学，重视将人的生命存在放到世界中去，寻求其意义；将世界视为流动欢畅的生命全体，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因此，张闻冰的艺术作品是植入式的体悟，在有形的世界中体悟无形的生命形式，体悟花蕊世界里所含纳的虚空。
感悟其作品，于外在形式的美感也于内在的气韵，玉华金泥的另外一层意味则是内在心灵世界美感的外化。张闻冰善用完满的构图，作品没有在留白之处，内在的形式中间，构造出最美最饱满的图案，形成了陶瓷艺术的一种圆满的装饰。张闻冰意在“凸”出他的内心世界，如《姹紫嫣红》等系列作品中，张闻冰有意识地安排了花与叶的穿插，《鎏金荷塘》中，延展的，带有韵律的荷叶也是作者的意味化处理，将其画面扩大，扩大到花蕊的零距离，于一花一世界中感悟荷塘的诗意与禅意。张闻冰的饱满构图，则是一种色中见空的思想，是一种入世与出世的契合之地。在作品的构图法则与设色中，一切的外在形式即色象皆为空的境地，在有生命的形式中感悟禅意的美感与内心的欢喜。张闻冰把握了属于自身语意的表述方式，以风格化的陶瓷语境表述，打破了以绘画为陶瓷艺术的装饰形式的审美主流，形成了一种婉约的带有诗意的装饰之风。
精选阅读
国破化作冰裂纹
南宋修内司官窑粉青碗
南宋修内司官窑浅青牡丹花式洗
收藏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宋朝时候，浙江龙泉县有一对以制瓷为业的兄弟。老大章生一所开窑厂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为“弟窑”。二人以烧制青瓷闻名。弟弟嫉妒哥哥烧瓷技艺高明，暗中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草木灰。哥哥开窑一看，满目新瓷釉面碎裂如冰裂，虽失去了单色青瓷光洁莹润之美，却别有一番滋味。拿到集市去卖，大受欢迎，遂成就了宋瓷新品哥窑。
古瓷鉴赏专家周大有先生却说，这个故事不足为信。
开片是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胚、釉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形成裂纹，是瓷器烧制过程中的一个缺点。当人们掌握了开片的规律后，烧制出来的冰裂纹就成了一种特殊装饰。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100多年间的宫廷御用瓷，汝、官、哥皆为开片瓷器。这些饮食起居之器源源不断地送到皇室显贵们手中。周先生认为，个别现象可以说是偶然，如此规模的相同倾向必然是有意为之的。同期的钧窑、定窑以及唐代越窑和邢窑都不产冰裂纹瓷器，甚至南宋龙泉烧制的釉面光洁完整的青瓷、从实用效果来说也远胜汝、官、哥。
另外，从科学的角度讲，裂纹深处容易成为藏污纳垢之处，冰裂纹实用器皿不容易清洗干净，而且胚胎原料里含有的有毒物质，裂开的釉层不能起到隔离作用。为什么宋朝的皇帝们仍然偏爱使用这些易藏垢难清洗的器皿呢？
周大有先生道出一个国破山河裂的谜底：
当身处太平盛世的乾隆皇帝手捧一只宋朝冰裂纹碗爱不释手的时候，他或许不明白这轻薄的瓷片在宋朝皇帝那里的分量，或许不能体会那满目碎裂横陈的惊心之痛。
时光回溯到北宋末年。那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金、辽割据边疆，虎视眈眈，北宋王朝大厦将倾。软弱的皇帝眼睁睁看着山河破碎，国土沦陷。这样一个历史关口，皇家独爱冰裂之美，在周大有看来绝非历史的巧合。冰裂瓷器大约兴起于宋徽宗时期。他是著名书画家，舞文弄墨之人对色彩与线条体会颇深，也定会敏感苛刻。他对冰裂纹瓷器的偏好，当有深意。
深陷在宋代文化里的周大有常常对着宋代冰裂纹天青瓷发呆。天青，原本是云淡风轻的温润柔和之色，有意为之的裂纹让人触目惊心，让人掉进了历史的网里。渐渐的，他明白了，宋朝皇帝托在手里的是破碎的江山，是触目惊心的惨烈，是沉甸甸的失国之痛。面对冰裂之纹如面对破碎的国土，他想起勾践卧薪尝胆的屈辱。这托在手里的破碎，这藏污纳垢的饮食之器，何尝不是一种难言的屈辱与警示？这历历在目的自我折磨又何尝不是一种忍辱负重的反抗？破碎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哲学，可以生出兴亡之叹，可以警示后人。南宋的皇帝同样钟爱冰裂纹瓷器，同样不忘家国破碎之痛。
面对宋瓷上的累累裂痕，或许宋徽宗感慨的是：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面对今人追捧青花、粉彩而冷落宋代单色釉的无知，周大有想说的是：破碎的文明像停留在瓷器上的裂纹，沉默不语。历史的脚步有深有浅，每一步都有不可再现之美。
残缺之美“冰裂纹”
美学原理有一个残缺之美的重要法则。残缺之美在艺术上表现为结构或内容的不完整，却能给人奇异美感和无穷意蕴。
市面上通常冰裂玻璃有夹胶，灌浆，打胶这3种制作方式。其中打胶方法效果最差，几乎没人用。夹胶最好，灌浆次之。夹胶和灌浆的在价格上约差40元/平方。
常见冰裂玻璃的规格为4+4+4，5+5+5，8+5+8。就是有三层玻璃组合而成的。4+4+4就是12厘的，夹胶230元/平方，灌浆的200元/平方；5+5+5就是15厘的，夹胶280元/平方，灌浆的240元/平方。如果前后两面玻璃还要钢化的，另加钢化的钱。
“冰裂纹”大小一般为5＋5＋5，共15mm，中间为钢化玻璃，钢化玻璃击碎后碎片的大小取决于玻璃钢化的用时以及强度，玻璃钢化的时间越长或者强度越大，击碎后碎片的大小就越小，反之玻璃钢化的时间越短或者强度越低，击碎后碎片的大小就越大，订做“冰裂纹”的玻璃时应注意这点。
紫砂与普洱张
紫砂与普洱,是上苍赐给宜兴与云南的得天独厚的礼物。紫砂壶是冲泡普洱茶的最佳茶具，普洱茶是“蹲在”紫砂壶里最久的茶；二者同具收藏的属性；二者皆具越用（存）越新（香）、“老而弥坚”的共性；二者的完美结合，给茶人带来无边的享受；二者溶为一体时，便兼具了水、金、火、木、土的五行之说。张智强博士如是说。
张智强是大学校董，又是儒商，他经营着吃吃喝喝的美食，却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闲来挥洒几笔，装框补壁。而我最有感触的，便是“普洱张”。顾名思义，是张博士以他的眼光、情趣、资源、标准而精心制造的普洱茶，一个“张”，张扬的便是个性。
普洱至今，已走过了3000多年的历史，千年古茶树，其一片片茶叶，浸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沉沉浮浮，或浓或淡，象不知疲倦的寂寞的舞者，滋润着历代茶人的心田。面对普洱这个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繁衍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活化石，张博士很有感慨地说，收藏数十年的普洱冲泡之后，汤色透亮依然，茶气醇香依然，叶胫鲜活依然，这种普洱所独有的魅力，是任何食品都无法挑战的，因它独具“品饮、收藏、文物”的三重属性。
作为大众的普洱茶，只要卫生、便宜、味正，就很受追捧了。但作为小众的普洱茶，就多了几份讲究，对茶底的品质、工艺的过程、文化的内涵、收藏的潜力等等附加值有了别样的期待。一般的茶庄，灌输给普通茶客的，往往是将泡茶小姐们手势繁缛的茶艺表演，或单纯的陈茶年代，直观地冠以茶文化。其实，这至少是对传统文化的陌生。而张博士以其丰厚的学养以及“独辣”的市场眼光，举一反三地将文化溶入茶中。他将老子对水的形态力量的诠释，引入普洱茶包容、和谐与内敛的品质，将孔子比德于玉的诠释，引入普洱茶高贵、俨醇与经久的品质。
假如，你在夕阳斜照的黄昏，坐在阳台的茶几前，把玩紫砂壶，冲一泡禅悦，细细品味，静静冥想，相信，平素感到浓得化不开的烦恼欲念，都慢慢清晰、渐渐淡化，浅浅地浮在茶面，咕噜下肚，会想起林语堂博士的那句经典：人生不过如此！
张博士如此用心地挖掘、弘扬普洱茶文化、源于他对普洱的痴迷与敬重。他觉得许多人，面对一片陈年普洱，更多的是给它断代，品尝它的滋味，确认它的市值，停留在物质的层面，而他则是感受它的精神层面，每当他面对一片几十年的老茶，都会肃然起敬！会遥想也许它生长于那棵见证了历代风雨的老茶树，也许是位饱经磨难的茶农采摘、制作，而后在某位茶人手中珍藏，任凭世局动荡，也许这片老茶几易其主，面临多少次诱惑，却一直没舍得开汤喝掉，当某一天传至你手，小心剥落些许，放入紫砂壶，冲泡入盏时，你或许能感觉到它所承载的历史，所刻录的记忆，所包涵的苍桑。
陶瓷文化：解析张公巷窑出土瓷器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遗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在汝州张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一些类似汝窑瓷器、窑具和素烧坯残片，遂引起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高度重视。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张公巷东、西两侧分别开挖探方两个，发掘面积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和窑具。
这次挖掘出土的遗物分别为唐、宋、金元和明清四个阶段，其中唐代的遗物有白釉、黑釉、黄釉、花釉瓷和三彩器等。宋代遗物以白釉、黑釉瓷为主，器形有碗、罐、瓶、盆等。此外还出土极少量的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碎片和窑具。金元时期是张公巷窑的繁荣时期，在清理的79个灰坑中，有59个属于这一时期。明清遗存有井和房基，值得一提的是，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花瓷，器形有碗、盘、碟、杯等。
在发掘揭露的灰坑中，有20个灰坑内出土张公巷窑生产青釉瓷或素烧坯残片，坑内堆积绝大多数是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物种类多达10余种，能复元的器物共计150余件。遗物除青釉瓷外，白釉、黑釉、豆青釉、钧釉和白地黑花瓷等，与该窑址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青釉瓷是张公巷烧制的唯一产品。
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而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
上图为“花口板沿平底盘”，
下图为“花口折腹圈足盘”。
从整体上看，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釉色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器物薄胎、薄釉，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色，胎质细腻坚实。
下图为“深腹碗”。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椭圆平底洗、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器盖等。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碗、盘类器物的圈足上常见透明釉，露胎，部分圈足底面无釉。
下图为“椭圆平底洗”。
下图为“盘口细颈瓶”。
这些器物往往采用垫烧，也有少量支烧的。器底支钉分三、四和五枚，支钉痕呈规整的小米粒状。窑具以匣体、垫饼和垫圈为主。匣体有浅腹漏斗状、深腹漏斗状、浅腹筒状和深腹筒状四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匣体的外壁常常涂抹耐火泥，此工艺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地层堆积和灰坑打破关系复杂，该窑的烧造年代尚难断定。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明显承继了汝窑的风格。从地层堆积来看，元代张公巷是繁荣的居民生活区，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推测，张公巷窑烧造青釉瓷的年代大致在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
张公巷窑....两宋极品青瓷的代表
出土瓷器——汝州张公巷窑
外传瓷器——汝州张公巷窑
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的专家们,对张公巷窑址出土的文物,畅谈了各自的看法,现部分整理如下: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首先,在张公巷窑址首次发掘出土较多的窑具、丰富的素烧坯残片及有别于汝窑的青瓷器,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汝窑烧造工艺的流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青瓷的文化内涵。其次,这次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综合上述几点,我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第三,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
赵维娟(郑州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我们通过对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张公巷瓷片胎质含氧化铝比清凉寺的高,氧化钙的含量相近,氧化铁张公巷的含量比清凉寺的低。用模糊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张公巷瓷片和清凉寺瓷片中胎质成分不一样,说明当时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运,是就近采用。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张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状。两者的含铁量大致相同,釉中清凉寺的氧化钙高于张公巷的。清凉寺瓷片中的氧化锰的含量高于张公巷的,因锰和铁都是重要的着色素,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综合以上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比清凉寺的瓷更好。
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看了张公巷发掘出土的东西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对张公巷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张公巷从唐代开始,历经宋、金、元、明、清,烧造历史长。唐代应为民窑性质,到了北宋末烧造的品种单一,瓷片完全是单一的青色釉。到了金、元文化层又有民窑的东西,还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对于出土的北宋灰坑,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里边瓷片这么单一,说明这个时期不是民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我认为张公巷窑在北宋末期,是官窑性质。到金元时这品种还没完全消失。我想今后还会发掘出大量的实物资料。张公巷虽取得重大成果,能达成共识的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要下大力气来保护好张公巷这个窑址。
李知宴(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张公巷窑址有王者气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这种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养,烧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审美情趣。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其瓷烧成好、明亮、玻璃质感强,开片与汝窑不一样,像冰状一片压一片,有与南宋官窑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积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与其他官窑堆积方式一样,皇宫不允许官瓷向民间流传。张公巷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生产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位较高的窑,还要进一步发掘。
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2001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张公巷窑址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进一步发掘。我为今天终于看到发掘而感到非常高兴。围绕张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问题,通过看其造型、釉胎,进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随便简单地说是官窑的东西。在年代确定上有两条,一是传承问题,从清凉寺到张公巷再到南宋官窑,有其传承的关系。二是使用者的问题。其产地、场地不一样,从瓷片器型上看,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审美观点,从釉色、胎土、造型气势上和徽宗皇帝审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时,就推断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这个品位。张公巷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从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别是折腰碗等继承了晚唐的风格,特别追求形式美,在当时是风行的,我判断应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窑的特征。要进一步弄清北宋官窑,找到完整的器物还要进一步发掘,进一步确定其年代。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
张浦生青花讲堂：唐青花
唐青花 唐青花多为外销瓷，而且是当时的一般商品，难以保存至今。唐青花瓷的研究是建立在出土和出水的器物资料之上的。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了一块唐青花枕片，长8.5厘米，宽7.6厘米，厚0.6厘米，釉层为0.01厘米。青花呈蓝色，有小黑点散于青花图案之上，纹饰为散叶纹与菱形纹。胎色灰白，有细小开片。
1983年秋冬之际，在扬州唐代罗城范围内又陆续发现了一批具有唐代造型特征的青花盘、碗、壶残片，轰动一时。唐青花顿时成了国内外陶瓷考古界的热门话题，并被列为当代中国陶瓷考古的重大成就之一。此后，在原唐城遗址范围内又连续发现了20余片青花瓷残片。2002年，在扬州古城出土了一件花卉纹残执壶，高16.5厘米，造型、青料和纹样都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颈部粗短，长圆腹，圆管形短流，青料发色艳蓝，特别是腹部纹样，为菱形花叶纹。
1998年，黑石号沉船中出水了三件唐青花瓷器。
2002年~200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巩义市唐三彩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唐青花瓷的实物标本。2005年至200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巩义白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以烧制唐代白瓷为主的唐代窑炉，还有唐青花瓷片，可看出的器型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与枕。
2007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唐代青花塔形罐。白瓷胎，两罐形状相同，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器盖呈塔刹状。这两件唐代青花塔形罐是首次发现的唐青花完整器，为研究唐代青花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唐青花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青花瓷起源与钴蓝
1950年以来，在河南、湖南、山东、陕西等地曾多次从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墓葬中出土过各种类型的琉璃人造饰品。经过对它们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进行分析，证明带绿色光泽人造珠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带蓝色光泽的主要着色剂是钴。春秋末河南固始县侯固堆出土的蜻蜓眼绿琉璃基体上，配有蓝白两种色调的琉璃。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蓝琉璃珠。经过对这类蓝琉璃作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发现蓝色琉璃的着色元素是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钴蓝。
除以上两例外，在考古发掘中，还有如下与钴蓝相关的考古器皿出土：湖北出土嵌有钴蓝饰件的越王剑；江苏铜山县出土有钴蓝彩的东汉玉雕小兽；山西太原北朝墓中出土过一批蓝釉陶器。唐三彩更是集钴蓝运用之大成，唐三彩中的蓝彩器把钴蓝单独运用于瓷胎绘画——对青花的起源有直接的影响。在唐三彩中，含蓝彩之器比较珍贵，全蓝彩器则最为名贵。唐三彩的制胎原料有陶胎和高岭土两种。高岭土胎唐三彩的烧成温度在900℃，高岭土没有瓷化，所以它仍然是陶器，而唐青花是瓷器，烧成温度在1100℃以上。
青花瓷起源与白瓷
白瓷以含铁量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烧制而成。湖南长沙窑东汉墓已出现早期白釉器。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了比较进步的白瓷。陕西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出土了成熟的白瓷，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中已不见白中闪黄或泛青的现象。1959年，河南省安阳市豫北纱厂张盛墓出土了80余件瓷器，其中绝大部分是白瓷。唐代是白瓷的极盛时期，其中以邢窑和河南巩义窑为代表，而当时南方瓷窑多生产青瓷，它们是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和婺州窑，尤其是越窑为皇家生产精美绝伦的宫廷用瓷——秘色瓷，故在陶瓷史上，唐代的瓷业生产有“南青北白”一说。
白瓷的釉是高温透明釉，对瓷胎的白度要求很高，因此在部分胎质较粗和灰白色的瓷胎上，必须先施化妆土，以增加烧成后的白度。到中晚唐时期，许多生产白瓷的窑口已经使用高质量的坯料，因而减少或不用化妆土，白瓷精品已经达到胎薄釉润，光洁纯净的水平。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教授等对河南巩义黄冶河、白冶河瓷区窑址中的白瓷片进行了研究，并将河南巩义白瓷和河北临城邢窑及景德镇瓷做了对比，得出结论：河南巩义隋唐时期烧造的白瓷应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精细白瓷之一。而高质量的白瓷对青花——这种白蓝两色相间瓷器的起源有直接的影响。
青花瓷起源与釉下彩
釉下彩的装饰手法是有序发展的。西晋晚期，青瓷上即出现了褐色点彩，东晋时普遍使用，并发展到条彩、块彩、斑彩。这种彩绘多出自浙江的青瓷窑系。
浙江省临安县吴越王钱镠之母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釉褐彩如意云纹罂、越窑青釉褐彩如意云纹镂空熏炉是六朝时期浙江彩绘瓷的继续。
唐代长沙窑的褐绿釉釉下彩绘瓷，是早期釉下彩瓷史上的一个高峰。彩瓷的早期是斑彩、条彩装饰，中、后期进一步发展成为釉下彩绘工艺。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以铁或铜为主要着色剂，在瓷坯上直接绘图案纹样，题材有诗文、随笔写意、人物、建筑、动物等，然后再施青釉，烧成釉下褐彩、绿彩瓷器。在唐三彩中有与长沙窑执壶造型相同的粗颈执壶，这种造型是唐代器物的时代风格。
青花瓷起源与中国古文化审美观
任何物质文明的发展，除了生产力的因素以外，时代、社会背景也是重要条件。
唐代是繁荣昌盛的大帝国。陶瓷艺术中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是唐三彩。三彩釉器物绚丽斑斓，富有浪漫色彩，反映了唐人的生活意趣。凤头壶、龙首杯等具有异域风韵的新造型，表现了唐人对异域文化广收博采的自信与气魄，而三彩陶俑就是那个时代的艺术记录。发达的交通，繁荣的商业，都为陶瓷制品准备了市场。盛世出佳器，后来一度成为中国瓷器主流的、被外国人誉为“国瓷”的青花，起源于唐代，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
六朝青瓷上，褐彩装饰的主要着色剂为铁；唐代长沙窑釉下褐彩、绿彩分别以铁或者铜为着色剂；唐三彩有绿、黄、蓝、白等多种色彩，但以黄、绿、白为主，它们的着色剂也是铜和铁。综上所述，钴仅仅在唐三彩的蓝彩中才能窥见其身影，而且带蓝彩的唐三彩是唐三彩中的珍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钴的珍贵稀少。为什么钴能“后来者居上”，在青花上大放异彩呢？
生物界的“物竞天择”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不过此处的“天”不是自然，而是人类的文化意识沉淀，这种文化意识的沉淀是以造成这种沉淀的物质的潜在表现力为基础的。
和东方中国人的宇宙观有根本联系的“阴阳五行说”认为，青色是一种吉祥之色，它是与春天、东方、木、龙、肝脏相对应的。于是，有了青阳、青春、青年、青云、青运、青蛾、青霞这些美好的词汇。《礼记·月令》中记述，天子有这样的习俗，在立春之时，骑上青马，穿上青衣，带上青玉，在东郊迎接春天。官家如此，民间呢？乐府民歌《陌上桑》中，以“青丝为笼系”来衬托采桑女子的美貌，可说明民间对青色的宠爱。
当然，“青”色在中国古代也牵涉到绿色和黑色，但这并不否认“青”色主要为蓝色之意。青，本意指靛青，是从蓝草中提炼出来的，色泽比蓝色更深。《荀子·劝学》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就是纯从色彩举例的，这是中国文化从色彩上对青——深蓝色认识的一个例子。
1676年，牛顿用三棱镜做了著名的光学试验，发现白光可分散为色谱，这是18世纪-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这个试验后来引起歌德对光、色的兴趣。但他对光谱并不在意，而是醉心于他的“生理学色”——说明人类眼睛所反映的色彩并向纵深发展的研究。他在《色彩论》中认为：黄色和蓝色是两种纯色。它们受到光照时，色彩显得相当明亮和生动。歌德的理论并不否认牛顿的真理，而是将牛顿七色光谱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子。它道出了色彩极其直观和可感的现象。
在中国文化中，将黄色作为天子的象征，红色亦象征热烈与至高无上，黄、蓝、红三色把色与龙、吉祥相连，除了其他原因，与这三色在阳光下的表现力是有关系的。这种表现力对人来说是直观的感觉，而对物质来说是潜在的能力。
青花对白地的选择，从感官上来说是最适宜的，这无需做过多的解释。而且当时巩义窑出产高质量的白瓷，以白色为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趣的是，青花色彩的搭配与现代美学中所认为的“蓝白两色相配是永恒色”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唐代帝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和中国古文化审美观是青花起源于唐代的潜在因素。青花是中国古文化审美观为适应外域审美观而进行的一种选择。
青花瓷起源与外销
中外交流，首当其冲的是贸易，埃及从8世纪开始制造的各时代的中国瓷仿制品，是与中国瓷器同时代的，如果文献没有记载的话，现在也许很难查证谁为先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交流融合。唐青花图案中带异国色彩，也是这个原因。
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先生曾经在《陶瓷之路》中谈到中国对埃及社会的影响：埃及从8世纪开始到15世纪、16世纪，接连不断地进口了不同品种的中国陶瓷，只要新品种的中国陶瓷一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埃及马上就有它的仿制品出现。进口三彩后，马上就有埃及三彩，白瓷的仿制品有白釉陶器，越窑瓷的仿制品有黄褐釉陶器，青白瓷的仿制品有青白釉陶器，青瓷的仿制品有青釉陶器，青花瓷的仿制品有白地蓝彩陶器等。这种热潮不只在埃及，在波斯和土耳其也同样如此。波斯在8世纪-9世纪左右，从中国输入了唐三彩、邢窑白瓷以后，立刻就出现了华丽的波斯三彩和白釉蓝彩陶器，但它们只是基本采用了中国陶瓷样式，在各种类型中都加进了波斯风格。
大唐盛世，海内外交通发达。唐代对外海路交通，从广州湾起航，经印度半岛南端，经阿拉伯海，到达西亚以至非洲。这条路线，现在被称之为“陶瓷之路”。当时，河南洛阳是中原地区的大都会，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水陆交通的交汇点，是“丝绸之路”的东端，是外国商人水路经广州、洪州、扬州再换陆路而抵洛阳，再西去长安的必经之路。巩义市位于洛河边，由洛河直去洛阳，运送瓷器，十分方便安全。
在7世纪至12世纪的埃及福斯塔斯特遗址中，出土了六七十万件陶片。参加福斯塔斯特遗址发掘的美国研究中心的斯堪隆曾经讲过：中国陶瓷不只是从有限的少数房屋中出土，而是几乎所有房屋中都有出土。所以在福斯塔斯特，中国陶瓷一定是在相当多的家庭里普遍使用着。当时这里的富足和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要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天方夜谭》中开罗的繁荣富裕景象绝不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中国陶瓷对埃及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在埃及福斯塔斯特遗址中出土的六七十万件陶片中，有唐青花瓷片，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它，使它与当地的蓝彩陶片良莠不分。因为当时埃及以及中东地区的蓝彩陶片的仿制技术是很高的，唐青花处于青花瓷的起源阶段，从发现的完整器与瓷片观察，瓷化程度并不是很高，纹饰风格阿拉伯化，因此比较难于辨认。
洛阳附近的巩义窑场，位于洛河边，具备良好的制瓷条件与技术，对外交通便利，这些都是青花瓷起源于唐代巩义窑的催化条件。唐青花的图案多具阿拉伯风格，且多在唐代中外贸易交通要塞扬州出土，而完整器国内基本不见，这些都可以说明唐青花是最早的青花外销瓷，且多销于喜爱蓝绿彩陶器的中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