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瓷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浙江又是瓷器的故乡，是古代越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瓷器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古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模式，不仅是最普遍的日常用品，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支撑浙江作为世界瓷器起源地的重要证据，是大量古代瓷窑址资料，尤其是大量先秦原始瓷窑址及汉六朝时期的成熟青瓷窑址，数量庞大，时代上早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发展序列完整、制瓷技术高超，是探索世界瓷器起源、证明中国是瓷器的起源地的最重要与最直接材料。
先秦时期浙江原始瓷窑址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以德清县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东苕溪位于浙江省北部，发源于临安境内的天目山南麓，流经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一带，南北贯穿德清、湖州市中部，在湖州市区与西苕溪汇合后注入太湖。河流流经的区域是西部高大的天目山脉与东部水乡沼国的过渡地带，低山起伏，河湖纵横，既有山上制瓷的瓷土、燃料之利，也有舟辑运输之便，制瓷条件相当优越(图1)。
先秦时期窑址主要分布于东苕溪中游两岸(图2)，可以划分成两个大的窑址群：一个是以德清龙山为中心的原始瓷窑址群，规模大、数量多，从夏商时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主体窑址群；一个是以湖州青山为中心的青山窑址群，数量相对较少，时代主要集中在商代。
整个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群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是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从夏代开始出现窑址，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诸时期，连绵不绝，是目前国内已知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商周时期窑区(图3)。
第二是窑址密集、生产规模大。从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窑址已发现近150处，占了全国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总数的90%以上(图4)。许多窑址，分布面积大、堆积层厚，产品产量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图5)。
第三是产品种类丰富。除生产日用的碗、盘、碟类器物外，还大量烧造象征身份与地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包括鼎、卣、簋、豆、壶、壘、罐、瓿、盘、盆、鉴、三足盘、镂孔瓶、提梁壶、提梁盉、匜、钵、镇和甬钟、句鑃、錞于、鼓座等。而这些大型礼乐器的生产，目前仅见于这一窑区(图6-图8)。
第四是产品质量高。本窑区的许多产品，特别是战国时期的产品体型硕大、制作规整、胎质坚致细腻、釉色青翠、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强,几乎可以与东汉以来的青瓷相媲美。
第五是龙窑的起源与发展。龙窑的出现与瓷器的烧造密切相关，东苕溪流域是目前最早的龙窑发现区域(图9)。窑具形态各异，装烧工艺成熟。春秋时期出现作为间隔具的托珠，形体小、制作精细，可有效地保护釉面。战国时期则涌现各种支烧具：有直筒形、喇叭形、托盘形和浅盘形等多种形式(图10、图11)。使大量高质量青瓷的烧成成为可能。
第六是独立窑区的出现。自夏代开始，本地区即形成独立的窑区而不再依托于遗址中，并且已有相当的规模，说明制瓷业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存在。
因此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群，无论是从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窑址产品种类、产品质量、装烧工艺等方面，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汉代成熟青瓷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作者：郑建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鉴赏-沙埠青瓷窑址
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黄岩区沙埠镇青瓷窑址群，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五代越窑青瓷遗址。是在1956年底省文馆会在秀岭水库考古发掘时发现的。
沙埠窑群是晚唐至北宋时期台州窑系中的佼佼者。窑址以仙姑岭为中心，在不到2公里长的地带中，窑址林立，烧造生活用瓷，艺术瓷和外销瓷，现存窑址有竹家岭，凤凰山，下山头，窑坦，金家岙，高桥的瓦青窑。窑身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一般厚1—2米，最厚处达6米。窑床均设置在山坡上，多属阶梯式龙窑，一般长30米，宽2.5米。烟囱在山顶，窑炉火堂及制瓷作坊均在山脚平地。窑群周围瓷土矿，水源和燃料十分丰富。器物造型端庄古朴，丰满秀气，精美别致。花纹装饰庄重，简练豪放。制作技法有轮制，手制、模制，透雕和塑瓷。瓷器胎质坚硬，细腻而且轻薄，火候较高。釉色以青绿为主，淡青色和青黄色次之，还有其它的七种颜色，通过施釉，釉彩光亮。
从窑址采集的瓷器标本看器形，以盘，盆，碗为主，杯，粉盒，水汞笔碟次之，壶，瓶等又次之。花纹图案秀丽，鲜明，生动。主要是划文，也有印文。文饰可分为飞禽和花两类。飞禽兽凤凰等；花有茄花，菊花，茶花等。此外还有云文，针点文等。从划文线条来看，其手法非常调和熟练。所有这些都证明当年沙窑址在技术上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陶瓷文化鉴赏-磁村古瓷窑址
位于淄川区磁村镇，共包括３处窑址：南北窑洼区，苹果园区和华严寺区。
（１）南北窑洼区，在村东约０．５公里处，面积约１５万平方米。１９７６年《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在窑址北部发掘窑炉１２座，采集了大量标本，按器型和釉色特征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黑釉为主，次为青釉、酱釉、茶叶末釉，釉色较纯正，器物主要有碗、盆、瓶等。中期以白釉为主，有少量青釉，并施护胎釉，白度不高。胎以红胎为主，灰胎次之，很少白胎。以白釉加绿点彩的装饰居多，大都施在碗的内壁近沿处。出土器物以碗最多，次为钵、罐、瓶等；晚期以白釉为主，黑釉少见。出现了划花、剔花等装饰手法，出土的器物有碗、罐、碟、瓶等。从器物造型、釉色、及制造工艺看，南北窑洼区当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时期的窑址。
（２）苹果园区，位于磁村南部，窑址现存面积２万平方米。地表散布有许多瓷片，以黑釉居多，青釉、酱釉次之，釉色不纯正。胎骨厚重，色为缸红、白、灰色等。器类主要有碗、盘、罐等。其年代约为唐代。
（３）华严寺区，在磁村南部，面积１．６万平方米。１９７６年《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对该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烧煤窑２座，料池１个，作坊遗址１处，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釉色以白釉最多，次为黑色、酱色、黄色。白釉的白度很高，釉面光洁。胎亦白色、质薄而匀。制作规整，装饰精巧多样，有划花、剔花、篾纹、白地黑花、加彩、绞胎等。器物有碗、罐、盆、杯、盘，以碗居多。该窑址年代为金代。
１９８４年，磁村古瓷窑址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瓷文化：探秘唐宋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组图)
都江堰市的“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闻名天下，但该市玉堂镇赵公山下的凤歧村古羌瓷窑群遗址文化，却并不为世人所熟知。其实，早在千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已在这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陶瓷文化，制作出美轮美奂的陶瓷珍品，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这段历史亦愈来愈清晰。
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属唐宋时期，遍布在都江堰玉堂镇凤歧村和中兴镇横山村一带。窑址的18座窑包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称，占地约2.5平方公里，窑高10余米，窑底直径上百米，犹如一座小山丘。窑堆及周围的地面上散布着大量的窑炉灰、窑具、瓷片及陶瓷器皿。成都市和都江堰市文物部门于1977年和1983年曾两次试掘罗家、何家和马家三座窑包，清理出陶瓷器皿上千件，有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及玩具等。仅青花瓷系列就有碗、盆、盘、碟、杯、壶、瓶、盒、盏、钵、灯、炉及纺轮、圆球、管饰、双耳罐、四分罐、提梁壶、座虎枕等22个种类，器皿上刻有反映北宋时代特色的“咸通”、“广明”、“淳熙”等字样。此外还出土了属于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北宋时期的“皇宋通宝”等钱币。
窑炉结构和器皿着色也很有创新和独到之处。炉内采用垫柱支撑、垫板承托、支钉间隔的双重敞烧法。窑形为斜坡式龙窑，由火堂、前后窑室和隔墙及烟道组成。窑场以散烧为主，装饰方法多为印花、划花和釉下彩。胎质以褐灰色为主，白土施表，釉为石灰釉。着色剂以铁青色调为主，依含铁量多少、火候不同而呈现出青、黄、黑、绿褐、本黄、茶黄等各式颜色。这种色调装饰和釉彩工艺，正好反映了唐宋时期陶瓷发展的特征，产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该窑址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保护之好，为国内外其他古瓷窑址少见。它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研价值，填补了四川及其西部无唐人陶瓷窑文物的空白，在中国“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它对研究唐宋时期的陶瓷发展，特别是在青瓷向其他颜色瓷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丰富了蜀西盆地陶瓷文化的内涵，证明了成都平原曾是西南地区陶瓷业的中心。同时，窑址对研究四川陶瓷业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研究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及川外地区当时的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发展情况和汉、羌、藏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迁徙与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都江堰沿山一带有汉代崇义的“环山窑址”、南朝至唐代天马山的“六马槽窑址”、唐代大乐乡蒲村的“高碑堡窑址”、宋代金凤乡的“瓦岗坝窑址”，这些充分说明都江堰市以赵公山下的凤歧、横山羌瓷窑址为中心的古窑群，构筑了我国西部的“陶瓷之都”，成为成都陶瓷业发展的中心，反映了当时该地区陶瓷业的兴旺发达。玉堂古羌陶瓷窑址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块珍宝。经成都市文化局推荐，1985年8月，原灌县人民政府竖立了“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玉堂窑址”的保护志碑。2002年该窑址又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地区的羌族先民以“水文化”和“火文化”著称，其中“火文化”就是以烧石灰、制陶瓷最为突出。其陶瓷经夏代原始青瓷石灰釉阶段（夏代都江堰羌市人最先发明和使用石灰，本地盛产釉料石英砂），至晋代青瓷工艺相当成熟，蜀中青瓷已名冠全国，宋代已发展有三彩光釉，并有如玉堂、中兴的大型窑群出现，供应全川及出口外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