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的发明，始于东汉晚期，距今一千八百多年。虽然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原始瓷”的出现，但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未成熟，故认为中国由陶向瓷的过渡完成于东汉。 TaocI52.coM
瓷器的产生，与高温烧成技术，制瓷原料的精选，以及釉的发明这三个条件紧密相关。
瓷器是以精选的瓷土或瓷石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
瓷器烧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原料的选择和加工，降低Fe2O3，提高Ai2O3，也就是说必须是富含石英和云母等矿物质，以保证胎质的洁白；二、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成，使胎质致密坚硬，不吸水，扣之能发出清脆的铿锵之声；三、是在表面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胎釉紧密结合，釉层不易剥落，厚薄均匀，吸水率低于1%。
瓷器和陶器的分别，因其烧制的条件不同，体现在以下几点，主要有使用原料不同，釉料不同，烧成温度不同，坚硬程度不同，透明度不同。由于瓷器无论在实用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比陶器具有诸多优点，便逐渐取代了汉朝之前陶器在陶瓷史上的主角地位，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奇葩。
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制陶过程中，发挥才干和智慧，积累长期实践经验，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方法，提高烧成温度，总结施釉技巧，而作出的创造性成果。
瓷器取代陶器，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其在每一个工艺过程中凝聚的古代先民的智能和辛勤汗水，更是蕴含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瓷器在汉唐以后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当时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为世界人民所认识，获得“瓷国”的美誉。
同时，瓷器还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是中国对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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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发明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思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可靠而稳定的可供食用的谷物。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野兽的肉体便于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需要储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从民族学和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证。
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确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8—9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裴李岗文化，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首先发现，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此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带有一定原始性，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
仰韶文化，彩陶为其主要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陶器皿种类主要有盆、罐、钵和小口尖底瓶等，质地有泥质陶和夹砂陶。
屈家岭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分布在江汉流域的一种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4000多年。
大汶口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后、龙山文化之前在东方的一种古代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6000——4200年左右，其陶器器型和纹饰也自成特点。
龙山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4300——3800年，黑陶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同时，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为后来原始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商代陶器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同时，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
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和建筑明器等。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同时在陶明器上用白粉、墨书文字者也大量出现。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瓷器的烧造技术逐渐成熟，陶器才为瓷器所取代，而退居次要地位。
唐三彩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宋金仍流行。
德国第一大陶瓷厂 谢谢中国人发明瓷器
国际名牌环伺，自认文化强国的西方，竞争对手如何看至待来自台湾品牌的法蓝瓷？
陈立恒说，这方面遭受阻力反而不如预期的大，他特别以两个全球陶瓷顶级品牌-德国第一品牌Meissen、北欧丹麦皇家哥本哈根为例。欧洲18世纪时强大奥古斯都大帝曾攻占德国、波兰，这位大帝曾说：「他原意用一个军团换取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帆船。」奥古斯都大帝那么热爱中国瓷器，可以令他牺牲一个军团，这种热情，使得德国早在1709年学会烧瓷，才会有现在的Meissen-是现在欧洲德国第一品牌陶瓷大厂，亦是一家地方的国营公司，事实上，Meissen是德国一个地方的名字，留传到现在。这家公司曾写了一封email给法蓝瓷，「谢谢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否则现在德国人还在用铁盘子、木盘子吃饭。」
陈立恒说，世界名牌丹麦皇家哥本哈根陶瓷大厂总裁第一次见到他，就跟他说：「对不起」。他觉得很奇怪，才第一次见面，为何跟他说对不起。原来是：「因为我们模仿你们中国的瓷器已经1、2百年了。」从这两个小故事可以了解，西方人承认瓷器是来自中国，而且，已经渗透到西方的文化中，西方人称瓷器为白金。因此，对法蓝瓷的进军欧美市场因认同而有未以阻挠。
不过，当法蓝瓷产品销售点越多，越受到市场接受，并与全球顶级名牌陶瓷产品，同样陈行在欧美各大百货公司、高档的陶瓷水晶礼品店时，以低于顶级名牌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价格贩售时，锁定的是同一级别的客户群，当同质客人积极转向买法蓝瓷的产品时，令这些顶级名品牌大厂原礼遇来自东方的法蓝瓷，也开端祭出代工抽单，造成去年法蓝瓷的盈转亏。这是2001年成立自有品牌后，唯一赔钱的一年，当前品牌约占25%的法蓝瓷，未来会提升至50%，与代工并重，但法蓝瓷不会考虑代工与品牌分家，因为礼品市场很小，与电子代工不同，不论到那，人家一看就会知道是来自法蓝瓷，分不分家关系已不大。但面对这样考验与挫折，陈立恒说，「我们更确定我们品牌之路，即使未来再难，我们只有往这一条路持续走下去。」
发明窑，诉说着泥的诱惑
走访发明窑陶器手工坊陈发明
编者按：2005年，陈发明创办发明窑，汇集了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创作茶器、香器、花器、风水流水等艺术品。在产品的表达上达臻超越豪华奢侈的简洁与超凡脱俗的典雅，倡导质朴优雅的生活格调。
石湾瓦甲天下，南都陶誉万家。石湾，用泥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陶艺家，接连不断地创作出一众佳品，在文化艺术的基调下，陶艺创作不断升温，营造出一座融洽的艺术之塔。在遇见石湾陶器的时候，艺术遇见了发明窑，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美学意识相交融的灯塔下，暮然回首，尽是思想的纯粹和作品的容华。《东西传讯》在艺术的探寻中且行且歌，意欲通过一家家陶器创作基地的深入走访，从而描绘出石湾陶文化的象牙之塔。这一期，笔者一行走进发明窑手工作坊，一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讴歌，为艺术的绽放呐喊。
读《江山多娇》，吟心境深远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反复冥思这千古绝唱，磅礴的气势呼啸而来，豪迈的意境油然而生。
陈发明通读《沁园春·雪》的革命史诗，一丝灵感瞬间穿越时间的界限，结合他一直以来对陶艺的参透，一组《江山多娇》作品应运而生，沏一壶茶香，销尽万世尘嚣。
这款《江山多娇》茶组，不仅在创作手法上打破了传统艺术的桎梏，而且通过精细取材，内壁釉料为深山天然草木灰。器皿表层运用了各式纹理，或圆纹环绕，或蜿蜒曲折，深浅不一，凹凸有致，别是一般味道。再者，陈发明大胆地使用了艳丽色彩，使原本古朴沉静的茶器，犹如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更是独树一帜，且耐人寻味。
闻之，一壶沏满的茶香扑鼻而入，伴有若隐若现的泥巴气息，仿佛置身于一望无际的茶园，清新而神采奕奕，舒畅而冥思陶醉;听之，清水滴答滴答地流过内壁，清脆而悦耳，似乎在细说着茶的幽香，让生活在繁华都市的人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把心交托给清馨、内敛、包容的茶壶，倾听隐喻细水长流的静好，一饮而尽，包括所有的烦恼云烟;抚之，不规则的外表小颗粒，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告知一双双生活的手，既要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胸怀，还要有上刀山下火海的毅力，更要有穿越层峦叠嶂的方向，征途尤其不能太顺畅，但翻山越岭后便是另一番境界，陈发明对茶器的设计正是他对人生旅途的领悟。
张扬的血红色，随意地泼在罐唇，红装素裹融合不加修饰的层次感，像是对生活激情的点燃，又像是怀念传统古朴的文明，更像是品读人生百态，俨然一幅摸索生活、启悟生命的景象图。让人释放出来生活中的压力，还原真实的自己，返璞归真的同时又不失迷茫，而不至于放纵，满满的是博观约取的内涵。
因此，《江山多娇》荣获2011年佛山中青年工艺美术精品展银奖、2012年佛山市陶瓷美术成就展“最佳创新奖”三等奖、2013中国精品茶具金奖和最佳创新奖等殊荣。
流水花瓶，装载一份坚持的赤子之心
陈发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流水花瓶》系列作品，除了在功能应用上满足普通花瓶的需求外，还让水在花瓶内循环流动，水流如瀑布，具有加湿器等功能。还表现出一份喜欢古典饰品投射出的内涵，在于毫不喧嚣的坚持和勇于创新的果敢。
配备纯手工的柴窑杯组，柴烧的独特和杯型线条的柔顺，细腻的肌理以及炉火纯青的质感，似乎瞬间融化了都市快节奏的浮躁，留有一片品茶的娴静时光;配备古色古香的老矿泥竹泉茶侧组，天然矿石的应用所体现的浓郁文化氛围，顷刻间把坐客笼罩在轻松愉快的空间里，共度写意时光便不在话下;配备天青荷韵茶组，其所展现的风格来源于历来被诗人墨客歌咏绘画的荷花，以深入人心的荷花造型，传递一份清香与宁静;配备荷韵茶盘，以荷花作为灵感的茶具便日臻神领意造，烘托渲染出一种正气禀然、刚正不阿、高风亮节的艺术效果;配备圆融条纹茶组，顺滑的圆纹，沐浴在品质生活的春风中，略带简约略带优雅，让人荡气回肠;配备瓷质的纸巾盒和茶聖壶，再次掀起了茶客落落大方的干练形象，是对悠闲与精致的活灵活现。
所有的配备仰视着独具匠心的流水花瓶，尽是视觉的和谐乃至感官的酣畅淋漓。流水花瓶是姹紫嫣红的点缀，更是装载了陈发明倾心创作、坚持陶艺文化的赤子之心。
后记：陈发明大学主修课程包括器皿，08年广州进修时曾遇日本导师水出賸，彼此之间的思想碰撞，让他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感，更坚定了他陶艺创作的信念。秉承他对传统与创新的斟酌和考究，其对器皿的解读与表达有着深刻且富有内涵的见解。据悉，全国各地都有发明窑的经销商，其中高端酒店、会所等，更是其作品定制的不二之选。
从小，陈发明就钟情于泥巴，并痴迷艺术，各式油画、国画常常能让其伫立欣赏良久良久，后受景德镇陶艺的感染而致力投身学陶，且乐于研究美学的原理，善于推敲强烈对比的现代艺术效果。自04年扎身佛山后，便与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陶艺的浓郁兴趣和深厚感情，使得他对陶艺事业专心致志，矢志不渝。
在泥的诱惑下，发明窑追崇返璞归真，天人合一。采用古法上釉，古法制泥，全手工打造。德艺双馨的陈发明，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开启了创新的阀门，怀揣一颗真诚上进的赤子之心，诉说着泥巴的诱惑，在陶艺创作的道路上踽踽前行，越走越宽。
中国科技馆新馆重新定义瓷器等新“四大发明”
经过一年多筹备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日前已在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展。这次大展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重新定义的新“四大发明”———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首次集体亮相。
我国古代先民创造了许多奇迹，也发明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东西。从数量上说，影响世界的远远不止所谓的“四大发明”，而是有更多的发明和创造。如：中医药学、纺织、珠算、天文历法等等数不胜数，丝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创造发明之一，与其它创造发明相比有着出现最早、应用最广、传播最远、技术最高四大特点；瓷器的发明，更在世界上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博得了（瓷国China）专有的称号。然而，对于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说，历来便是争议不断。
据了解，所谓传统的四大发明之说，是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和汉学家艾约瑟最先提出的。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而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弗兰西斯·培根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虽然培根是科学的指路人，但他却不是一位科学家、也不是什么考古学家，他甚至跟不上他的同时代人所取得的进展的步伐。弗兰西斯·培根的说法只是代表其个人的看法和观点，且其所指的三种发明并非我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却是西方的三种发明。艾约瑟是一位传教士、汉学家，他所指出的“四大发明”只是针对日本等国而言，仅在范围上便缩小了许多。
传统的“四大发明”之说，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质疑。并且有些专家还一一指出我们祖先所发明创造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西方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有着根本区别。如我们古代人发明的“火药”实际上是“黑火药”，而后来在军事上起到重大作用的“火药”是欧洲人发明的“黄火药”。同样，我们古代人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欧洲人发明的是旱罗盘等等。由此可见，传统的“四大发明”之说的确存在不实之处。如果一直以讹传讹或夸大其辞下去，不仅显示出我们缺乏科学的求实态度，还会因为自欺欺人而遭他人耻笑。而新“四大发明”的提出，不但是对传统“四大发明”的一种挑战，还为传统的“四大发明”做出了更新。
中国的原始瓷器
大汶口文化彩陶钵
大约在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中国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并积累经验，通过对原材料的选择改进，提高烧成温度，并在器表施釉，终于烧制出了原始的瓷器。瓷器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象征，以至于在英语中，“中国”和“瓷器”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单词“china”。
在数千年中，中国的瓷器大致经历了原始青瓷、青瓷、白瓷和彩瓷等发展阶段。在唐五代之交，瓷器开始由民间生活日用之器，升级为贵族和皇室的消费品。先是地方官吏将一些上好的瓷器作为土特产呈进宫禁，随后又有了“奉御督烧”的贡品。五代时期，吴越国钱镠、后周柴荣先后以帝王之尊下令其地瓷窑专门为皇室烧造“御用之器”，此应是所谓“官窑”的滥觞。
由于官窑烧造不计工本，惟求以上乘质量和精美工艺赢得帝王的欢欣，因而历代官窑精品都普遍高于同时代生产的水平。其中宋汝、官、哥瓷，元、明官窑青花瓷，明成化斗彩瓷、正德和嘉靖五彩瓷与清珐琅彩等稀有品种，历来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
一般说来，瓷器须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是：（1）含铁量2%左右的瓷土为原料；（2）1200℃以上的高温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3）器表施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从中国各地出土的商、周瓷器看，已基本具备了以上条件，应属于瓷器的范畴。但因为它们还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处于瓷器的低级阶段，所以又称原始瓷。从出土物看，原始瓷器多为豆、罐等容器，表面粗糙欠规整，釉色呈青灰或青中泛黄。由于瓷器较陶器有着更高的隔水性能，因此首先被人们用作水器。
中国瓷器的起源（三）
2.5烧成技术
选好制瓷原料，掌握原料化学组成，对原料进行精细加工，施釉，是成瓷的内在因素。但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时，也不能烧成瓷器，如现代的精陶就是这样。制造青瓷还要恰当地掌握还原气氛，才能烧成翠青色釉。到了东汉，上虞窑场已解决了原料选用，龙窑的出现又为提高烧成温度创造了条件。所以，部分原始青瓷的窑址中，发现有成熟青瓷。如上虞联江大湖岙的窑址中，有原始青瓷和青瓷残片堆积在一起，是原始瓷与青瓷同窑合烧的。在大湖岙附近的石浦小仙坛瓷窑遗址，作者选取了3个瓷片进行吸水率测定。其釉层厚度均在0.2mm以上，釉呈淡青色，釉面无裂纹；胎以含铁量2%以下的瓷石为原料；烧成温度在1250℃以上，瓷化良好，胎质较白，细腻致密，胎的薄片微透光，胎釉结合牢。吸水率分别为0.5%、0.26%和0.16%，基本上已达到现代瓷器的要求。
东汉以来，一些窑址除烧成温度已达1300℃左右外，对烧成气氛也能较好地控制，进入三国后，烧成技术更为熟练，上虞县帐子山的西晋青瓷片，烧成温度1280℃，上虞县鞍山的西晋青瓷片高达1300℃，烧成气氛也控制得更好。
烧成气氛的控制，主要是控制增加或减少入窑的空气量。青瓷在烧成时的火焰性质，取决于产品胎釉的还原比值。还原比值越大，气氛的还原能力越强；反之，还原能力越弱，釉内还原比值低于0.3时，气氛性质逐渐由还原转向氧化，0.2以下时即成强氧化性质。
据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分析，殷代晚期安阳釉陶胎内FeO含量0.35%，Fe2O3含量1.28%，它的还原比值为0.27，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东汉上虞越窑瓷胎内FeO含量1.26，Fe2O3含量0.30%，它的还原比值为4.2，是在较强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还原比值大于殷代釉陶15倍，证明已能较为成功地控制烧成气氛。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可知，浙江在由陶向瓷演变和在陶瓷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最早有关瓷器的文字记载，是晋人泮岳在《笙赋》中说:“披黄苞以授甘，倾漂瓷以酌 ”，晋人杜毓在“ 赋”中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东阪即今之浙江温州、永加、瓯海一带。东瓯窑被誉为“东瓯漂瓷”，可见当时浙江青瓷具有相当的影响，浙江远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已有青釉器的生产。春秋战国时期，至少在浙江萧山的进化区、绍兴的富盛区已大批生产黄绿色釉和青釉的碗、杯、盘、盂、鼎等青釉器。分析当时浙江和全国等地的青釉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已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但还不能达到瓷器的标准，而只能算作原始青瓷，因为当时的青釉器经测定，胎泥所用原料有两种：一类含铁量在3%以上，多属陶土，淘洗也不够精细，只能算釉陶；另一类是高岭土或瓷石，含铁量低于1.5%，淘洗也较精细，在提高烧成温度后，可以成为瓷器，但高岭上耐火度高达1730一1770℃，烧结温度在1400℃左右，而当时受窑炉结构的局限，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温度，所以不能烧成瓷器。同时当时不仅烧成温度低，而且烧窑的操作技巧也不成熟，还不能按照陶工主观愿望，控制烧成气氛，采用还原焰来烧成制品。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烧成温度，就成了当时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演变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浙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龙窑是在浙江首创的，用龙窑来烧制高温釉陶(1200℃)是古陶瓷技术的一次飞跃。1984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上虞县城南的樟塘乡严村，发现了两座约6m长的商代龙窑，这是我国古窑址中最早的龙窑。龙窑既可烧陶器又可烧瓷器，特别适宜于浙江地下水位较高这一特点，同时又为以后烧窑技术发展为用还原焰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创造了条件，因此春秋战国尤其是东汉时期，龙窑在浙江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浙江境内的越国，注重经济发展，绍兴地区原始青瓷的生产已相当发达，这种青釉器，后来统称为“越器”，这就是后来誉满中外的我国越窑青瓷——越瓷的始祖。
在考古工作的配合下，自70年代开始，作者调查了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几乎所有的著名古窑址或省级博物馆。调查中，古窑址数量多且密集，首推浙江上虞。上虞位于浙江绍兴地区以东，秦时为会嵇郡辖县，它北靠钱塘江的入海口杭州湾，东邻余姚、慈溪，南接奉化、嵊县，西邻绍兴，境内山岭起伏，水网纵横，8大水系，条条相连。曹娥江贯穿南北，上接嵊县剡溪，下通杭州湾，水路、陆路交通都很方便，瓷土矿藏和燃料资源丰富，且瓷石的含铁量在2%左右，“水土宜陶”、“人皆冶陶”，具备了发展瓷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近年来，在上虞已陆续发现古窑址278处，其中汉代古窑遗址有40余处，且普遍使用龙窑。小仙坛、帐子山等地的东汉龙窑，长度已在l0m以上，有的达到13m以上，烧成温度可以达到1300℃，烧制真正瓷器的所有基本条件，浙江上虞在东汉时期已经都具备了。
在浙江省文物研究工作者朱伯谦，任世龙和朱瑞钱以及考古学者冯先铭、宋伯胤、蒋赞初等同志协助下，对我国自商代以来有代表性的青釉陶瓷器标本，尤其是浙江境内古窑址标本——古陶瓷片，共一千多片进行外貌观察，吸红试验，并选取一部分有典型的标本进行吸水率测定，在此基础上，选取东汉、三国和西晋、唐、宋等时代的标本，送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国家建材研究所、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和浙江大学进行理化性能等测定，证实浙江上虞小仙坛地区东汉青釉瓷片等标本胎质均较坚硬细腻，有贝壳光泽，呈淡灰白色，不吸水，不吸红，断面均匀光滑没有气孔，釉呈青色，透明光亮，厚薄较均匀，釉层厚度在0.lmm以上，有晶莹如玉的美感，胎釉结合良好，无剥落现象，无纹片；瓷器残片击之有铿锵声，瓷胎0.5mm的薄片有微透光性，符合现代瓷的外观标准。
胎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上虞青瓷胎内含氧化硅75%~76%，氧化铝16%~18%，氧化铁仅1.5%~1.8%，碱金属氧化4.8%，可见胎内氧化铝和铁的氧化物含量较低，系采用瓷石为主的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由于胎内含有0.8%~1.0%的氧化钛，在钛和铁共同着色影响下，胎呈淡灰白色并降低了透明性。
釉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含氧化钙18%~20%，较德清西周釉陶的氧化钙含量约高一倍，显然是属于石灰釉的。石灰釉透明度高，硬度大，光泽好，有利于呈现青的色调和增强釉面抗磨损的能力，所以以松柴作燃料时，石灰釉作青瓷的釉料比较合适。
东汉时，采用龙窑，烧成温度高达1260℃至1310℃±20℃，吸水率分别为0.28%、0.16%和0.22%。此外，对东汉越窑瓷胎化验，是在较强的还原焰中烧成的，说明用还原焰烧制青瓷的操作技巧在东汉已趋成熟。另外，对抗弯强度测定也可看出，其指标高达710kg/cm2，超过康熙厚胎五彩花觚(7ookg/cm2)的抗弯强度，比德清西周青灰釉陶抗弯强度仅200kg/cm2，要增强3倍多，也可证明东汉上虞小仙坛地区烧造的青釉器已达到了瓷器的要求。
对小仙坛古瓷片进行岩相观察，可见残留石英颗粒较细，分布也均匀，石英周围有明显的熔蚀边，梭角均已圆钝，说明烧结温度较高，长石残骸中发育较好的莫来石到处可见，偶尔亦见玻璃中的二次莫来石，玻璃态的物质也较多，还有少量闭口气孔。在瓷胎的显微结构中还观察到少量云母残骸。显微照相可见釉内已无残留石英，其他结晶亦不多见，釉泡大而少，这是这种釉特别透明的原因，胎釉交界处可见多量的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长形成一个反应层，胎釉结合较好，无剥釉现象。扫描电子显微镜形貌观察和物性测定，发现东汉晚期越窑青瓷的胎釉质量不比唐和五代时期差，从而可以肯定，东汉晚期浙江上虞小仙坛一带烧造的青瓷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中国瓷器的创制时代应为公元一至二世纪的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比西方创制瓷器要早15个世纪。最先创造瓷器的地方是浙江省上虞市。东汉青瓷实物有湖北当阳出土的两件东汉青瓷坛，一件青瓷四系罐和一件青瓷钵，它们均是随葬品，从造型和装饰分析系浙江越窑器物。上虞文化馆收藏的一件东汉四系罐，青润如玉，作为一件成熟的早期青瓷正是在东汉古窑址中发现的，意义非常重大。
综合以上分析和研究，关于我国瓷器起源可有如下结论：
(1)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青瓷是从釉陶发展来的。
(2)我国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在汉代完成，真正的青瓷瓷器起源于1800年前的东汉。
(3)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最早烧制青瓷成功的地点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一带。
中国瓷器的起源（二）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快轮拉坯成形已广泛应用，拍坯成形大为减少。成形方法的改进，能在堆贴、压印各种人物、动物或刻划各种花纹图案，同时还采用模印成形以提高工效和统一规格。如上虞皂湖公社宋家山晋代青瓷窑址出土的狮形水注陶模和鸡首陶模，是采用陶土素烧而成，鸡首陶模表明，胎泥是压印成鸡首形状后再安装在壶上的，鸡首壶的鸡首是实心的，仅起装饰作用。1973年衢县上圩街路村出土的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的长方形九格隔是拍片成形的。绍兴出土的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高达47cm的青瓷谷仓，主体是用快轮拉坯成形的，谷仓上堆贴的乐伎人物、鱼龙水龟、守卫门犬、飞禽走兽和佛象亭阙，部分用手工捏塑成形，部分用陶模压印成形，也有拍片成形的，各种小件还需经刻划修饰后再安装在坯体上，工艺十分复杂，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成形技术水平。除成形工艺较为繁复的鸡首壶、谷仓、灯、鬲、蛙形水注、香熏和兽圈之外，还有品种较为特殊的具有双领的泡菜罐、盖钮成铁锚状的盖罐、盘口斜肩的直腹罐，江苏宜兴周墓墩出土的造型新颖的西晋青瓷神兽尊(现藏南京博物院)和南京林口梁代大墓出土的造型宏伟、装饰复杂、高达85cm的南朝青瓷莲花尊(现藏南京博物馆)等，充分反映出瓷器成形的各种技巧方法和匠师们的创作成果。南京赵士冈出土的上刻“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铭文青瓷虎子和江苏金坛县白塔公社出土的“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铭文的青瓷扁壶，是十分难得的有当时制瓷名匠袁宜和范休可姓名的珍贵作品。
唐代，由于拉坯成形的技巧不断提高，并已采用匣钵装烧，所以日用青瓷规格基本一致，胎骨显著减薄，品种增加，器形更为规则端正，坯体均匀光洁。五代吴越钱氏，在余姚上林湖(现属慈溪市)建立“御窑厂”，烧造秘色瓷，造形技巧又有发展。如五代越窑青瓷鸽盒，有在盖上浮雕的狮与凤、镂空的花与草以及画着人物的一个局部，反映了我国瓷器最早的雕刻、镂空和开光等技法。
南宋龙泉青瓷在造形上又有新的成就，对器物的形态极为讲究，器形简练，结构谨严，线条流畅，曲直有致。如双鱼耳瓶和双鱼洗的双鱼是用精细陶模压印成形。龙虎瓶瓶身是拉坯成形，龙虎雕塑成形后粘接在瓶身上，鬲炉的3只炉足用手捏成形，在器身边缘及足部的转折处，凸有棱角线，使釉呈色较淡，成为一条白线，产生“出筋”现象，由于成形技巧熟练，器形多幽雅庄重，规格一致，特别在器物口缘部分坯体较薄，给人以端巧工整、秀丽挺拔的感觉，器物的底足不施釉部分呈血红色，形成“朱砂足”，与青釉相衬托，使器物更为美观。
元明龙泉青瓷在成形上又有进展，最突出的是高1m以上的大花瓶和直径60cm以上的大盘等大型器物制造成功。大花瓶系分段拉坯成形，各段坯体厚度比例掌握极为恰当。瓶身下部较厚，中部次之，上部较薄，各段的粘接工整，修坯极为认真，瓶体表面光滑。青瓷大盘用拍坯成形，各部厚度也颇合理，靠近口缘部分较薄，接近盘底部分较厚，以承载荷重，减少变形。此外还在盘心堆雕大枝的花果，使青瓷的造塑别开生面。
2.3 釉的创制和施釉方法
原始社会陶器无釉，表面粗糙，易吸水，又易污染。到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时期，古人用各种工具修括、磨光，仍不能解决防水去污问题，到商代才创制石灰釉。从无釉到有釉为从陶向瓷演进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由于标本收集不易以及釉层较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仅分析了少数商周及汉晋时期的青釉，氧化钙含量介于16%~20%间，而战国山西侯马二个釉陶的釉含氧化钙分别为15.71%和20.59%。釉料中大量氧化钙是加入石灰石的缘故，氧化钙在釉料中是助熔剂，使釉的熔融温度降低，能在较低温度下玻化。
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优点，适于作青瓷的釉料，坯体上刻划的花纹图案和浮雕的人物，可以通过釉的透明性清晰地映现出来。我国历代烧造青釉陶瓷器物的窑，如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汝窑、临汝窑、耀州窑、官窑和龙泉窑等，都以铁为主要着色剂，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越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约57%~61%，三氧化二铝仅11%~15%，氧化钙含量16%~20%，二氧化钛0.52%~1.14%。
从东汉到北宋，青瓷一直沿用石灰釉，氧化钙含量是愈早愈高，釉层厚度却愈早愈薄，早期仅0.10mm左右。南宋时，随着技术的改进，釉中氧化钙含量不断减少，从汉晋16%~20%，减少到9%~12%;氧化钾含量，汉晋在4%以下，南宋提高到5%左右。因此南宋龙泉窑除用瓷上和石灰石外，又加入草木灰配制青釉，成为石灰-碱釉。石灰釉的主要特征是高温粘度较低，流动性好，釉面光泽很强，石灰-碱釉的高温粘度则显著提高，在适当温度下烧成时，釉面光泽柔和，没有强烈的浮光感，南宋改用石灰-碱釉，使釉厚而不流，釉内气泡不致太大，从而获得晶莹丰满、翠青如玉的色釉。南宋用含铁量4%以上的紫金土原料，创制成官窑和哥窑的碎纹艺术釉，是中外陶瓷史上杰出的创举。
石灰釉用还原焰烧成，釉内铁含量1%~3%时，釉呈青绿色；铁达到4%~5%时，釉呈暗灰青、茶叶末或墨绿色；8%左右时，釉呈赤褐色乃至暗褐色；釉厚lmm以上或釉内铁含量10%左右时，釉就变成黑色了。
石灰釉以铁作着色剂外，钛和锰也是很强的着色剂，上虞越窑远在汉代就开始利用石灰石和紫金土等原料配釉，烧成酱色釉。晋代德清窑用含铁量高的紫金土甚至掺和含锰粘土来配制黑釉，在制瓷工艺上是巨大的进步。
釉陶为陶向瓷演进创造了必要条件。初期釉料配制工艺尚未成熟，刷釉法上釉施釉简单，釉层极薄，釉面不匀，有裂纹或失透现象，釉的玻化不良，釉色不纯，胎釉结合不好，由商周到春秋战国，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萧山县进化区和绍兴具富盛区出土的战国釉陶及原始青瓷，釉层虽薄，只有10~50μm左右，釉色浅黄，但胎釉结合比前稍好了。汉代开始浸釉法施釉，浸釉法上釉难度比刷釉法高，制品的釉面较均匀，釉层也较厚，釉色大有提高。上虞出土的东汉青瓷四系罐，全体施釉，釉呈较纯的淡青色，釉面色调和釉层均匀一致无裂纹，釉厚0.2mm以上，玻化良好，胎釉结合牢固。1972年湖北当阳出土四系罐，釉呈淡青色略泛黄，色调上下基本一致，厚度0.lmm以上;二件四系坛，釉呈虾青色，厚度0.5mm左右，光泽中等；钵，釉面略有不匀，青中稍带黄色。这些器物烧结良好，已是成熟的青瓷。
三国、两晋时期已较普遍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呈色亦较稳定，西晋青瓷的釉层厚度一般已在0.lmm以上。但莲花尊是刷釉法上釉，釉层较薄。1958年在南京电力学校发掘的甘露元年东吴墓出土的一对青瓷羊，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青瓷谷仓釉色呈现较深的绿色，釉层也厚，离开了原始青瓷釉薄和釉色淡绿带黄的阶段。南朝有一部分制品胎泥以含铝量较高和含铁量很低的白瓷土做原料，氧化焰烧成，这样胎质的烧结温度提高了，但没有相应调整釉的化学组成，结果烧成后，釉已完全玻化，胎尚未烧结，造成胎、釉结合极为不良，产生龟裂和严重剥釉现象。
隋唐时期，我国的瓷器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北方的邢窑白瓷和耀州窑青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浙江青瓷生产，尤其是越窑青瓷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由于施釉技术的提高，唐、五代的越窑青瓷，釉层厚度达0.2~0.5mm，釉面比晋越窑均匀滋润，青的色调增多，釉色也较稳定，有“千峰翠色”之誉，对国内外瓷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南宋龙泉窑在施釉工艺上有新的发展和提高。用对器物里面荡釉和外面浸釉的方法，通过素烧，经过儿次上釉来提高釉层厚度，厚度普遍达到lmm。偏光显微镜观察，胎和釉间，可清楚看到有一层约0.lmm的中间层，中间层处有石英晶体和莫来石的微细晶体，它们是高温时坯和釉相互扩散和熔融产生的。中间层可使坯釉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得到补偿而结合牢固，消除裂釉和剥釉现象。同时，釉内含有5%~10%肉眼不易看到的小而均匀的气泡，大小在0.01~0.05mm之间，并有5%左右均匀分布的石英晶体，还能较好掌握釉料配比，一般能控制三氧化二铁在1%~2.5%，三氧二化铝在14%~16%，二氧化硅在65%~69%，氧化钙在9%~12%之间。釉面均匀，釉层增厚，呈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但釉层丰满，而且晶莹润澈，出现“似冰”、“类玉”的粉青、梅子青等翠青色釉，为世所称颂，被誉为“青瓷之花”，驰名中外。
到了元、明，龙泉窑的大件产品增多。大件产品有的用浇釉法上釉，中、小件产品仍沿用浸釉和荡釉法。釉料组成仍然采用石灰-碱釉，釉层厚度减薄，为0.5~0.8mm，釉的透明度和光泽度均比南宋时提高，釉色以豆青色为主，粉青和梅子青少了。总的来说，釉色不及南宋。
2.4 窑炉型式
最初烧陶是没有窑的，仅是用柴草把陶器围盖起来，点火焙烧，烧成温度700℃左右。后来采用在草上抹泥的办法，烧陶器时于平地建一个临时性窑，烧成温度800℃左右，这种窑，由于在烧成过程中窑体开裂，冷空气进入窑内，烧成温度较低。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竖穴式窑和横穴式窑，烧成温度950~1050℃。竖穴式窑，窑室在火膛之上，火膛是口小底大的袋状坑，窑室和火膛之间有数条火道。横穴式窑，窑室圆形或方形，窑底有箅，上开有火孔。火膛的火焰经火道和火孔到达窑室。
横穴式窑，到龙山文化时，窑室扩大，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箅孔眼增多，这样，既加强了火力，又使窑室受热较为均匀。
殷代有直焰式的圆窑和方窑，烧成温度1200℃以下，能烧成硬陶和釉陶。窑炉分前后两部分，前火膛，后窑室，窑室平面呈圆形或方形，箅长宽各约lm，上面约有9个火眼，火焰通过火通进入窑室。西周晚期张家坡及洛阳王湾两座陶窑又进一步改进，窑床呈平台形，火膛从窑床下面移到前面，使火焰直接进入窑床，可提高烧成温度，但窑仍建在地下。战国中期以后，窑炉有了较大发展。1956年发掘的洛阳陶窑，窑床面积从西周的2m2左右增加到l0m2，土坯砌成，已有用草拌泥制的窑顶，烟囱位置移到窑腔后面，有利于减少窑内上下温差和提高窑内温度，烧成温度可超过1200℃。春秋战国湖北江陵毛家山陶窑是目前发现最早把窑建在地面上的馒头窑。
浙江萧山进化区也有战国时代的窑，窑的平面呈马蹄形，窑室为半圆形，前面设火门和火膛，窑室后面设置烟囱，窑体较大，壁高lm，上口横宽4m。
横穴式窑的结构不断改进，除发展成马蹄形外，还向龙窑方向发展。浙江在商周时期已有龙窑和马蹄形窑，上虞和余姚、永嘉东汉时已较普遍使用龙窑。
古仁虞县的陶瓷业十分发达，在上虞境内已发现的古窑址有200余处，其中汉代40余处，三国34处，西晋63处，东晋29处，南朝10处，唐宋118处，窑型基本上都是龙窑。
龙窑需一定的倾斜度，一般都建在山坡上。窑址选择在燃料和原料资源较为丰富、交通和水源都比较方便的地区。龙窑的优点有：(l)利用山坡建造龙窑，形成一定的高度差，有自然抽力，可不设烟囱，且不易受到地下水的影响；(2)当时青瓷系采用明火叠烧，生坯的机械强度低，不宜叠高，龙窑较矮，适合要求；(3)龙窑的窑床面积较大，火焰流通比直焰窑均匀，产量较高，质量较好；(4)龙窑具有一定的长度，可利用部分余热，热效率较高，单位燃料耗用省，产品成本低；(5)龙窑结构简单，建筑材料要求不高，造价低，适合当时手工业窑场的发展；(6)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火焰长，便于快速烧成。浙江还因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应以还原焰烧成，并要求快速冷却，减轻铁的二次氧化，龙窑适应这种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的工艺要求。
由于龙窑的这些优点，故在浙江发展迅速，炉窑结构也逐步完善和合理。
明代开始采用阶级窑，在龙窑中间用墙把窑床分成若干室，每间前面近隔墙处有燃烧室，每间隔墙下有通气孔，使火焰成为半倒焰式，阶级窑比龙窑较易控制还原气氛与正压。
中国瓷器的鼻祖——青瓷
欧洲人把中国青釉瓷器称为“雪拉同”。这个名词来源于是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被子搬上舞台。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穿的一件青色衣服极惹人喜爱，这种颜色一下就成为法国流行的颜色了。正巧中国的青瓷第一次传入法国，那青翠欲滴的釉色使法国人为之倾倒。以至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名称呼它，只有雪拉同那件衣服的颜色可以与之匹敌，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青瓷为“雪拉同”。直到今天，欧洲许多人还常常这样称呼中国的釉瓷器。
青釉瓷器是以铁质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品种。考古学家们说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古人写出了“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脏赞咏青瓷。青瓷不但包括蓝、绿，而其质方面也有深浅不同。是因为釉层厚度和差别，烧成后呈现不同色调的缘故。
景德镇烧制青釉瓷器远在唐代即已开始。《中国青瓷史略》介绍，“离镇二十里，在湘湖田间，地名白虎湾的公路上，发现糖代烧造的青釉碎片极多，公路上，发现一般较厚，薄的较小，盘子底有釉，色泽极似长沙出不士的东西，青釉带黄。青的程度已接近越窑的艾色（即橄榄色）。施釉薄，有极细纹片，外面有凹痕，个一切制作显然是唐代的风格，后于湖田镇南入山约两三里，地名胜梅（俗称杨岭）的山坡，又发现当年烧造时成叠的窟底货之长，证实了当年景德镇也是烧造青器的“。
宋代，景德镇取各地名窑之长，在虾青、秘色以及白定的基础上创制了影青瓷，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面白而青，暗雕塑花纹，内外都可映光，故有人以叫隐青、或罩青。《竹陶说》载“近来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蝶，质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人呼为影青，以其釉色白，微带青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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