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的工艺。
本文简要阐述了喷墨革命给市场带来的利润，喷墨技术的优势，以及喷墨工艺对陶瓷批发企业带来的影响。目前，业界对喷墨的依存度正在逐步增加，喷墨对传统产业链无情的摧毁作用不可阻挡。由此，它对陶瓷批发行业的影响还会继续扩大。
1 引言
对于第一台国产喷墨花机到底由谁推出，目前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希望公司，也有人说是彩神、泰威，但对现在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了。目前，已经有美嘉、新景泰等企业大量研发喷墨花机，并卖得十分红火。
然而，国产的墨水，当然数博今科技最先推出市场。之后，有明朝科技、道氏、大鸿、万兴等，今年有伯陶等。国产墨水纷纷抢占被进口商家优先占领的滩头阵地，与此同时，远泰墨水也将在年内有重大突破。因此，导致进口墨水的市场平均价格，从高峰时的60万元/t、30万元/t，降到今年3月份的18万元/t。由此看来，喷墨花机及墨水的国产化，对陶瓷批发企业是一次重大的革命，既有利也有弊。
2 喷墨革命给市场带来的机会
（1） 市场对喷墨花机的需求
喷墨革命到底给市场带来了多大的利润？专家学者的大致估计是：假设国内陶瓷行业潜在的市场需求量为3000台左右，以每台平均销售价格为300万元计算，喷墨花机在陶机设备上的贡献为90亿元左右。
（2） 市场对墨水的需求
如果按照每台生产线上喷墨花机平均每年消耗20t墨水，墨水价格按照20万元/t计算，在2013年墨水市场约为40亿元（按照1000台估算）。未来市场花机使用量达到3000台之后，每年消耗墨水可达到120亿元。当然，喷墨花机消耗墨水的量，在生产瓷片内墙砖类，可能每月达0.5～1.8t；而生产仿古砖类，则为3～5t。
（3） 市场对喷头的需求
喷墨花机在陶瓷业界方兴未艾，但是收益最大的还是国外的喷头公司。如果按每台喷墨花机使用60个喷头来算，在2013年，如果国内厂家使用花机数量为1000台，则有6万个国外的喷头在中国使用。按照每个喷头价格3万元计算，喷头出口商在中国将有18亿元的收益。如果未来达到3000台数量时，则有54亿元的收益。另外，如果每个喷头使用寿命为三年，每年平均消耗的喷头也将有18亿元。喷墨花机的喷头被世界一流的公司所垄断，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年之内，国产化的希望不大。有人说，一个喷头的成本，绝对不会超过ipad的价钱，而好的苹果电脑无非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所以喷头的利润可想而知。如果18亿元的销售收入中，预计其利润将超过10亿元以上。
3 喷墨印刷工艺与传统印刷工艺的对比
喷墨工艺带来的好处数不胜数，对陶瓷厂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论一流的品牌厂，还是三流的山寨厂，他们的“研发”水平都处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而所谓的研发，也是从市场上购买样品（石材、木板等）—扫描—输入—喷墨打印—市场销售。
传统的手工调色对版，时间长、成本大。例如，假如每年的7月份开始开发新花色，到农历春节之前，这半年内都会忙忙碌碌。喷墨花机出来之后，引用一个资深车间主任的话说：“我们在停窑前20天，就已准备好了明年要推出的40个各种规格的花色品种，可以全部用喷墨花机搞定”。因此，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喷墨打印比丝网、辊筒印刷，其成本如何？据身在某陶瓷厂的厂长表示，如果按照每吨墨水30万元计算，喷墨打印并不比丝网印刷成本贵。因为，丝网印刷的花釉虽然便宜，但加工设备成本、人员成本、丝网消耗等也不便宜。其损耗最大的是丝网工艺转产停线、停窑等方面，另外，产品分色色号多，也会引起库存降价损失。因此，预见未来，如果喷墨墨水持续降价，最终的成本可能比丝网和辊筒印花还要便宜。
4 喷墨工艺对陶瓷批发企业的影响
据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机械装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柏清教授分析，2011～2013年间，传统的丝网印花机、辊筒印花机生产商，将逃避不了被淘汰的命运。笔者在拜访万兴色料董事长周占明时，他也表示，未来传统的色料厂将大批量转型，传统色料，可能会被标准化的四色（或者4+1型号）墨水取代。而许多业界朋友也表示，除了部分坯用色料厂不会受到墨水标准化的冲击外，绝大部分的形形色色的色料厂销售业绩都将大幅度下降直至倒闭。喷墨当前，或者选择研发生产墨水，或者选择结业倒闭，这成了色料行业新面对的难题。
大批量高薪的对版人员，以前是各个陶瓷厂互相挖墙角的香饽饽，现在可能面临转型和下岗。以前晒丝网、激光雕刻的厂，现在的生意也顿时少了。由于喷墨的出现，导致甘油、乙二醇的厂家生意下滑。以前花釉里必须添加的化工料，现在的销量也大幅度下降。
5 结语
业界对喷墨的依存度正在逐步增加，喷墨对传统产业链无情的摧毁作用不可阻挡。目前，技术人员正在深入地研究喷墨技术，并把它引入到陶瓷喷粉料、喷釉料等装饰工艺工序上。由此看来，喷墨装饰工艺对陶瓷行业的影响将会持续扩大。
扩展阅读
类钧釉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
试论重庆清溪窑“类钧釉”瓷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
关于钧窑的工艺来源，古陶瓷学界普遍认为唐代花釉是钧釉的工艺来源。对此，笔者没有异义。唐代花釉是在黑釉、黄釉、青绿釉等底釉上，用天蓝、乳白、褐绿等色斑装饰出来的一种瓷器品种，其特点是：施彩潇洒自然、粗犷随意，纹饰不拘一格，色彩斑斓和谐，别有一番风韵。唐代花釉瓷器华美的彩班装饰为宋代钧窑工艺奠定了基础。
试论重庆清溪窑“类钧釉”瓷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生产花釉瓷器的窑址，在北方地区已发现有河南鲁山、郏县、禹县、内乡及山西交城等处，而唐代四川的邛窑也生产绚丽多彩的花釉瓷器并不被人们广为知晓。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一位长住成都的学者型收藏家罗希成先生在将邛窑与钧窑、汝窑作了比较之后，说到：“由此观之，亦可谓宋代之钧、汝诸窑之釉色，均胎袭邛窑而来”。另一个研究邛窑的专家魏尧西的先生则在引经据典之后说到：“二说均以邛窑之釉水，实开宋代均汝诸窑之先河”。笔者根据自身所收集的实物资料认为，上述二位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一生致力于四川古代陶瓷研究的老专家陈丽琼教授在《四川古代陶瓷》一书中讲到“唐代四川陶瓷的釉色”时，这样写到：“根据发掘的资料，釉色将近数十种，特别是黄色、绿色、青绿色最美。其中有蓝色浑浊的窑变碗、盘和紫蓝浑浊的小瓷塑，酷似钧釉色彩，当是宋代北方钧釉的先导”。(见图一1—4)
然而，在2009年十月召开的中国西部博览会(成都)首届收藏文化研讨暨媒体联席会上，陈丽琼教授在其发表《长江三峡出土的钧瓷及绍熙元年墓的钧釉瓷之探讨》的论文中，却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笔者根据重庆合川绍熙元年墓出土的仿钧釉瓶为例，结合三峡地区历次考古发现所出土的仿钧釉瓷，勾画出重庆清溪窑烧造仿钧瓷的轮
廓，填补了重庆地区仿钧釉瓷烧造的空白”。
这里，陈教授放弃了前面所说的四川唐代瓷器中“蓝色浑浊的窑变碗、盘和紫蓝浑浊的小瓷塑，酷似钧釉色彩，当是宋代北方钧釉的先导”的观点，而走向了此观点的对立面。陈先生直截了当地断言：“关于探讨重庆涂山窑系的清溪窑(以下简称清溪窑)仿钧釉瓷源于何窑钧釉瓷的问题，首先得弄清那些钧釉瓷窑可能直接影响到它，笔者认为应是邛窑与河南钧窑，这两窑中还是只有河南钧窑对它产生了影响”。
笔者从来敬佩陈丽琼先生，十分赞赏陈先生对古代巴蜀陶瓷研究的卓越成就。但是，当笔者听了陈先生新观点的论述后，感到先生的结论缺乏证据，存在较大误区。
会议期间，我笑着对陈先生说：“陈老师：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我要撰文与你商榷哦。”
陈先生说：“欢迎，欢迎!”
陈先生在学术上的民主意识和谦恭品德，的确是吾辈学习的典范。
长期以来，关于钧窑的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的问题，在古陶瓷学界和收藏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看来，2002年4月12日揭晓的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河南禹州神镇钧窑遗址的科学发掘是权威的结论。正如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一直坚持了三个标准：发掘是不是经过审批;是不是严格地坚持了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发现是不是真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1年 河南禹州神镇钧窑遗址的科学发掘“基本认定在神垕镇西南部的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初步解决了钧窑的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的问题，并将对钧窑研究和宋元时期北方瓷器手工业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这个权威结论与其它关于北方钧釉瓷器烧造的起始时间的观点相比较，相对说服力要强得多，笔者是认同的。
从河南禹州神镇钧窑遗址出土的标本可知，钧瓷的基本釉色有三种：月白，天蓝，紫红。然而，这三种基本釉色在唐代的邛窑就已经出现。(见：图二1—5)
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在河南范围内的瓷窑遗址调查活动中，尚未发现五代以前的紫红釉瓷器出现。有人说“研究钧瓷的创烧年代应该确定紫红釉出现的确切年代。北宋官钧紫红釉瓷器，是北宋钧瓷烧制技术达到顶峰阶段的制品。民钧紫红釉瓷器的出现才应视为钧瓷诞生的标志。烧制成功用紫红釉装饰瓷器的年代，就是民钧窑的创烧年代，也即钧窑的起源年代”——这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的“推理”，更与出土实物相矛盾。
必须肯定，钧釉中的红是铜红即以铜(Cu)作为着色元素来美化瓷器。
2005年9月，我在浙江省博物馆编辑的学术刊物《东方博物》(第十四辑)上，发表了《关于“邛窑和长沙窑关系”争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针对研究长沙窑的著名老专家周世荣先生所说的“唯独‘铜红釉’是长沙窑所独创”的观点，表达了“邛窑最早烧制成功了铜红釉，但在当时或许是偶然的，或许是掌握了此工艺的优秀工匠水平还不很高，或许是有烧制铜红釉技术的优秀工匠还极少，而邛窑的工匠到了长沙后，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继续努力，将铜红釉工艺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观点。尔后，笔者又在浙江博物馆主编的《东方博物》第二十一辑上发表了《关于铜红釉瓷器起源问题的思考》一文，系统地阐述了邛窑在当时已具备的烧制“釉下红”彩的主客观条件。
2006年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民间赛宝大会上，一件唐代邛窑“釉里红”(“铜红”)水盂被赛宝会专家组评为铜奖。
遗憾的是：由于信息资源的缺失，来自景德镇的一位专家误认为，被评为铜奖的“釉里红”瓷器是迄今为止邛窑发现的唯一一件“釉里红”瓷器。这对于长期关注和致力于邛窑瓷器研究的笔者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邛窑早在隋末唐初即有“铜红釉”瓷器出现，直到宋代，四川境内亦有发色很纯正鲜红的“釉里红”瓷器出现。(见图三1—10)
试论重庆清溪窑“类钧釉”瓷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根据大量的出土实物资料，可以证明：北方钧窑和重庆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所具备的釉色及其烧制工艺，至少在唐代邛窑就已经出现。
陈先生在论文中列出了一张比较表：
清溪窑南宋仿钧釉胎釉化学成分表：
宋代钧窑胎釉化学成分表：
通过对上述比较表的分析，陈先生说：“根据以上数据比较，两者的区别较大，如以胎为例：清溪窑氧化铁含量为1.5%，钧窑为3.7%，钧窑高于清溪窑一倍以上;而在釉质的化学组成方面虽有差异但仍比较接近，如钧窑的釉中含有氧化铜(CuO)，据测试结果清溪窑的釉中CuO的含量为12%(即每克釉中含CuO120mg)”。
这里，陈先生在比较中，产生了一重大疏忽：南宋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釉内没有五氧化二磷(P2O5)，而宋钧釉的五氧化二磷(P2O5)则高达0.64——0.95;绝不能小看这一重大差别，正是这一差别决定了南宋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是透明釉即玻璃釉，宋钧釉是乳浊釉——不透明，两者釉料成分差别如此之大，釉面质感差别如此之大，怎么能够证明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是仿制于北方宋代钧窑呢?!
何况，比较表还告诉人们：宋钧釉瓷器的胎里不含氧化铜(CuO)，而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胎却含有0.008的氧化铜(CuO);宋钧釉里的氧化铜(CuO)含量高达9.66——10.66，远比清溪窑类似钧釉里的氧化铜(CuO)含量0.012或0.008高得多。
此外，宋钧窑瓷器的胎和釉普遍厚，而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胎和釉都远比宋钧窑瓷器薄;宋钧窑瓷器的胎和釉结合紧密，釉面无开片或开片不明显，有“蚯蚓走泥“纹，而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胎和釉结合不紧密，釉面多明显开片。(见图四：比较图)
两窑瓷器相差如此之大，仅仅是釉色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就断定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是仿制宋钧窑而来，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陈先生在论文中一方面承认：“关于河南钧窑瓷器在三峡区域出土不多，在众多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很少有记载，究其原因，是否是河南禹县钧台窑虽始烧于北宋，而盛烧于中晚期，或兴于北宋末期，其产量虽然较大，而因峡区交通不便或因价值昂贵，流传入峡区者甚少，其后又是宋金对峙，无论是水路陆路皆受其阻碍”;但另一方面却又提出：“重庆清溪窑烧造仿钧瓷”，“只有河南钧窑对它(清溪窑)产生了影响”的论点，这是自相矛盾的论证过程。在与陈先生探讨时，笔者问先生支持其新论点的证据是什么?先生重复了她在论文中提及的“商贸的交往又是无孔不入的”的唯一理由。
笔者以为这个理由是贫弱的，缺乏说服力。毫无疑问，唐宋时期巴蜀两地的地理交通条件决定了两地商贸交往十分频繁和密切。成都与重庆江河相连，一衣带水。由成都到重庆，顺江而下，快捷便宜。重庆地区出土的所有文物都可以证明两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生活习俗都联系得十分的紧密。
北宋时期，宋王朝与辽长期征战，打打停停，时战时和，其间又要对付西夏兵的侵扰;南宋时期，宋金对峙百余年，金军虽得关中，却始终不能入蜀门以犯四川。故而，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公认：宋代三百年巴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商贸发达，堪称全国之最。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地处河南的钧窑工艺通过“商贸的交往”影响和传播四川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今人要推测某一个地区或城市古代瓷器的使用和流通情况，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考古发掘的成果，除了依据墓葬、窖藏中出土的古陶瓷来判断外，对地层关系保存完好的城市中心地带的古代民居遗址的考古发掘最为重要。
一九八三年一月，文物工作者对大邑县城中心的唐宋民居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成批的出土瓷器——这在当时属于“首次发现”。考古工作者赵殿增先生、胡亮先生对采集到的瓷器标本进行了“粗略统计”和“窑系分析”，“上千件标本中，属邛窑系统的约占60%，属琉璃厂窑系统的约占30%，属彭县磁峰窑系统的仅占5%左右。此外，还有极少数龙泉窑、耀州窑等窑系的 产品残件”。
陈先生的论文中也曾说“2004年春笔者参与整理鉴别奉节永安遗址中，见有元代钧釉碗残片数件，和已修复的金代钧窑碗一件”，而笔者十多年来在成都收集到的钧窑瓷片几乎都是元代的盘碗残件，相对于地处长江下游的宋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残片在成都的出土量则少得很多。
中国科学院伤害硅酸盐研究所教授张福康先生在《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一文中，公布了对唐代邛窑各种瓷器的胎釉进行科学测试的数据。笔者通过对所有数据的分析，可以认定：编号为“邛崃窑胎JN1”的瓷胎的化学成分中没有五氧化二磷(P2O5)——这一点与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胎中没有五氧化二磷(P2O5)是一致的，而对邛窑瓷器标本进行测试的所有透明釉(包括透明绿釉、透明灰釉、透明黄釉)和乳浊釉(包括乳浊绿釉和乳浊白釉)都含有五氧化二磷(P2O5)和氧化铜(CuO)——这一点又是与清溪窑类似钧釉和宋钧釉是一致的。
由此，通过邛窑和清溪窑瓷器胎、釉的化学分析比较，邛窑工艺应是清溪窑类似钧釉的直接来源。唐宋时期巴蜀属于同一行政管辖地区，水路交通十分便宜，邛窑工艺通过岷江、嘉陵江是很容易传播到渝州涂山窑(系)地区和万州地区的。
北宋初年，四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曾对邛窑系各窑场所在州县以巨大冲击。《宋书 太宗》载：淳化四年(993)春，“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县令齐元振。”从而，揭开了起义的序幕。起义军克青城，插彭山，战邛州，夺成都，转战蜀中各地，时间长达近两年之久。笔者查阅《王小波、李顺起义地区图》，发现邛窑系各窑场所在州县多数是起义军与宋军激战之地，如王小波战死的地方就是离邛崃不远的江原县(今崇庆县)。据《邛崃县志》载：“淳化五年(994)到至道二年(996)，邛州临邛郡曾归李顺建立的大蜀农民政权管辖。”
在这两年兵荒马乱、战争频繁的岁月里，邛窑的生产绝不可能正常进行，相当多数的窑户和工匠四处逃难，八方谋生，绝对是情理之中的明智之举。客观上，又促成了邛窑工艺向东向南向北的广泛传播。
陶瓷工艺技术的传播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一样，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在某一种陶瓷工艺技术产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许多地方这种工艺技术又出现了，在唐、宋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商品贸易已扩展到世界范围的条件下，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应该是最早发明这种工艺技术的地方传播过去的。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是历史逻辑的必然。至于一种陶瓷工艺技术怎样地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再流传到更多的地方，这正是古陶瓷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
事实是：邛窑早在唐、五代时期就率先在全国发明了如下制瓷工艺技术：
1、在青釉中加入草木灰使之成为乳浊状青绿釉的配釉技术(早于龙泉窑)(见图五1-2)。
2、用“芝麻挣钉”支烧高档瓷器的技术(早于汝窑)。(见图六1-2)
3、铜红釉的烧制技术(早于长沙窑)(见图三)。
此外。运用不同的配釉、施釉、加彩和控制窑内温度、气氛等技术较早地烧制出高、低温釉上、釉中、釉下三彩瓷器、窑变花釉瓷器和彩绘瓷器的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
这里，笔者重申在五年多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所表明的观点：
考古发掘报告中所说的“仿钧瓷”应该命名为“类似钧釉瓷”。
笔者认为，“仿钧瓷”的概念不准确。所谓“仿钧瓷”应该是以钧窑瓷器为范本，模仿制作而成，并与钧窑瓷器相同或相似的瓷器。然而，清溪窑生产的“类似钧釉瓷”与钧窑瓷器相差很大，区别明显：前者有化妆土，后者没有;前者有“芒口”，后者没有;前者胎薄，颜色为黄白色，后者胎厚，颜色多样，计有黄灰色，灰白色，灰色，黑色，灰黑色等;前者施釉薄，胎釉结合不紧密，后者，施釉厚，胎釉结合紧密;前者成品系一次性烧成，后者成品为二次烧成，即第一次素烧，然后施色釉，再入窑烧成;前者釉色单一，基调为“青白天蓝闪红”，后者釉色比前者丰富多变，计有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和灰青，米黄，黑色、梅子青等等。其中以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等品种最为著名，素有“钧瓷无双，窑变无对”的说法;前者所开细纹片比后者明显，并不见后者釉面普遍存在的“蚯蚓走泥纹” 特征。
总之，除了清溪窑“类似钧釉瓷”那种“青白天蓝闪红”的釉色与某些钧窑瓷相似以外，就没有什么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自身的特点是相当突出的。
正如陈先生所说：“2005年成都考古所进一步在邛窑发掘时，即在南宋堆积层中出有一摞一匣一碗的粘连件，粘连的碗共四件，碗胎深灰色，碗内皆施蓝色乳光釉，在最上层一碗中挂有茄紫红夹天蓝色条块色斑窑变纹(照32)。此出土物，如若不是笔者亲眼在发掘工地现场所见(照30、31)，而是在其他地方或传世品中所视，必认为是河南钧窑所烧，但它却真真实实的为邛窑所烧造。”
综合以上分析和推理，笔者认为：北宋末期北方钧釉瓷器的烧制，邛窑是有贡献的，因为，邛窑也是唐代花釉瓷器的生产地，乳浊状青绿釉和铜红釉的烧制技术都起源于邛窑，而地处边境的邛窑工艺技术在北宋初年存在着朝省内外东、南、北三个方向扩散传播的历史背景。
试论重庆清溪窑“类钧釉”瓷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至于蜀地陶瓷工艺技术对巴地的影响更是直截了当的。
钧州青瓷对钧瓷的影响
"钧州青"是"钧州青瓷"的简称，清朝初年已见文献记载;清顺治时汪介人在"中州杂俎"中道: "钧窑 、汝窑、柴窑钧州瓷器，谓之,钧州青，最为海内所重，久不制造，自寇燹后已如彝鼎不可复得。
古代文献中，青瓷常常被称为“青窑器”或“青器”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说: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钧州青一词，意思是钧州生产的青器，或者青窑器，汪介人把钧州青与汝窑、柴窑瓷器归为一类，是因为它们在呈色和用途方面具有一致性。
从发展次序来看，钧州青是汝窑瓷器的变种，作为一种日用瓷器，它和北宋末年的汝官窑瓷器有清晰的传承关系。
钧州青的颜色分为天蓝和豆青，与汝窑瓷器的天青和豆青基本雷同，正品颜色泛蓝，汝窑称之为天青，钧窑称之为天蓝(如果温度略低，就呈现青绿色，正因为这个缘故，豫西地区陶瓷业中会有“钧汝一家”或“钧汝不分”的说法
钧州青是日用青瓷，至少在金代后期就出现了，这类瓷器往往有红色斑块，是将铜料研细，做成颜料，用毛笔涂在釉面上，烧制后，铜料经过还原，呈现为红色或紫色。
图 是河南叶县文集遗址出土的 钧州青瓷器，时间大致在金元时期
金朝后期明昌时代，禹州神垕镇刘庄窑( 或称刘家门窑) 就出现了“钧州青”风格的瓷器，这类瓷器的生产一直延续到元明时代(推测金代前期的大定时期，就应该存在着“钧州青”类瓷器，但是因为实物资料缺乏，我们还不能贸然下结论。
个别“钧州青”类钧瓷，由于釉料配方中混有铜矿石，在特定环境下，釉面会出现通体闪红的现象，与宋金时代严和店窑印花青瓷出现的红斑一样，都不是有意为之， 笔者以为，探索大定时期的“钧州青”将是未来钧瓷文化研究的重点。
浅谈中国画对陶瓷艺术的影响
中国画艺术与中国的陶瓷艺术可谓是艺海中并驾齐驱的两姊妹艺术，因为她们的存在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增加了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更促进了中国对外的文化交流。
我们知道，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如同西方有油画，我们有中国画，尽管现在中国艺术家同样从事油画创作，而世界许多国家的艺术家也画中国画，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中国画的发源地，中国画的鼻祖在中国。正因为此，中国画从其产生、发展到今日的繁荣，从其内容到形式，以至于它的绘画表现材料，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我们中国的地域特点、文化特点、审美特点、思维特点，甚至于历史特点。中国画亦从头至尾地带上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性。首先从地域性来讲，中国画所用的画笔须用竹子为最初原料，而竹是在中国盛产的，中国画所需用的墨与纸也是中国的特产，如安徽的徽墨，各种生宣、熟宣、砚台的制作更见中国匠人匠心的独具，其历史更为悠久，而且笔、墨、纸、砚材料在中国市场上非常普及，这为中国画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因素和条件。
中国画艺术是民族性的。而陶瓷艺术也同样以其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而被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烙印，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陶瓷艺术也必然拥有其深厚的民族区域性、审美性、历史性特点。因为社会文化本身就是有其民族区域性、审美性、历史性的，而在这些方面，它与中国画艺术是类似的，因此在中国画艺术与陶瓷艺术的创作取材、审美倾向、思维表现方面，二者是相通的。
能运用于中国画的表现题材和技法往往也能运用陶瓷艺术创作，诸如陶瓷艺术中的青花、粉彩、新彩等形式均与中国画的艺术形式类似，甚至在表现技法上均有类似。
比如北宋青绿山水画家王希孟的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卷》是一幅山水巨制，山势绵亘，色彩灿烂，章法严密，用笔纤细。山村房舍、丛林竹林、人物飞鸟、水车桥梁，无不精心描绘，灵活采用郭熙总结的“山形步步移”的办法。又如清朝山水画家吴历晚年的《陶圃松菊图》，画面山峦层叠，心思独远。而清山水画家弘仁作为清初“新安画派”的奠基人，弘仁所作《梅屋松泉图》用笔悠扬，以不同皴法相结合，构成统一画面，反映出了他对大自然的深刻观察，表现出清新、冷逸的风格和空灵的意境。又如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所表现的残破江山，眼珠部分的白多黑少，眼珠上翻的水鸟，表现出作者对当时统治者的不屑傲气和孤独悲凉的心境。同样还有许多优秀花鸟、人物类的作品，皆可采用釉下青花及釉上新彩去表现，尤其是陶瓷艺术中的青花瓷的创作，青花瓷作为景德镇传统名瓷中影响最大的品种，它在中国制瓷史乃至世界陶瓷史上都闪烁着夺目的光辉。由于水性的青花料，还有具有吸水性的干坯胎，青花料笔，都与中国绘画的笔墨工具在性能上有极大类似之处，青花料借助于水生发开来，继而可调出不同浓度的青花料，在釉下经高温烧成后所呈现出的是不同明度的青花兰色，所营造的画面效果犹如一幅单色的水彩画，其水墨韵味也是非常丰富而神妙的，加之这显得深沉而智慧的青花兰色，配之以料色上嫩白的淡绿色的灰釉，使得青花既具备中国画的墨色韵味，又有天然的材质美、工艺美，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沉着、素雅的谦和美，从欣赏角度来讲，我认为其丰富性绝不亚于中国画艺术。如残留古瓷片《江月何年初照人 江岸初放一树花》，以明月、江外远山、清形独立、若干杂树，简约而空灵的意境夺目而出，凉亭、小树、远山、清江，一人抱琴独游，闲云野鹤之风，淡泊宁静之情呼之欲出，它们既是残存青花瓷片，又何尝不是两幅精致的山水小品，若将此绘制优秀古典文学作品《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更是意象深远。中国的国画艺术家们在大量地以它们为创作题材，创作出了无数的优秀陶瓷工艺美术作品。或以工笔的形式，或以写意的形式，或以兼工带写的形式，或釉上，或釉下，等等。在此就不再多举。
然而中国画艺术与陶瓷艺术又有其不同，国画是属于纯艺术、纯绘画，陶瓷艺术却是一门工艺美术，它从设计到制作以至于成型，要经过一系列的工艺过程。自然，它的产生和创作形成都要受到一定的工艺条件的限制，它不只单纯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强调画的个性，它还要考虑制作的可能。在原料的采集，坯料、釉料的调配，甚至烧成温度及气氛控制上出一个环节的差错，都将导致陶艺创作活动的前功尽弃。因此，人们对陶瓷作品欣赏角度与中国画艺术作品的欣赏角度也有所不同，人们对陶瓷艺术作品的欣赏层面是多层面的，角度是多角度的，如总是集中在“造型美”、“装饰美”、“釉色美”、“画面意境美”等方面。因此，陶瓷艺术作品的美学意味似乎比国画更为丰富。
对现代陶瓷工艺的剖析
陶瓷工艺已经具有两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彰显着古老文明的神圣底蕴，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凝聚着人类的智慧与理性。陶瓷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在于它精致灵巧的外型设计和充满神奇幻想的釉色， 当然也与它独特的材质有关。陶瓷的设计理念不断的随着人类的观念和需要而发生变化，以满足了人们在艺术生活中对美的追求。
一、现代陶瓷工艺的简介
纵览整个工业化世界， 到处充斥着冰冷的机器发动机的声音，而艺术就好比是人们心理寻求静谧祥和的一片沃土。陶瓷逐渐成为了艺术家们发挥想象的空间，以实现他们个体精神的追求。陶泥只是作为现代陶瓷工艺的物质载体，其主要表现得却是现代艺术的一种形态。虽然它仍然以“瓶罐”等容器的形态展现给大家，但是其本身却是一种艺术的彰显，表达着艺术家们对艺术的理解，再加以自由创造和个性发挥。现代陶瓷工艺已经从精致、细腻、对称等古典审美情趣中的到提升，向着随意自由、个性张扬、更具有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
传统的古瓷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中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是也远远满足不了现代社会的需求，当代陶瓷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往往不满足已有的形势，在一定技术上又加以创新和思考，尽可能的将陶瓷工艺把陶瓷工艺的美表现的活灵活现。在这种形势下，就演变出了一些像颜色釉、刻花、贴花等艺术表现手法对工艺品加以装饰，以创作出不同风格和不同表现手法的艺术作品。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戚培才以及他的作品。戚培才在多年的陶瓷美术创作设计中，创作态度严谨，技术全面娴熟，在继承和发展景德镇陶瓷艺术传统的基础上，求创新、讲格调，初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他擅长花鸟瓷画，兼事综合装饰。艺术上追求简洁造型、单纯色彩、质朴形象、率直情感的表现，注重材质本身自然美的再现。构图设色，落笔思谋，以拙藏巧，韵味隽永。
二、现代陶瓷工艺设计手法
现代陶瓷工艺所要追求的不是物质的实用性，而是一种将形象和感情结合于一体的艺术美，它主要包括陶瓷工艺品的形态美和质地美。陶瓷产品的形态和材质不仅表达着创作者对艺术品的感知，还蕴藏着创作者的情感意识和生活理想。
形态美是构成陶瓷艺术品的主要内容，它包括工艺品的线条、图画、色釉等装饰。线条装饰主要是通过一些饰物来勾勒陶瓷工艺品的轮廓，力图给人营造一种惟妙惟肖的幻觉。图画装饰手法有绘画和彩绘两种，其非常注重陶瓷“形”与“神”的结合，再加入作者丰富的想象，追求一种栩栩如生的意境美。色釉装饰有着与其他装饰不同的审美特性，例如：白釉系如玉一般纯洁剔透；红釉系似火一样华丽浓重；花釉系则显得五彩缤纷，绚丽耀眼。在现实制作过程中，经常将不同装饰的表现技法综合运用在同一件陶瓷工艺作品中，以满足人们的审美特性。
陶瓷工艺设计的质地美虽然属于陶瓷作品的自然属性，但其中也有部分是人为因素产生的。人们采用不同的创造手法设计出纹理不同，色彩明丽的作品，其具有动态的审美特点。陶、瓷和釉作为陶瓷制品的主要材料，主要通过表面组织结构、形态和纹理等传递陶瓷工艺设计的审美特性。例如，陶的质地粗犷厚重、瓷的质地光滑细腻、釉的质地晶莹剔透，这些不同材质的组织特性使得陶瓷产品显现出不同的质地美来。在陶瓷艺术设计中，常常使用重复、渐变、发射等平面构成手法并结合喷釉、蘸釉、刷釉等多种色釉方法来打造独特的纹理，构成陶瓷设计的艺术美。
三、现代陶瓷工艺的发展趋势
当社会迈入新的发展时期， 陶瓷工艺在继承中加以创新， 在创新中谋求发展， 并且在各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群。其中，尤以景德镇陶瓷最为出名。景德镇瓷器在青花瓷出现后，又相继制作了彩瓷，其中包括青花、釉里红、五彩、珐琅彩、和粉彩，其瓷器有" 白如玉， 明如镜， 薄如纸， 声如磬" 的美誉。我国的陶瓷产业占据世界的60%，跻身成为第一陶瓷生产大国。但是大多数企业只注重企业的效益， 却忽视了陶瓷工艺品的艺术设计与创新，以至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陶瓷产品设计上略胜一筹。创新不仅仅是响应时代的号召，同样也为艺术生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伴随着科技进步的飞速发展，以及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发现，中国陶瓷产业要想做强，就必须借鉴国外的创新机制。面对中外文化的各种冲击与融合， 我们必须重新给陶瓷这门艺术重新定位，既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又要具有民族特色。不能总跟在别人的后面前进， 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特色。然而我们也要深刻的意识到传统工艺设计不是束缚我们思维的包袱，而是创新设计的根源和生命力的缔造者。
从把握现代整体艺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各个国家的陶瓷工艺都是朝着简约、回归、融合这几个方向发展的。从各个民族陶瓷制品的造型或是花纹图案上看，总体都趋于简约的设计理念，并且大量的结合民间元素与传统元素，将创新和摒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创作出大量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许多艺术家们还在陶瓷艺术中融合了许多绘画，雕刻，雕塑等各种制作工艺，打破传统陶瓷工艺代代单传，不外泄的封闭思想，加强了彼此间的艺术借鉴和交流。
总结：陶瓷工艺是一种文化，我们需从传承文化、欣赏艺术、陶冶情操的角度去观赏它，不断提高自身审美能力和艺术修为。
明末清初人物画对陶瓷绘画的影响
明末清初伴随着版画的发展，人物画出现了新的变化，内容的世俗化改变了传统人物画的道德标准，在绘画形式上也加入了版画中刀刻的痕迹，这些变化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和推动，也逐渐地影响到了景德镇的陶瓷青花人物绘画。
一、人物画的发展以及出版业对人物画的推广
在明清以前国画人物的题材主要有：佛道人物、帝王贵胄、仕女、孝子、列女、历史人物等等。在宋以后伴随着科举考试的大规模的流行，文人志士的文化程度逐渐提高，使得人物绘画题材范围在逐渐变化，汉代以来的“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功能已经逐渐的减弱，致使人物画衰落。在明末清初伴随着戏剧的发展，版画的人物插图开始带动了人物画的发展和普及。它一方面成为戏剧脚本的重要注解，另一方面也重拾魏晋以来中国文人的气节。但是在描述内容上有所扩展，大众化程度提高。在主题思想上：如《西厢记》是陈洪绶为书籍制作的插图，它打破了过去正统的教化思想，而以追求爱情为主题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在绘画手法上一改国画中纯毛笔绘画的特点，加入了很多版画的特点，比如笔法刚劲、转折有力，人物气质高古，有别于人物画的传统表现技法，是一种加入刻刀刀法的绘画特点。人物形体伟岸，描绘内容概括简练，笔法上刚劲洗练，且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在构图形式上由于是戏剧的脚本，所以多加有戏剧舞台的场景，人物的衣着服饰也是戏服的样式，出现的各种姿势也带有明显的表演成分，与真实的人物肖像画或者世俗画之间有明显的差距，在画风上一改过去的写实风格，而转变为夸张变形，追求“宁拙毋巧、宁丑勿媚”的绘画风格。摒弃了过去的设色艳丽的人物画，大力主张白描的形式。
这一时期大量的剧本或者画谱在民间流传，加之官窑的衰落，致使很多文人流落民间，许多版画出于名画家之手，使得陶瓷创作者对其他的艺术形式形成了借鉴。在明末清初出现的版画或者国画画稿有：陈洪绶的《博古叶子》《水浒叶子》《离骚》，郑千里、赵文度等艺术家创作的《名山图》，汪耕的《王李合评西厢记》，等等。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戏曲木刻插图多至几千幅，可见繁荣状况是空前的，在明朝中晚期出现了各个流派的木刻版画，如福建建安的建安派版画、南京的金陵派版画、安徽的新安派版画、武林派版画等等，明代由于戏曲艺术的繁荣，并且戏曲艺术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性和趣味性，而备受刻版印刷的青睐，同时书商为更好地推销其书刊、画报，也积极地采用下有文字上有图版的书籍。版画伴随着戏曲艺术的流行而逐渐得到推广，在广大群众中得到普及，影响这一时期的陶瓷青花绘画。明清两代的画谱也逐渐丰富起来并得到出版，古代绘画不断地延续师承关系，师傅在教授徒弟时往往采用口诀的形式而使画法延续下去，到明清时代伴随着出版业的繁荣，画谱成为一种普及绘画和鉴赏的一种重要的工具，画谱中教授如何构图，并提示示范性的作品，以供学者参考。有的画谱还将诗书画印的形式纳入画谱中，请著名的画家绘制和刻版家刻版成型，以供学者欣赏和借鉴。
二、陶瓷青花人物绘画的新变化
明末清初在国画和版画的推动下人物画出现了第二次创作的高峰，并直接影响到了景德镇的陶瓷青花创作，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题材方面，元明清时代人物画伴随着戏剧的发展又出现了第二个发展时期，这时期的人物画主要集中在神话小说、历史小说、话本小说和戏曲题材，与以往的单纯的人物画和世俗画不同，它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和戏剧性，突出故事情节的表现性，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动作，表现人物或者故事情节的生动。如万历年间的刊刻《李评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表现新婚不久的莺莺送夫张生进京赶考的场景，自古“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屯屯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西厢记一长亭送别）。版画中张生与莺莺含情脉脉，四手相挽，离别时的惆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红娘站于远处拿着送别时的酒壶看着这对刚结识不久又要远去的恋人，不忍心打扰。整个画面戏剧性和故事性强烈。在清顺治年间的青花《西厢记》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情景式构图以表现戏剧的故事情节。
中国人物画中很少带有背景或者环境出现的，如《虢国夫人游春图》《历代帝王图》以及李公麟的《五马图》等等只是单独的人物，而没有环境或者背景。即使有背景出现的世俗绘画也是真实场景的再现，如《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几、案与人物搭配得十分贴切，但是由于明末清初表现的是小说或者是戏剧，于是艺术家在表现这类人物时往往会为其配上外部环境或者道具，出现了各种屏风，或者开一扇窗的形式。体现戏剧表演的道具，就连服饰、动作都类似于戏曲中的舞台表演的因素。如版画《西厢记》《量江记》《博古叶子》等等都有类似舞台戏剧表演的特点，而不像发生在真实社会中的故事。如陈洪绶所作的《西厢记》版画，画中明显地出现对于爱情追求的故事情节，莺莺在偷看张生信件，而红娘在屏风后观望，并满心欢喜的情景，整个绘画没有出现完整的家庭环境，但是出现了道具屏风。这种戏剧式的表演形式在明末清初的青花中也有所体现，如万历年间青花《张生游普救寺》、崇祯时期的青花《牡丹亭》、康熙年间的《红娘牵线》《张生写信求救》《张生抚琴图》《急报军情》等。这些青花作品中都出现了戏剧的情节，在人物身上也穿着戏服一样的服装，将人物放于舞台环境中进行演绎。
顺治青花八仙拜寿纹大盘
在表现手法上，当时的国画或者版画对青花的人物在构图样式和描绘手法上有所影响，如清顺治年间的青花《八仙祝寿》，图中的八仙人物造型、构图样式和山石云纹均与明代万历年间的《尧天乐》和天启年间的《茶酒争奇》相类似。在人物的描绘上也不似先前肖像画的传神写照为主，而是更加注重夸张变形和故事情节的表现。比如老寿星的山芋头，八仙手中的宝物尽管有传说为依据，但是在青花与版画中表现得十分相似。
人物绘画在明清时代出现了重大的发展，它在形式上和思想上都突破了原来人物画发展的轨迹，从现存的青花人物来看题材表现得更加广泛，如追求读书做官和高官厚禄的封建文人思想，崇尚自然的隐逸思想，神话故事传说和道释人物、历史故事和文学戏剧，戏婴和普通妇女形象以及劳动的生活场景，等等，都成为明末清初青花人物表现的内容。在主题思想上较之以前表现得更加现实化、生活化，以前统治者所标榜的成教化、助人伦思想逐渐淡化，而出现了追求爱情、成仙，追求通过科举考试而一举成名，通过历史故事而告诉统治者要善于挖掘人才和追求平凡的日常生活。从技法上受到当时国画或者版画的影响，人物表现上比较洒脱自然，画风简洁，多采用双勾线加填色的形式绘制，也有的采用写意，在笔法上受到版画的影响线条刚劲有力，有的甚至能够体现出版画刀痕的刻画特色。
陶瓷作为一种工艺，它的绘制一直延续着传统的表现技法和表现内容，装饰趣味浓厚，但是伴随着戏曲、国画、版画的发展，以及出版业的繁荣，陶瓷工匠师傅们接触到了更多外来艺术的影响，从而出现了上述的新变化，繁荣了青花人物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
中国画表现手法对陶瓷艺术的影响
中国画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点都可以在陶瓷装饰中找到，二者相互影响，如粉彩中的人物画法，上色方法都与中国画工笔重彩人物类同；新彩花鸟的工兼写寥寥数笔的墨笔，竹叶的潇洒临风的姿态与中国写意画何等相似，仅区别是一个画在宣纸上，一个画在瓷器上。
中国是瓷的故乡，号称“瓷器之国”。在许多外语中，瓷器就代表中国，可见中国的瓷器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景德镇陶瓷艺术瑰丽多彩，以其绝妙而赢得世人尊敬。特别是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陶瓷，充分发挥陶瓷传统艺术特长，结合运用中国画的表现手法和审美情趣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使中国画艺术与陶瓷艺术更加紧密的结合，互相借鉴，相辅相成。景德镇有四大传统陶瓷装饰：古彩、青花、粉彩、颜色釉。但大多数陶艺家喜欢中国画的装饰风格，因而大部分吸收中国画营养，所以陶瓷装饰风格的形成大部分受到中国画的影响。
中国绘画艺术在陶瓷装饰中的运用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传播，明朝天启以后的民窑瓷器上配写意画面是明代文人山水画对瓷器装饰的直接影响。到了清末民初，一批有国画修养的文人墨客进入景德镇，如擅长人物的王少维，画山水的程门，画花鸟的潘淘宇，随之后来的“珠山八友”均以清新的画面技法大大影响当时的传统画，如王琦、王大凡、刘雨岑等都在传统的基础上为了使瓷器达到像国画在宣纸作画晕染的艺术效果，吸收了当时一些国画名家的绘画技法，运用到陶瓷粉彩上，更显得陶瓷艺术别具一格。又如当代“青花大王”王步先生运用中国水墨画的表现方法来画青花，像国画一样墨分五色，他将青花料水也分五色，力求水墨韵味。还有以画虎著名的毕渊明，花鸟画家邹甫仁等，擅长金石书法、诗词、绘画。他们在继承上创新，把国画技法运用到陶瓷上的技艺更是瓷都传世之宝，江山代有人才出，景德镇还有许多艺术家，历经磨练，功力深厚，造诣较高，作品境界各具特色，显示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有的严谨细腻，有的笔触娴静，有的高雅飘逸……许多作品都充满耐人寻味的笔墨情趣。
中国画非常重视和强调诗、书、画、印的并用，使之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使画面丰富有变化。简单的讲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以情观景，以理观景，以心观景，观看一件好的瓷画作品，它也是要把以上几点攘括其中。绘画追求的正是把所有的姊妹艺术相结合，特别是把中国画的理念以及元素充分的结合，所以说陶瓷作为中国的国粹离不开中国画，他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瓷画陶瓷艺术和绘画艺术一样，除了意境美、气势美、结构美、笔墨美、色彩美一样，多了工艺美、材质美、造型美。因陶瓷是火的艺术。齐白石、李白石、张白石的陶瓷在材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外行可能就选购了李白石、张白石的作品，唯独留下了齐白石的作品，这就是审美中的问题。陶瓷作为工艺美术而缺少工艺的陶瓷，它是不完美的，正如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说的一段话：陶瓷无论是作品，还是产品，都要对质地美、装饰美、绘画美、工艺美、设计美进行追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绘画只是表面手段之一，你无论是什么手段，哪种技巧，都要突出刚才所说的几个方面，付诸于实践的是技巧造型，装饰都是制造工艺，如果制造工艺不能符合设计思想，不能符合造型审美、装饰审美以及时代审美需求，那么这种设计就是不完美的，就不能体现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工艺美学思想，所以说艺术陶瓷除了在工艺和装饰上有别于中国画，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器型美。景德镇的陶瓷器型丰富多样，除瓷板属于平面装饰外，其它器型大多属于立体器型，平面和立体的画面在视觉上会产生区别和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装饰时，应把握各种不同器型特点，来设计装饰画面，使器型和画面达到统一协调的装饰效果。一般来说，平面器物绘画装饰只能给受众一个面的欣赏，而立体器型却给人带来多角度的审美愉悦。对陶瓷中的瓶、罐、缸、坛等器物，我们在设计上常使用通景式装饰构图，求得画面的连贯性和完美性。此外，由于瓷胎造型的颈部、肩部、腰部、底脚部位等，都有各自不同的变化，再如器物有高矮、肥瘦方圆、平直弯曲等方面落差而都需要我们在装饰设计时要应材制宜突出器型美，一件好的艺术陶瓷面世，它必定有它存在的特殊工艺性。
中国画是画在宣纸上，而陶瓷装饰的“国画”是吸收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来装饰陶瓷，陶瓷装饰的表现形式，从构图到立意，从艺术形式到技法都和工艺材料的不同而有区别。国画与陶瓷互相渗透，艺术和精美的陶瓷材质糅合生辉，就形成了陶瓷装饰毅然决定的独特语言，中国画与陶瓷装饰的国画是不能互相代替的两门艺术，只有互相影响，互相启发，瓷器上装饰国画多适宜工笔画重彩，使国画显得更加精彩。
中国画与陶瓷各有所长，当代陶瓷作品经陶艺家结合自己的国画功力与审美观点更富情趣，既充分发挥和继承了中国画源远流长的优秀技法，又兼收了现代中国画的审美意趣，“师其心”而不“师其迹”彰显了艺术家特有的艺术素质。
唐三彩对奈良三彩的影响
当人们谈到奈良三彩的时候，常认为奈良三彩是唐三彩的照搬照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唐三彩的强烈影响，而忽略了日本人民在吸收唐文化的过程中的改造和创新，只重视唐三彩与奈良三彩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两种三彩的不同之处。虽然奈良三彩是仿唐三彩而制成，不仅在造型上与唐三彩极为相似，而且其鲜艳流淌的釉面、光灿美丽的色调也都十分接近唐三彩器物，但是，日本工匠们在模仿唐三彩的基础上也注入了日本的民族文化，渗透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对唐三彩的形与色等方面加以选择和改造而制成带有日本味道的奈良三彩的。
1、使用功能与造型的比较
盛唐之时，唐三彩主要是用作殉葬的明器，这是历来的中日研究者们一致的认识。从唐三彩材料的化学性质来看，它作为盛装液体的容器，也具有比较大的实用性。李知宴对于唐三彩的使用用途曾做出过这样的论述：“唐三彩是高级艺术品，它除了作为生活用品之外，更主要的是用作陪葬品的。”因此，唐三彩的用途较为广泛，既有明器，也有数量众多的生活用具，因此器型种类繁多，造型较为复杂。不仅有器皿类、俑类、玩具类，还有一些大型的建筑构件等。
奈良三彩则不同。正仓院所藏的三彩除一件三彩塔和三彩鼓胴外，基本都是器皿类。其使用功能一般被认为是东大寺进行佛教仪式时使用的礼器，它们多供举行祭祀、佛事之用。由于奈良三彩使用功能的单一性，限制了其造型的多样化。奈良出土的奈良三彩器物种类，主要有钵、碗、盘、瓶、盅、壶、杯、罐、碟等。此外，遣唐僧对唐三彩特别感兴趣，因此奈良三彩还作为藏骨器、砖、瓦来使用。
2、胎质及化妆土的比较
唐三彩的胎质有两种，一种色泽呈淡红色，质地有粗有细；另一种胎土的含铁量较低，质地细腻光亮，色泽多呈白色。至于奈良三彩的胎质，以正仓院三彩的胎质为例，其胎土的含铁量较高，质地中不仅夹杂许多小砂砾，较为粗糙，且大多都是用氧化焰烧成的，色泽呈红蛋壳色。也有一些是用还原焰烧成的，其色泽呈灰白色。
唐三彩器一般在施釉之前，普遍先在器表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也称“护胎釉”。 而这种白色化妆土在奈良三彩包括正仓院三彩的身上是看不到的。这说明它对于胎体表面的色泽和质感要求不高。奈良三彩中大多使用色泽浓厚的绿釉，现在看来，也有可能是为了掩盖坯体表面泛红这一不足。
3、色釉装饰的比较
唐三彩使用的釉色非常丰富，并不局限于黄、绿、褐三种，还有蓝色、白色、黑色、浅黄和茄紫等色，它以黄褐色为主色调，彰显了豪华灿烂的唐代贵族文化，明亮华丽没有丝毫的阴暗感。奈良三彩多以白色、绿色为主色调，从绚丽中回归清静，渗透了日本人内在的一种宗教情怀。
唐三彩在施釉时，为了不让器底、圈足部分的釉与杂物粘连造成次品或废品，所以常常不给器底和圈足部分施釉，使器物的底部露胎。通常，我们将这种施釉法叫做“施半身釉法”。此外，由于唐三彩器物上面部分的釉层较厚，烧成的过程中器物下部经常会出现色釉向下流淌的效果。而奈良三彩采用的却是“施全身釉法”，且上下部分的釉层厚度基本相同，所以从已出土的奈良三彩器来看，并不存在唐三彩那样露胎和淌釉的现象。
4、釉料的选用的比较
唐三彩所使用的釉料，一般都经过了精选和加工，所以成份比较细、比较纯，所得的釉料色泽透明感较强。而奈良三彩釉料的成份相对来说就比较粗、比较杂，尤其以氧化铜最为突出，正因为如此，它的釉料色泽就较浑浊，缺少透明感。
5、成型方法和装饰技法的比较
由于唐三彩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因而其成型方式也较为多样，其中器皿类品种除了手工拉坯成型外，还有模印、粘结等成型手段，且其拉坯成型的方向为逆时针，俑类等品种主要采用雕塑法成型。唐三彩的装饰技法也富于变化，普遍采用了堆塑、捏塑、刻花、印花、贴花、划花等技法。印花多饰于模印手制的器类，贴花多饰于轮制圆形的器物上。贴花是先将纹样雕塑成型再贴于器壁的装饰部位，纹饰突起，有浅浮雕的效果。而奈良三彩器皿类品种几乎全部都是手工拉坯成型，由于生产制作的陶工不同，所以拉坯成型的操作方法也不一样，日本陶工习惯以顺时针方向来进行操作。奈良三彩器物的表面装饰较为简单，几乎没有像唐三彩那样复杂的贴花、印花、堆塑等装饰技法，只有简单的阴刻或弦纹装饰。
6、纹饰图案的比较
唐三彩的纹饰丰富多彩，其中纹饰主要有柿蒂纹、蔓草纹、联珠纹、花草纹、阴刻纹、珍珠纹、飞雁纹、凤凰纹、荷叶纹、莲花纹、竖条纹、菱形纹、宝相花纹等，有些器物的纹饰还带有中亚特色。而日本奈良三彩的纹饰，比较单调。其色釉图案构成常见的纹饰基本分为两类，有黄、绿、白或者白、褐、绿相配的网状带斑点纹和绿、白相间的“W”或“M”纹。其中“W”或“M”纹在唐三彩器皿中也有运用，但纹样笔触较为整洁规整；网状纹在唐三彩中并不常见。
7、烧成工艺的比较
唐三彩绝大部分是通过两次焙烧。在未施釉以前，首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再进行第二次釉烧，但也有少数小件俑类或小件生活器皿没有经过素烧阶段，直接在胎体上施釉进行一次烧制。而通过对胎釉的细致观察，奈良三彩几乎没有一件是一次烧成的，在釉烧之前，都必须进行第一次素烧，而且素烧的温度要高于釉烧温度50-100℃。
传统雕塑美学思想对当代陶瓷雕塑创作的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雕塑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一直是陶瓷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的雕塑是丰富多彩的，古人留给我们很多的雕塑作品，但没有多少真正意义的系统性雕塑美学思想流传下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后人的总结与发展，中国传统雕塑的美学思想也包含在内。本文从追溯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雕塑的审美思想，以厘清中国传统雕塑与当代陶瓷雕塑创作的继承与发扬的关系。
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中国传统美学主要是基于先秦美学思想。先秦时期，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但此时还没有专门的美学思想体系。但正是从这些思想体系中，生发出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美学观。儒家始祖孔子的美学主张建立在他的“仁学”思想的基础之上，“仁学”的核心思想是“爱人”。在此基础上，又要求人的审美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即所谓“道”和“德”。“说之不以道，不说也”（《论语·子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都体现了这种观点。在儒家美学思想中，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即“质”与“文”的关系。孔子认为，应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道家哲学的核心是“道”。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道”的核心，这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庄子·缮性》中就提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这反映了道教的基本美学，体现在特定的审美标准中，是把所谓的朴素、无为、淡泊作为最高的审美境界。
随后，楚骚美学与禅宗美学思想的整合，是对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楚骚美学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奇葩，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中期出现的禅宗美学思想，在继承儒、道、楚骚美学思想的同时，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美的产生归于“物与心”的统一。
二、中国历代传统雕塑形式的审美特点
1.秦代雕塑高度写实，刻画生动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注重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总体风格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秦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标志着明器雕塑创作上产生了一个重大飞跃。它规模大、数量多，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力求逼真，表现物件的写实风格。每个秦俑的形象都不雷同，均通过对人物动作的刻画，将各自神态表现得生动传神。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秦代雕塑风格的代表，突出的特点是运用写实的风格来表现现实对象。兵马俑陶塑和真正实物等大，军队队列完全按照当时的阵容设计。兵马俑的制作者忠实于简朴的写实态度，准确表达物象的特征，特别是头像的表现堪称完美，生动形象的军官和士兵雕塑显然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致观察的体现。兵马俑虽然注重写实，并大量生产，但每一个都是精心创作，完全没有粗制滥造的感觉。在外观上，每一个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留着胡须的老兵表现得坚毅无畏，嘴上无须的年轻战士充满活力等，构成了人物表现力丰富的军队阵列。相比同为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古希腊雕塑艺术，虽然在人物的动作、肌肉线条刻画等方面，秦代雕塑较为不及，但在人性的刻画上却更胜一筹。
秦陵的大陶马，也是非常突出的制作。竖立的双耳，贯注的眼睛，昂举的头颈，矫健的四肢，以及剪鬃缚尾的装束，无不表现出机警神韵，一旦驰骋起来，必然显出疾若闪电的动势。在这里，战马不单纯是军阵的组成部分，它们那雄骏的神态，还相应地补充了武士豪迈勇敢的战斗精神。
秦俑雕塑在审美上很有特点，它注重现实，却不复制现实；严格坚持对象的实际外观与艺术手法的有机结合，表现对象的真实性，并融入创作者的艺术理想。
2.汉代雕塑注重造型多样性和写意结合
“汉承秦制”，汉代明器雕塑的制作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形体上虽不如秦代高大，但表现物件上却比秦代丰富。人物的塑造比秦代富于动感，姿态也有了较多的变化。东汉明器雕塑在题材内容、制作材料以及分布地区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出现了大量表现各种生活劳动场景的俑，以及楼、坞、堡等模型，在题材内容上更趋于生活化，更真实广泛，具体表现各种生活场景。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间风貌，如袒膊赤足，眉飞色舞抱鼓表演的《说唱俑》。
一般而言，汉代雕塑自然质朴，强调对象外部张力和运动感，具有强壮的肢体美感，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它们将写意和个性化的技艺融在一起，表现得自然和有趣。
马踏匈奴
汉代雕塑代表作品有《马踏匈奴》《伏虎》《人与熊》等，这些作品强调块面的整体把握，在处理方法上更注重点、线、面的有效组合，注意各细节元素的巧妙构成关系。同时，汉代雕塑在内容上创造性地将人物、文化、生活、政治等多方面结合起来，层次有序，集中统筹安排，结合个人风格的独立的美，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触历史。
比如《马踏匈奴》，是伫立在汉朝大将霍去病墓前的雕塑，为的是纪念他抗击匈奴、保家卫国的不朽功勋。作品表现了一匹昂首屹立的战马，四足下踏着一名手持弓箭的匈奴首领，以战马象征西汉政权的声威和霍去病的战功，雕塑中没有出现霍去病的形象，却更加强了象征性和纪念意义。战马既警惕又安详，既善良又含讽刺的神情，似乎在讥笑被踩的失败者；仰卧马下挣扎的武夫露出绝望的神情，反衬出马的英雄气概。构图别具匠心，造型特征鲜明。马的腿粗而坚实，犹如四根巨大石柱，与马身浑然一体，具有永久性的柱石建筑感。由于象征手法的运用也使它具备了浪漫的特色，使观者联想的领域更加开阔。
《马踏匈奴》，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同时，又含有象征主义的构思。在两千多年前，先辈雕刻家经过细致的观察和周密的考虑，用精湛的技艺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艺术丰碑。霍去病墓石刻是汉代艺术质朴、深沉、雄大风格的典范。
3.传统美学思想对雕塑形式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具有完整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信奉“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境界一直是中国审美的核心。纵观中国雕塑发展，就其精神性，受政治、宗教、哲学影响；就其造型，受绘画的影响，并在意象、抽象、写意、写实诸方面显示出其道、其智、其美，有着迥异于西方传统的独立体系、独特价值。
如《跃马》《马踏匈奴》等赞美英雄战功的雕塑，较之于西方直接以主人骑马或立像雕塑表现更富于诗性的想象。东汉时期，青铜雕塑《马踏飞燕》就充满了曲线美、流动美、力量美，马的右后蹄踏上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以燕衬马，让飞燕与奔马的速度有目共睹，使奔马的动势凝固在一个静止的空间，把一匹静止的铜马塑灵了、塑活了、塑绝了！艺术家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汉代《说唱俑》等反映了作者的瞬息思维和捕捉能力，堪称神品。南朝时期的辟邪则具有诡魅的抽象意味，与原始图腾、楚汉浪漫同属一个造型体系，通过对比因素在视觉上造成体量的庞大、凝重、厚硕，时时蓄聚着冲击张力的感觉。盛唐风格的《陶女俑》上我们可以窥见《捣练图》《簪花仕女图》中一样的丰神绰约的体态和雍容华贵的盛唐气息。女俑的身体直立，在圆浑的整体中蕴含着自然生动的微妙变化，几条犀利的线条将衣纹概括地表现出来，头上是厚重饱满的发髻，映衬着饱满圆润的脸颊，嘴角透露出恬淡的微笑。雕塑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工笔画一样流畅的造型和线条的节奏，这使雕塑极具诗意和神韵。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雕塑作品具有强烈的装饰性与实用性；关注人物面部刻画，雕像的色彩，塑绘组合，相得益彰；注重形式生动，雕塑语言简洁，达到高层次的美；经常使用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表现栩栩如生的作品，突出鲜明的特点，追求艺术魅力。不可否认，雕塑是现实的投影，但其撼人心处，正在于华夏民族将汪洋恣肆的想象气魄凝结于此。神意的瞬间，细节的捕捉，生命的真实，无不洋溢着浓郁雄浑的情韵。
三、中国传统雕塑美学思想在当代陶瓷雕塑创作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雕塑美学思想在当代的陶瓷雕塑创作中仍然有着充分的延续和体现。
1.在当代陶瓷雕塑中运用传统写意手法来表现
中国传统雕塑，讲求东方式的意境美，即传统的写意手法。意境的审美与中国传统哲学审美有着很大的联系。参悟自然界的事物，是东方人的一种精神训练。道家的“大象无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传统哲学观念影响着艺术家的主观情思超越世俗，达到一种精神自由的理想境界。可以说写意是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观。比如西汉时期的《马踏匈奴》就主要采用了传统写意的表现方式。在当代陶瓷雕塑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在寻求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中国传统审美观的写意陶瓷雕塑，例如吕品昌的《中国写意》、刘远长的《楚魂》等。
此外，从很多当代陶瓷雕塑家的作品中都可以领略到写意精神的精粹所在。形态的夸张意象，形体凹凸隐显的质感意象以及人物瞬间神态的意象，这些构成了写意陶瓷雕塑的主要特征。如陶艺家吕品昌的《阿福》就是相当东方式的写意手法作品，其线与体的聚合、神与形的抒发都体现了东方式的美。作品造型独特，借助民间具有吉祥寓意的形象，使作品具有古典美。阿福系列的体态，含蓄而耐人寻味的面容，赋予了作品强大的生命力。英国雕塑大师亨利·摩尔认为：“一件有生命的雕塑，是活生生和有能力的，应给人一股由内而外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感受。”《阿福》就是这种有生命的作品。
还有其他许多当代的陶瓷雕塑艺术创作者，也把握住了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的文化品格，他们将传统雕塑审美思想有机地融入当代陶瓷雕塑艺术中，甚至大胆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巧妙地利用现代工艺产生不同的效果，达到既保留拓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现代艺术前卫性的目的。
2.当代陶瓷雕塑运用粗质材料以多种手法来表现
中国传统雕塑人物很多用粗质黏土为原料，造型严谨，没有粗制滥造的感觉，兵马俑作品就是这类典型，这类雕塑在当代也得到传承和发扬。陶瓷雕塑材料多为粗糙的黏土或其他材料，很多雕塑人物造型夸张，但细节精致，风格鲜明，使得雕塑外在形式和内涵相得益彰。在很多当代陶瓷雕塑中，很多都吸收了西方雕塑的美学思想，展示和表达当代人的真实情感。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雕塑创作者对生活、生命、世界的感悟。西方风格与传统审美思想的融合，使得当代陶瓷雕塑更具生机和活力。
比如《惊蛰》这个陶塑作品，女人高昂的头部，歇斯底里的行动，似乎挣扎又不痛苦的压抑感，粗制黏土带来的质感及融合现代性的艺术表达，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和魅力。
3.当代陶瓷雕塑运用造型与装置艺术的结合
当代陶瓷雕塑吸收了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许多审美思想，比如传统雕塑中的造型，乃至很早就出现的装置艺术的萌芽。装置艺术，就是“场地+材料+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比如秦始皇兵马俑、霍去病墓的石马都可以看作装置艺术的萌芽。当代陶瓷雕塑，装置已经越来越独立化，越来越具有自身演绎的轨道和方法，而且它也成为当代被广泛接受、应用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一些大型展场、大型活动、大的空间中，装置和装置化的陶瓷雕塑屡屡亮相。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形式与观念的两者结合要求甚高，并不是现成品的自然堆砌就能够获得雕塑感或观念意图，里面有着艺术家智慧的浓缩，特别是作为观念主体的艺术家常常在雕塑形式的突破中显现着自身的观念表达。
《记忆》这个作品，作者塑造了一个无头无臂的女性形象，是当代陶瓷雕塑运用造型与装置艺术结合的一个例子。旗袍是代表中国大多数女性的符号，女性形象与沙发两者生动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造型，体现了现代、舒适、权力、金钱、性等元素，给人们带去了诸多反思和观念的冲击。
中国古代雕塑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是蕴含和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宝藏。因此，在我国雕塑艺术的发展方面，我们也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当代陶瓷雕塑的创作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
唐三彩的颜色装饰对现代陶艺的影响
盛唐时期唐三彩的颜色装饰对现代陶艺的影响，为现代陶艺找到一些文化积淀，更好地导引现代陶艺。唐三彩是一部生动、博大精深的启迪现代陶艺的基因库，唯有从传统陶瓷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才能使现代陶艺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1 唐三彩陶塑艺术颜色装饰的简述
唐三彩艺术在中国陶瓷艺术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研究唐三彩的颜色装饰，首先了解什么是施釉，施釉就是将调配好的釉料涂、喷在素烧过或没有素烧的胎上。唐朝施釉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泼洒或淋釉方式进行施釉。由于釉的流动，加上烧窑气氛的变化，可以产生丰富多彩的效果，这种人神合一的窑变正是人们为之着迷的地方，令人神往，窑变的颜色很像现代西方的抽象画，用色之大胆，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无曾有过的。这样绚丽夺目的色彩是一个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的象征，人民自信的表现。后来随着唐朝的灭亡，这些对比强烈的色彩留在了民间。在唐朝的河南地区出现“绞釉”，是用两种或多种颜色的釉绞在一起烧制而成的，此种方法烧制出的陶瓷，在器物的表面会形成很自然的、色彩变化多端的、漂亮的花纹。唐朝的陶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物头部均不施釉，而是待烧成后再在人俑头部涂以颜料，叫做开相，用颜料画出眼、眉、嘴唇等，通过开相，使一件件不同形象的三彩俑的形象更为真实和生动，这样的装饰手法更加突出人物的形象。在现代陶艺中大量借助这种形式表现自己的艺术，很多现代陶艺作品将这种无限做法放大，放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使之产生一种特有的艺术效果。
唐三彩是在泥素胎上的表面涂上绿黄、白、棕红、蓝酱赭釉料之后烧制而成的，成品后色彩斑驳亮丽，典雅大方。“唐俑还集中体现了传统雕塑绘画性强的特点，三彩釉在烧制过程中会变色流动，只适合大效果的处理，如：马匹的颜色，不能用于细部的描绘；佣像的头部尤其在脸的细微刻划，往往辅之以彩绘，不但使得形象更为完整，还能通过五官的进一步描绘来深入表现人物的心理及情绪，使之达到传神的效果，极具感染力，典型如中堡村出土的女佣，女子的眼神流眸顾盼，灵秀绝伦，让人玩味无穷”。
2 唐三彩陶塑艺术的釉料特色
唐三彩器的铅釉，是釉和彩的合体，一次施釉，一次烧成，这种施釉、烧制方法在现代的好多地方还保留了这种工艺，这也为现代陶艺的施釉提供了广泛的摹本。现代陶艺利用这种技术来表现自己的作品。唐三彩所用的釉料不同于其它陶器，我们的先辈们在釉料里添加了各种呈色金属粉末，因为烧制气氛不同，就形成丰富多彩的颜色。这种釉中挂彩的技术早在南北朝时期，工匠们为了能烧出颜色鲜亮的单色器皿，就开始尝试在釉料中加入铜粉。到了唐朝，工匠们随着制作和烧制经验的不断积累，又在釉料中加入了铜、钴、铁、锰等金属粉末，铜元素呈现绿色；钴元素呈现蓝色；铁元素呈现褐红、浅黄、赭黄；锰元素呈现紫色等，这样使釉料的色彩更加丰富，于是造就了唐三彩独特的艺术形式。
古人给唐三彩施釉，采用了一种涂腊法。所谓涂蜡法就是先用蜡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唐三彩的素胎上画出相应的图形，再涂釉于其上，烧制时这些地方就不能吸附釉料。并且开始升温时，蜡开始融化，有蜡的地方釉汁扩散，形成晕染似的斑纹，产生一种自然流淌效果，产生梦幻的感觉。目前，涂蜡法已经很少使用，替而代之的是可撕胶，可撕胶用起来比蜡更加方便，但不能出来那种流淌晕染的感觉，使一些作品看起来呆板。涂釉用的是肚大细尖的毛笔，这样点染出的釉料很饱满，有似水漫流之妙。在施彩釉时，经过补水上釉后， 就可以将素胎拿到窑中烧制。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在烧制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釉料中的铅。铅的氧化物可以降低了釉料的熔解温度，且铅的流动性很好，使其它各种金属氧化物熔于铅釉中，并且随着物体的形状向四周扩散流动。在扩散和流动过程中，釉料中的黄、绿、褐等多种颜色互相浸润交融，形成漂亮的间色，给这些作品穿上了绚丽多彩的“釉衣”。陶瓷的成色在很大程度依靠天意，因为釉料的成分不同，施釉的技巧不同，烧制的气氛不一样，放置的窑位不同，就会出来不同的效果。
这样釉料的配比，施釉的过程，给现代陶瓷艺术家创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聪明的艺人发明了流动性更好的釉料，将其用在现代的创作上，特别是涂蜡法的出现后，再结合避纸和可撕胶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使现代陶艺在施釉方面跨进了一大步。
3 唐三彩颜色艺术在现代陶艺中的运用
现代陶艺家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特点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施釉技巧和装饰手法很好的结合起来，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产生了融和绚丽的艺术效果。在现代陶艺的创作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工艺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去感受生活。这件作品就是笔者借鉴唐朝陶塑釉彩流动的特点制作的一件陶瓷雕塑如图1所示。
随着对工艺的不断研究，对美的认识更加广泛。在陶瓷方面，对釉料的研究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单一，釉料的种类也随之变得多样。在现代陶瓷雕塑创作中，只要能为自己作品服务的技法，艺术的新形式、新理念等都可以拿来大胆使用，这一点在盛唐时期的三彩陶塑有很好的体现，为现代陶艺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盛唐时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朝代，它可以允许多方位、多角度的审美存在，也因为如此才造就了盛唐时期较为特别的艺术。
现代陶艺就是一种反传统，追求艺术的独立性与纯粹性的艺术形式，很多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现代陶艺的发展，为现代陶艺注入了新的血液。在现代的陶艺创作中，艺术家们很好地利用制作过程中的瑕疵，如：缩釉、跳釉、釉面吸烟等现象，而形成一种新的陶瓷艺术形式。他们更多地是关注泥材自身语言特点及制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肌理效果的表现性。就像吴冠中先生所说“工具材料影响着艺术样式，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同的工具材料可以创造出不同素质和样式的作品来”。
唐三彩有很多色彩装饰手法，现在很多还在使用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种：点彩施釉法；涂蜡法；分区施釉法；瓷土堆花法；贴花加涂彩；印花加填彩；刻花填彩等各式的手法进行创作。这些色彩装饰方法经过高温熔融使各种釉色之间的组合和交融会产生一种虚虚实实，斑斑驳驳，如晚霞，如梦境的效果。在现代陶艺创作中，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进行色彩装饰。
现代陶艺家成为现代陶瓷雕塑创作的主体，在传统的基础上，精心研究过并充分利用这种手法。在现代陶艺创作中，很好的学习并利用颜色对比强烈的特性进行创作，他们将这些胎土当做画布，将釉料当做颜料，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现代陶瓷不再为王侯将相服务，也不再是单纯为了装饰陶塑而画，而是为自己而画，为生活而画。新彩和色料的发明促进了陶塑艺术的发展。所谓新彩是一种新的釉上彩绘艺术。它的颜色在低温烧制前后，色彩上基本没有变化。色料是一种釉下彩，它在烧制前后颜色变化很小，这使得艺术家烧制前就可以看到烧制后效果。
4 结语
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是一种我们陶瓷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现代陶艺并没有与传统文化割裂关系，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拓展，丰富了陶瓷文化的价值，我国现代陶艺的种子更应该在在这片土地里生根、发芽、成长、开花。
宋代花鸟画对当代景德镇陶瓷花鸟画的影响
在中国画中，花鸟画作为中国画的重要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代初期的花鸟画，主要是继承了五代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黄筌“钩勒填彩、旨趣浓艳”的富贵风格，统治着画坛近百年。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崔白、赵昌、易元吉等在花鸟画坛的崭露头角，以他们生动活泼的画风，打破了黄家体系的垄断，为宫廷花鸟画注入了新的生机。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赵佶对绘画的特殊爱好，在他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画院得到空前发展，宫廷花鸟画达到颠峰，此风延至南宋宫廷，花鸟画的创作长盛不衰。当时著名的花鸟画家有李迪、林椿、法常等，还有一些人物、山水画家亦兼擅花鸟，如：李嵩、马远、马麟、梁楷等人，还有一些佚名的花鸟画作品，虽多为圆形、方形的小幅，但构图简洁、主题突出、描绘精密，是南宋花鸟画中较富特色的部分。同时以拟人化手法写梅兰竹菊，表现其高洁、坚韧、卓然不群的“君子”品格，由于深受文人喜爱而成为流行的花鸟画题材。其代表人物有文同、苏轼，主张绘画和文学结合，借笔下的墨竹抒发个人情感，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与绘画理论的丰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花鸟画家开创了融合博大与精微、浓郁与清逸、华丽与朴素的全景花鸟风格，这种风格既具有深沉雄浑的气魄，又不缺乏细腻魅力的刻画，即赋予山水画壮美的气势，又独具花鸟画特有的优美。
宋代花鸟不但是刻画形象的典范，同时也是表现形象的高手。 构图简洁、主题突出、描绘精密，看成是“全因素”表现技巧的宝库。不但是勾线填彩技法的大本营，而且也是水墨写意的发源地。中国画的技巧表现之能事，几乎为它一网打尽。在我们从事当代陶瓷花鸟画法时就以勾线填彩法看就应学习古人造型严谨，就中国画的水墨意笔而言在我们陶瓷创作上从水墨画的笔法匹配造型之“取其意到”的原理出发，不为笔墨而笔墨的学究气或者一味追求书写胸臆，这些表现技法我们应当吸收和借鉴。
中国画在对陶瓷绘画中青花的影响中宋代花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青花于中国画的笔墨中具有众多相似之处，因此，很多陶瓷艺术家在陶瓷装饰中绘制青花时，都会多多少少受宋代绘画的影响，注重借鉴古今名作中的绘画特征和线描特点。青花花鸟画在景德镇陶瓷中应用较多，其全新的观念、奇特的创意、丰富的材料以及精湛的制作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绘画形式。当代艺术家更注重的是讲究严谨的构图，吸取中国画的笔情墨趣，以洒脱、自由、出神的形象结合诗、书、画的完整统一。现代青花花鸟题材通过奇巧的构图，对装饰题材的形象加以夸装、变型等艺术的处理，以文人画的笔情攘韵，充分表现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让人产生联想和艺术的享受。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景德镇陶瓷花鸟吸收借鉴宋代花鸟的绘画手法和审美观的同时更加注重意境的营造。陶瓷绘画艺术中的意与境，情与景具有密切的关联，他们是心与物的关系。在创作中通过对描绘对象的观察理解，结合诗意的想象。“一花一鸟一世界”， 与传统的花鸟画寄托着陶瓷艺术家深沉的情感和恢宏的理想一样，近代陶瓷花鸟画中在追求这些的同时往往更追求作品上的诗情画意，他们在对笔痕墨韵的不断丰富中，体现出自己对笔墨的执著追求，使陶瓷花鸟画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力求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追求一种诗情画意的境界。在宋代绘画作品中，动与静、疏与密、虚与实纵横黑白对比等交错，传统构图法则屡见不鲜，在当代的陶瓷绘画当中也并不缺少。在讲究诗意的同时，还追求画中的那种所谓“气韵生动”。其是指作品追求似与不似之间，以虚当实，笔断意不断，利用抽象的手法来揭示事物的深层涵义让人有利：“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坚持宋人在花鸟创作中构图简洁、主题突出、描绘精密的特色，以花鸟的精神内涵为主导，吸取宋人绘画精髓，应物象形、营造意境、运用笔墨技巧与时代的精神追求，只有作品把中国古代绘画和现代陶瓷装饰手法相结合才能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化感染力，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当今被广为传播和发展，成为具有历史意义和民族特色的新的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