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开孔器。
本期的鉴宝主角是本报读者王先生。他的藏品让鉴宝专家潘继生感慨不已——这是中国灿烂古代文化的一朵奇葩，始于东汉、三国时期，在唐、五代时期大放异彩，并在宋朝鼎盛一时。唐朝著名文学家陆龟蒙还为它赋下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没错，王先生收藏的珍品，“极有可能”就是北宋越窑真品。
鉴定：
看图有八成机会为真品
潘继生对王先生的收藏进行了十分细致比对，虽然王先生拍摄了多个角度的照片，关键的胎底图片让潘继感觉“不是很舒服”，“这可能是图片成像质量高低的问题，也可能是瓷瓶本身的问题。”尽管如此，潘继生认为凭图片还是可以有八成机会为“真品”，“但鉴定是真品一定要看实物，希望该收藏者可以联系潘源艺术馆进行免费鉴定。”
技巧：
胎质鉴定为关键
潘继生告诉记者，越窑跨代多，品种庞多，据古书籍介绍，宋朝越窑曾一次敬奉了14余万件精品。鉴定越窑有诀窍，胎质是关键。古代青瓷的胎料由于采挖瓷土的地点不同，加工、捣碎、淘洗程度不一，烧造温度有高低，成品后胎质的细腻程度以及颜色都会有微小变化。“如有断裂或者损口，可以看见胎璧厚薄的程度，也可看出胎质和胎色。古瓷胎料往往含有较多杂质，断面上可以看到杂质与气孔，而现在的高仿品胎料淘洗精细，质地细腻，杂质和气孔很罕见，所以这就成为鉴定真伪的最大法宝。
价值：
高古收藏价值难断
潘继生提醒相关收藏者，高古收藏进入2011年出现了“不太旺场”的情况。“根据国际惯例，中国自明朝以前的收藏，是不可以公开拍卖的。行话叫‘高古’收藏，这些收藏品在法律上允许在国内互相转让，但绝对不允许流出海外。”
国内现在很多收藏品的定价，是以海外大拍卖行比如苏富比等做参考的，由于高古收藏没有拍卖行的“标准价”，会出现“高得离谱”和“低得吓人”两种极端，“所以即使收藏的是真品，也不建议脱手。”
鉴定报告
物品：刻花蒜头瓶
年份元代：宋朝
品相：全品
价值：收藏价值极高
鉴别技巧：
可以掂掂器物的分量，敲打听听声音。真品质地较疏松，分量相对较轻，声音也比较沉闷；新的高仿品质地细腻，密度较大,胎釉烧结度很好，相对分量偏重，声音也较清脆。
越窑青瓷带铭文者比较罕见，只刻有文字或年号。唐、五代到北宋时常见有墓志峪或者墓志铭瓷板等。
越窑青瓷器上还常见有修补、拼接，以及后加文字、花纹、附件或加彩等现象，对它们的特征也要仔细观察，详加分析。
我家有宝
“我家有宝”现进行征集藏品鉴定，从金版公布藏宝热线后，收到许多市民的来电，甚至远至湖北、北京，也有读者看到网上转载的报道后，请求鉴定。对此，“我家有宝”的记者感谢读者的热心支持，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专家舒翔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广大市民进行免费鉴宝的义务工作。
另外，“我家有宝”再次声明，本栏目只免费帮市民进行藏品年代、真伪、品相等方面的鉴定，但不会对藏品的价格进行评估，更加不会联系任何拍卖行进行藏品的出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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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峰翠色：唐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唐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1987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文物时，在地宫中室白石灵帐后面的圆形金银棱檀香木箱内发现13件用丝绸包裹的瓷器，精美异常，不同凡响。地宫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疊子共六枚……”考古学家经过研究对照，认定这13件瓷器应属古代文献经常提及的唐代秘色瓷。
“秘色瓷”称谓，时已久矣。“秘”字含义指的应是釉色。最早言及“秘色瓷”的人，是距今1100多年前的唐代诗人陆龟蒙。陆氏在其七言绝句《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诗的命题和诗句中可清楚地知道：晚唐时期已有秘色瓷；秘色瓷烧造窑场是越窑；秘色瓷的青釉色泽，宛如郁郁葱葱的“千峰翠色”。根据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考证，秘色瓷的釉色以“千峰翠色”似的青绿色调为主，是越窑青瓷中罕见的一种色调。釉面青碧清亮，晶莹润泽，有如湖面一般清澈。这批秘色瓷器不仅釉色质量极佳，而且造型极富美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唐葵口圈足秘色瓷碗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中的典型代表器物。葵口呈五瓣，侈口，圆唇，深腹，腹壁斜收，圈足微外侈。通体施青釉，外底与足均挂釉。釉色纯正均匀，晶莹凝润，清亮净洁。足底露胎，胎色浅灰，质地细密。底部有支烧痕迹。器形规整，口、腹、底各部浑然一体，宛若天成。器物出土时以绘有仕女的极薄纸张包裹，然后与其他秘色瓷器垒放于漆盒之内，故外壁现仍残留有包装纸上的仕女图印痕，为珍贵的文化痕迹。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其名称以前仅见于文献。法门寺13件能与同时出土的《物账碑》对号入座的秘色瓷的出土，使世人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秘色瓷，从而解决了考古、文物界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揭开了唐代“秘色瓷之谜”，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仅证实了古代文献记载的可靠，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古陶瓷研究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唐代秘色瓷研究资料，也为秘色瓷的鉴别和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准器，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瑰宝。
国内称"瓷海明珠" 千峰翠色话青瓷
(瓷海明珠)
唐人有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说的就是唐代越窑秘色青瓷，诗句形容瓷胎瓷质如冰似玉，青釉如千峰翠色。而当代瓷器专家陈万里先生也在他的《中国青瓷史略》一书中这样形容道：“越窑青瓷似一泓清漪的清水般湖绿色”。“一泓清水”把青瓷的特色活脱脱勾画了出来。那么，什么是青瓷呢？
瓷海明珠
所谓青瓷，指的是高温颜色品种之一，其坯料和油料均含有较高的铁的成分，然后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高温焙烧，使瓷器表面挂釉有一层锃亮的青光。青瓷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瓷器，它的生产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我们今天所用的无论何种瓷器，追根溯源，都是由青瓷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青瓷可以被称之为瓷器之“根”。
在唐及五代烧造青瓷的名窑，应首推越窑，因窑址在今天的浙江上虞、余姚、宁波，这些地方古时属越州管辖，故名越窑，后来人更把浙江称为青瓷的故乡。当时越窑烧造的青瓷，独步南天，冠之为“南青”，誉为“瓷器中的贵族”。唐人陆羽在《茶经》中云：“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说明他把越窑青瓷比为鹤立鸡群推置首位。至五代越窑烧造技术日臻完善，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而且还烧造出一种秘色青瓷，更是被宠于庙堂之上，受到世人的青睐。不过由于越窑青瓷民间流传较少，故现今如能收藏到一件真正的秘色青瓷，可说是凤毛麟角，价值连城。
千百年来，青瓷在国内外有极高的评价，并享有“瓷海明珠”之美誉。青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先后到达日本、朝鲜、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至今，遍及全世界。可以说，青瓷艺术不仅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顶点，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闪耀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光彩。
青瓷之釉
釉是瓷的外表。所谓青瓷，简言之，青色釉的瓷就叫青瓷。但从广义上讲，凡是以氧化铁作为主要呈色剂的瓷器都应属于青瓷的范畴。
狭义上的青釉瓷，是指经还原焰烧成的高温釉，它的颜色呈青绿色，或青灰色，其中人们熟悉的除青碧如水的秘色瓷外，还有龙泉窑的梅子青，汝窑的粉青、天青釉等。由于胎釉中的含铁量不同，釉层厚薄以及烧造气氛和窑位的不同，便产生了由青至黑、由黑至褐等几十种不同色阶的釉色。中国古代瓷匠，则受此启发，摸索并逐步掌握了利用釉料成分与窑温火候，成功的烧造出黑亮如漆的黑釉（如东晋的德清窑，北宋的建阳窑），艳如晚霞的铜红釉（如宋代的钧窑），灿如蜜腊的黄釉（如唐代的寿州窑）等。虽然釉色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但其胎釉中主要的成分是氧化铁，因而，从广义上讲，仍属于青瓷的范围。
青瓷辨伪
青瓷的特点是制作精美、瓷釉晶莹锃亮、瓷质坚薄，富有一种质感。随着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价格也是扶摇直上，十年间其价格上涨了数十倍，于是伪作也层出不穷，令收藏爱好者头痛不已。
如何鉴定青瓷的真伪，主要还是应该掌握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青瓷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稍带淡黄；色较深、早起一点的制作常欠规整。二是釉呈青色、或泛淡黄色，绿色等，晶莹锃亮，呈玻璃质感，匀净柔和。釉泡大而稀朗，时有流釉。三是器物的底足呈上敛下敞，作“入”字形。四是装饰多以印花、刻花、划花、贴花等线条细而有力，如“铁线描体”。器物造型多生活用具如碗、盏、壶、碟、盂、盘、罐等；一般多素面而很少纹饰，质朴无华。另外烧造方法，多用松柴烧制，由于火力软而火焰长，烧制中窑内充满火焰，因此釉在熔融呈青色时，受到还原作用较为充分，更为细腻。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玉器作为祥瑞和美好的象征，青瓷正是追求这种晶莹青翠、澄彻无睱的美玉效果。古人曾以“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等诗句来形容和赞美它，青瓷也确为我们带来无比美好的享乐和实惠，至今仍服务于人类社会，经久不衰，难以替代。
唐代越窑秘色瓷长颈瓶
越窑秘色瓷长颈瓶器形完整，造型优美，且式样与西安咸通十二年出土瓷器一般无二，由此可断定这件秘色瓷是唐代器物。长颈，颈上窄下宽，圆鼓的腹部，大而浅的圈足，具有唐代瓷器圆润丰腴的特色，然而，腹上部直立的细管状长颈却是唐瓷造型中少见的，使瓶体增添了挺劲之美，别具一格。
秘色瓷是唐、五代之际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作，用以进贡宫廷的。唐代越窑秘色瓷长颈瓶高22.4厘米，口径2.3厘米，足径7.3厘米。瓷器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细腻，发色纯正。
唐代越窑青瓷以其釉色之美著称于世，为当时全国青瓷之冠。唐代越窑青瓷釉质细腻，透明度好，釉色极为优美，青绿色调，浑厚滋润，其胎体灰白色，浅淡的胎骨使釉色愈加亮丽幽美，釉面犹如一湖清水。当时许多文人纷纷吟诗作赋予以赞美。唐人陆羽《茶经》中，形容越窑青瓷“类玉”、“似冰”。
赏析唐代越窑秘色瓷荷花托盏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如冰似玉，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折射出了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足见莲花与佛教关系之密切。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无疑为其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型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茶汤烫手且兼顾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
据陆羽《茶经》载，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即今宁波)。2009年，《宁波日报》曾报道：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的历史悠久。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
越窑和越窑窑系的形成发展和特点
越窑位于浙江省，唐代越窑的烧造地主要集中在上虞、余姚、宁波等地，以后逐渐扩展，形成越窑窑系。按越窑器型和风格可分为初唐时期和中晚唐时期。
初唐时期越窑的瓷器基本沿袭了南朝和隋代的风格，胎质粗松，胎色灰白，釉色青黄，胎、釉结合不紧密，易剥落。器型的种类也比较单一，有瓷盅和鸡首壶等，还盛行折腹碗。
中晚唐时期的越窑生产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仅烧瓷的窑场大量增加，器物的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瓷土经过了更为细致的粉碎和淘洗，坯泥在使用前也是几经揉炼，制作的瓷胎细腻致密，胎面光滑，浑然一体，气孔很少，胎色有灰、淡灰、淡紫等。釉色黄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透明，釉层匀净，开片或剥釉的现象很少见，器型中规中矩。
中唐以后，越窑普遍采用匣钵装烧，为高质量瓷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唐代晚期，制作更加精细，胎体明显减轻，圈足纤细或外撇，胎釉结合更加紧密，釉面也更加滋润光滑。
中晚唐越窑青瓷的造型在影响其他窑口的同时，也广泛吸取了它们精品的样式，又吸取玉、石、陶艺的风格，尤其是仿制金银器的工艺效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比如碗，这时流行撇口碗，碗的口腹外撇，玉壁底，是中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同时还有翻口碗，口沿外翻，碗壁近于斜直，矮圈足和敛口浅腹平底碗等。晚唐时，碗的形式越来越多，荷叶形碗，碗口起伏，状如荷叶;海棠形碗，曲折生姿，形若海棠。
唐人陆羽，从饮茶出发，将越窑青瓷评为第一。他有一段品评茶碗的话：“碗越窑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由此可见越瓷受青睐的程度。
话说越窑青瓷魁
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7年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作为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林湖越窑博物馆是目前国内系统展陈越窑遗址考古、秘色瓷、外销等内容的公立文博机构。
走进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在第一展厅的第一个展柜里，你会发现一只长着“短尾巴”的碗（图1），像碗却有短柄，似勺却体型较大而柄又太短，造型奇特，一时半会儿也猜不出它的用途。
这器物称之为“魁”，造型优美者贴塑鸟头，柄则做成鸟尾状。魁有各种材质，如木、铜、陶、瓷等，故有“公式”“槐”“櫆”等多种写法。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有用榆木做魁的说法，并记录了当时榆木魁的价格（见《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篇）。
在越窑青瓷中的存在，主要流行于三国两晋时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魁，羹斗也。”同时代的文学家李尤尝作《羹魁铭》一文。如在浙江省博物馆就收藏有一只西晋越窑青瓷鸽形魁（图2）。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对“魁”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斗，当作枓……枓，勺也，抒羹之勺也。”“抒”即挹取之意，也就是说魁是用来盛取羹食的器物。
魁在越地的出现，与当时越人喜吃羹食的饮食特点有关，《史记·列传·货殖列传》用“饭稻羹鱼”四个字高度概括越人的饮食特征。各种蔬菜、水产、菌类、肉类做成的羹食，是古代越人餐桌上的重要内容。《齐民要术》卷八“羹（菜羹）臛（肉羹）法”中，便记载有莼羹、菰菌鱼羹等多款江南羹食的制作方法。
而如今，羹在南方人的饮食当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凡宾客较多的宴席，总会上鸡胗羹、鳝鱼羹、肉皮羹、酒酿圆子羹等羹食，说“无羹不成席”似乎也不为过。因为是聚餐制，所以我们现在多使用小调羹（勺子）将盆、盘等大容量餐具内的羹舀取至各自碗内，或直接入嘴进食。而魁存在的时代，流行分餐制，先盛取羹食于魁中，继而分配给各就餐者，食用者通过使用匙、箸等其他餐具进食，所以相较于后世的调羹，魁器型大，且为平底，以便置于案上。
越窑瓷器鉴定和鉴赏
越窑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重要代表，在考古发掘的许多古墓、古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各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为我们鉴定越窑瓷器的年代提供了典型的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中所接触到的越窑瓷器，在鉴定时必须掌握五大要领，即越瓷的造型、纹饰、釉胎、支烧工艺与款铭。这五个方面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偏重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鉴定便会有误差。五个方面联系起来看，对一件器物的断代、产地（窑口）的判断，其可靠性系数就比较大。
1、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抓住了这两个方面，鉴定的可靠系数已占大半，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当然在某个时期有个别器物例外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我在上文运用了大量的纪年墓、纪年地层、纪年器物的资料，有的资料内容相当丰富，但由于不是纪年墓出土或无相对年代的也就不用了。早期青瓷（109—447），唐代越窑（663—848）中的纪年资料都配有线图，因此各类的器物从造型、纹样可以说已经很具体形象。这些纪年器物或相对年代的器物当是我们鉴定中十分关键的样本。典型器物的纹样中可以看到典型的纪年纹样和纹样的器物分类。从纹样题材上看，它们的分期是：第一期中唐时期，第二期晚唐时期，第三期五代时期，第四期北宋时期。现就典型的器物再略作剖析。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六朝的深腹型平底器，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小孔俗称玉壁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大环底器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或称荷花碗。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相对位置压有突筋。过去有学者称葵口。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巧美观，犹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门朝时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由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扁带状把，底总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由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壶，从那时候起称它为注子，即后来我们所称的执壶。执壶的原来的壶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的执壶，造型基本格调不变，但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这时有带銎流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大型执壶，喇叭口、瓜棱、圈足的执壶等等。越窑执壶的特点：
①釉色青翠或青中微微泛黄；
②多角形流扁带状把；
③瓜棱腹与矮圈足；
④从廓线清秀、端雅，几乎以美丽的釉色取胜。在唐代所有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种刻花恰恰与宁波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出土的刻花盒、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自一人之手。
五代时，执壶两种类型。一类为敛口、瓜腹、平底，配以长流与双股圆的把，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瓜，清秀美观。另一类则为直口，弧腹，长圆嘴，圈足。流、肩上线刻云气纹，腹四周均线刻花朵与双鹤纹等。
北宋时期，执壶的特点腹部出现开光并在开光中刻绘花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出于公元995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执壶腹部，这是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神仙活动等图案残片在上林湖窑场均有出土，是北宋前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亲宋后期，执壶制作粗糙，特别是筒形颈一肩部连接和圈足的接头都显得接处不规整，烧制后往往脱开成为废品。
盏与托具，晚唐时期制作最精，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为美观。与“大中二年”铭文碗共存的荷花盏，内底刻花卉，釉色青雅；托具则是以卷荷叶状的托盘，圈足微微外撇。这种造型似一朵盛开的荷花在荷叶上，可算是一件极为精致的秘色瓷。五代时托具托台与托盘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翻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则以花口内线刻连一半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蝶及云气纹。和统十三年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典型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青黄釉为多。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壁底盘。晚唐时则品种增多，常见的有玉壁底刻花盘，圈足刻花盘，圈足刻花盘，委角圈足盘和花口盘等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花中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了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等均为越窑鉴定对照之代表作品。
盂，初中唐时期，多为敛口的平底或假圈足，全属素面。晚唐时出现四蹄足水盂，五代时则器形变小，还有小小的四足。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洗类，初唐时器形大，以素面为多。中唐时洗的口径大者达35厘米以上。镇海小洞岙出土的大洗，内底印龙纹。上林湖生产的大洗，四周刻荷叶纹，内底划荷花。晚唐时则釉色青翠，以素面为多。宁波市和义路出土大洗，口径大，釉色青翠，是越窑的代表作。北宋时在宁海瓦窑山窑发掘中也出土了外壁刻连花纹的洗。
盒类，晚唐时期越窑生产的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的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主纹样以刻花为主。五代时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时尤以粉盒为盛行，纹饰有凤凰纹、牡丹纹、双蝶纹、鹦鹉纹、菊花纹等等，制作方法有刻、刻划结合、模印和印刻结合手法进行美化。
根据纪年材料研究表明，生产于公元977年前后的器物的主要纹样有：龙纹，双凤凰纹，双鹦鹉纹，摩羯纹，水款凤凰纹、单鹦鹉纹、双鹤纹、四荷凤凰纹，孔雀纹，荷花翠鸟纹，飞雁纹，双蝶纹，蝶恋花纹，龟荷纹，丁字款龟荷纹，莲子莲瓣纹，龙飞凤舞纹，凤凰花卉纹等。
装烧的方法
在瓷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有共性以外，还有它自己的个性，这个个性就越窑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一个依据。
第一，越窑器物装烧，首先应考虑它是否用匣钵装烧还是明火迭烧。这是中第一个直觉。凡是用匣钵烧器物，其内底可以说是没有支烧印痕，仅仅在外底有一周泥点印痕。内底中没有泥点印痕的器物，其时代不会早于中唐元和朝。凡是在内底和外底均有泥点支烧印痕的器物，可以他定是明火迭烧，其时代可以早到初、盛唐时期，晚至北宋元祜、政和朝。
第二，肯定了匣钵装烧还是明火迭烧之后，你就要判别这件越瓷的相对年代。仅仅说唐、五代、北宋，这宽度实在太大。为了更接近相对年代，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迭烧段或枷烧段的具体工艺，反映在器物上遗留的支烧泥点印痕十分重要，泥点印痕的排列形式与泥点印痕的形式则是一个关键。
初盛时期，随着人们从席地而坐逐步发展成用桌椅配套座饮、会客，因此许多瓷器从较大器形逐步为端巧多样的造型所代替。施釉也由半釉向满发展。所支烧的器物，例如碗类，往往用豆状的泥点，排列在内底，颗粒一般四至六颗不等，在成品中肉眼可以看到遗留的泥点印痕；在碗的外底也遗留了四到八粒豆状粉红色印痕。在罐、壶类的底部则留下灰白色豆状泥点印痕。这种豆状的泥点所反映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它的生产年代是在初盛唐时期，可根据纪年器物提借助的标准泥点，确定相对或绝对年代。例如唐元和十四年罂底部的泥点就是标准形式。
中唐晚期到晚唐，越窑窑工在间隔窑具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创新，各种形式的间隔窑具的出现，反映在使用时泥点遗痕也有很多变化。初盛唐所用间隔窑具粗大，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硕大，中晚唐时大量采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的分嘏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松子状排列细密有规律。匣钵烧的器物则同样在内底无泥点印痕，玉壁底碗、盘的外底排列较疏松，烧成后处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或松子状形遗痕，这种器物上的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这种现象在“贡瓷“与纪年器物上都较典型。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帛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首先是采用的间隔窑具是扁平、扁饼形式，因此散布的泥点多呈长条形，松子状，排列稀而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时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下支烧泥点印痕在盘、碗一类的器底下，多为三、四条，中间尚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一直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各大窑场中大量使用各种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环形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内外中均布长条形，烧制后留下的遗痕排列紧密，有的窑中，则近似相连。凡这种印痕我们从纪年墓中标准印痕看，应是北宋前期之物。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注意泥点印痕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窑口都有，但可以说绝大多数窑口都有自己的支烧特征。湖南长沙窑唐代器物中，它的支烧印痕在碗、盘、壶类中找不到像越窑这样的支烧印痕。这由于长沙窑是一个著名的民窑，它所烧制的壶类因施釉不到底部，不存在着粘釉，所以它也不需要泥点等间隔窑具，因此也就在器物上没有遗留任何印痕。在盘类的内底有的也不施釉，因此迭烧也不会粘釉，也就没有支烧印痕。在碗类虽在匣钵中烧制，但圈足部分不上釉也就不可能遗留有间隔窑具的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依据。
3、越窑瓷器釉色与胎体
釉色与釉料的化学组成成分与烧成气氛切切相关，因此所呈色调鉴定其时代也有一定的帮助。初唐时期，采用了浸釉法，往往浸釉不到底，因此烧成后，未施釉的下半腹至底部呈现了胎体的色调；另一方面在初唐时期 ，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的气氛除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有很大一部公弱还原焰或氧化焰呈色便为青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时期，尤其是元和朝后，越窑匠师发明并使用匣钵装烧制品。这类制品的釉色多为青色，因此凡用匣钵烧制的瓷器色调绝不可能现像初唐时期半釉和青中泛黄或米黄色的情况。因此说中唐的越窑制品釉色以青为多。但由于各窑原料、窑炉和釉料配方差异，所以呈色也略有差别。
晚唐时期，由于越窑制瓷业的发展，中心窑场上林湖大量器物用匣钵烧制，使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釉色大为改观，另上窑炉烧造技术改善与提高，使制品呈色以青翠色为主，所出土的“贡窑“烧制的秘色瓷就是典型的器物。其中有的大器也有青中泛黄釉色，唐水邱氏墓出土香熏就是一例。唐未到五代初，所烧的器物多为满釉，呈色达到青翠、湖绿，釉面“似水”、“类玉”，晶莹滋润。
4、铭文与款识
款识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这些铭文主要有纪年款、作坊款等 。在越窑青瓷（褐瓷）器物上不管哪一类铭款，对于我们鉴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即使是朝代，也比宽容度很大的所谓唐、宋这类断代好得多。有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铭记的瓷器，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例如唐代越窑中初唐时生产的钵形碗（直口,折腹，平底）施半青釉、褐釉，这类碗内印有”利记”，其生产年代据记年墓出土物所知，是在初唐。中唐时生产的”元和拾四年……”铭罂，晚唐时的“会昌二年”墓志罐，“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铭文的刻花执壶，“大中二年”、“寿”铭云鹤纹碗，晚唐和五代的“官”字款，北宋时期的“太平戊寅”纪年鸡头盖执壶，“太平戊寅”刻花粉盒和“丁”字未、“乙”字款等。这些铭文款识的器物，它们的造型、纹样、支烧工艺以及釉色均为越窑的标准器。诸如此类的铭款在越窑中政治家不少，所以作为一个览定者也必须了解它出现的进代、特征，才能更科学地运用这些铭款鉴定器物。
西晋越窑青瓷人形灯台
越窑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之一。越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其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代是越窑工艺最精湛的时期，居全国之冠。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越窑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和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唐和五代时期最著名的青瓷窑场和青瓷系统，也称为“秘色窑”。
魏晋六朝时期，江南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少，社会经济较为繁荣，南方制瓷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烧造极为繁荣，陶瓷器逐步替代了金属、漆木等制品，从而渗入到当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青瓷灯具在这一时期亦颇为普遍，此时的灯具，照明方式主要有烛灯与油灯两种。烛灯带有用来插蜡烛的插孔，以狮形烛台、羊形烛台为代表；油灯则带有用以放置油脂燃料的浅盘状灯盏。
本文介绍的这件西晋时期越窑青瓷人形灯台（见图）系当时的油灯，现藏于江苏省溧阳市博物馆。该灯台通高16.8、口径8.5厘米，由灯盏、灯柱、灯盘三部分构成。灯盏为碗形，外沿饰有两道弦纹。灯柱为一跽坐人俑，人俑头顶灯盏面带笑意，鬓角留有络腮胡，头带网纹卷沿帽，脑后有两条丝带垂系，人俑身着带有圆圈及长条纹的长袍，双手置于胸前，持一长方形带手柄器物，系魏晋时期常用的物品“便面”，即扇子。
古籍文献中对便面多有记载，如《汉书·张敞传》中这样记载：“自以便面拊马。”颜师古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
该人俑制作工艺系以模印成形。从人俑的整体风貌来看，疑似为当时胡人造型。灯盘为盆形，宽沿有破损，盆底有三个兽蹄形足。灯台器物玻璃质感强烈，釉色莹润，青中泛黄。
这件越窑青瓷灯台造型颇具创意，人物具有强烈的写实意味，体现了魏晋六朝时期士族阶级的生活情趣。
以人俑作灯柱在同时代的灯具中较为少见，《中国陶瓷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中收录有一件浙江余杭出土的相类似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