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寿字纹。
清 古铜彩双螭龙耳乳钉寿字纹方壶 高37.0cm
方口内敛，口沿侧壁斜弧。长束颈。肩部四面随器形成斜梯状过渡，梯面微弧。四方鼓腹下收。方圈足外撇，足沿四角再起足竖立。底部“大清干隆年制”六字三行阳刻篆书款。颈部左右堆贴螭龙双耳，螭耳简形，与壶身纹饰相对比照。口沿侧壁浮雕团寿比列，再匀雕三角波浪曲折间隔。颈中，四弦上下各二，共成长方圈带，圈带以乳钉团寿规整布局。腹部，四面浅剔轮廓，内中同式装点：中域如意云纹开光，其内回纹作地，团寿置中。外区，浮雕T纹相对，余下乳钉疏落满布。圈足侧壁雕乳钉纹装点，乳钉两侧排布，中留素洁平面。
瓷业发展至乾隆一朝，可谓顺时之兴运，集古之大成。烧瓷工艺终达历史顶峰。一方面，承袭前代的瓷釉品种日益精进;另一方面，基于高超的工艺水准，更大胆创新。于是，成就出干隆一朝彩釉超越历代的丰富品种，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者，莫过于仿烧一类。皇帝喜好雅玩，酷爱各类工艺品，此般兴趣对于当朝陶瓷工艺的革新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加之陶瓷与釉彩配合可塑性极强，在著名督陶官唐英的带领下，乾隆御窑厂“戗金、镂银、琢玉、髹漆、螺钿、竹木、匏诸作，无不以陶为之”，在瓷业上开创出历代未有之奇观。
此壶釉色仿古铜效果。古铜彩为模仿古代青铜器色彩的一种装饰彩，属清乾隆时期制瓷工艺中的特殊品种之一。其工艺十分考究，一般是在紫金釉或厂官釉上，用红、绿、黑、蓝、酱黄等低温彩仿造青铜器的斑驳锈痕，或用金彩摹绘出璀璨的错金银纹饰，其质感与青铜真品几乎无异。所仿器皿的足部多为黑色或酱色，底部刻有“大清干隆年制”篆书款。古铜彩从乾隆创烧起即一直延续至清末，历来为世人看重。
细观，壶身整施茶叶末釉，口沿、腹部如意云纹开光内以褐色釉彩模仿古铜锈蚀氧化效果，尤为逼真。干隆皇帝好古，其仿古铜釉瓷器非但从釉彩仿之，器形装饰亦无一不以古为范。综合众多乾隆仿古铜瓷器观之，此类器表纹样装饰手法主要有凸雕与描金两类。陈浏于《陶雅》亦如此记述：“古铜彩独推干隆朝，花纹皆凸雕夔龙、云雷，青绿殊可珍玩。款皆篆书六字，或凸雕，或以金写之。”本拍品亦然。器形模仿古代青铜礼器肃穆端庄的风格特征;凸雕纹饰中的乳钉纹则又仿古玉而来，与明清以后流行的“团寿”纹饰结合，整体观之彰显出独特的仿古创新意味。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余佩瑾的说法即在新旧结合之中，作品“蕴育出一种怪异的仿古风格，十足展现出官窑企图纳古今、集祥瑞于一器的创举。”
较之同时期的其它仿古颜色釉，仿古铜釉存世数量不多，拍品珍稀，格调高雅。目前唯一见到的类似器型和纹样的物件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清干隆古铜描金寿字方壶，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在器物的突起纹饰部位描以金彩。而该拍品保持最初一次烧成的古铜彩原色，更显古朴和端庄。
taoci52.com延伸阅读
绿地粉彩婴戏纹双螭耳撇口瓶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75cm，口径26cm，足径24cm
生产时代： 乾隆
生产窑口或产地： 其它窑口
品种： 粉彩
陶瓷造型： 瓶
说 明： 清乾隆
瓶撇口，束颈，颈上饰一对螭耳，折肩，腹渐敛，圈足。瓶内施淡绿釉。外颈部饰淡绿釉粉彩缠枝花纹，间绘蝙蝠衔 “寿”字、“卍”字纹带，并分别以云头纹、变形莲瓣纹为上下边饰。螭耳上饰青花点珠纹。肩饰粉地粉彩回纹一周。腹部的主题纹饰为白地粉彩婴戏纹，描绘了在远山近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洞石花卉之间，众多的婴孩嬉戏其中，他们有的燃爆竹，有的骑纸马，有的耍龙舞鱼，有的吹奏乐器、敲锣打鼓，气氛十分活跃。主题纹饰的上边饰粉彩如意云头纹，下边饰如意云头纹和折枝花卉纹。足墙上饰粉彩回纹一周。足内施白釉，书“大清乾隆年制”青花三行六字篆书款。
瓷瓶的螭耳仿商代青铜器，颇具古意。主题纹饰婴戏图是中国传统的装饰纹样。此瓶形体硕大，器形规整，釉彩亮丽鲜艳，纹饰细腻生动，意境欢乐喜庆，是乾隆官窑器中的精美之作。
清乾隆珐琅彩双耳瓶赏析
清乾隆珐琅彩双耳瓶
江西九江 初澜
该瓶高16.5厘米，直径8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秀丽，瓶口和颈部相对彩绘莲纹，期间用宝石红料彩绘瑞花，附设双灵芝纹耳。腹部装饰各色大小葫芦，枝叶繁茂，几只蝙蝠翩翩飞舞。千百年来，葫芦作为一种吉祥物和观赏品，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珍藏，是中华吉祥文化的代表象征。此器小敞口、细颈、圆腹，圈足，颈部饰双耳，造型新颖，轻巧秀美。器物通体施白釉，光滑莹润。颈部饰粉红色吉祥纹，色彩艳丽，瓶腹绘蝙蝠葫芦图，有“福禄”之意。整体色彩搭配和谐，典雅精致，为上乘之作。
葫芦谐音“护禄”、“福禄”，其枝茎称为“蔓”。“蔓”与“万”谐音，“蔓带”与“万代”谐音，每个成熟的葫芦里葫芦籽众多。“福禄万代”象征“福禄寿”齐全、子孙万代、繁茂吉祥。此外，葫芦还可以驱灾辟邪，加上入口小、肚量大的特色，寓意广进财源，挂在财位上，财富易进而不易外流。
珐琅彩始创于清代康熙晚期，是引进国外珐琅材料创制而成的，并一举成为极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珐琅彩瓷的制作过程与其他宫廷用瓷不同，先在景德镇用高温烧成白瓷，然后送到北京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绘彩，再由造办处珐琅作在彩炉中烧成。康熙珐琅彩瓷全用进口彩料，尤其是其中一种玫瑰红或胭脂红色料，因含有微量的黄金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娇艳效果。另外，中国传统彩瓷的彩料都用清水或胶水调和，而珐琅彩瓷则像西方油画一样，以油来调配彩料，并且有一定的厚度，使得彩绘更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纹双螭耳尊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44.3cm，口径16.3cm，足径24.7cm
生产时代： 雍正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青花釉里红
陶瓷造型： 尊
说 明： 清雍正
尊圆口，粗颈，垂肩，圆腹，圈足。肩、腹相交处对称置透雕螭龙耳。内施白釉。外壁青花釉里红装饰。口沿处绘缠枝莲纹，腹壁的主题图案是青花釉里红缠枝莲花纹，近底处绘青花釉里红仰莲瓣纹，足边绘卷草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篆书“大清雍正年制” 三行六字款。
此尊因形状如同倒放的鹿头，故又名“鹿头尊”。其造型稳重饱满，釉色莹润，釉里红颜色亮丽，以青花、釉里红装饰的缠枝莲纹饰，红花蓝叶，色彩搭配巧妙。它代表了雍正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
雍正时的青花釉里红，将两种釉下彩烧制得均很完美，其工艺精湛，造型俊秀，纹饰清新舒展，位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冠。此时的青花釉里红瓷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云鹤、云蝠、蟠螭（pán chī 音盘吃）、穿花凤、松竹梅、山水人物等各种。
清乾隆款珐琅彩花卉纹碗
珐琅器最早为一种金属器，按装饰工艺的不同，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透明珐琅等。珐琅以长石、石英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为熔剂，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为乳浊剂，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 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成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午到珐琅粉，经过粉碎研磨的珐琅粉调和后，涂施于金、银、铜等金属器上，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而以瓷器为胎，则称为瓷胎珐琅。本文要介绍的这件乾隆款珐琅彩花卉纹碗，就是瓷胎珐琅中的经典佳作。
这件乾隆款珐琅彩花卉纹碗（图1），为镇江博物馆藏品，高4.5、口径11.7、底径5.8厘米；敞口，浅腹，圈足。外腹部绘牡丹花卉纹；色彩娇艳，层次分明，具有与其他彩不同的特殊效果；圈足内有“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图2）。
瓷胎珐琅创烧于康熙年间，这与康熙皇帝的喜好有关。珐琅彩瓷制作方法是先由景德镇官窑选用最好的原料制成素胎，烧好后，送到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彩绘烧成。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处于初级阶段，从施彩、纹饰到款识，多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的郊果，造型有盘、碗、瓶等。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取得较大的成就，成为著名的彩瓷品种。纹饰早期沿袭康熙珐琅彩的特点，如色地上绘花卉的技法。后期形成自己的风格，即在白色釉地上，以山石、花鸟作装饰题材。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儒雅好古，承前制继续在宫中烧制珐琅彩瓷。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在数量上超过了康雍两朝，造型多样，仅瓶类就有蒜头瓶、双联瓶、葫芦瓶、双耳瓶等。碗、碟类器物数量也明显增多。珐琅彩瓷器的装饰题材较雍正时更加丰富，除山水、花卉、花鸟外，还有西洋人物等。新增的各种色地开光、色地轧道开光珐琅彩瓷器，图案繁复，独具时代特色。通过欣赏镇江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乾隆款珐琅彩花卉纹碗，我们可以领略到当时精湛的制作工艺和艺术特色。
清乾隆青花花果纹带盖执壶
乾隆一朝，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官窑器在康熙、雍正瓷器的基础上，将制瓷业推向历史的高峰，除继承康熙、雍正瓷烧造技术工艺和器型之外，还不惜工本地追求各种新奇的制品。其造型的精美、图案的华丽、仿真釉色等，堪称一代之奇。青花仍是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承袭康熙、雍正青花特点，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体现出在制作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精工细做，精益求精。
乾隆青花继承了雍正遗风的仿古之作，如镇江博物馆藏乾隆款青花花果纹带盖执壶（图1），通高28.9、口径6、底径10厘米。有盖，环形钮。器卷沿，细颈，溜肩，下腹垂大，圈足，壶流细长，略弯曲，流与颈之间以卷云形饰物连接，曲柄。柄部（图2）绘灵芝纹，器盖钮与柄上环形钮相对称，柄上有圆形小系，便于穿绳连接。口沿下蕉叶纹，肩部缠枝花卉纹，腹部折枝花果纹间以缠枝纹，近足处为莲瓣纹，圈足处卷云纹。圈足（图3）内有“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此器胎体洁白细腻，瓷质坚密。釉面匀净，为青白釉，光泽莹润。青花釉料稳定，色彩浓重艳丽。
执壶于隋代出现的酒器之一，又称注子、注壶。唐前期注子有盘口、短颈、鼓腹，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曲柄。唐晚期仅越窑烧造的注子式样就有5种之多。腹部多作瓜棱形，有短流、长流、曲柄、直柄等数种。五代至宋代，执壶器身渐高，通体多压4至6条瓜棱，流渐趋细长微曲，曲柄高于壶口，平底变为圈足。器型修长，并多有注碗相配，因注碗内盛热水用以温酒，又称“温碗”。此外尚有兽流壶、提梁壶、葫芦式壶等。元代壶身多为玉壶春瓶式，弯流与壶颈之间以S形饰件相连。明、清时期执壶造型由元代演变而来，此壶是仿明代洪武青花执壶样式烧造的。
乾隆时期各类瓷器的烧造技术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彩瓷、色釉瓷或工艺瓷，烧造技术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其青花瓷器的精美代表了当时的制瓷水平，把青花瓷器装饰得富丽堂皇，华美之至。
清孔雀蓝釉双龙扁壶赏析
清孔雀蓝釉双龙扁壶
此壶高27.8厘米，宽26.6厘米，底径8.4厘米;盘口，壶颈高直，壶身为扁平圆腹状，高圈足;双龙张口衔壶口，龙四足紧抱壶身，弯颈曲腹构成鋬状装饰。壶腹两侧均饰折枝牡丹花纹，连珠纹圈内饰盛开的花朵，外区装饰回形花纹一周。近足饰一周弦纹。通体施蓝釉，圈足内无釉。釉色匀净，造型奇特。
“孔雀蓝釉”又称“法蓝”，是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烧制后呈现亮蓝色调的低温彩釉。“孔雀蓝釉”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并在金、元民窑中陆续制作。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一对孔雀蓝黑花玉壶春瓶是我国较早期的孔雀蓝制品。从金、元产品工艺看，13世纪的磁州窑系翠蓝器水平相对较高，至今有不少绘画精美的“翠蓝黑花”器存世。
清孔雀蓝釉双龙扁壶为孔雀蓝单色釉，其制作方法比较简单，特别是早期精美程度不严格的陶类制品可以直接在坯上施孔雀蓝釉一次性烧成。对后来制作精美、要求严格的官窑瓷则要先高温烧制素胎，然后罩低温孔雀蓝釉二次入窑方能成器。
扁壶从发明至今，历经各代使用不衰，不仅是造型和携带方便，还兼有陈设用瓷的功用，清孔雀蓝釉双龙扁壶馆藏陈设瓷精品，愈显珍贵。
雍正窑变螭耳瓶
雍正窑变螭耳瓶
这件清代雍正时期江西景德镇御窑厂所造的窑变釉螭耳瓶，洗口，长颈，溜肩，直腹，圈足，颈部饰双螭耳，造型秀美，线条圆润。底足内阴刻“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识。瓶通体施窑变釉，釉色以红为主，夹杂着青、蓝、月白等色，釉面自然流淌，色彩绚丽奔放。
“窑变”是瓷器面釉的一种名称，顾名思义它是在窑炉内变化所得。这种色釉是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在仿宋代钧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铜红色艺术釉。窑变釉创烧于北宋时期的河南钧窑，其呈色机理是釉料中含有的不同金属元素，经窑内高温火烧后，在不同的温度和气氛下，而呈现出多种颜色。它以氧化铜为主要呈色剂，其次还有铁、钴、锰等，施釉时，先在坯体上施一层铜红釉，然后再施一次或多次含其他呈色剂的釉，入窑经1300℃左右的高温烧制。烧窑过程中，釉料相互交融，自然流淌，呈现出深红、浅红、天青、天蓝、月白等色混合斑杂，并形成种种不同的纹理，如斑状、云状、火焰状、条纹状，复杂多变，绚烂多姿。
窑变釉是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由当时的督陶官唐英管理的御窑厂烧制成功的。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就有多处关于雍正帝催问或索要仿钧窑瓷器的记载。可见窑变釉是雍正时期为仿古创新而烧制的仿钧窑釉中一个重要品种。
这件窑变螭耳瓶，就是按御旨烧造的一件清宫旧藏的御窑厂名品。
清乾隆青花耕读图胆式瓶赏析
【清乾隆青花耕读图胆式瓶】为雍乾之际景德镇窑业精进的重要见证，其型恢宏修长，高逾二尺，其因形若悬胆而得名，通体绘以青花《耕读图》，乡野间，耕作者负犁牵牛过桥，水牛似有留恋之意，止步不前，耕者回顾呼喝，神态极为生动；江畔上，读书者三人分见于亭阁上下，全神贯注阅书，一仆童煮茶于旁，江风拂面，好不惬意。画中近处嘉木葱郁，远处峰峦迭起，其间石径蜿蜒，山溪飞流。布局构图，上密下疏，以波光粼粼的空旷江面化解叠石重重的凝厚，同时更突显出“耕读”的主题涵义。其青花发色沈静典雅，分水技法纯熟，画面意境高妙，得宁静清寂意趣。纵观全图，放笔纵墨，轻盈飘逸，佳境之美得妙趣于天然。
清乾隆
青花耕读图胆式瓶
58.5cm
展开图
画中山石嶙峋、层叠多变之状，为本品独特之处，其施画技法与雍正时期宫廷绘画风格一致。其施用的小斧劈皴法深为雍正皇帝个人所喜好，同类之例遍见于雍正朝宫廷绘画作品之中，例如清宫旧藏雍正朝《胤禛行乐图》册页之“弹琴图”、“刺虎图”和雍正十二美人图之“赏牡丹”所绘饰的山石之状一如本品所绘。然而该山石绘画风格却不常见于雍乾时期的瓷器绘画之中，故谓之独特。
本品所书为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款，不甚规整，初看写法潦草不规整，笔道间透出一股生拙之气，但又明显区别于同时期民窑写款。本品虽然明确为乾隆时期之物，但其画法流露典型的雍正朝风格，由此可以推知其烧造时间必为乾隆早期，否则不可能保存如此鲜明的雍正遗风。
清乾隆青花耕读图胆式瓶款
检视清宫旧藏，目前所见有一例【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图胆瓶】与本品最为相近，无论造型尺寸还是写款风格皆一致（图四），应该同出一人之手的器物，高58.5厘米，同属大器系列，青花发色、胎釉特点，二者相同，皆尚存雍正前朝遗风，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耿宝昌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图版119 ，页133 。所绘人物恣意生动，传神逼真，画师水平一流，绝非庸手所为。因为后者乃清宫旧藏，来源清晰，所以，可以明确认定本品乃是当年贡御之物无疑。
清宫旧藏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图胆瓶款
另外，可资参考者尚见香港苏富比2008年4月11日春季拍卖会第2830号和中国嘉德2017年秋拍第2955号【清乾隆 青花松石寿鹿图大橄榄瓶】，高68.5公分，此二者构图纹饰一样，应为配对之作（图五、图六），写款为乾隆六字篆款，亦不甚规整，与本品所书相同，应出自同一位写款人。其主题纹饰松鹿献瑞图绘画水平高超，如此忠实在瓷坯上还原出郎世宁中西合璧的画风，恐怕绝非御窑厂工匠可以胜任。因此，笔者曾推论出此二瓶的创制者的身份最有可能的是当时师从郎氏或受其影响的宫廷画师。
胆瓶为古代瓷器典雅之式样，臻于宋代，盛于后世，乾隆皇帝对其优雅之形颇为欣赏，曾多次赋诗题赞，并在诗注中说明：“胆瓶、纸槌瓶皆瓶式之最佳者。”如《宋瓷胆瓶》中即赞咏：“恰似白描吴道子，观音妙相手中持。”（见《御制诗二集》卷之三十七）。作为花器，胆瓶更是深得宋明文人所推崇，明末《瓶花谱》记曰：“瓷器以各式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书室中妙品。”乾隆皇帝追求文人之风雅，亦好宋明花道，对此当然也极为认同，清宫旧藏《弘历古装像图》之中，乾隆皇帝一手执笔，若有所思地坐在案前，左侧矮几上置放素雅胆瓶，插以横欹二枝梅花，极见逸趣。除了对古胆瓶仰慕以外，乾隆皇帝还积极选择自己喜爱的纹饰和色釉品类，命御窑厂依胆瓶式样烧造，艺术水平非凡多姿，比如乾隆早期的挚爱御瓷——洋彩之中就不乏胆瓶之例，而且数量不少，多达六对，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华丽彩瓷——乾隆洋彩》页142-152，图45-50）。相关档案记载可见于清宫档案记载，如《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二年载：“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著做瓶样画些呈览，准时交与唐英，将填白瓶烧造些来。钦此。
于本月十三日，画得胆瓶纸样一张，双环蒜头瓶纸样一张……玉环纸锤瓶纸样一张，小胆瓶纸样一张，天盘口纸锤瓶纸样一张，首领吴书持进，交太监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档案所说“填白”瓶当是专烧制为珐琅彩所用白釉素胎瓶。目前常见乾隆御瓷胆瓶高度多为一尺之内，唯独本品与北京故宫所藏者为乾隆胆瓶尺幅最大的实例，高近二尺。
清乾隆 青花耕读图胆式瓶另一面
本品与故宫所藏者，在绘画题材的蕴意上相互呼应，前者为耕读，后者为琴棋书画，皆古代文人精致惬意生活的基本内容。耕与读则表达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人生境界的向往。“耕”即从事农业劳动，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即读书，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
古之耕读包含多种含义。首先是指躬耕读书，即勤于耕作，发奋读书。诸葛亮《前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古人认为耕田与耕书同为一理，只有耕作才会有收获。耕读也可以指开化蒙昧、教化民众。在耕作之余，读点圣贤书，潜移默化地接受礼教的熏陶和圣哲先贤的教化，学习做人的道理，移风易俗。“劝化风俗，务以耕读为业。”耕读还可以是一种思想境界或归隐情怀。古代有不少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的人，他们“耕读自怡”、“耕读自乐，不求闻知于人”。
耕读传家观念在社会士人阶层当中广泛传播,与北宋仁宗时颁布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劝耕劝读政策攸关。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自仁宗朝始,鼓励士人、农家出身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且只能在本乡本土读书应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如此便将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
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于是,山清水秀的江南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甲于东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为赵宋宗室,后自南宋到清初先后流寓浙江绍兴、归安、上虞和杭州一带的赵氏,江苏常熟的钱氏,以及山东新城(今桓台)的王氏等,也均以此为保持家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名望的秘诀。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耕读传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孟子，尽心上》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就是选择一种脱离现实政治,归隐田园,农耕种地与吟诗作文并行不悖的,可以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
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读山海经》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和郭主簿》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凡此种种,似已预制了一幅幅“独善其身”的乡居图景,为后世文人学士选择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输送着源头活水般的精神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