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的纹饰。
中国陶瓷史是一部从原始走向精致，从盲目走向理性的历史。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器形越来越标准，纹饰越来越精细。但是，在这样的主流趋势下，也总有一些例外，它们追求的不是具象，而是抽象;它们面对的不是皇家，而是民间。唐代有绞釉，绚丽多彩，美轮美奂。宋代有兔毫、油滴、曜变天目，似乎揭示了生命的起源与宇宙的奥秘。元代是釉里红斑，刻意的点染，如火焰，又似鲜血。明代有洒蓝，似纷纷暮雪，万籁俱寂。而清代，康熙一朝的虎皮三彩，充满童真，稚拙中给人以简单的愉悦。
严格意义上讲属于素三彩的一种。素三彩，即使用黄、绿、紫三色，在瓷胎上作画，后二次低温烧造，独不用红色。红色由于颜色热烈，称为“荤色”，因此，此种工艺得名“素三彩”。
康熙虎皮三彩宫碗
口径较大，有18cm。敞口，直壁，弧腹，圈足。碗内、外皆点绘虎皮斑，黄、绿、紫、白四色交织，施彩不及底，如大雨淋墙，令人充满无限遐想。
明清景德镇窑的素三彩制品，充满了严谨的皇家气质。在明代，素三彩器以正德一朝最为有名，正德朝的素三彩器均为官窑器，以香炉、花盆为最多。晚明时期，素三彩很少烧制。康熙一朝，景德镇的制瓷业百废待兴，其素三彩器也独具特色。首次出现了在暗刻龙纹上绘有素三彩花果的装饰风格，并开创御窑黄地绿龙碗，为贵妃用器；绿色紫龙碗，为贵人用器。而就在素三彩的大家族中，出现了特立独行的虎皮三彩，此种工艺极少有官窑器，大多是民窑器。分别以黄、绿、紫三种笔触，交织着在器物内外壁上点斑点，斑点相互浸染，二次入窑后，一种流淌感最终定格下来。此种情趣为当时的民间所喜爱。
20世纪初，美国现代艺术大师波洛克以颜料随机泼洒、点染创造天价艺术品。其作品风格极像虎皮三彩的效果。康熙瓷器上的抽象画早西方几百年，但是，由于作者为工匠，而从未被留下姓名。虎皮三彩，是真正的抽象艺术美，它所体现的是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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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瓷器上的典故
康熙青花瓷器胎质坚固精致、釉面光洁莹亮、青花色泽青葱明快、画面条理清楚分明，被推为清代青花瓷器之冠。各色瓷器中，以青花瓷器上的故事画面最多，而且题材也非常广泛，如有祈福求祥类的四美十六子图，反映文人士医生气节、风尚的俞伯牙携琴访友、陶渊明爱菊、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太白醉酒、十八学士图以及《三国演义》中铜雀台交锋、奇策等戏曲故事中的刀马人图等。小豫挑选出部门佳构，与您共享此中的典故。
1
▌青花十八学士图棒槌瓶
清康熙（1662-1722）
高46厘米、口径11.5厘米、足径1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十八学士图”是清瓷器装饰纹样之一。唐代李世民当秦王时，在宫城西创办文学馆，网罗文士贤才，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等十八人，分为三班，天天六人值班，讨论文献，商略古今，称为“十八学士”。此画题为后代画家所青睐。
2
▌青花铜雀台交锋图棒槌瓶
清康熙（1662-1722）
高44.5厘米、口径12.3厘米、足径14.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雀台交锋”是三国时很著名的故事。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在邺城建成铜雀台，选谷旦聚集文武百官设席庆祝。曹操命众将比试箭法，胜者赠予一件锦袍。最后徐晃与许褚争取锦袍，相持不下。曹操看众将骁勇，各赠蜀锦一匹以得救。画面中的曹操站在铜雀台的最高层，手捋髯毛，观看众将交锋。众将骑马观看比箭，杨树上挂一战袍，象征为此比赛。徐晃与许褚轮替比射。图中另有多名文武官员。
3
▌青花仕女婴戏图胆式瓶
清康熙（1662-1722）
高23厘米、口径3.6厘米、足径5.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出自《晋书·郄诜传》。晋代郄诜（qiè shēn）为雍州刺史，赴任前，晋武帝问他的自我评价，他说：“举贤能对策，我是天下第一。我就像月宫里的一段桂枝，昆仑山中的一块宝玉。”画面借用这个典故，用“折桂”来寓意“本日膝下小儿，明朝登科及第。”
4
▌青花人物故事图盘
清康熙（1662-1722）
高2.2厘米、口径14.9厘米、足径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故事取材于明代传奇《红拂记》中的场景。《红拂记》前半段刻画李靖、红拂女、虬髯客结拜，成为汗青上著名的“风尘三侠” 。虬髯客不停有帝王之志，听说太原李世民有“帝王之气”，专程赶来看个毕竟。一晤面，虬髯客就被李世民的英气折服，于是放弃了本身的志向。盘中刻画的是故事的下一幕：数日后，虬髯客在家中宴请李靖夫妇，饭后让仆役抬出了二十几口大箱子，将本身的万贯家财全部赠给李靖，让他有本领辅佐李世民夺天下。
5
▌青花四妃十六子图罐
清康熙（1662-1722）高34厘米、口径11.7厘米、足径16.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四妃十六子图”，又名“庭院婴戏图”，是明清时期瓷器人物画常见的题材之一。此题材的运用表达了一种国运兴盛，政通人和，家庭幸福，多子多孙的祥瑞寓意，同时也反映了其时人们对优美生存的愿望和执着寻求。
6
▌青花人物图笔筒
清康熙（1662-1722）
高12.8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10.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笔筒一面画洞石树木；另一面中画四个高士坐在长案前饮酒作诗，画面上方写有：“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诗句摘自唐代墨客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后半段。画面形貌了李白和友人在春夜集会，饮酒赋诗的景象。
7
▌青花三国故事图大盘
清康熙（1662-1722）
高5.6厘米、口径35厘米、足径20.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盘心满绘《三国演义》中“奇策”的情节。诸葛亮坐在城楼内，悠然抚琴下瞰。门外司马懿骑战马率众人至，城门洞内一门童欲引其入城。画面动静光显，引人入胜。
8
▌青花人物图方碗
清康熙（1662-1722）
高9.9厘米、口横14.7厘米、口纵14.5厘米、足径6.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碗外壁四周开光，有四组人物故事图，题材为俞伯牙携琴访友、陶渊明爱菊、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四组大开光以四组小开光相隔，小开光内绘有花草图案。
瓷器上的文人画
“浅绛”本是中国山水画的术语，指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以淡赭、花青、藤黄等冷色彩渲染而成的山水画。国画中的“绛”即赭红色，又染以浅色，故名“浅绛”。
陶瓷界所说的“浅绛”或“浅绛彩”，是借用中国画的术语，指晚清至民国初年流行的一种彩绘瓷器。它以一种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胎上绘画纹饰后，再染上浅淡的赭石与极少的水绿、草绿、淡蓝等色彩，经低温烧制而成，画面彩料甚薄，色调清淡柔和，艺术风格与纸绢上的浅绛山水画大致相近。不过，浅绛彩瓷画的题材已不再局限于山水，还能表现人物、花鸟、禽兽等等。
这种瓷器上的浅绛彩瓷画，属于瓷器上的文人画，尤其是那些浅绛写意山水画，别有一种意境，气韵不凡，开辟了一条瓷器上绘画的新路子。由于浅绛彩瓷画的诞生，中国画的传统画法在瓷器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大拓展了空间，它在中国的瓷画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时间大约为70年左右。
浅绛彩瓷画与文人画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称，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与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相融，作者一般为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题材有山水、花鸟、古木、竹石等，表现手法以水墨或浅淡色彩写意为多。代表画家有唐代王维、元代倪云林、明代董其昌、清代八大山人、吴昌硕等，他们的画作充满诗情画意，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晚清、民国初年，景德镇的浅绛彩瓷画家为显示自己非凡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趣味，将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画这一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直接以釉上彩料在白瓷胎上绘写富有诗意的画图。瓷画气韵生动，刻画传神，用笔用墨设色精妙，富有层次感。他们的画作或以宋元以来的纸绢绘画为粉本，或拟“四王”、“扬州八怪”等的笔意，或拟同时代的赵之谦、虚谷、任熊等海上画派的风格，并开创了瓷画上题写诗词、干支年月与作者署名的先河，有的还在落款处绘有印章。瓷画的大师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三人，既是浅绛彩瓷画的先躯者，又是当时的代表性画家。名家尚有：王凤池、汪藩、周子善、俞子明、任焕章、余焕文、蒋玉卿、汪章、马庆云、敖少泉、李瑞山、方家珍、颜筱云、潘植南、周筱松、汪照藜、徐善琴、高心田、汪友棠、许达生、黄铭光、高恒生、仙槎等。
这类浅绛彩瓷画创一代新风，摆脱了传统粉彩的“匠气”，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浅绛彩瓷画的题材
浅绛彩瓷画的题材摆脱了以往瓷画匠人以版画、年画为范本的单一画法，采用宋元明清及同时代绘画名家的纸绢画为摹本进行彩绘，打破了官窑的清规戒律，开拓创新，已涵盖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鱼虫及清供博古等各类画科。
山水类远追元代黄公望、倪云林，近摹清代“四王”。一般选取山林的幽静小景，如云山飞瀑、小桥流水、湖光山色、渔舟风帆、茂林修竹，寺院亭阁、山间农舍等。点景人物多用红色或青色，十分醒目，如曳杖老者、携琴高士、骑驴老丈之类。画面生活气息浓郁，表现出一种逸趣，令人清心静思，神往不已。
人物类多写意作品，仿黄慎、任伯年等的画风。仕女图有少女沉思、吹箫、春困、弹琴等，且仿效道光年间著名人物画家改琦、费丹旭的风格；高士图有“米芾拜石”、“渊明爱菊”、“竹林七贤”、“踏雪访梅”、“携琴访友”等；仙怪图有“加官进爵”、“福禄寿”等；反映百姓生活的有“渔家乐”、“耕织图”、“垂钓图”等。
花卉翎毛鱼虫类，大多取材于传统的寓有吉祥之意的图案，效法恽南田、华秋岳、张熊等的构图与笔法，如“富贵白头”，“喜上眉梢”，“八百千秋”，“安居乐业”，以及“柳间春蒸”、“绶带海棠”、“果蔬图”等等。
另有明清两代流行的清供博古图案，也出现在瓷面上，这些图案与当时“海上画派”的风格相类似。
浅绛彩瓷的器型、胎釉及款识
浅绛彩瓷的器型甚多，大小不一，有高达75厘米左右的方瓶等，也有仅仅几厘米高的水盂、小酒杯等，汪友棠的小瓷板画《秋江帆影图》只有7厘米见方。
浅绛彩瓷的器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陈设观赏瓷，如瓷板，琵琶尊、象耳尊、鹿头尊，兽头环耳瓶、方瓶、六方瓶，文房四宝(水盂、笔筒)等；一是生活日用瓷，如帽筒、盆、盘、碗、壶、杯、盖碗、盖盅、酒墩、香炉、烛台等。
早期的浅绛彩瓷，大多瓷胎较厚，瓷质较疏松，釉面为橘皮釉(釉面呈微微起伏的波浪纹)。绝大部分瓷器的口沿以一圈金边为装饰，但金边大多已脱落。名家所绘浅绛彩瓷，与一般的瓷器有所不同，瓷质釉色滋润细洁。民国初年的浅绛彩瓷与早期已有不同，瓷胎较薄，瓷质较细，釉面光滑。
浅绛彩瓷的款识有底款与画面题款两种，底款指年号款、堂名斋号款，画面题款指瓷画上作者的题款。
年号款，即模仿历代官窑纪年款的方式，书写于器物底部。一般用楷书或篆书书写，如“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大清光绪年制”、“光绪年制”、“官窑内造”等。这些底款有的是伪托款，与实际年代不符，应该以画面题款中的干支纪年为准。底款有带边框，有不带边框。
堂名斋号款，即书写于器物底部的堂名、室名、斋名、轩名等，或制作者的室名，或收藏者之印。制作者的室名如“友竹轩作”、“心萱堂印”、“光绪庆云书画”、“庆云书画”等，收藏者之印如“筱园珍藏”、“靠苍阁藏”等。
这里再提一下浅绛彩瓷画上作者题款的书法。瓷器上的书法，一直以来只是瓷器上的局部装饰而已。可是，浅绛彩瓷画题款的书法已不同旧时格局，充满艺术趣味，不仅有楷书、行书、隶书，还因受到当时书法家与金石学家的影响，出现了篆文、金文及其释文。
浅绛彩瓷的历史地位
浅绛彩瓷曾盛行一时，在中国瓷器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功不可没，尤其是在传统粉彩与民国新粉彩之间的承上启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历来陶瓷研究专家对浅绛彩瓷都很重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民国年间，黄矞《瓷史》中指出：“其特品为白地五彩(浅绛彩的别称)，而摹古名画，绘以丹青山水、人物、花鸟者，诚清玩之雅具。”“同光之际，以程雪笠绘者为最胜，次则有小轩作款者，不知姓氏，亦卓尔不凡，二子之写生写意不独设色精美，其运笔描神，玲珑苍雅……”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中曾说：“(光绪年间)还出现一类创新品种：水墨五彩(浅绛彩的别称)……色调淡雅，清新明丽；拟八大山人、新罗山人等笔意的人物花鸟和浅绛山水等画面，往往写有题句，并署有干支纪年款和作画人姓名；其余瓷器的绘画风格，深受同时代的赵之谦、虚谷、任熊、任伯年等名家的影响。”
浅绛彩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被新粉彩所替代，但浅绛彩瓷画冲破了传统粉彩的束缚，拓宽了瓷画家的创作思路，开创了一代瓷艺新风。从有关资料看，民国著名瓷画家潘匈字、汪晓棠、汪野亭、王大凡等，都曾师承浅绛彩名师，绘写过浅绛彩瓷画。浅绛彩瓷尽管消亡了，但它的釉上彩技法被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画家所传承、发扬、创新，从而诞生了新粉彩这一瓷绘品种。
曾经有人指出，在浅绛彩基础上形成的新粉彩，从艺术上讲未免有“从俗”的倾向。“珠山八友”与浅绛彩瓷画家的不同之处：“浅绛是文人画家所绘的瓷器，而‘珠山八友’则是艺人模仿文人画家在瓷器上作中国画。”(刘新园《瓷板与瓷板画》)
浅绛彩瓷画是文人画家在瓷器上的绘画，属于文人画的范畴，这种瓷画既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境界，又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因此，它从一诞生就受到文人雅士的赏识，而今更为收藏家、书画家和文化人的关注。在瓷器收藏中，人们一般都侧重于瓷器品相的完整与否。笔者以为，浅绛彩瓷画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艺术性，与其收藏艺术水准平平的全品相浅绛彩瓷，还不如收藏富有艺术魅力的有次残的浅绛彩瓷。
今天，我们重新面对浅绛彩瓷这朵瓷苑奇葩，更觉得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还其历史本来面目。那些浅淡柔和、精美素雅的浅绛彩瓷画，尤其是瓷画名家、文人书画家的作品，它们是我国古代瓷器中的精华与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
康熙首创瓷胎画珐琅
珐琅彩是彩瓷品种之一。系清代康熙晚期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将铜胎画珐琅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彩瓷新品种。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量最大，乾隆以后即少有制作。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珐琅彩瓷器曾集中存放在端凝殿，据档案记载有400多件。按照清代宫廷档案记载和珐琅彩瓷器原盛匣之标识，珐琅彩瓷器之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
康熙 珐琅彩瓷红地罂粟花碗
珐琅彩瓷器是专供帝后玩赏的艺术品，宫廷控制极为严格。制作它所需要的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运送到宫廷后，在皇帝的授意下，于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由宫廷画家精心彩绘，宫廷写字人题写诗句、署款，最后入炭炉经600℃左右焙烧而成。
康熙 宜兴胎画珐琅五彩四季花卉方壶
珐琅料是一种人工烧炼的特殊彩料，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需依赖从欧洲进口，雍正六年以后，清宫造办处已能自炼20余种珐琅料，而且色彩种类比进口彩料更为丰富，遂使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康熙 珐琅彩瓷粉红地开光四季花卉碗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多以胭脂红、蛋黄及蓝色作地，还有一类特有的在宜兴紫砂胎上画珐琅彩的器物。典型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是中国古代彩瓷工艺臻达顶峰时期的产物。那些形状看似普通的珐琅彩盘、碗、瓶等，已摆脱被用作餐具的功能，纯属能给人们视觉带来美的享受的艺术珍品。
清康熙 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高5.2cm，口径11cm，足径4.4cm
碗敞口，深弧壁，圈足。内施白釉，外壁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装饰。足内施白釉，有胭脂彩双方栏“康熙御制”图章式款。
此碗在宝石蓝地色的衬托下，以紫红、金黄、草绿色绘就的缠枝牡丹显得格外娇美，具有康熙朝珐琅彩瓷器的典型特征。
清康熙 黄地开光珐琅彩花卉纹碗高6cm，口径10.8cm，足径4.4cm
碗撇口，弧腹，腹部略下垂，圈足。碗里光素无纹饰。外壁黄地开光珐琅彩装饰。黄釉地上有4个花瓣形开光，开光内以松石绿釉为地，彩绘牡丹与菊花。开光外绘折枝莲花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红料彩楷书“康熙御制”双行四字款，外围红料彩双方栏。
【开光 】
我国传统装饰技法之一。即为使器物上的装饰变化多样或突出某一形象，往往在器物的某一部位勾勒出某一形状（如扇形、蕉叶形、菱形、心形、桃形、圆形等）的空间，其内饰以图纹。
清康熙 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高7.2cm，口径15.2cm，足径5.7cm
碗敞口，口沿下轮廓线缓收，腹部微丰，圈足。碗内光素无纹饰。碗外以黄彩为地，其上以粉、蓝、绿、紫、藕荷等色彩绘8朵盛开的牡丹花。碗底蓝料彩方框内楷书 “康熙御制” 双行四字印章款。
此碗的绘画技法已经改变了铜胎珐琅器规矩、呆板的风格而趋于生动写实。其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绘画技巧充分体现出皇家宫廷御用器之精美。
清康熙 紫红地珐琅彩折枝莲纹瓶高13.2cm，口径4.4cm，足径5.4cm
瓶撇口，细长颈，扁圆腹，平底无釉，里施白釉。通体饰珐琅彩，紫红地，蓝、白、黄彩料绘画纹饰，颈部饰变形蝉纹，中间连以变形小蝉，腹部饰折枝莲纹。底部方栏内刻楷书“康熙御制”四字款。
此器是珐琅彩瓷器初创时期的一件佳作，其效果颇似铜胎画珐琅，风格朴实凝重。
清康熙 红地开光珐琅彩牡丹纹杯高4.2cm，口径6.3cm，足径2.3cm
杯敞口，弧腹，圈足。器内光素无纹饰。外壁胭脂红地开光珐琅彩装饰。胭脂红色地上绘3个花瓣形开光，开光内以松石绿色作地，彩绘折枝牡丹、菊花和兰草纹。开光外绘折枝花卉纹。施彩以红、绿、蓝、紫、黄彩等为主，色彩缤纷艳丽。外底署胭脂彩楷书“康熙御制”双行四字款，外围胭脂彩双方栏。
此器造型敦厚，色彩运用丰富多彩。康熙时期珐琅彩瓷器主要模仿铜胎画珐琅器，传世品多为色地画珐琅瓷器，均署“康熙御制”款。
清康熙 胭脂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纹碗高7cm，口径14.8cm，足径5.7cm
碗撇口，深弧壁，圈足。内施白釉，无纹饰，外壁在涩胎上以胭脂红彩作地，设三个花形开光，开光之间隔以折枝花纹。三个开光内均以黄料彩作地，各绘牡丹花一朵。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胭脂红彩楷体“康熙御制”四字方款，外围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牡丹花以工笔技法绘就，极具写实感。
清康熙 黄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高7.8cm，口径15cm，足径6cm
碗广口撇沿，口沿至腹部轮廓线缓收，腹部微丰，圈足。碗内光素无纹饰。碗外以黄彩为地，以红、蓝、绿、粉、藕荷等色绘盛开的缠枝牡丹花纹。碗底蓝料方框内楷书“康熙御制” 双行四字印章款。
由于康熙时期珐琅料依赖于进口，故造价较昂贵，珐琅器的生产数量十分有限。此碗属康熙珐琅彩瓷中的精品，造型端庄，画工严谨，色彩艳丽，制作技艺已十分成熟。
康熙瓷上的“蔡襄造桥”
蔡襄造桥，为经典戏剧故事。原典出自蔡襄于北宋任泉州知府时，主持修建万安洛阳桥之事。洛阳桥又称万安桥，处于泉州市洛江区与台商区交界处，横跨洛阳江的入海口，是古代粤、闽北上京城的陆路交通孔道。北宋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1056年），泉州郡守蔡襄主持兴建。后桥成，做文《万安桥记》，为世所美传，闽地民间留下造桥传说。明时被编为戏剧，初有佚名《四美记》，其“以蔡襄母子夫妇忠孝节烈为四美也。”传演甚久。清初，李玉做《洛阳桥》，为蔡襄洛阳桥剧之大成。此本一出，深受社会喜爱，长演不衰，惜近来全本已佚，仅见部分残本。《洛阳桥》问世之后，逐渐风靡剧坛，其故事内容玄妙幽默，流传颇广。其中观音大士巧取金银，以助襄造桥的情节尤受欢迎。下文提到2件康熙五彩之精彩佳作，即为此剧于清代风靡的实物反映。
此件棒槌瓶，盘口直颈，折肩下接长圆身，圈足；另者观音尊，撇口高颈，溜肩斜圆腹，胫部内收，圈足内隐。皆属康熙时期最为经典的造型样式，其骨骼硬朗，精气神飞。
此原为洛阳桥故事中观音巧取金银以助蔡学士一节。画面中蔡襄携仆骑马从山后而出，山前场地颇开阔，人群熙熙攘攘挤在江边，即有豪绅乡贤，又有市井民夫、乞丐走卒，皆是手持金银元宝，或做欲投掷之态，或正取金银之姿，又有多人交头接耳，热闹非凡。江中有花船一只，上有一老船夫掌篙，一红衣妙女坐于船中，旁立一黄衣绿褂者，似为侍女。船中洒满了从江岸上投来的金银。人群外，吕祖携树精隐观，或架云浮在空中，或藏身出在山后。用彩用色热烈鲜亮，绘画毫发爽利，构图奇幻富丽，应属同时期的康熙五彩上等细作。
关于这一图像，人物情节大体相同，但船中之人，今可见两种解释。一为明本《四美记》《状元香》，记为观音大士亲化美女，下凡取金；而李玉之《洛阳桥》，则增添人物情节，以观音大士花莲瓣为彩舟，命座下龙女化西洋美女，并让朱夫人变身艄婆陪同前往，自招夫婿。后有吕祖路过，戏耍龙女。此为戏中《神议》《戏女》二折。如见程本《神议》：“。。。。。。（观白）吾有莲花一朵，化作一支莲船，命龙（女）化一西洋美女，朱夫人变为艄婆去至洛阳渡口，只言自许婚。劝王孙贵客抛打金银，三昼夜可以聚宝成洲，何愁无土安桥？ 。。。。。。 龙君带领海将往彼两岸，息浪停波往来拥护。有人抛金掷银，尽行落水，不可癢漏天机。。。。。。 一个好似月宫女，一个更似施行光。 众将神，往洛阳渡口拥护去者。。。。。。”
另有一件清康熙五彩《蔡襄造桥》故事图棒槌瓶，两瓶题材一致，造型不同。内容与画面上大体类似，又各自丰富其细节不同。
此件观音尊，撇口高颈，溜肩斜圆腹，胫部内收，圈足内隐。为康熙时期最经典的造型样式之一。与《蔡襄造桥》棒槌瓶相比，此件观音尊中的人物设置更多，组成更丰富，并且在瓶身的一角中，描绘了一组造桥所用的石料，这明确了画面故事的“造桥”起因。又有两位算命游方先生，一位黄衣，撑伞挂“命中仙”布幡，另一位补丁绿衣，收伞上挂“善观四时气色” 的幌子，可能是黄衣人的侍从。这一组人物的安排更丰富了故事的神幻幽默色彩。再观江中水波，波浪以扇面形式绘画，表现更加汹涌，而前述棒槌瓶中的水面则息止无波，仅见水流纹路而已，这更符合李玉戏中观音命龙君率众水族“息波停浪”拥护龙女，以便聚宝的设定。总而言之，二瓶绘画宏丽，背景中自然景物色彩缤纷。瓶上人物众多，景物丰富，但每一处细节皆栩栩如生，观音神态安然、映衬掷宝之人欣喜若狂、贪婪猥琐之气，实在惟妙惟肖，将神仙玄幻与市井凡民结合，手法娴熟，游刃有余。
棒槌瓶中吕祖与树精隐于山后做观望态，画面中吕祖身着布丁青袍，头戴蓝冠；而在观音尊中的吕祖踏彩云，持拂尘，树精在其身后，二人浮于半空，应是刚刚到此。
这一位置的设定差别，表现了两瓶故事的不同时态，前者吕祖已然落地正要施法，后者则是刚刚路过，尚未展开“戏女”情节。瓶上虽然人物、景物众多，但绘手笔法不凡，构图井井有条，交代得清清楚楚，掷宝之人的贪婪猥琐之气跃然面上，将神仙玄幻与市井凡民结合，手法娴熟，游刃有余。二瓶各有精妙之处，相互参照观看，诚为赏心乐事。美国洁蕊堂藏一例五彩人物观音尊，同是这一故事画面，造型、用色、绘画笔法与本例观音尊如出一辙，亦为同时期精品，可兹参照。
这一戏曲故事至晚清时仍有很大影响，光绪三十二年落成的四川泸州叙永县春秋祠中内设戏台，其殿后的檐柱斜撑上即雕刻着一出《洛阳桥》，可见其长盛不衰的影响力。
▌《蔡襄造桥》典故
在万安桥建造之前，往来的百姓都是靠着舟楫渡江。宋真宗时，福建福清县来的一个怀孕妇人，乘舟渡江，不料舟抵中流，忽遇龟、蛇二妖兴风作浪，正遭吞噬之际，空中忽然传来神明喝叱：“蔡进士在船中，妖魔不得无礼。”话声一落，顿时风浪全消。舟中乘客相互打听，并未见姓蔡之人。只有那个怀孕妇人的夫家姓蔡，于是，大家纷纷向她道喜。“倘使腹中是个男儿，他日得中进士，当令其建造洛阳桥。”妇人受了众人的称贺，不觉发出了这样的誓愿。
洛阳江中脱险后数月，蔡姓孕妇产下了一个男婴，取名襄。宋朝天圣年间，蔡襄中进士，其母便告知在他曾在洛阳江遇险脱难的故事，叫他速即设法造桥，完成她的誓愿。蔡襄是个孝子，自到泉州上任知府后，日夜不忘的乃是达成母亲造桥嘉惠行旅的宿愿。可是洛阳江中的波浪日夜汹涌，任他无论如何设法，桥梁的石基，总无法安填。
蔡襄苦思不出良策，便乞求于神灵。他写了一纸文书给龙王后，便升堂向众衙役问道：“你们谁下得海？”凑巧在差役中，有个醉汉名夏德海，在瞌睡中，忽听闻本官呼叫他的名字，急忙双脚跪地说：“小人是夏德海，不知大人有何差遣？”蔡襄说：“你既是下得海，限三日内，将这文书送交东海龙王，违令者赏三百板。”说罢文掷下书，便宣布退堂。
夏德海惊得魂飞魄散，但却呼天不应，叫地无门，他便倾尽囊中的钱，沽了美酒，独自痛饮，跑到洛阳江边，想投水自尽，一了百了。不想被海风一吹，酒性上涌，夏德海竟醉倒在沙滩，直至翌晨睁开惺忪的睡眼，他发觉自己躺在沙滩上。再把怀中文书取出一看，却发现和昨天蔡襄交给的那张已经完全不同。他知道神迹显现了，便欢欢喜喜的跑回衙门，禀报昨夜的情形。蔡襄急忙打开文书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个“醋”字。他悟到龙王是叫他在二十一日酉时填基，于是急忙预备一切应用的石料。
填基那一天，一道来的有八个奇怪的工人，他们不接受报酬，蔡襄只当是热心的良民，并不以为意。时近二十一日，江中的潮水果然渐渐的退却，工人都忙碌着预备一切，而那八个人，不但不见工作，却俩俩成双的在地上下棋。有人开口催促他们工作，他们却说道：“不过是小事一桩，用不着大呼小叫的，况且酉时尚未到哩！”
不久，酉时到了，江水果然全退，而在八个工人下棋的地方，忽然刮起数阵狂风，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吹得工人个个睁不开眼。等到风止沙停以后，石基已经填得安安稳稳。而那八个下棋的工人，竟踪迹全无。此时大家才明白，原来是八仙装扮工人前来相助。
石基填好了，石墩、石板、栏杆等项，尚未着手，还得再添加工人加紧施工，以期早日完成。当时热心帮助蔡襄建造桥的约有十五人，其中有个义波和尚更是尽心尽力的计划、指导。所以，现在万安桥就成了素有“亘海长虹”美誉的佛化建筑物了。
义波和尚还有一种令人称奇的法力，就是在造桥期间，因工人众多，炊饭的柴薪经常短缺，每当这时，和尚便将双脚伸入灶里代替柴禾，但见火光熊熊，不数分钟米饭即熟，工人就能立即填饱肚子，继续工作。
蔡襄为了尽快完成这项艰巨的造桥任务，捐献了全部家产，并向热心人士募款。同时，观音菩萨化身美丽的船艄婆，摇桨于江边，允人以银子投击，若被击中，则愿下嫁为妻，而掉落船上的银两，则充作造桥的经费。一个卖果子的少年击中后，正心花怒放之际，却见江中的小舟和船艄婆消失无踪，空欢喜一场！观音菩萨则将坠入江中的碎银，变成不可计数的小鱼，做为工人的菜肴。
万安桥建筑完工后，百姓莫不歌颂蔡襄的功德。今洛阳桥北，有蔡公祠，内奉蔡襄之神像，手中捧着“醋”字的文书，并有其自书之筑桥碑文。义波和尚则于完工时桥头坐化升天，人们将他留下的肉身塑成遗像，至今桥北有座供奉义波和尚的“真身庵”。现今洛阳江中所产的一种洁白瘦长小鱼，该地的乡民称其为银鱼，则呼应了观音菩萨将银两化为小鱼的传说。
从康熙小酒盅看画珐琅的精湛
图中酒盅口径6.8厘米，高4厘米，小巧大气，釉色青白，胎骨坚致，修足规正，器壁模印蜂房纹，花鸟图形顶天立地，画工生辣细腻，一派康熙瓷的风貌特征。其虽为民窑外销瓷，但康熙瓷胎画珐琅的贵相已可见一斑。
关于瓷胎画珐琅，藏界历来有不同见解。一说画珐琅只在故宫造办处制作，二说画珐琅系全部进口原料，三说画珐琅彩只出现在康雍乾三朝。加上乾隆曾说“庶民弗得一窥也”。这样更加使画珐琅瓷器局限化、神秘化了。笔者以为从康熙五彩到康熙画珐琅，再到康熙末出现的粉彩，其间并未有明显时间界限。三者经历了一个逐渐过渡，互相穿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诚然清宫廷御用的画珐琅官窑器是全部用进口原料，画工系宫内一流画师所作。然而越来越多的历史遗物证明随着国产珐琅彩料研制成功，景德镇瓷厂也开始逐步推广烧制该类彩瓷。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应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因此二者互通共存一体是不足为奇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民窑器中，特别是外销瓷中有些精美者往往五彩 硬彩 、粉彩 软彩 、珐琅彩兼而有之。由于该类彩瓷不是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正统制品，因此存在一定的边缘性，大家难以统一看法，通常将其划入粉彩瓷，而委屈了它具备部分珐琅彩的品质。
图中花鸟纹酒盅就是这类多种彩料“兼而有之”的范例。其中草绿、瓜皮绿、黑色等是五彩 硬彩 ，而胭脂红、天蓝色、土红色、赭褐色、杏黄色、孔雀蓝等均为珐琅彩。珐琅彩与五彩、粉彩的 首要区别是前者用油调，故有油光，而后者用水调，故干涩无光；其次珐琅彩易生龟裂纹；再者珐琅彩彩料品种多，色彩艳丽，易绘细腻图案。此酒盅即具备了两种彩料的品性，艳美细哲的珐琅彩描绘了红顶画眉、大红牡丹、熟透石榴，而透彻无光的五彩料填画了枝枝叶叶。尤为值得一书的是那只栖息枝头的画眉羽翼丰满、眸光闪烁、爪握劲健、喙啄刚猛，整个鸟体侧俯灵动，仿佛在窥视远处的虫蝶，也好似准备高声鸣啼。它双翼微张、尾羽翘动，脖颈绒毛整齐松逸，喙缘须刺稀疏刚硬。画眉用土红、赭褐、墨黑三色绘制，用笔工整奇巧，丝丝入扣。如此精功力作，非珐琅彩不能体现其效果。
康熙瓷器上的仕女图：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仕女画，或称“美人画”，画家在画中对“美”进行定义和寄托，在画中塑造心仪的“美”。若要讨论起美人图来，中国历代绘画作品中不乏经典，如唐代周昉的《挥扇仕女图》，明代唐寅的《吹箫图》《画班姬团扇图》，清代焦秉贞、冷枚的仕女图册等等。
但是从纸墨上跳脱到瓷器绘画上的美人，则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盛行，且世人皆称康熙时期为最美。清末《陶雅》称：“瓷器最重画工，雍正以花卉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尤以画美人之瓶罐，不能见重于后世。”明末清初版画的盛行对康熙五彩仕女瓷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发展相伴的世俗文化在明末清初达到顶峰，加上成熟的印刷业，各类小说、戏曲等书籍极普及。为了增加书籍的趣味性，以及有助于书籍内容的市场营销和推广，当时的版画和插图几乎涵盖了所有书籍内容。不少名画家也参与雕版绘画的创作，如唐寅为《西厢记》作插图，陈洪绶为《离骚》《水浒传》插图，可以想象，原本已经很盛行的版画书籍加上名画家的加持之后，备受欢迎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爱情故事向来比例很重，这些故事主人公往往以士人为中心，与佳人展开浪漫叙说，因此版画插图中，表现女性仕女生活的比例相对的也很大。而这些版画和插图，拓展了康熙瓷器上绘画的题材，为景德镇画工提供了丰富的设计来源。
当异彩纷呈的版画被引入瓷器绘画后，景德镇画匠偏于一隅的视野被完全打开，临摹故事插图到瓷器上更加用心。他们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葫芦画瓢，而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为画片增加细节，渲染上各种颜色，使故事人物和画面更加形象。当把表现情节的插图画上瓷器后，原先在书中需要翻页才能“偶遇”的故事场景，变成了经常性的举目可见的立体瓷面的展示，那么原先的人物也从仅可平面欣赏中的书中走出，独立的来到了生活空间中。
当那些细腻的描写香闺动静的版画被用于康熙五彩瓷器之中，纸墨的黑白被颜色填补，配上了淡雅柔和的五彩色调，才子佳人故事更加动人。
这件清康熙五彩《鸳鸯绦》故事图棒槌瓶，瓶身通景绘五彩仕女胡舞图，画面正中身着红衣碧带之仕女于云纹方毯上翩翩起舞，似舞腾跃于云气之中，正对着画屏前的紫衣贵妇则乐在其中，执手称绝；画屏一侧设有圆脚方桌，上呈文房酒盅，另有8位仕女各执乐器伴奏四周，姿态各异，刻画入微。颈部又绘五彩山水高士，闲云野逸，刚柔并举，文气十足，充分反映了明末清初士人之情节与品味。
此故事典出晚明阳羡海林道人著传奇《鸳鸯绦》中的一个场景，胡平接圣旨出任兵马元帅前往塞北征伐，胡府义女张淑儿为胡氏夫妇舞蹈送行，譬如今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年间刻本《鸳鸯绦》，刻中版画二十二副，张淑儿画堂起舞即为其之一，构图相近可兹参证。此故事流传甚广，虽不过是秀才落难，美人相救，私订终身，一举成名，姻缘相合的老套，但叙情紧凑，扣人心弦，杨、张二人坚贞不二、用情致深，观者无不动容赞叹。张淑儿于方毯上旋舞，是这组《鸳鸯绦》画意作品的最显著特征，然毯上旋舞的形式源于西域传来之胡旋舞，中原本无，张淑儿在此作胡舞当是庆送男主人应征边疆之佐证。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今宵剩把银釭照，相逢犹恐是梦中。”这首淡淡的鹧鸪天，正好配上这出《鸳鸯绦》中彩袖翩跹的张淑儿。康熙绘笔被誉为独步本朝，其精彩之处不只是在著名的刀马人之间，在这幅声色并茂的家宴图里，充分体现了康熙五彩刚柔并重的艺术魅力。细致入微，层次分明的衣袍，敷染精致准确，需细心体会观察。艺术的讲究，在于无微不至的细节当中。
康熙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生产真正做到了“官搭民烧”，这为瓷器画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创作环境。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将御器委托好的民窑烧造，同时烧造经费、原料成本却都按项提供。彼时的陶工是按工计价，官方可以凭借自身的特权，以优惠的待遇争取技术更好的匠人，这样一来，御窑与民窑彼此合作与竞争，同时又共享技术和原料，对彼此的设计式样来源也产生了互惠效应。总体来说，在当时御窑的生产中，一定程度上吸收民间艺术自由活泼的风气，瓷器上也开始大量出现一些生活气息浓厚的画面；另一方面，官搭民烧使官窑技术配方几乎完全公开，优质的制瓷原料、精湛的制瓷工艺都毫无障碍的进入民窑，极大地提高了瓷器绘画的艺术表现力。
▌我见汝亦怜的康熙“大头女”
传统认为，中国绘画通常以“山水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鸟竹石又次之，走兽虫鱼又其下也。”但对于瓷器绘画，人物题材却是最难表现的，因而又有“瓷品之画，以绘人为上，绘兽次之，花卉山水又次之。”
在瓷器上装饰绘画，首要的难题是线条。
为了追求细劲有力的笔墨线条效果，景德镇陶工费尽心机：明初时候利用矾红细线勾勒龙纹，成化斗彩用釉下青花勾勒线条，再用釉上彩填补颜色……
丰富的色彩也很重要。早在成化时就出现了黄、绿、红、紫等诸多釉上色。黑色釉上彩较晚，是直至嘉靖隆庆之后才出现的，技术却不成熟，烧成后极易脱落。康熙时期的釉上彩经过技术改良，把调和珠明料的胶水换成了乳香油之后，釉上黑彩线条完全能达到绘画中的黑白分明，如纸上勾勒一样的效果。至此，因釉上蓝彩和釉上黑彩的加入，康熙瓷器的笔墨线条表现技艺才臻于完备。
纯洁无瑕的洁白釉面上，黑色釉上彩的线条勾勒加强了人物的刻画。在康熙五彩仕女图装饰的瓷器上，常见黑彩勾勒眉目，使面目清晰，而美人两颊又往往晕以淡赭，更加妩媚，颇为妖娆。人物衣纹的线条有了黑彩的勾勒，衣褶更加清晰流畅，飘逸婉转的线条突出了女性的阴柔之美，曲线感十足，亭亭玉立，同时也展现了女性的高贵气质。
除了用来勾勒人物，景德镇窑工还擅长运用坚韧均匀的线条来表述故事画面，屋舍栏杆的线条刚挺笔直，人物衣衫流畅圆转，山石树干的轮廓，又有锐利的方折线角，线条随着物体或短或长，或粗或细，顿挫变化也很明显。大量密集的短线则用于表现山石、树木的明暗层次，古树的蜿蜒曲折、参差不齐的树干。
釉上蓝彩的加入使仕女人物的填色更加多样丰富。这种带翠的湛蓝色，与传统的古朴色泽不同，更加透亮雅致，相对的更加具有表现力和视觉张力，在图案设计中稍加应用，整幅画面即刻显得俏皮可爱。
在仕女图中，往往以蓝彩对衣着裙袂着色，使人物更加年轻绚丽烂漫。树木中点的聚集，花草茎脉和枝条的填充，山石纹理的平涂等等细节之中，均可看到釉上蓝彩的表现。釉上蓝彩的烧成温度远低于釉下彩，减少了高温窑火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控制色料的色彩表现，从而使画工对画面有了更多的掌控。釉上蓝彩的加入使得康熙五彩色系增加，其成色变化比起釉下青花的色彩要丰富得多，并且画面的色调也因釉上蓝彩而显得更为和谐。大英博物馆藏一对题材手法一致的五彩仕女图盘，描绘的就是小园洞石中悠然自得的单身仕女。
表达仕女生活主题的康熙五彩瓷器，尤其动人的是传达的情感、趣味和自由的氛围。她们的引人注目，不是在于她们的衣裳和首饰，却是每个个体自由自在的个性和风采。不论单个仕女为主的瓷器，还是多个仕女，都不作写实性的描摹，而是抓住其主要特征，大胆的提炼概括，舍弃烦琐部分，简洁、明确，概括，夸张。由于色料的平涂，使得五彩人物装饰效果更具对比性，情绪张力也更饱满，比起版画或者书画里，瓷器上的仕女更具有生命力。如同样是表现仕女的深闺幽怨和柔弱之美，故宫博物院藏焦秉贞作的《历代贤后图册》，其线条工整，设色精美，画中女子也是一律削肩，弱不禁风。但一与瓷器上的同样题材的仕女对比，却稍显逊色。
康熙瓷器上的仕女虽没有画家那样工整严谨，但窑工笔下的她们显然更楚楚可怜。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中一件清康熙五彩美人带子图盘，盘中一女子清瘦削肩，衣裙随风摇曳，眉目清秀间流露着丝丝闺怨之情，体态轻盈中显露出病弱之身，头上高高的发髻，越发显得摇摇欲坠，完全一副“倚风娇无力”的样子，惹人怜爱，你似乎就要冲过去扶住她了。
康熙瓷器上单个仕女形象姿态或行，或坐，神态或者苦闷愁怨，或者若有所思，或眉眼含笑，尤其是她们夸张不准确的身体比例，都体现了一种特殊的趣味。
她们的头部都明显比身子更大，违反常规，有些甚至头部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但这却丝毫不减少她们的文雅恬静、天真烂漫。清康熙五彩仕女图浅盘，画匠用轻淡细秀的线条，描绘出一个可爱天真的大家闺秀，她蓝褂黄裙，腰间配一绿色腰带和轻软围裙，正在慵懒地伸着懒腰，桌上摆着或许已经读完的一摞书卷，她衣裳朴素，首饰更是简单随性，少女放松的身体形态和眉眼之间的浅笑，都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她，体会苦读之后的愉悦。
违反常规的身体比例也是康熙瓷器仕女独有的特点。
康熙时期的五彩仕女人物素有“顶天立地”之说，她们的头往往画的很大，明显比身子大，比例失调，几乎占据整个画面， 但夸张不准确的身体比例，反而更添活泼洒脱、淳朴可爱之意，毫无矫揉造作，更无柔弱无力之感。
欧美博物馆中藏有许多康熙时期的“大头女”作品，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美国等各大博物馆皆由此类藏品。17世纪荷兰与中国的瓷器贸易随着景德镇制瓷业的恢复而进入黄金时期，故康熙五彩瓷器在荷兰的收藏也相对最为丰富，更衍生出专有的名词用来形容康熙瓷器上的仕女 ：lange lijs（荷兰语，意为苗条女子）。
纵观康熙瓷器的仕女纹饰，不难发现所绘人物都呈动态感，以不同的精神、动作、肢体语言来反映仕女个性，非常具有生活情态。
康熙五彩仕女图瓶，描绘一群闺阁女子，在进行文人雅集式的聚会，吟咏诗文、谈论学问、赏玩书画、对弈消遣。此瓶画面人物众多，主要通过分组描绘不同的雅集内容。欣赏卷轴山水的三个仕女为一组，左右二人拉开卷轴，中间那位正细细认真的鉴赏，似乎正要吐露她的独到见解。对弈的也是三人一组，两仕女正跃跃欲试，马上开盘，中间的仕女则是一副事不关己，欲看好戏开场的淡定神情；庭院里另一角落，两仕女正准备研墨作诗或画，一仕女若有所思，正在揣摩如何下笔，另一仕女笑吟吟的搬来一摞藏书赶来救场；微风袭来，暗香浮动，仕女在轻轻抚弄琴弦，一旁另有佳人轻轻打着节奏。虽说画面人物众多，但颜色搭配上追求色泽上的纯粹，淡而能深沉，浓而能古厚，色泽上的纯粹，不需要绘料之间相互调配，不允许画面上有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色彩。色彩呈现出来的纯粹的美，对比强烈又晴朗单纯，有强烈的节奏却不失和谐，刻画的人物虽多，但却能多而不乱，艳却不燥，呈现出一种静谧的清韵。
女性穿戎装、骑马战斗等形象也频频出现在康熙瓷器绘画中。康熙五彩仕女骑马图对盘，正展现了这个时期女性刚柔并济的形象特征。图中描绘了一群充满朝气、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身披战袍，手持弓箭，在空旷的庭院内策马扬鞭、互相追逐、相互较量的阵型。从构图上来说，景色的大小，主次相衬增加了视觉的新鲜感，空间分布极其紧凑，在密不透风处再来一个密不透风，紧之又紧，密之又密，挤之又挤，似乎你也被带着，随着姑娘们一起奔腾，院子里再也容不下另一匹马，但在门口的地方突然又空了起来，空间的留白给了霎时间的停顿，吸引着台上台下和观者的视线，扣人心弦。笔线均匀有力地勾画纹饰的人物的线条轮廓、裙衫的衣褶，而五彩更是不分浓淡的敷以各种色调，从笔线到色彩，整体统一在一个基调之中，美人飘飘然有凌云之气，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幅画面似乎带有音乐节奏，奔跑的马蹄、姑娘间的喝叫、观众的喝彩，饱满喧闹，身为观者，却可以透过画面进入他们的时空，感受康熙朝的某个狂欢的一刻。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许之衡在评论清朝瓷器绘画时，认为“清康熙，专以名工制瓷器，名工绘画，殆纯属于美术范围，而高穆浑雅之气，犹未尽掩入。雍正则专以佚丽胜矣，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而古朴浑厚之致，荡然无存……”。陈浏曾评价：“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
康熙瓷器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仅仅是指此时制瓷技术的造诣，更是康熙瓷器所具有的艺术价值。自由社会环境下，使窑工的创造更加自信，也使得图案更加有精神。大量出现的图片素材和完善的釉上彩技术，使瓷器画匠能够充分地发挥，刚劲有力的长短线结合，平涂的设色，使画面比书本里的插图更为引人入胜。而且，五彩的表现手法和风格都极有利于仕女图的绘制，既可以将版画中的人物形象生动的再现，又可以赋予画工自己想象的色彩，具有极强的观赏性。
雍正时期，清廷加强了对景德镇御窑厂的控制，强调“内廷恭造之式”，从选料到画样设计都参与的雍正皇帝，使景德镇的画工渐渐失去了创作的活力，瓷器虽然绘制得极为文雅工整，但却失去了康熙一朝绘画的刚健奔放自由的气度。
在宫廷的影响和皇权控制之下，康熙以后的仕女瓷器大头比例的仕女已经不复存在。《活计清档》中记载，雍正四年（1726）正月二十六日，太监杜寿交来美人画一张，雍正看过后评论：“ 美人头大了，另改画，下颏、肩膀俱要衬合着头画。”后期随着西洋画师的加入和西洋画法的传播，人物比例是越来越准确，各种阴影透视技巧，随着珐琅彩、粉彩技术的发展，瓷器上也更多采用更为柔和的粉彩来绘色，但对比其康熙朝的美人瓷器来，却少了些味道。雍正的女人们确实柔美，但却不再活泼明朗。
康熙瓷器上那些美人，与那些纸墨上的美人不同，与古往今来的仕女都不同，夸张提炼的情绪和身体姿态使得她们比书本和绘画更加有活力，她们的美不是画家刻画下的多么细腻写实的形象，不是身着多么华丽无比的首饰衣裳，而是在窑工笔下，她们更真实，更夸张的情绪表达。原本的幽怨情绪，瓷器上的仕女更幽怨，原本的追逐打闹，瓷器上更加疯狂和真实。带着时代背景，有自由奔放的气质，康熙瓷器上的美人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她们抗拒了时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几乎就要天长地久。
新彩杂谈之瓷上肖像画
瓷上肖像画
瓷上肖像画，俗称“瓷像”、“瓷板画”，大约在光绪年间，先自德国后自日本输入的“洋彩”亦称“新彩”，开始在景德镇盛行，颜色极为丰富，其中部分红色系列的颜色中含有黄金。新彩的特点是，绘画程序比较简单，表现力较强，可以任意画出浓淡层次，并可随意调配颜色，在画完烧过之后，还可以反复罩色，多次回炉烧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洋彩，瓷上肖像画才开始萌芽。
瓷上肖像画大约创始在上个世纪末，距今约有百余年的历史，创始人应为邓碧珊（1874—1930年）珠山八友之一，由于有文化，又在书法方面有相当的修养，在景德镇颇受绘瓷艺人尊敬。据说在景德镇最早用九宫格画瓷像的即是邓碧珊。20世纪初年，使瓷上肖像画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准，并产生较大影响的画家当属王琦（1884—1937年）号碧珍，别号陶迷道人。斋名陶陶斋。江西新建人，师从邓碧珊学习瓷上肖像画，并以钱惠安的仕女画为蓝本彩绘瓷器。由于有较好的造型能力，其肖像画深受各界欢迎。1916年，浮梁知事程安曾题“神乎技矣”之匾额悬挂于王琦画室，使其声名大噪，王琦中年改画写意人物用笔挥洒奔放，很有黄慎风格，他的人物画头部多衬以明暗，显然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故景德镇艺人称王琦派的瓷上人物谓之“西画头子”（借用西洋画法绘的头像部分）。自王琦之后直到现代，景德镇画瓷上肖像画的艺人较多，其中卓有成就者当首推吴康，章鉴、章文超等人，南昌肖像画则以杨厚兴、冯杰师徒为代表。
吴康是现代陶瓷肖像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吴康（1914—1991年）名季铭，安徽泾县人。13岁拜邓碧珊为师，学画瓷像，成功地试制出彩色肖像画，并创作和移植了许多经典的肖像画和西洋画，深受收藏界和同行的赞誉，1959年被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首批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
瓷上肖像画的绘画过程时间较长，且受油料特性的约束，同时依据素材，通常是照片，照片往往是对肖像进行艺术加工再创作唯一可见的根据，是高品位肖像艺术的产生的基础。但一幅好的肖像画作品应该能够更深刻、更典型、更完美地表现所绘人物的精神风貌及内心世界，那就不仅是形似，更要追求神似，所以中国古人称肖像画为“传神”。
一幅绘画作品的优劣当以最终的艺术效果来评定，为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应该广泛利用，不但照相机可以利用，甚至连投影机、复印机、电脑等。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更快，更准确地达到目的，就都可以利用。美国当代著名铅笔画家保罗•加利曾说过：“多年来，画家常在工作中使用照相技术其效果有好也有不好，美术界对某些事件也颇有微词，然而我们知道许多画家如托马斯•埃金斯、塞尚、德加、劳特累克、毕加索和麦恩等。在他们的工作中，多多少少都利用到照相术而且前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画派更相当注重描绘照相透明度的投影画法，因而人们开始对利用照相技术的画家们做一重新的评价——明确照片的利用是一项重要的部分。但盲目地模仿照片而未加减任何东西或是不去解释它，对我而言都是白费力气。”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绘画过程中是否应该利用照片，而是在照片的基础上是否增减了什么东西，即在照片的基础上作了多少艺术处理。
黄苗子先生也曾说过：“照相馆逐渐代替了千百年传统的画像行业，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摄影机取代了传神（画像）的实用性方面，却没有，并是不可能取代它的艺术性这一面。”当然这就必须要求画家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较深的绘画功力，才能画出好的作品，从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欣赏。
瓷器上奇特的字符
一种以黑釉点或黑釉点缀成梅花形的纹饰，频频出现在瓷器的内底和器壁上，让人感觉甚为特殊和奇特，成为文博界和古玩界难以解释的疑团。
在宁夏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的黑釉点饰的黑釉瓷碟上即可见到这种奇特的图形。
这只瓷碟口径１４．１厘米，高３，６厘米，足径５．５厘米；施黑釉，圈足与碟内底中心部位不施釉，露米黄胎，碟内底中心用黑釉点缀四点梅花纹饰。
另有在宁夏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的黑釉点饰白釉瓷碟。
这只瓷碟口径１５厘米，高３．３厘米，足径６．９厘米；施白釉，碟内底中心不同于前者的是用黑釉点缀五点梅花纹饰，外有黑釉划的双线圈；碟壁同样有黑釉点缀的五点梅花纹饰三组等距分布，边缘再用黑釉单线圈饰。
再有在宁夏海原县城一农户修建房屋挖掘地基时出土的阿拉伯文黑釉碗，当时盛装在一件灰陶罐内，陶罐已被挖碎，并伤及此碗的足部；此碗口径１４．２厘米，足径５厘米，高５．６厘米；碗施黑釉，圈足与碗内底中心部位不施釉，露米黄胎，碗内底中心用黑釉点缀成五点梅花纹饰。
并用朱砂以碗底为中心旋转书写阿拉伯文字的“泰斯米”和求吉语，即“比斯米拉嘿，亨拉赫玛、尼勒嘿米”。根据经学家的解释，前者指安拉在今世对万事万物，广施恩惠，后者则指安拉在后世仅施恩于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行善者，故全句旧译为：“奉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真主的尊名”。故此当为西夏时期回族先民用于镇宅避邪之物。至于在碗内用朱砂书写“泰斯米”的求吉语，然后埋入地下，则是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但也不难看出此碗为回族先民的用器。
黑釉点点饰在瓷器上，是作为一种装饰吗﹖黑釉点饰能够代表着什么吉祥的意义呢﹖目前尚无资料作出解释，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阿拉伯书法艺术》宁夏人民出版杜 一书中，见到了这种点饰的字符，正是阿拉伯文字最古老的一种书写体“赛本德体”。
也正是阿拉伯文字母中第十八个字母。因为只有一个阿文字符，故释意有很多种，如：“阿布杜拉”，“阿里”，“制造者”、“手艺人”“纪念节日”等等。
笔者以为有两种解释比较合理：
１是作坊主或工匠的标记。在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碗内中心，有时会出现“刘”、“王”阳文或阴文印字。在冯先铭先生的《古陶瓷鉴真》一书第１５０页提及到临汝窑瓷器的主要特征时说：“团菊纹也较多，大体也分两种：一种团菊中心无花蕊，一种团菊纹中心为一圆圈，内印阳文‘童’，或阴文‘吴’字，这表明是作坊主或工匠的标记。”由此可知，阿文字母的出现，可能受其影响，也是作坊主或工匠阿布杜拉上帝的仆人 “阿”姓氏的简写，也足可说明，在宋、夏瓷窑内，有阿拉伯投资商或制瓷工匠参与制造中国瓷器的可能性很大。２ 是纪念节日或过节日专用瓷的标记，在这个阿文字母的词组中，还有“纪念节日”一词。关于节日，回族有两大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但纪念“古尔邦节”或作为“古尔邦”节专用瓷器是比较合理的，是因为“古尔邦”有“献祭”、“献牲”之意，中国回族又称“忠孝节”，时间是回历１２月１０日。
古尔邦节的宰牲，起源于古代先知易卜拉欣的传说，易卜拉欣独尊安拉并无比忠诚，他常以大量牛、羊、骆驼作为牺牲献礼，人们对他无私的虔诚行为大惑不解。易卜拉欣当众郑重表示，倘若安拉降示命令，即使以爱子伊斯玛仪做牺性，他也决不痛惜。安拉为了考验易卜拉欣的忠诚，几次在梦境中默示他履行诺言，于是他先向爱子伊斯玛仪说明原委，并带他去麦加城米纳山谷，准备宰爱子以示对安拉忠诚。途中，恶魔易卜劣厮几次出现，教唆伊斯玛仪抗命逃走，但伊斯玛仪拒绝魔鬼的诱惑，愤怒地抓起石块击向恶魔，最后顺从地躺在地上，遵从主命和其父的善举，正当易卜拉欣举刀时，天使吉卜利勒奉安拉之命降临，送来一只黑头羝羊以代替牺牲，安拉并默示：“易卜拉欣啊你确已证实那个梦了。我必定要这样报酬行善的人们。这确是明显的考验”《古兰经》３７：１０４～１０６ 。为纪念这一事件和感谢真主，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了这一传统，列为朝觐功课仪之一，教法规定：经济条件宽裕的穆斯林，每年都要奉行宰牲礼仪。朝觐者在１２月１０日举行宰牲，其他各地的穆斯林自１０—１２日，期限为３天。超逾期限，宰牲无效。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播伊斯教时，真主降示：“我确已赐你多福，故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并宰牺牲”《古兰经》１０８：ｌ—２ 。穆罕默德顺从主命，效仿易卜拉欣宰牲献祭，于伊斯教历２年６３３年 １２月１０日定制会礼，即今宰牲节。
宰牲节主要仪式有：①会礼，会聚于中心寺或郊野，举行盛大的会礼仪和庆祝活动。世界各地穆斯林，每年逢此日，戒食半日，待会礼后进食。②朝觐者于１２月１０日晨射石并举行会礼后，在麦加附近的米纳山谷宰牲，各地穆斯林于节日前备牲，所宰之牲必须健壮完美，牲为骆驼、牛、羊三种，大户用驼，中户用牛，小户用羊，无力宰牲者免。羊为１人１只，牛为７人１头，驼同于牛。宰牲肉分为三份，一份留为自用，一份馈赠亲友，一份施散穷人。宰牲时必须高念“泰克比尔”即真主至大 ，宰牲方为有效。教法定为“穆斯泰哈布”即可嘉圣行 。中国新疆地区突厥语系及其他语种的各族穆斯林特别重视此节日。是日皆盛装参加会礼，宰牲宴请亲友、宾客，并与前来祝贺节日的其他各族人民一起，举行丰富多采的文艺联欢，欢庆歌舞延续数日；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是日盛装赴寺会礼，家中薰香，有条件者宰牲宴请亲友，游坟诵经，缅怀先人。
根据资料，我们知道公元七世纪初以前，处于游牧杜会的阿拉伯人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定型的书法。各地有各地的书法，如希赖书法、安巴尔书法、麦加书法、麦地那书法、希贾兹书法、赛本德体书法等。尽管书法名称各异，实质上并无大的区别。到阿拔斯时期７５０—１２５８ ，国力强盛，巴士拉、库法、巴格达、开罗、伊斯坦布尔等文化中心纷纷出现，文人墨客互相交流，彼此竞技，促使阿拉伯书法有了更大的发展，也有了比较统一的书体。这种赛本德体的古阿拉伯文字被阿拉伯人发明后，有的被继承，有的被废弃了，有的被改变了。而在中国因早有阿拉伯人入居，这种最古老最朴实的阿拉伯字母经数百年后仍在中国回族先民中还流行着，也充分表明了中阿文化交流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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