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窑瓷器的鉴别。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流传至今的瓷器价值连城。
宋瓷：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
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中，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形笔洗以2.786亿港元成交，激发了国内外藏家们对宋瓷的好奇和渴望。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宋瓷的艺术和市场价值不可估量。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宋瓷将追求自然风韵的审美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宋瓷的秀美远近闻名，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
宋瓷之美，美在温厚、含蓄，强调内心的感受。宋瓷那种朴实无华而蕴含独特的气韵深深地吸引着世人。
“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是全球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瑰宝，其市场价值不言而喻。从北宋流传至今，“五大名窑”传世瓷器极为稀少，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集美博物馆等也有收藏，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五大名窑”瓷器为荣。在业内有种说法：博物馆的等级以收藏“五大名窑”的数量和品质论英雄。
宋代瓷器在海外的收藏以日本、英国和美国居多，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日本对宋代瓷器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僧人对于建阳窑天目釉茶碗的迷恋。今天日本博物馆里和私人藏家手中的宋代瓷器数量，在中国之外可能是最多的，并且涵盖了众多窑口。日本博物馆尤其热衷于建阳窑、吉州窑、龙泉窑、耀州窑、定窑和磁州窑器的收藏。东京文化厅、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有上等的建阳窑和吉州窑茶碗，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救世热海美术馆则有定窑藏品。
大都会博物馆目前陈列的宋代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国陶瓷馆中的一部分。这个陶瓷馆占据了整个二楼的开放式回廊，展品涵盖了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陶瓷，此前的陈列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过。以往的陈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国出口瓷为主；重新整理过的展品中，虽然明清瓷器仍然占比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占据大约1/3的分量。陶瓷馆另外增设了一个当代部分，收藏当今世界陶瓷艺术家的作品，意在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进行比照，既突显中国陶瓷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无可替代的位置，又体现了陶瓷艺术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续性。
提到宋瓷，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存世极少、价格极高，所以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件；钧窑十件，不如汝窑一片”之说，极言传世宋瓷之珍贵。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历来是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藏项之一。
这其中，汝窑瓷器存世量最少。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即有“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之说。时至今日，汝窑瓷器价格更是扶摇直上。不过，尽管价格不菲，在拍卖市场上能够流通的汝窑瓷器，甚至包括其他“五大名窑”瓷器都是凤毛麟角。乾隆皇帝很喜欢“五大名窑”的瓷器，但从乾隆那时起，“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少见。为此，乾隆到处收集。正因凤毛麟角，“五大名窑”瓷器成为拍场宠儿。1989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成交价为2200万港元。该官窑洗此前为日本藏家收藏，后被香港知名收藏家斥重金收入囊中。
说到宋瓷，就会让人想到与之谐音的宋词。宋瓷更像宋词中的婉约派，典雅委婉。宋瓷诸窑虽各有千秋、各领风骚，但均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而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无论从比例、尺度、色泽，还是形状上反复推敲，宋瓷都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含蓄典雅的内在美。如果对其形状做任何一点改动似乎都会破坏它的美，这种精确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它有一种精妙的柔婉之美。
宋瓷多为青色和白色。青瓷的色泽像翡翠，“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白瓷的色泽像光洁的玉，“既质玉之质，复白雪之白”。宋瓷比明瓷、清瓷往往更受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崇尚自然、含蓄、质朴的宋瓷，更重视瓷器本身的胚胎、形体、釉色，稍加雕琢，无论造型、釉色、纹饰都追求天然完美。宋瓷表面细腻华润、轻薄易碎，需要像对孩童般的呵护。与彩陶相比，虽少了几分色彩，但简简单单，给人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它典雅静谧，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集前人之大成，又为后世之经典。
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写小说“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这是指语言文字自然淳朴，在平淡冷静的叙述下蕴含着作者敏锐而深邃的思考，使作品不知不觉拨动读者心弦。宋瓷也是如此，它不张扬、不虚华的个性使人联想到翩翩的君子，沉稳却不失个性；它的内敛又好似江南女子的风姿卓韵、典雅含蓄，让人难以忘怀。
诸多因素造就瓷器辉煌
宋代瓷业达到如此境界，绝非偶然。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由于受到唐末五代军事集团割据混战、政权频繁交替的影响，宋初实行了“抑武修文”政策，一方面努力削弱军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促进文化的发展。“抑武”导致了军事的匮弱，每每发生战争，宋朝都无力抵抗；而“修文”导致文化的空前高涨，文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人们的读书热情激增，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加上北宋的经济繁荣，为制作高水平的瓷器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样的社会氛围造就了宋瓷清新秀丽、典雅优美的艺术风格，成为宋代工艺美术中最为杰出的品种。
北宋的手工业有官营、民办和家庭副业等形式，其中以官营规模最大。北宋官府手工业专业分工之细为前代所未有。朝廷少府监所辖有绫锦院、内染院、文绣院、文思院，其中仅文思院即领有42种不同的作业班子，包括锦、绣、金、银、犀、象、珠、玉、金彩、绘素、装钿等工艺品种。官府作坊的工匠皆来自民间，其分工之细也反映了民间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人们所说“五大名窑”，足以代表宋代瓷器的技艺水平。此外，玉器的“巧作”技艺也始于宋代。宋人龙大渊著有《古玉图谱》一书，就是研究宋代玉器的书。始于唐而盛于宋的雕漆工艺，在宋代叫“剔红”。宋代剔红漆层厚、漆色艳、刀法精，图案花纹具有浮雕感，其艺术风格颇似耀州窑的刻花装饰。宋代盛行缂丝工艺，有许许多多擅长缂丝的能工巧匠。他们的作品形象逼真，除人物、花鸟外，还把书法家的作品表现在缂丝作品中。据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考证：“定窑印花纹饰来源于缂丝，把库丝图案局部地移植到瓷器上，因此纹饰题材构图都比较成熟。”总而言之，宋代各种工艺美术的普遍发展，促进了瓷器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其实，当今天的人们还在热议生活陶瓷艺术化和艺术陶瓷生活化时，殊不知，在宋代，瓷器并没有艺术瓷和生活瓷之分。在今天看来具有很高艺术性的宋瓷，在当时都是生活用瓷，并不是陈设用的艺术品。
宋瓷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造型更加注重实用性。宋代各地瓷窑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瓷器，有碗、盘、碟、洗、盏、托、瓶、壶、罐、钵、尊、盆、渣斗、炉、枕等。工匠们利用粗细、横直、长短、弯曲不同的外部轮廓线，组合成不同形体。它们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都从实用出发兼顾审美的要求。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样式，许多造型作为典范为后世追慕效仿。
北宋初年，南方的吴越向宋称臣，每年大量供奉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以金银装饰的瓷器，华贵富丽，宋朝君臣十分喜爱，使瓷器身价倍增，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之物，这就刺激了各地窑业努力创制精品瓷器。上层社会的提倡，使各阶层的人都趋向使用瓷器，出现瓷器的大普及。茶肆酒楼以悬挂名人字画、陈设瓷器精品为时髦。而宋代“斗茶”之风盛行，所以对名贵瓷盏（如建窑的“兔毫盏”）竞相追求，各地瓷窑也竞相仿制、创新，以致新的釉色、新的造型、新的装饰手法、新的烧造工艺层出不穷，完全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单调局面，这就使得宋代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成就。宋代的瓷器一改唐代华贵富丽之风，向沉静素雅、蕴藉隽永的风格演变。其造型、釉色、装饰，给人们留下观赏不尽、回味无穷的感觉。
宋瓷的釉色出现了创新且丰富多彩的局面。这时，不仅改进了石灰釉的配方，还发明了可以使釉层浓厚的石灰碱釉。景德镇窑的影青瓷，汝窑的青瓷，龙泉窑的梅子青瓷，使瓷器真正达到了“如冰似玉”的境界。至于钧窑的乳光釉、哥窑的炒米黄色釉、定窑的紫釉、绿釉和红釉，建窑的乳浊黑釉等，使釉色使用空前丰富。
宋瓷的器型有大量创新。以瓶为例，当时出现了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葫芦瓶、双耳瓶、五孔瓶、瓜棱瓶、胆瓶、琮瓶等，让人目不暇接。
宋瓷的装饰手法远远超过唐代。除利用釉色来装饰外，还大量运用了印花、刻花、剔花、划花、画花、剪纸漏花等技术，使纹饰富于变化。
宋代无论南北方都出了很多窑场。经过激烈竞争，逐渐形成了以一些名窑为中心的“窑系”。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受其所在地区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共同性。
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色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瓷胎则以白色或浅灰白色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名窑传奇：“五大名窑”竞光辉
宋瓷窑场首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虽然，有人认为，把这五大窑定为宋代的“五大名窑”是不确切的，但这五大窑的确以自身的艺术特色和美感受到爱瓷者的推崇。当时，各地的民间窑场，如北方著名的磁州窑、南方的吉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等各有佳作问世，都取得极大的艺术成就。这里的瓷器风格清新质朴，有的甚至可以与“五大名窑”的作品相媲美，颇受人们的喜爱。
汝窑是北宋后期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境内，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据说，宋徽宗“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苛刻要求，就是汝窑的巧匠实现的。可惜因为宋金战乱不息，汝窑前后兴盛不足20年，传世作品不足百件，所以弥足珍贵。
汝窑由于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有细小的支钉痕迹留下。器物本身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器形则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
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润泽莹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
官窑是宋徽宗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年——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
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以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哥窑的确切窑场至今还没有发现，起源来历只有从历史传说中得出的模糊信息。传说宋朝时，在浙江龙泉有两个烧瓷器的兄弟，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两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不过，哥哥的技术要比弟弟的好，于是弟弟便生嫉妒之心，偷偷往哥哥的釉料里加了很多草木灰，结果哥哥烧出来的瓷器带着各式各样的裂痕，像冰裂，像鱼仔纹，却另有一番天然情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被推到极高的地位，这就是哥窑。其实弟弟烧的瓷器也不差，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两者各有千秋，是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据《浙江通志》等记载：“有弟兄两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精美盖绝当世。”
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
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多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也有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
钧窑，即钧台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影响深刻，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成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随心所欲控制，后世至今无人能仿造。
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之所以会这样美丽，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产生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确定的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亲自下令恢复宋瓷的生产，汝窑和钧窑都是重点恢复对象。但是，经过一番努力，汝窑和钧窑的恢复都没能成功，只有少量成品，堪称国宝。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普及以后，钧窑和汝窑都得到了充分的再现，但是现代的仿品，无论是高级仿品还是国礼级别的礼品，和宋代的瓷器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风格迥异的官窑和民窑
宋瓷有官窑、民窑之分，又有南北地域之分。官窑即国家政府办的窑，为皇宫、王室生产专用瓷；民窑即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瓷。官窑还包括御窑，比如宋徽宗就开办了御窑厂。北宋灭亡后，宋皇室南移到临安（今杭州）后，在凤凰山下也设立官窑。
北宋以前，官方贡器与民间用具只有粗细之别，并无文野之分，至北宋则发生了明显转变——一个朝着清雅、华贵的方向发展，一个朝着粗犷、豪放的道路前进，彼此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以宋代“五大名窑”为例，早期它们都是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但是自从为皇室烧造贡瓷之后，便脱颖而出，其工艺之精湛令各地民窑望尘莫及。其中，钧瓷的生产最具代表性，当初它仅是河南地区一座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后来被宋徽宗看中，下令在河南禹州一带建立官窑窑场，并调集民间窑业的优秀工匠，专门为宫廷烧造此种釉色的产品。
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要求进行生产，在工艺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可谓“千中选十，百中选一”。即便是成品后还要再行挑选，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间使用。其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民窑生产则与之相反，它不受任何束缚，工匠来自民间，生产者要考虑成本，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生产随心所欲，产品均供应大众的日常生活所需。这些瓷器虽不免粗糙，但也是情趣别样的艺术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其实，北宋瓷器的发展，还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宋徽宗。“五大名窑”有三个都是他开辟的。
宋徽宗热爱艺术，热爱美。他热衷于色彩，更热衷于自然的意境。对于当时宫廷内比较常见的定窑、柴窑的瓷器，宋徽宗非常不满。于是，他开始广泛搜集天下宝物和各种技术，并在首都东京开辟了官窑。后来，宋徽宗看到汝州烧造的进贡瓷器后很是高兴，就在宫廷内开辟了一处窑口。在原产地的瓷器，叫做汝窑，在宫廷内的这个窑口则叫做汝官窑，也有学者认为，汝官窑就是官窑。
钧窑有官钧窑、民钧窑之分。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又一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当时，禹州有一种彩瓷，颜色艳丽，而且上有“窑变”形成的火焰纹，入窑时，器物都是一个颜色，出来以后则万紫千红，绝没有一件重复的。宋徽宗听了甚是满意，又在宫内模仿禹州彩瓷，修建了官烧钧窑。后来的“黄金万两不及钧瓷一件”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宫廷的钧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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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窑瓷 | 中国陶瓷窑炉发展的历程
[摘要]:对于陶瓷窑炉的变迁，作为瓷器的诞生地，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发言权。而对于工业化大生产下建筑陶瓷窑炉的变革史，作为相对西方来说陶瓷工业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的陶瓷窑炉变革历史，是一部不断对外学习、引进的历史。
对于陶瓷窑炉的变迁，作为瓷器的诞生地，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发言权。
而对于工业化大生产下建筑陶瓷窑炉的变革史，作为相对西方来说陶瓷工业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的陶瓷窑炉变革历史，是一部不断对外学习、引进的历史。
大产量、低售价、毫无标准可言，成为了长期以来中国陶瓷行业窑炉产品需求的代名词。长期以来，中外陶瓷市场需求的不同，造就了中外陶瓷生产模式的不尽相同，更造就了中外陶瓷窑炉需求的各不相同。
在窑炉产品需求差异化较大的背后，中国的窑炉产品在“摒弃”了国外窑炉产品的“形”——窑炉要求的同时，似乎连它们的“神”——核心技术也一并丢掉了。
于是我们发现，中国的陶瓷行业，除了市场疯狂催生之下的消费拉动之外，大量的陶瓷企业在市场略显低迷之时，似乎毫无竞争力。
由此，越来越多的陶瓷企业开始意识到，陶瓷生产线的核心——窑炉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慢慢地看到，即使价格不再低廉，节能减排、稳定性好、智能化程度高、产品品质能够得到保证的窑炉产品也开始进入中小陶瓷企业的视野。在这样的需求之下，优秀的窑炉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国外优秀窑炉技术的引进与自我创新上来，一场关于窑炉的变革与提升运动，正在展开。
而对那些长期以来依靠价格战获取客户资源的中小窑炉企业来说，一场窑炉领域内优胜劣汰的洗牌变革运动也正在展开。
尤其是在2009年的陶瓷扩张潮之下，大量的陶瓷设备企业应运而生，在终端疯狂的瓷砖需求之下，陶瓷企业在选购窑炉时，往往将窑炉的产量与价格放在了第一位，而对于该设备的节能减排与稳定性则很少顾及。
2010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产能扩张带来市场饱和、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十二五”规划出台……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陶瓷行业的终端销售形势日趋严峻，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弊端，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过去长期以来，国产窑炉相对于欧洲设备来说，都是落后陶机产品的代表，国内大量实力雄厚的陶瓷企业一般都向意大利、西班牙企业购买窑炉设备，而对广大的中小陶瓷企业，尤其是山东、四川、高安等产区的企业来说，在相对较弱的企业实力以及三四级市场作为终端定位的前提下，鲜有企业会选择进口窑炉，国产的廉价窑炉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首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百废待兴，陶瓷行业非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一直以来发展较为缓慢。加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陶瓷产业市场较小，意大利进口设备在国内表现强势，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产陶机企业的现状是：鲜有国产陶机品牌出现或者国产品牌生存艰难。
1983年，国家建材研究院研制成功了26m双层油烧辊道窑，用于烧成釉面砖；同年，广东佛山全套引进先进的意大利辊道窑；1988年，国家建材局以购买图纸的方式，从意大利唯高公司引进了整套瓷砖生产线的图纸与技术，在四川自贡建陶总厂建了一条年产70万平方米墙地砖国产化示范线，生产线设备按不同工段分包给几个国营的设备制造厂，其中窑炉部分由唐山轻工业机械厂制作，从而实现了陶瓷窑炉的国产化。
与此同时，广东部分企业还通过对进口窑炉进行测绘的方式，模仿制造出了窑炉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窑炉设备的产业化。
需要强调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外资陶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有国外窑炉企业最原始技术的窑炉产品开始大量出现并运用在中国的陶瓷生产环节中。
20世纪90年代中上旬，国内市场还是存在很多进口窑炉，到了90年中期，中国的窑炉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由于当时国内陶瓷行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这一时期国内窑炉产品基本上是供应国内市场，出口市场份额很少。如当时佛山佛陶集团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对窑炉产品的刚性需求也是巨大的，一直到90年代后期，进口窑炉份额慢慢被国内窑炉产品所占据。
可以说，中国的窑炉产业经历了引进技术、模仿抄袭、外资进入等阶段，这也是中国窑炉产业化、市场化的最初雏形，尤其是外资的进入，直接带动中国陶瓷窑炉产业的快速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窑炉市场竞争无序、价格战泛滥，从根本上来说是市场刚性需求拉动的结果。窑炉产业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获得订单，而是依靠巨大的市场需求带动产品消费；同时很多客户都是中小型陶瓷企业，对窑炉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能满足生产需求，造价低廉。国内窑炉行业走的路线就是为陶瓷企业提供经济型的窑炉，这也使得在一定阶段内，窑炉售价越来越低，窑炉行业企业越来越多，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也正因为此，很多窑炉产品只要满足最基本的使用需求、价格适合，陶瓷企业都能够接受。据不完全统计，国内陶瓷年窑炉需求量约为300条，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一家窑炉企业市场份额能超过其中的20%。
在长期的实践中，佛山市佳窑陶业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禹正桥总结到，目前国内很多窑炉生产企业不具备创新能力，甚至很多企业不具备制造合格窑炉的条件，“依葫芦画瓢”——通过购买、抄袭等方式直接按照图纸制造窑炉是这些企最常用的生产手段。
“只会模仿，没有创新。”禹正桥表示，虽然中国窑炉行业不乏优秀的领导者，但总体来说，大部分企业都还处于模仿的阶段，未来中国窑炉行业要获得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数据显示，从2010到2012年的3年间，陶瓷行业的销售一直处于相对紧张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的重要性。
随着近年来城镇化步伐的持续推进，以广东品牌为代表的一线品牌逐渐开始了向三四级市场渠道下沉的步伐，也让该地区的消费者看到了更多更好的产品与设计，这就促使原本立足三四级市场的品牌必须不断提升自我，才有可能继续在该地区生存下去，而要实现自我提升、品牌的转型升级，设备的更新换代必不可少。
而对于窑炉的发展趋势，除了节能减排这一必然趋势，窑炉的大型化将是发展的方向，客户需要的是稳定性、安全性、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产品。
据佛山某窑炉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陶瓷行业节能减排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窑炉装备行业都在往这方面不断努力。目前国内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5年前，可能更多的陶瓷企业会选择价位相对较低的窑炉设备，而现在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令陶瓷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即使中小陶瓷企业也会注重窑炉设备的节能减排，产品的性价比已经成为了企业选择窑炉的次要考虑因素。
“在这一点上，山东产区的变化是最明显的。”该负责人还表示，数年前淄博政府就不允许新生产线上马，陶瓷企业以往唯价格至上的法则已经不复存在，节能减排、提升陶瓷产品品质都需要优良的窑炉设备作为保证。
目前中国窑炉行业大多数企业都以价格战作为竞争手段，忽略了窑炉的稳定性，在产品上忽略了窑炉的多样性，一窑多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很普遍，甚至很多窑炉产品在设计上就存在问题。他表示，当前国内陶瓷行业最需要稳定性强、陶瓷产品品质高、产量大的窑炉产品，而对窑炉企业来说，未来只有以制造艺术品的态度来对待窑炉产品，不求窑炉数量、追求窑炉精品质量才能获得陶瓷企业认可。
陶瓷文化：老窑瓷：唐代瓷器的兴盛和艺术特色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唐代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迅速发展。制瓷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瓷中心有了窑名，反映出唐代瓷业的兴盛和不同的艺术特色。
唐代青瓷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着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体呈淡灰色，紧密细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风格，立型器多瘦高，碗都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敛，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体比以前更致密，灰白色，釉面均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等。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佣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磁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灰青、灰红及肉红;釉面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陶瓷文化：老窑瓷：烧窑造瓷器 价值在工艺
[摘要]:中国最早的官窑，宋代官窑、元代枢府窑、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都是历代著名的官窑。宋代“官窑”号称“五大名窑”之一，分有“新官”、“旧官”之称，前者为南宋官窑，后者为北宋官窑。
中国最早的官窑，宋代官窑、元代枢府窑、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都是历代著名的官窑。宋代“官窑”号称“五大名窑”之一，分有“新官”、“旧官”之称，前者为南宋官窑，后者为北宋官窑。产品也称“官窑器”，是对民窑器而言；官窑器多按颁发式样承做。宋室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官窑，先置修内司官窑，后立郊坛下官窑，修内司窑址迄今尚未发现，现已确认的只有杭州乌龟山郊坛下官窑一处，专烧青瓷。
钧窑有两大特色，即乳光釉和窑变。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各种青色，可分为天蓝、天青、月白三类。由于在釉中渗入铜红釉，烧成后就出现变幻莫测的红色窑变，有玫瑰红、砂珠红、海棠红、茄皮紫、胭脂红、鸡血红许多种。整个器物红紫相映、青白相间，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另一特色。钧釉中的紫色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各种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钧瓷釉面上有一重要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即在釉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不一、自上而下的釉痕。后人在仿制宋代钧瓷时就无法烧出同样效果，因而是否有“蚯蚓走泥纹”成为鉴定宋钧瓷的重要依据。宋钧瓷另一特征是器外底普遍刷一层芝麻酱色釉。
哥窑最主要、最奇妙、最令人称道、又最被人忽视的特征，即所谓“攒珠聚球”。如官、哥釉泡之密似攒珠，……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显然，“攒珠”指的是哥窑器中之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物的内壁和外壁或内身和外身上。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
汝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地处汝州而得名，盛于宋，终于明。所烧陶瓷精美绝伦，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汝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汝官窑以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正、晶莹多变取胜。
陶瓷文化："老窑瓷中国行"走进山西调研古窑址
日前，“老窑瓷中国行”走进山西，先后探访了长治八义窑等多处古窑址。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琉璃厂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中心，在其所承担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课题“中国古陶瓷遗存现状调查及古陶瓷烧造技艺传承教育研究”中，联合老窑瓷博物馆、中国文物网，选择“山西老窑瓷”为第一研究对象进入了课题调研。7月11日至21日，课题组在晋中学院和三晋出版集团的协助下，先后探访了长治八义窑、平定窑、怀仁窑、榆次孟家井窑、介休窑（洪山窑）和交城窑等古窑址，走访了上述各窑口制瓷工艺的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师，以及民间收藏家和古陶瓷文化研究者，还在路经的一些市县，选择参观了当地著名的文物古迹，为深入研究体现在瓷器装饰上的文化元素做了有益的补充探索。
陶瓷文化：宋瓷的“十窑一珍”
宋玉字青釉钵
宋龙泉弦纹炉
说到宋瓷，很多人会对“五大名窑”如数家珍。在古陶瓷鉴赏家周继海先生眼中，汝、官、钧、哥、定尚不足以代表宋瓷的辉煌，他以“十窑一珍”概述宋瓷大貌：汝、官、钧、哥、定、龙、耀、建、湖、磁，一珍为吉州窑。周继海表示，宋瓷是世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是中国文化、艺术、工艺史上令世人仰慕的辉煌，想要真正领略其惊世之美，还需了解宋代瓷器成功烧造的几大因素。
宋代文化的传承和普及，为瓷业的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为制瓷行业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使制瓷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何以将吉州窑称为一珍，周继海先生说：“烧瓷需要一千多度的高温，而树叶是一点就着的东西，谁能想到把树叶烧在瓷器上，谁又敢这么做，而且还真的烧成了，可见这些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思想之解放、追求之大胆、想象之丰富、构思之巧妙、制作之精良，凸显了宋人的文化品位和艺术追求。”周继海赞叹道：“吉州木叶天目碗，注茶入盏，叶飘水中，茶水清香，叶片清泽，其艺术巧思可谓妙趣无穷，已成为世人争相珍藏的佳品。”
工艺的传承和支撑，对于瓷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周继海介绍道，古代印度、埃及、罗马等国的古陶技艺非常精湛，不亚于当时中国的制陶水平。然而由于无法克服从陶到瓷的技术难题，它们最终止步于辉煌的瓷文化圣殿之外；中国得以架构起从陶到瓷的桥梁，继而一步步缔造瓷器大国的神话，工艺是保障，也是动力，而工艺的传承和创新要依靠个人，因而工艺问题最终还得回归到人才。
我国商代已有少量原始青瓷出现，但技术欠成熟，其成功尚存偶然性。西晋时，制瓷工艺瓶颈得到突破，瓷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达到我国瓷器制造的第一高峰。后经南北方之间的技术传播和人才交流，全国的瓷器制造业日渐稳定、成熟。唐代时北有邢窑、南有越窑，为第二个高峰。“我将唐代称为‘中国瓷器的第一个成熟期’，它是进入宋代瓷器发展高峰的门槛，为宋瓷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继海强调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赞誉宋瓷之精妙，切不可忘记晋、唐工艺师们的血汗。
原料和烧结温度的不同，是陶与瓷的两大区别，而胎体能否经受足够高的烧结温度，还在于原材料的性质。宋人将瓷土加工提炼，不断提高其精细程度，改革出更加理想的原料。宋瓷的又一亮点在于釉色，天青、天蓝、粉青、纯绿……周继海称赞宋瓷釉色漂亮至极，“在10世纪工艺品中无与伦比”。除了工艺效果最出色的青瓷，黑白釉也属宋代所长。宋人偏好纯色而不古板，他们消磨掉了色彩的棱角，使黑釉阳光而不压抑，白釉柔和而不惨淡，青釉温润而不僵化，创造出了登峰造极的釉色表现力。原材料的提高，釉色的艺术再造和器型上纤细、典雅的艺术倾向，最终汇集成了宋瓷个性鲜明而不张扬的高雅之美。
北宋青白瓷粉盒：沉淀宋瓷文化深厚内涵
宋代是中国瓷器的繁盛时期，南北瓷窑林立，定、钧、官、哥、汝等五大名窑争奇斗艳，各领风骚。提及宋瓷，自然绕不开宋代开创的瓷器新品种——青白瓷。1988年1月9日，合肥市城南乡朱岗村马绍庭夫妻墓中发掘出土了一个精美小巧的北宋青白瓷粉盒，这个粉盒外观朴素内敛，脱尽匠气，浓缩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与艺术追求。
青白瓷乃汉族制瓷工艺之精品
“青白瓷是宋元时期由景德镇以及那些受其影响的窑场烧制、具有独特风格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瓷器品种。青白瓷一直从宋代红到元代，非常受欢迎，甚至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国外。”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馆员夏腾告诉记者。
所谓青白瓷，顾名思义就是釉色介于青白之间，青中泛白、白中透青的瓷器品种。色质如玉的青白瓷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有些釉色上乘的青白瓷器看上去宛若玉器，美不胜收。夏腾说，在中国瓷器史上，有“瓷器仿玉器始于宋代”之说，这种可以仿玉的瓷器指的正是青白瓷。正因为釉色独特，所以青白瓷又有“影青”、“隐青”、“映青”之称。宋元时期，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形成了辐射安徽、浙江、湖北、福建、四川、广东以及广西等地的庞大青白瓷烧制体系。
从宋至元，青白瓷的特征也有所不同。“这个青白瓷粉盒就体现了北宋青白瓷器的不少特征，比如，胎质细密，釉色青白，釉薄处泛白，积釉处则为淡淡的青色等。”夏腾指着瓷粉盒告诉记者。
粉盒中留有女主人生前用的粉宋代瓷器的器形非常丰富，几乎囊括了生活中所能用到的大多数用具，从瓷碗、瓷盒、瓷罐、瓷枕至瓷砚、瓷盘、瓷盏托等一应俱全。在宋瓷的庞大家族中，粉盒是一种用途广泛、样式繁多的瓷器品种，它是古代爱美女人存放胭脂水粉的化妆盒，是闺房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它被当时的许多才子佳人用作承载心意的定情之物；它曾作为皇室对外交往的珍贵礼品，走出“国门”；它还曾作为畅销物品，经“丝绸之路”远销国外。“可以说，粉盒沉淀着宋代瓷文化的深厚内涵，而不同窑口、不同样式的粉盒，又共同构成宋代瓷器发展的一道风景线。”夏腾说道。
早在唐代，粉盒就已经十分普遍，只不过那时绝大多数的粉盒比较粗陋。直到宋代，粉盒的设计和制作迎来了新的阶段，此时的粉盒大多“质地优良，做工精巧，光照见影”。宋代粉盒造型多样，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扁圆形、椭圆形、菱形等，而其中区别多体现在不同窑口的制作方式、施釉方式、釉的材质的不同。这个北宋青白瓷粉盒呈扁圆形，子母口，矮圈足。由盒盖和盒身两部分组成，细看可以发现盖上有不规则刻花，圈足以上施青白釉。“从这个墓葬其他随葬品的规格来看，这个粉盒应当是当时的精品。尤其是这粉盒内还残留着部分敷脸用的粉，可见它是女主人生前使用过的、十分珍爱的粉盒，所以在死后会随主人入葬。”
刻在清瓷上的沈阳人 将中国瓷业发展推向巅峰
清瓷碗(资料图)
china的意思是瓷器，也就是说西方认识中国由瓷器开始。
中国瓷器声名鹊起应该是在宋代，而能当得起瓷都二字的，则是江西景德镇。明清两代的官窑都设在这里，由明至清，中国陶瓷业走向了巅峰。追寻其源头执掌雍正、乾隆两朝官窑的唐英，功不可没。
祖籍沈阳
唐英在自己的诗文集等作品上，都落款“沈阳唐英”，但是他却不是出生在沈阳。
唐英(1682~1756)，字俊公、隽公，号叔子，晚号蜗寄老人，沈阳人，其祖先隶汉军正白旗。唐英在清朝官至五品，虽然督陶政绩卓著，但却是皇室家奴的身份。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举兵反明，他所依*的武装力量为满洲八旗，这是一种以旗辨色、以旗统人的兵民合一组织，战时这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平时则是务农为本的部落组织。
八旗之中又有旗佐领、包衣佐领之分，旗佐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是一群自由人；包衣佐领，又有皇室包衣之称，隶属于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他们专供皇家差遣使用。随着各旗势力的壮大，又有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唐英的曾祖父唐应祖就是后金时期的汉军正白旗包衣鼓人。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包衣有家的意思，阿哈则是家奴、奴隶的意思，这些人的来源是战俘、罪犯或破产者的后代，他们因不同原因成为满洲贵族的家奴。初时没有人身自由，但是随着满族统一中国，建立大清王朝，许多包衣因战功而置身仕途。有的成为一时显贵，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先。
鼓人，清朝八旗军出征时，在队伍的前面有一支仪仗队，在仪仗队中负责打鼓的即被称之为鼓人，唐应祖就是这样的一名鼓人。当后金定都沈阳后，唐应祖也定居沈阳，后来他的后人跟随八旗军征战全国，因战功一步步升迁，最后入关定居京城。
到了唐英出生时，唐家应该已经在今天的北京一带定居下来。唐英行三，7岁进乡塾，16岁因家世及家境的因素，进内务府服役，继续上代皇室家奴的身份，为皇家服务。
结缘陶瓷
唐英16岁进入内务府，给皇家当差，干过的差事各种各样，但是没有一样能和陶瓷沾上边。
在他50多岁的时候，被怡亲王看重，雍正六年(1728)当江西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出现空缺的时候，怡亲王口宣圣命，要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厂署，协助年希尧办理皇家瓷器烧造事情。
年希尧任淮安关税并兼管景德镇御窑厂事务，可督陶两年，御窑厂烧造的陶瓷无论数量、质量都很有限，内务府鉴于御窑厂烧造瓷器不力，决定派一名办事干练的内务府官员来景德镇御窑厂协助年希尧督陶，就这样唐英结缘陶瓷，获得了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机遇。
对陶瓷一窍不通的唐英，为了不负皇家使命，到任就住进窑厂，与工匠们同吃同住，从第一道工序学起。他用真诚打动工匠，不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掌握了烧瓷技艺，而且在许多地方还能够指点工匠。
为了烧出精美的瓷器，唐英想到博采众长，曾派自己的幕友吴尧圃到均州调查均窑釉料的配制方法。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不但对烧造火候、釉彩变化有一定的了解掌握，可以得心应手地管理窑厂业务，烧造出精美的瓷器，还对传统陶艺产生极大兴趣。
有了与工匠们同吃同住的三年经历，唐英不但在陶艺上大有收获，对管理陶务也大有收获。唐英从陶民的立场考虑问题，认为调动陶民烧陶的积极性在于关心他们的疾苦，从生活上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他在管理陶务期间，利用自己可以向皇上反映下情的机会，革除以前留下的弊政，为陶民争取权益，使他们能够与自己合作，有精力研究制陶工艺，并且安心制陶。
原来景德镇从明朝设置御器厂开始，督造官员出自宫中太监，这些太监持宠虐下，根本不把陶民当人看待。他们随意增加烧瓷数量，为了满足皇家及太监对瓷器的需索，每年投入到烧瓷上的费用动辄十几万两白银，而这些白银最终又加派到老百姓的身上，因此烧瓷越多老百姓越苦，根本没有研究陶艺的兴趣。
清朝接过明朝御器厂，改名御窑厂，也改变了明朝向窑户工匠派索瓷器甚至坐地勒索的做法，即解除窑户的“匠籍”，实行雇用制度，此外烧瓷所用物料也按照时价“公平采买”，只是政策虽然定下来，许多官员们并未切实执行。
唐英来到景德镇协办陶务，遇到皇家要烧造瓷器的时候，除按时付给工匠们工资外，烧瓷所需要的物料，也按市价付给，他的这种做法不但得到陶民认可，也让地方官员感到方便。
烧出龙缸
龙缸，又称鱼缸，是一种专门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上绘有云龙纹而得名。
在明朝，景德镇有30余座烧造龙缸的大窑，因为龙缸形体庞大，一座窑只能烧造一至两个龙缸，除工艺、火候的要求非常严格外，其耗资也十分巨大，所以只有皇家才有烧造的实力。
清军入关，景德镇烧造龙缸工艺因战乱失传。顺治皇帝曾命景德镇官员烧造龙缸，规格是直径三尺五寸，壁厚三寸，可没有成功。唐英督陶后，开始琢磨已经失传的龙缸烧制方法，并着手烧制龙缸，“自国初烧造龙缸未成，至唐窑始复其制。”
龙缸是皇家的象征，唐英作为督陶官，自然也接下烧造龙缸的责任。为了烧造龙缸，唐英除在御窑厂与工匠们一起探讨研制外，一有闲暇，他便到民间寻访老工匠，从中了解明朝烧制龙缸的情况及工艺，他还查阅地方典籍，找寻一切与烧制龙缸有关的资料，希望已经失传的龙缸烧制工艺从自己手上重新恢复。
唐英的努力没有白费，从他协助年希尧到他自己亲自督陶的近30年的时间里，一件件龙缸成品呈进到皇宫。据清朝《乾隆记事档》记载：在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曾传旨要唐英在御窑厂烧造青花钵盂缸、官釉小缸、青龙小缸、紫金釉小缸等，第二年又传旨唐英，要他烧造青花白地缸时，尺寸要再放大一些，而且要成对。乾隆四年(1739)在唐英的诗集《陶人心语》的序中，作序者提及“龙缸、均窑，均绝业，复古制”。
上海博物馆所藏清朝雍正豆花青釉刻花云龙纹缸，高45厘米，腹径62厘米，缸壁之上刻着凸出的云龙纹饰，看着巨龙翱翔于祥云之中，再看它纯净的釉色及规整的制作，你再将它与博物馆中明朝嘉靖年间的龙缸相比较，你能不赞叹唐英的陶艺和他对中国陶瓷业的贡献吗！
仿造古瓷
唐英一生经历康雍乾三代，这三位清朝皇帝各具特点，但是都称得上雄才伟略，其学问审美也有独到之处。尤其是乾隆皇帝诗文书画无所不通，因此对宫廷用瓷也要求极高。
他们经常拿出宫中所藏古瓷，要求督陶官员按古陶形制、色彩、图案烧出仿制品呈进，但是古瓷的烧造工艺多数已经失传，想要烧出逼真的仿古瓷器，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乾隆所要仿造的古瓷，主要是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出品。宋朝的这五个名窑，历经战乱到了清朝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它们的烧瓷工艺也随窑厂的消失而消失。如何才能恢复那时的工艺，唐英首先派人到各地寻访烧瓷的老艺人，向他们了解以前的烧瓷工艺。其次是与人共同研究从宫内拿来的烧造样品，一次次琢磨烧造，失败就找出失败的教训，通过总结经验再行烧造。终于，一件件仿制的宋窑瓷器被烧制出来，有的足可乱真。
唐英仿制汝窑瓷器，主要在于仿其釉色，为了仿得逼真，采用与汝窑更为接近的灰胎，因此比明朝的仿品更接近汝窑瓷器；仿官窑的瓷器，则不如仿汝窑成功，因为宋朝官窑瓷器中有紫口铁足效果，而唐英所仿官窑，由于胎色关系，一直解决不好紫口铁足问题。
于是，他通过黑褐色料画出紫口铁足，这种办法时间一长，颜色就会出现碎断现象，因此有些美中不足；仿哥窑的瓷器多一些，颜色上有粉青、灰青、灰黄、灰白等等，为了力求接近宋哥窑产品，唐英在釉色上下了一番功夫，以至于一些瓷器由于过分强调真实性，反倒有些失真了；均窑瓷器以其色彩变换为特点，唐英在仿制过程中除继承了均窑的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骡肝、马肺等颜色外，还烧制出新紫、米色、天蓝、窑变等新品种，使仿均窑瓷器的色彩比之以前更加丰富。
唐英除了仿制宋朝名窑瓷器外，在仿制明朝官窑瓷器上也取得了成功，他仿制的明朝永乐、宣德脱胎白釉、甜白刻花、印花器等达到乱真的程度，而且所仿制的宣德青花、釉里红瓷器不但色彩逼真，就连器型、图案等也十分逼真，在落款宣德的瓷器上，你如果不是鉴定专家，大概很难判定那是明朝瓷器，还是清朝官窑的仿明瓷器。
创新瓷艺
唐英并不满足于仿古的成功，他要在传统工艺基础上进行创新。功夫不负有心人，唐英做到了这一点。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瓷器的釉色、品种以及图案三个方面。
釉色在烧陶工艺中，可以说是门面，釉色不好造型、图案再好也无法表现出来，唐英在他头三年向工匠们学习烧陶技术时，已经深刻认识到釉色好坏对瓷器烧造是否成功至为关键。后来为了仿制古瓷器，他除自己细心搜求釉色配方外，还一再派人到各处搜求，并且在实验烧制仿古陶瓷的时候，留心各种配方的差别，通过添料、减料来观察釉色的细微变化。
最后他在与窑厂工匠等人的努力下，不但研制出仿古瓷器的釉色配方，还在此基础上制出新的釉色配方。他新制的法青釉，比仿宣窑的霁青釉更显浓红深翠，而且没有橘皮棕眼；新制乌金釉包括黑地描金、黑地白花两种；新制西洋紫色釉，从名称上就能判断出这种釉色是他借鉴于外国的经验。
陶瓷器具主要用于生活、祭祀以及后来的欣赏，其造型根据需要有缸、盘、瓶、碗、樽、彝、笔筒等等，但是以往花色品种比较单一。唐英督陶之后，在创新釉色的同时，还烧造出一批新的瓷品。
根据他所著《陶成纪事碑记》中介绍有57种陶瓷品类，其中经他创新的品种主要有：抹红器皿、彩水墨器皿、抹金器皿、浇黄五彩器皿等。在他之后成书的《景德镇陶录》、《古铜瓷器考》等著作中，对唐英督陶期间窑厂生产的瓷器品类丰富情况，都大为赞叹：“厂窑至此，集大成矣”，“泄造化之秘”、“佑文明之瑞”，称自唐英督陶创“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的盛况。
唐英长于书画，对美有着独到的欣赏品位。督陶之后，他便把书法、绘画与陶艺结合到一起。在唐英之前，官窑烧制的瓷器图案，主要有龙凤、西番莲和一些吉祥图案，图案显得单一古板。
唐英接手陶务之后，上面的皇帝是乾隆，这位皇帝好大喜功的特点反映到陶务上，就是经常要督陶官烧出一些新奇精美的瓷器，他常将一些自作的诗词拿来，要督陶官员烧制到瓷器上。
这使得勤于思考、勤于实践的唐英有了更多的创新机会，他除精心将御制诗烧制到陶瓷之上外，还尝试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图案烧制到陶瓷器具之上，并且取得极大的成功，官窑陶瓷图案自唐英起，开始丰富起来，而且越来越趋于精致。
提起景德镇，人们马上会想到那些精美的陶瓷制品。
如果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你应该记得，其中一期展示过一件瓷器，那件小小的瓷器，因为款识有唐英二字，其价格竟然以几十万计。
也就是这位唐英，在雍正、乾隆两朝执掌官窑，将中国瓷业发展推向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