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古代青白釉瓷器。
北宋 银錾花花卉纹葵形盏 口径11.1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花卉纹显示宋代人注重生活细节
这里有两件藏品，一件是宋代的银质灯盏，我们从正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描绘的是秋葵。秋葵是一种草本植物，花开得非常漂亮，把它做成这样雅致的器皿，可见宋代人非常注重生活的品质，注意细节。花盏的每个花瓣上都有小的纹饰，而且各种花卉的样子还都不一样。这件东西因为年代久了，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银都氧化变黑了。在古代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银亮银亮的，非常漂亮，绚烂夺目。
另一件是清代雍正年间的一个仿古作品，是一个折沿洗，上面画着缠枝莲。雍正年间有很多器皿是仿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实际上这种折沿洗在永宣时期就非常流行了。花卉的画法有很多，缠枝与折枝是其中的两种手段。缠枝是用一枝藤蔓把各种花卉缠起来，表明它延绵不断，中国人很希望所有的事能延绵不断。缠枝并不仅限于一种花卉，比如缠枝莲画的全是莲花，缠枝菊画的都是菊花，还有缠枝花卉在一枝枝蔓上有不同的花卉，这就是主观的一种创造，实际上是在传达生活中一种美好的情感。缠枝比折枝更受民间的欢迎，也受宫廷的欢迎，所以我们在瓷器中看到的缠枝花卉远比折枝花卉要多得多。
我们国家地域广阔，南北方花卉有很大不同，很多花我们是知道名字的，但也有很多不知道名字，所以我们在对花的认知当中逐渐就产生了好奇 ，比如很多花是结果的，连很小的枣花都能结实，还有一些花只开花不结实，纯粹是为了观赏。古人在欣赏花卉的过程当中主动地把一些野花变成了家养的花，用于观赏，提高生活的品位和质量。自宋代植物纹入瓷器以后，花卉便成了一个主要的描述对象。描绘最多的都是大家熟知的花，比如牡丹、荷花、梅花，等等。
花卉碗在雍正乾隆时期盛行
这是清乾隆时期的一个胭脂地的花卉碗，这种碗在雍正乾隆时期已经变成了定式，非常盛行，它对后来中国瓷器的影响巨大。我们可以看到花卉在这上面的表现，它用胭脂红作为地，来衬托这一朵黄花。这种花卉是一种主观的表达，不是客观的描述，换句话说，我们生活中看不到这样的花。花卉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代表了多层含义，它在瓷器当中展现的只是一个层面，还体现在其他的文物当中，比如家具、漆器、玉器、铜器等各个层面。瓷器上的展示更为丰富、更为灵活，不仅有单色的青花、墨彩，还有珐琅彩、粉彩、五彩，这说明自然界和我们人类的内心一样是丰富多彩的。花卉中有开花为了结果的，有开花是为了闻味的，有开花是为了欣赏的， 古人将种种含义接纳理解并发扬光大，形成了我们灿烂的文化，并传达到今天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小小的花卉带给我们的无尽幸福。
清雍正 青花轮花缠枝海浪纹折沿洗 口径25.4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国色天香”最早是形容花，还是人？
“折桂”、“杏花郎”的称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马未都评：桂花和杏花都和科举制度有关，我们的科举考试是“三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第一次考试是在秋天，如果考中了就在第二年的春天去参加会试。所以秋天的科举一定是桂花，春天的科举一定是杏花。从表面上看，是杏花在前桂花在后，但这两个称谓的顺序恰恰相反。
现在我们不管参加什么类型的考试都是一个很难的事，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甚至到参加工作以后还要考各种证件。每个中国人走向社会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 但是跟古代比起来都算容易多了。首先是要不停地考，不停地锻炼，从小学开始，每个学期、每个年级都要考。但古代的时候不是，那时候没有人去考你，得自己去准备，然后就要看乡试第一次考试的时候能不能敲开这个门。这是第一次考试，非常重要，所以叫“折桂”。
中国文化中的所有纹饰都一定有一个基本含义，而且这个含义都趋向于美好。中国人赋予了花卉不同的含义，使其文化含义尽可能跟社会含义吻合，这是古人创造的一种能为大众接受的文化。我们现在去讲这种文化似乎很久远，其实今天生活中使用的大量的词就是来源于当年的科举考试 ，比如题中提到的“折桂”。
马未都评：这道题跟牡丹有点关系，“国色天香”既可以形容牡丹这种花，也用来形容人，比如说杨贵妃“长得国色天香”。“国色”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为喜庆的颜色，“天香”是指上天赐予的，“国色天香”最早显然是用来形容牡丹花的。在唐诗中就有“国色天香”的描写，后用来形容杨贵妃。牡丹的典型特征是花朵硕大，品种繁多，最著名的当属“魏紫姚黄”，就是一个姓魏的人培养出来紫色的牡丹，一个姓姚的人培养出来黄色的牡丹。
关于牡丹有很多很多故事，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对牡丹花感兴趣，因为牡丹花确实太美了。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人春天出游的时候头上就顶一个大牡丹花，非常艳丽，所以“国色天香”就是能代表一个国家的颜色。
清乾隆胭脂紫地粉彩缠枝花卉纹碗 口径17.5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里的“疏影”指的是什么花？
马未都评：这道题讲冬季开的花，就是梅花。梅花有几片花瓣呢？这就考验我们的观察能力了。实际上植物跟动物、跟人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有很多特性是遗传的，只是偶尔有变异。在一般情况下，梅花有五片花瓣。
古代文人墨客有很多钟情于梅花，宋初有位文士叫林逋，后人称他为和靖先生，他是“梅妻鹤子”，一生不娶妻、不生子，以梅树作为妻子，养一个仙鹤作为儿子，过着非常清雅的日子，我们今天的人再雅也达不到他那样。林逋最著名的诗句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中的“疏影”指的就是梅花，“暗香浮动”指的就是梅花似有似无的暗香，这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
梅花这种纹饰在瓷器上的呈现，早期的梅花通常是带枝干的，就是画一枝梅。比如永宣时期画松、竹、梅，松树、竹子、梅花都是交替进行的，上面的一枝梅画得很清楚。清代初期的比如“喜上眉梢”，就是梅花上面画一只喜鹊。只画梅花的晚明有，当时喜欢画“落花流水”，就是水中漂着梅花，那也是雅中大雅。另外就是清康熙时期愿意画冰梅，冰裂纹上面有梅花，表示梅花在冬季的那种不畏严寒的感觉。中国人赋予了梅花人性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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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瓷艺术中的款识
引 言
中国有着灿烂悠久的陶瓷文化， 它作为一种泥土的艺术，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和民族艺术的精髓。而陶瓷款识的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陶瓷悠久的发展历史的。
陶瓷承载着文化和荣誉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在当前艺术表现发展的一日千里下， 陶瓷艺术的多元化格局， 又会给陶瓷的款识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陶瓷款识的渊源
1．明清时期之前的陶瓷款识
先秦陶瓷器上出现的款识类的东西。春秋战国、秦代的一些建筑在陶上(如城砖)， 或刻、或印有作坊名、产地明景德镇官窑款识名、工匠姓名，这是正式可叫作款识的东西了。汉代陶瓷器的款识， 典型的是汉瓦当上大量的吉祥款如“汉并天下”之类。瓷器上的款识，东汉青瓷罐底刻有“王尊”款，此为我国已知最早的瓷器文字款识。战国时期的日用陶器上还刻印有文字，这种刻印文字一般被称为陶文。其中有些陶文是在制作陶坯时打印的戳记， 这些戳记可能是标记制陶人姓名或是个体手工业者的制陶窑场的名串。六朝时期， 陶瓷款识多起来，款的书写形式以刻写为主． 隋代陶瓷款至今所见极少。唐代的许多大窑， 如越窑、长沙窑的产品上，都发现有款识。宋代瓷业兴旺， 在陶瓷器上留下款识之风也极为盛行，数量较前大增，形式也丰富多样，有刻划、书写，还有模印。内容上有较大发展， 品种齐全。元代的款识数量也较多， 形式上刻、写、 印均有， 如印款“枢府”、 “大禧”等，都是表明陶瓷的所有者。
2．明清时期陶瓷款识的特征
明、清时期是我国陶瓷器各种款识发展成熟完备的时期，审美价值和陶瓷艺术的结合也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明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和其它彩釉瓷的生产规模， 工艺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明代瓷器上的款识在种类、工艺、字体等方面也随之更趋完善， 并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即官窑纪年款。如永乐时期的瓷器款识为“永乐年制”， 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 民窑产品书写纪年款的也有，但字体较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我国陶瓷器款识， 到明代己成为一种陶瓷工艺中必有的艺术形式，而且数量众多， 官、 民窑均大量使用，种类齐全，形式多样。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 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 同时又新开创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帝王年号款每朝都有。清代款识书体总的情况是由楷到篆再到楷：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楷篆并用，楷多于篆。民窑器中有六字篆字方款，亦有“嘉庆年制”四字款，大多十分草率，有的仅写半边字，还省减笔划，称为草记款，故十分难认。
3．民国时期陶瓷款识的发展
民国瓷器款识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样。在这个时期“官窑”己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款式的多样性。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款识一般有“厂名款“、 “供养款”、 “私人题款”等数种。 “厂名款，就是生产瓷器的厂家在瓷器上留下的生产标记。 “供养款”最多的就是各类的“私人题款”，这里面有的是以瓷作礼物送人的，就在上面写个款．还有的是私人订烧的瓷器，请厂家题上款识．有些是主人自娱时绘制的瓷器等， 民国时期的款识变化， 因为封建王朝的渐渐远去，而更加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二、陶瓷款识在陶瓷艺术中的装饰作用
款识相对于陶瓷的装饰作用有很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伴随着款识诞生初期强调标识的功能性逐渐向艺术作品的统一与点缀作用过渡，从而真正在陶瓷艺术中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底款
瓷器产生之前， 陶器上就已经有了款识的痕迹，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和审美上的不成熟，款识往往只是表示一些特定 的意义(制作人、产地、日期等等)，却并没有有意识的利用款识对作品进行装饰，基本的表现方法也只有刻画，形式单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款识的造型和审美也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标准， 到了明清时期，款识的审美及表现形式， 已经达到了 历史的颠峰，款识有刻印，也有写画，有青花也有粉古彩，各种表现方式繁多，更是美观大方，与作品在审美上已经达到了统一和点睛之用。
民国时期款识 以清嘉庆斗彩束腰盘为例，款识色泽明朗， 为青花绘制的款识，规整秀丽，与器型大小的搭配恰倒好处，此斗彩盘色泽艳丽，绘纹流畅，极富装饰性的特性， 底款颜色统一， 造型严谨，给作品整体一个平衡感， 不会给人华而不实的感觉， 与束腰盘的整体感觉统一美观， 圆形的器型和方形的底款搭配，又从视觉上就给人一种形态变化的动感，使整件作品从造型，装饰到款识，美观大方，有紧有松，有虚有实，款识也与作品达到共融的效果。
2。瓷面款
这里所说的瓷面款是不拘于底款的款识， 他们出现在任何瓷器作品需要他们的地方，成为陶瓷装饰中的重要角色。
瓷面的款识还有一个大家族， 就是延续中国画中的款识。在中国画中适当的留白， 加上诗书印， 已经成为了中国画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陶瓷款识的装饰意义也是延续于此， 与陶瓷本身的搭配，相辅相成，和谐统一或是画龙点睛， 都显得尤其重要， 瓷款可以说是相对于宣纸而在另一种材质上的延续，而这种延续的审美也是相通的。
随着艺术领域里思想的开拓，款识的装饰性也已经得到了解放， 位置的灵活变动，造型的多种形式， 与作品搭配的色泽等等，似乎是作品表达中的一路奇兵， 为作者自由地支配。陶瓷的造型丰富，装饰也多样， 时代特征明显。款识自然成为陶瓷艺术不可少的组成部份。一尊没有款识的瓷器，会使人感到不完整，价值平平。而一个款识不好的瓷器也使人感到做工粗糙， 艺术内涵不够， 由此可见，款识在陶瓷艺术中的装饰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三、当今陶瓷款识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陶瓷款识历经千年的发展， 已经与陶瓷的每一点进步都融为一体了，在当今陶瓷发展的领域，陶瓷款识仍然发挥着它悠久的历史作用， 艺术领域里陶瓷款识的表现性可能更强一些， 而另一边作为商品的的商标款中， 款识的标识作用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随着款识的发展，他的家族也渐渐丰富起来，按照他们不同的用途， 后期款识的分类就细致很多了。按他们的内容可分为：纪年款、堂名款、陶人款、吉言款、赞颂款、花样款等六大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追求寓意的闲章，商标款识也出现了。特别是闲款的潮流，在今天的陶瓷艺术中，拥有着广阔的天地。
款识正在渐渐成为陶瓷艺术中最为自由的一种语言。
款识的意义也象它的艺术处理一样， 从标记年代、人名、堂名、产地、作者， 赞颂开始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富有内涵， 有时甚至是除了作者以外别人所无法领悟或解释的内 涵。
陶瓷款识在当今的市场化经济下， 与陶瓷的发展一同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着，一种是更加纯粹的艺术，款识在这里有其任逍遥的天空， 而另一种正是市场与经济导演的工业陶瓷。
在经济社会的今天，历史，文化，政治的发展，都围绕着经济而飞速旋转着，经济也延伸着原来陶瓷款识它原有的意义， 附于其知名度，淡化它的艺术评价，使陶瓷与款识也走上了商品化，商标化的道路。商业陶瓷的款识， 就是企业的名称，就是企业的品牌，是在消费者群体中的无形资产，是它冲出本土，走向世界的资本之一， 而这也是曾经的陶瓷款识所无法达到的新的领域。
结语
款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载着曾经的文化与内涵，在新的纪元也在迅速发生着开放式的蜕变， 究其原因，可以看到， 当今中国文化与艺术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影响， 使很多本土的艺术形式也在外来的思想下， 突破了传统的界限， 得到新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了陶瓷和陶瓷的款识； 当今的艺术工作者也在积极的找寻着艺术的出路和未来的发展， 规矩在大众创新欲望的面前已经成为了新的起跑线。
陶瓷中的仙鹤纹饰
在中国工艺美术作品中， 仙鹤是从古到今人们喜闻乐见的重要表现题材。仙鹤是人们喜爱的吉祥鸟， 其幽雅的姿态， 美妙的形体， 给人以清闲脱俗的感受。在历代陶瓷艺术作品中， 民居建筑的木雕、石刻上、 国画、剪纸、家具图案里， 都有仙鹤的图形纹饰。仙鹤图案流传范围广， 造型丰富，在艺术创作中，有重要的地位。
仙鹤声鸣于九天，清脆响亮。翱翔于云空， 临清溪而饮山泉，栖河岸而藏山涧。鹤的姿态飘逸，性情柔静幽娴，有高人隐七之风。在古代传说中，鹤是仙人的坐骑， 园此，被命名为仙鹤。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书富， 生长着很多珍禽异兽，仙鹤是珍禽中的一种，它又名丹顶鹤。生长在江河湖泽，头顶红冠，呈美丽的丹霞色彩，凤翼鹊尾，全身洁白如雪。性情高雅，神态美丽。 以水泽竹林为生长环境，芦苇、草丛为栖息地，是人们宠爱的观赏鸟。鹤舞九天， 目视遥远，颈纤细，呈优美的弧形，身材修长，高胫制节，长足坚劲，毛羽莹洁。
丹顶鹤风度翩翩，气宇非凡，洁身自好， 有仙风道骨之神态， 有君子的优雅则度。因此，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达之士，被人们誉为“鹤鸣之士”。 “一琴一鹤”是为官清廉的象征。鹤为长寿之鸟，鹤寿无量。人们常以“鹤寿”、 “鹤龄”来作为对德高望 重的．长寿老人的赞誉。在中国文化史上，仙鹤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与神话、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神话传说中，老寿星驾鹤凌云；其飘逸的神态为人们所羡慕。古人把鹤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 与凤凰一样， 享有很高的声誉。
景德镇陶瓷艺术作品， 以仙鹤作为图案装饰，有悠久的历史。宋代影青瓷刻花装饰中， 就有仙鹤图案， 以写实手法雕刻的鹤纹， 与莹润的影青釉相融汇，给人以美丽的感觉。明、清民间青花瓷中， 有很多松鹤图。 明代宣德年间的“松鹤山石、”图盘， 仙鹤气宇轩昂， 神态潇洒地在松林中栖息。景泰年间的“松鹤献寿图”盘，把寿星的悠闲神态与仙鹤的翩跹起舞相衬托， 用笔洒脱，’构图疏密有致。 明代嘉靖年间云鹤图盘， 表现了仙鹤在云天中飞翔的动态， 画面具有浓厚的道教文化特色。 明清时期的青花花鸟画， 有不少是画师从自然风景中观察得到的趣味小景。在山谷幽涧里， 画上一只呜叫的仙鹤， 有超脱凡尘之态。在清代团鹤瓷盘上， 中心是一只仙鹤， 周围画满了山水人物， 将瓷盘在手中旋转， 可以感觉到仙鹤在大自然中展翅飞翔的动态。 隐喻寄情是花鸟去， 在青花瓷画中，仙鹤题材以吉祥寓意为主，也有道教文化内涵。明代嘉靖青花云鹤八卦图瓶中的仙鹤， 由云纹环绕，和八卦相呼应。葫芦瓶的器型与多层次的云鹤装饰珠联璧合，十分和谐，给人以清新的美感。
同样是仙鹤题材， 古今中外的艺术家表现的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画面立意，造型，往往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艺术今性， 是画家审美情趣的反映。在现代瓷画中， 陶瓷美术家陆云山的粉彩仙鹤，别开生面地把雄鹰的威猛与仙鹤的秀雅相结合，仙鹤的身上，有鲜明的阳刚之气。与众不同的造型，体现了画家的高超技巧。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蓝国华的古彩梅鹤图瓶， 构思新颖，立意巧妙。在梅林中展翅高飞的一对仙鹃，气韵生动。作品把工整妍丽与清秀素雅相结合，在静态中蕴含着飞动的气势。新颖的构图，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产生出清新秀逸的观赏效果。
意境是作品的思想境界与形象的融合体现，形象是意境的基础。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涂序生的《梅妻鹤子》粉彩瓶，表现了宋代诗人林逋与众不同的生活情趣， 作品表现了诗人与仙鹤相伴， 在高大的梅花树下，他仿佛从梅花的高洁中有了感悟。这件作品，人物与仙鹤形神兼备，深远的意境能使人联想到形象之外的含意， 并与作者在心中产生共鸣， 获得美的陶冶。在陶瓷艺术作品中， 仙鹤的文化内涵有四点： 一、超凡脱俗， 具有高士的气质。二、寿高望重，是长寿的象征。三、高雅美德，具有君子雅士之风度。四、祝贺赞颂， “鹤”与“贺”谐音。 陶瓷艺术作品中的仙鹤， 融汇了作者的立意构思，丰富的造型， 不同的表现手法， 把仙鹤的形象表现得美妙精细。仙鹤题材是形象和意蕴的结合， 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秀丽雅致的仙鹤，令人心旷神怡。
中国古文物中的马浅析
甘肃武威雷台墓青铜马，俗称“马踏飞燕”
体姿英俊的良马，一贯深受国人的喜爱。古代用马驾车的历史颇为久远。在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殷商时期的遗存中，便出土有当时的双轮木马车和驾车的辕马，可惜只保存马骨架，难以看清原来的体貌。幸而在陕西甘泉发现有两件商代铸造的青铜马，使我们能看到商马的形貌--体矮颈粗，四肢较短而双耳颇大，外貌并不显神骏。西周和东周出土的青铜马，形体和甘泉商马相同，并都铸造成四肢伫立的呆板姿态，反映着先秦时期马匹形体特征。惟有从邯郸赵王陵被盗掘出的四匹铜马，呈迈步行走的姿态，似感生动。
秦代马的雕塑品，其体貌特征一如先秦时期。这在秦始皇陵陶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按真马比例塑造的陶马中有明确表现。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中的铜马，尺寸虽然只有真马1/2大小，制工远较陶马精美，马身躯的肌肉块面表现充分，但是体貌特征仍与陶马相同。陶马和铜马身上分别满涂枣红色和白色，由此或可看出秦时一般马的毛色是枣红色，而皇帝乘驾的名马，则崇贵白色。传秦始皇拥有的骏马中，有白兔、奔电等名称，可能就是体姿俊美的白马。
西汉初年有关马的艺术品，造型特征仍与先秦至秦朝时近似，连霍去病墓冢石雕群中的“马踏匈奴”大型石刻中的骏马，也是头大而脖颈粗短的造型，仍旧沿袭着传统的四肢伫立的体姿。虽然从1966年在陕西昭帝平陵附近发现的仙人(羽人)骑天马小型玉雕可以看出，西汉时期也有表现跑动姿势的马雕塑品，但是体型仍矮粗，缺乏神骏之姿。
陕西甘泉出土商青铜马
西汉武帝时与匈奴连年征战，双方战马损失极大，因此“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为了补足军马的损失，汉武帝一方面扩大养马业，另一方面致力于马种的改良。先是引进乌孙马种，后来知道大宛有汗血善马，竟不惜两度发兵远征，终于夺得大宛种马，乃“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还在都城长安未央宫宦者署的鲁班门前，矗立一匹相马名家东门京主持铸造的青铜骏马——按照最佳良马尺度制作的“马式”，用来作为选择良马的标准，鲁班门也随之改称“金马门”。1981年，在陕西省汉武帝茂陵附近一号陪葬冢出土有一件遍体鎏金的青铜马，体长75厘米、高62厘米，立姿，头小颈细，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据此可以想见“马式”的形貌。作为反映西汉马种改良的早期作品，其造型还沿袭着四足伫立的造型，或许是受“马式”的影响。
青铜马（战国）
胡人牵马铜俑（东汉）
西汉后期到东汉时期，墓葬内随葬的青铜或陶、木的骏马模型，已经突破旧模式，常常是昂首挺胸、抬起一只前蹄向前慢步行进的姿态。骏马造型艺术品，在东汉末到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达到高峰，最为人称道的是甘肃武威雷台墓中随葬的一组青铜车马模型，其中共有铜马39匹，都是“天马”形貌，头小而英俊、颈长而弯曲，胸围宽厚，四肢修长，臀尻圆壮，显示出是乘挽兼用的良马。特别是其中一匹奔跑的铜马，极富动感，右后足踏住一只回首后顾的飞隼，反衬出骏马之神速，是不可多得的古代骏马造型的艺术珍品。
就在河西地区魏晋时代骏马造型艺术处于创作高峰时，中原地区的骏马造型艺术却步入低谷。由于曹魏帝王力主薄葬，一扫汉墓奢侈之风，随葬俑群随之消逝，骏马造型艺术也随之衰落。到了西晋时期，都城洛阳一带的墓葬中恢复了以陶俑随葬之风，并以出行的牛车与鞍马为俑群核心，只是陶马的制工与东汉相比粗劣得多，造型更无东汉陶马的神骏英姿。西晋灭亡，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成为战争舞台上主角，在关中地区如陕西西安和咸阳十六国时期的墓葬里都模拟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的陶俑大量出现，也有身披具装铠的陶马模型，但是塑工欠精美。到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后，墓仪制度逐渐形成规制，随葬俑群中便有了鞍辔鲜明的骏马，还有重装和轻装的骑兵，以及骑马的鼓吹乐队。此时骏马的塑造又转精致，比之东汉陶马，更富现实感，而且披装的马具，都具有时代特色，为北魏陶马雕塑平增情趣。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接着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东魏北齐的陶俑中，陶马造型沿袭北魏传统，制工精致而形貌健俊。西魏北周的陶俑中，陶马造型似受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陶马造型的影响，制工粗劣，马的四肢粗大近似柱体。
唐代，中国骏马雕塑品达到艺术造型的新高峰。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前的“昭陵六骏”，是他在建立唐朝前先后骑乘过的六匹战马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飒露紫的巨幅浮雕像，呈现出一往无前的雄浑气势，开唐代骏马雕塑的时代新风。六块矩形浮雕，每块雕出一匹正侧视的战马，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形貌写实。六骏中，仅飒露紫雕作是中箭受伤后伫立的姿态，前面雕有将军丘行恭，正在为它拔箭，表现着征讨王世充时会战邙山时的情景。用以纪念和颂扬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的“昭陵六骏”，是一组成功的纪念性或纪功性的石雕作品。与西方纪念雕塑作品不同，英雄本人的形象并没有出现，但是从他所骑乘的战马的雄姿，人们时时都感到英雄的存在，这也正是东方艺术强调含蓄和象征手法的成功杰作，毫无夸张及霸气之感。也可以认为这是承袭西汉霍去病墓冢石雕的传统，以战马雄姿象征英雄伟业。“昭陵六骏”还带给人们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盛行的鲜卑系统的马具，这时已为突厥系统的马具所取代，这与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仿效突厥组建骑兵，并大量由突厥输入骏马有关。
盛唐时期，描绘骏马的造型艺术同样走向繁荣。绘画方面，许多名家精于画马，仅在杜甫的诗作中，就可以读到《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吟咏马画的诗篇。雕塑方面，以目前所见最令人赞赏的是随葬的三彩作品。从神龙二年(706年)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出土的三彩俑群中，已可见三彩马的风采。它头部微侧，轮廓线流利活泼，鬃剪三花，鞍披鄣泥，张口作嘶鸣状。美中不足的是，马的体态塑制得过于圆腴，使人观后有“画肉不画骨”之感。比其迟约17年的右领军卫大将军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三彩马，更为雄劲神骏，那刚劲有力的躯体轮廓内，显现出锋棱多力的马骨，更有怒马如龙之感。
牧马图--韩幹（唐）
侍马图（唐）
甘肃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天马图像
唐代三彩马艺术造诣普遍较高，形态多变，不仅那些形体较大的作品，就是只有10余厘米高的小型作品，其造型之美亦毫不逊色。同时，在色彩方面除了习见的黄、白彩外，在洛阳地区出土有通体墨色的黑马，甚至在关林唐墓中竟然出土了一匹通体施蓝彩的马。同样的蓝色泥塑马，在新疆吐鲁番唐墓也出土过。古代匠师如此大胆设色，令后人惊叹。
唐代以后，随葬俑群在宋、辽、金时期衰落，墓中很少随葬陶马。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虽然蒙古铁骑纵横亚欧大陆，但是因葬俗的改变，只是在陕西地区当时在元朝任高级官职的汉族墓中有陶俑、陶马出土，陶马的造型改为体形低矮、短腿长鬃的蒙古马，鞍镫马具也改为蒙古样式，造型颇呆板，无复唐俑那样富有生机。这也反映着汉唐以来不断由中亚和西亚输进优良马种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但是飞驰的骏马，在中华文化中作为表现奋发向上的主题却长盛不衰，激励着中华民族腾飞、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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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骑马狩猎俑（唐）
三彩马和牵马俑（唐）
元青花纹饰中的伊斯兰元素
元青花的纹饰中也融入了不少伊斯兰元素，受到穆斯林传统审美观的影响。作为青花主色调的蓝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空、海洋、远山、湖泊和冰雪。伊斯兰文化圈中的波斯和中东等地，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内陆高原和炎热的沙漠中，自然环境恶劣，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蓝色会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与此同时，蓝色又是崇高、深邃、纯洁、透明的象征，蓝色的所在往往是人类知之甚少的领域，如宇宙和深海，散发着神秘、渺茫和静穆，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教义和追求的“清净”境界相符。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就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圣堂内部有保存完好的镶嵌画装饰，基本色调都是浅蓝、深蓝和金色。
用钴料作为釉下彩装饰陶器，早在九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流行。经化验，我国唐三彩上的蓝彩和唐青花上所用的钴料正是从西亚地区输入的。从十二世纪起，伊朗、伊拉克、摩洛哥、西班牙等地出现用彩色釉砖组合图案装饰清真寺和宫殿。建于十四世纪的伊朗大不里士的加布多清真寺和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姆拉宫殿的壁画装饰就是早期彩釉砖装饰的代表作，在这些彩釉砖装饰中，蓝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这种装饰方法的发展，蓝色在伊斯兰建筑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装饰的主流色调，如伊朗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宫殿等就是具有典型伊斯兰装饰风格的建筑。
与此相反，蓝白相间的花纹装饰并不是我国传统的装饰色彩。就陶瓷器而言，唐三彩中的蓝色仅仅作为点缀，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唐代和元代早期的青花瓷器发展缓慢，不仅质量不高，数量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蓝色花纹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发展难免受到阻滞。
典型元青花是在外销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其鲜艳浓艳的呈色在当时似乎没能引起国内市场的注意，迄今为止不仅国内发现的元青花数量少，就是出土元青花标本的遗址也远不如国外多，这正说明其市场主要在国外。科学测试结果也表明，元青花所用的钴料是一种高铁、低锰且含砷的原料，与西亚的钴矿成分相近 。
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介绍了一些产自“回回地面”的物产，如被归入“米谷品”中的“回回豆子”，“菜品”中的“回回葱”(洋葱)，“果品”中的“八檐仁”、“必思荅”以及“料物”中的“咱夫兰”(红花)、“马思荅吉”和“回回青”，称“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传热毒疮肿”，其性与《开宝本草》中“出大食国”的“无名异”相同。另据明代《宣德鼎彝谱》和《天工开物》记载，“无名异”是用作瓷器青色的色料。由此看来，元代的“回回青”除了药用价值之外，还被用作青花瓷器的呈色剂。“回回”是元朝时对中、西亚伊斯兰地区和穆斯林的称呼，“回回青”无疑是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钴料。这种输入原料、制成青花瓷再返销的做法，不正是“来料加工”贸易形式的雏形嘛！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以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特点，完全改变了早期青花瓷器上以布局简疏的花卉为主的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意味的风格，使人很容易联想起中、西亚地区的陶器、金属器、玻璃器、染织以及建筑装饰。
从元青花纹饰的布局来看，花瓶、罐等琢器主要采用横向带状分区的形式，纹饰层次繁复，一般有七八个层次；八方形器多利用器物的棱边作纵向的分区；盘、碗等圆器则采用同心圆分区的方法多层次地进行装饰。这些都是典型的伊斯兰式布局，十二世纪末至十四世纪早期西亚的金属器皿和陶器上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原形。典型元青花的纹饰以纤细工丽著称，线条酣畅流利、笔意准确细腻、纹饰形似酷肖，加上层次繁复，遂形成一种花团锦簇、少有空隙、刻意求工的艺术格调，与波斯绘画作品那种表现主题一览无余、直露浅近的作风一脉相承，而与当时中国绘画崇尚简逸、讲究含蓄、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把形似放在次要地位的风格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题材主要有人物故事、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形。人物故事一般以元曲、全相平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本，人物造型多为宋装，偶尔也可见元装人物。这类题材前代少见，它的出现，一方面受到元代勃兴的戏曲艺术的影响，其内容大多可在唱本、平话及其插图上找到原形；另一方面，十二至十三世纪波斯彩绘陶器盛行用人物形象装饰，它对于中国制瓷工匠将故事画移植到陶瓷装饰上或许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元青花上的动物题材也十分丰富，龙、凤、鹤、雁、鸳鸯、孔雀、鹅、鸭、鹭鸶、海马、麒麟、锦鸡、狮、鱼、螳螂、蟋蟀等都可以在瓷器纹饰中找到，几乎包括了飞禽、走兽、游鱼、鸣虫等各种动物门类。它们也是中国传统装饰中常见的题材，惟狮、马、瑞兽等形象在西亚艺术品上更为多见。
元青花上的植物纹十分发达，虽然基本上可以在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中找到渊源，但仍然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阿拉伯式花纹”的意味。所谓“阿拉伯式花纹”，在世界艺术史上专指那些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草等植物图案，它们或为主纹、或作地纹填充于空隙，共同构成一种复杂、华丽、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花纹。在伊斯兰世界，这种程序化的花纹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器皿、建筑、绘画乃至书籍装帧中。
伊斯兰地区植物花纹的发达有其宗教的原因。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偶像崇拜是完全被禁止的，因为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万物均为神所创造，因而万物皆虚幻，但造物主却是永恒长存的，真主是无形象的，是不能以任何形式来比喻和象征的。进而，其规定使得在艺术品中不准制作和绘制人和动物的形象。
伊斯兰教还认为植物是无生命的。因此，伊斯兰地区的穆斯林艺术家们便在植物花纹图案的设计和制作上驰骋自己的想象，促使植物花纹在伊斯兰艺术中迅速发展，创造出以蔓枝花草为主要内容的“阿拉伯式”花纹，并闻名于世。当然，来自印度和希腊的影响而对抽象的几何、数学概念的培养，也促进了这种以几何图形为基础的图案的普及。尽管后世的伊斯兰教派并不过分拘泥于有关偶像的戒律，只要不涉及宗教内容，也允许艺术家创作一些人物画和有人物、动物的书籍插图，但是植物花纹作为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主体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元青花上的植物纹以缠枝花卉和蔓草为主，常见的题材除了西番莲直接移植自西亚金属器皿上的类似图案之外，菊花、牡丹花就个体来看，虽然仍带有写生的痕迹，但其描绘过于细致规矩，花叶肥大，布局讲求对称，反而使人觉得生意顿失。蔓草边饰则主要为二方连续的重复，这些都表明植物花纹已呈现出图案化的趋势。布局规则的蔓枝花草不仅富有节奏、韵律之美，而且使画面表现出一种理智的整齐和有秩序的流动感，给人以延绵不绝的联想——这可能正是“阿拉伯花纹”的真髓所在。
莲瓣纹早在东晋、南北朝的青瓷上就已流行，宋代瓷器上的莲瓣纹也一如以往，以弧线三角为主。而元青花上的莲瓣纹较之前已大大变形，多作直边、方肩的形式，故称之为“变形莲瓣”。它作为一种常用的边饰，有以仰莲的形式装饰于器物的胫部、腰部和盖沿，也有以覆莲的形式装饰在器物的肩部；在大盘、大碗的口沿、内壁及外壁也经常装饰有仰、覆莲瓣；而装饰在大盘、大碗内底的莲瓣则作放射状的布局，在莲瓣之内常精心描绘各种图案花卉、如意云头、涡卷纹或杂宝等。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波斯彩绘陶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边饰，如在单把壶的口沿和腹部、大碗和瓶的口沿。这些边饰的笔划虽不如元青花上的变形莲瓣那么精细，也很难看出他们究竟是莲瓣还是其他什么，但是这种单体呈长方形的连续图案，其一端或中央常常有规则地饰以各种圆圈、菱形、潦草的简笔花卉，抑或类似杂宝中的双角、火焰图案等等，其形式与变形莲瓣十分相似。可以认为，元代青花瓷器上的变形莲瓣就是以波斯陶器上的这种边饰为祖形，再糅合进中国莲瓣装饰的传统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纹样。
尽管元青花的造型、装饰中渗入了伊斯兰文化元素，但它身上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毕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土壤中。中国制瓷工匠善于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的营养，使青花瓷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典型元青花在元代后期突然出现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釉下彩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景德镇制瓷水平的提高、其他窑系(如磁州窑、吉州窑等)画瓷工匠甚至波斯画师的加盟，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成长，也加速了域外文化对青花瓷的影响。
古代瓷器：清代粉彩花卉纹壁瓶
粉彩花卉纹壁瓶清嘉庆
壁瓶是将瓶，尊等缩小制作，取其一半，背部扁平有孔，可以悬挂于柱子或墙壁上，故称壁瓶。古人常将壁瓶挂于床边，四时插花，人花相伴，芬芳满床。瓶底书金彩嘉庆年制篆书款。
据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记载，壁瓶造型最早出现在明代万历时期。它可挂在墙上或床内的柱子上，其器形多样，有葫芦式、半圆式、莲花口式、瓜棱式等，尺寸也有大小之分，所绘蘅皋掇青藻，毡室伴清嘉；宿再朝烟与润，山花野卉常新；动洁路搴秀，静悬屋盎春。
古代瓷器：宋瓷中的官窑系统
宋瓷有两大系统，一个是官窑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宋代五大名窑；还有一个民窑系统，分为八大窑系。我们先从宋代的官窑系统，也就是宋代五大名窑讲起。
我们都清楚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作为老大，有汝窑为魁之称。
宋代的五大名窑和民窑的八大系统，只有官窑和哥窑的命名方式是特例，其他都是以窑口地址作为命名的依据。官窑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专指宋大观及政和年间于汴梁所设的官窑所造瓷器；至于哥窑的名称来历，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各窑之一。汝窑不用说了，就是宋代汝州所烧的窑；过去汝窑的窑址不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汝窑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被发现，我们才确切知道这个窑口的位置。定窑，就是定州所烧的窑。
名窑之魁--汝窑
汝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的魁首，是老大。汝窑名气很大，自古以来流传甚广。南宋人叶(音置)在《坦斋笔衡》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古人的这些记载，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收藏宋瓷的人，言必称汝窑。
汝窑非常稀少，原因是汝窑的烧造时间非常短，只有二十来年。今天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汝窑大约有67件。汝窑业非常珍贵，史书上也有记载，《清波杂志》里这样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这段记载非常重要，提出汝窑的釉色是靠玛瑙呈现的。宋代在烧造汝窑的时候，釉里加了玛瑙末，所以汝窑釉面的光泽跟其他瓷器不一样。
汝窑是宋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瓷器，烧制这种青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徽宗的追求。当时*臣蔡京和各种道士都在撺掇宋徽宗信奉道教，导致宋徽宗后来笃信道教，他大力推行道教，称自己是教主道君皇帝。而道教对青色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宋徽宗的审美。
大同小异--官窑、哥窑
官窑颜色比汝窑透亮一些，显得更青绿一些。今天官窑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明清官窑，带有明确朝代纪年的瓷器。实际历史上的官窑，从宋代宫廷就有烧造。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宋代的官窑，到了元代就戛然而止，一下停住了。因为它跟社会背景发生了冲突，元代人不欣赏这种青色的宋瓷。直到清代，皇宫才开始主动地去临摹。了解这些社会背景，对瓷器鉴定会有好处。
哥窑是与官窑类同的一个窑口，非常接近。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也有开片。哥窑和官窑的接近程度，有时候连专家都分辨不清。哥窑是中国古代陶瓷，尤其五大名窑中疑团最多的窑口。因为史书上的记载都不太详细，哥窑的窑址至今不明。
特立独行--钧窑、定窑
宋代五大名窑中，汝、官、哥三种瓷器都是青瓷，仅从颜色就可以辨识。从科学上讲，钧窑也属于青瓷，但它不是以青色为主的瓷器。钧窑的颜色有玫瑰紫、钧红、天蓝、月白，非常多。
钧窑主要的烧造时期是宋金元时期，它有钧官窑和钧民窑之分。它是从北宋的徽宗时期开始烧造的，有人认为是汝停钧代,即汝窑停止烧造以后，钧窑就出现了。汝窑和钧窑有些外部特征很接近，工艺也比较接近。钧窑的工艺中有一点不同，它是乳浊釉，一种不透明的釉。官窑、哥窑都属于透明的玻璃釉，釉是透亮的；钧窑、汝窑不是玻璃釉，是乳浊釉。
钧窑对中国陶瓷史有个巨大的贡献。它以铜为呈色剂，在高温下一次呈现红色。这不仅是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也是对世界陶瓷史的贡献，这个贡献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辉煌的。
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与其他四窑不同，它是白瓷，那四个都是青瓷。那四大名窑里，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不动雕工。只有定窑是以纹饰作为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因为定窑的釉面非常薄，而其他四窑的釉面非常厚，所以定窑可以用刀来雕刻，体现它的纹饰之美。
宋代的审美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宋代的宫廷审美，它代表着官方和贵族的利益。青瓷的收敛、温厚、宁静、含蓄，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强调的是内心的一种感受。青瓷受到宋徽宗个人的喜好而提倡，这是宋代官方陶瓷美学的一个写照，注重精神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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