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鉴别甜白釉瓷器。
马未都是白手起家，他没有家世渊源，全靠自己的一双慧眼和胆识，从一个不知收藏为何物的青年，成为今天有名的大玩家。
马未都花钱买的第一件藏品是他家墙上挂着的四扇屏。这件四扇屏，我见过几次，说老实话，并没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未都却把它当宝贝。它的确是件宝贝。1982年，未都买下它，花了1600元。那会儿，1600块钱还是个大数。当时一个四级工每月的工资不过五六十块，一个科长的工资也只有60、70块钱。关键问题是当时人们并没有什么收藏意识，能花1600块钱买四件挂屏，确实需要点儿眼力。
未都告我，这钱本来是想买彩电的。但是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这件四扇屏，一眼看上，就舍不得放下了。那会儿，他刚出道，还不懂得狠杀价儿。不过他已经看过不少玩艺儿了，懂得它的价值。
几年后，张德祥在未都那里看到这件四扇屏，笑着对他说：“你当时有点冤大头了。你当时要是认识我，400块钱就可以把它买下来。”
原来张德祥也见过这件四扇屏，喜欢得不得了，跟人砍价，砍到400块了，他当时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失之交臂；不过，他虽然没舍得买，却把四扇屏镶嵌的图案给勾描下来，保留至今。
未都告诉我，他买的这件四扇屏，是钧瓷内镶，以元代钧瓷残片为主，也有少量的宋代钧瓷片。
钧瓷，也就是钧窑瓷。玩瓷器的都知道，瓷器的品种以窑来定。钧窑烧出来的叫钧瓷，汝窑烧出来的叫汝瓷。
钧窑在民国以后，便成为稀世珍宝，古玩界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一具钧器千重复”之说。也就是说您手里有一件钧瓷的玩艺儿，能换一座大楼。此言并非夸张。上个世纪30年代，琉璃厂的古玩商的一件宋钧瓷笔洗卖给古玩商刘宜轩一万四千块。刘宜轩把这件小笔洗卖给美国古董商布洽德两万五千银元。这笔钱按当时的行市能买上千亩地。为什么钧瓷这么值钱?老古玩商都知道钧窑瓷器有“十窑九不成””、“生在成型，死在烧成”一说。据说钧窑到了北宋末年几乎都成了“官窑”，烧的瓷器为皇家专用，不准买卖交易，烧制出精品选入宫中，不合格的全部打碎，以防流入民间，所以才显出它的金贵。
马未都在买这件四扇屏之前，已经知道钧瓷的价值，否则也不会花那么大的血本把这物件买下来。说老实话，一个穷编辑掏1600元买下这物件，对他来说有点过分。因为他当时并没想到后来古瓷升值得那么快。
他说当时确实有些痛苦，一是花了那么多钱，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二是这东西如果失之交臂，追悔莫及。两个痛苦没法补救，只能痛一头了。
想不到，这东西买到手没几年，香港举办的一个拍卖会上，跟他这件藏品相同的挂屏，卖到了14万港币。至于说现在这件四扇屏值多少钱，他说不好，反正有人开价一百万，他没卖。
“确实舍不得，因为它对我的收藏经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纪念品。”未都笑着对我说。
值得一说的是这件四扇屏还有过“历险记”。那是未都把它买回家不久，有一天家里被人盗了。爱人给他打电话，惊出他一身冷汗，跑回来一看，电视让人抱走了，音响也让人盗去了，凡是值钱的东西几乎都被洗劫一空。惟有这个四扇屏被窃贼挪到了一边，而且完好无损。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还没有收藏意识，贼更不懂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不值钱。所以走“空”了。八成是这四扇屏跟他真有缘。
一时找不到知音
其实，早在1985年前后，未都就喜欢收藏了。不过，那会儿许多人对“收藏”这两字还朦胧着呢。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同时大多数人也没有远见，很少人会想到古玩这东西有朝一日会翻着跟头升值。有些人把家里的瓷器字画卖掉，然后去买电视冰箱，还有一些人把红木家具卖了，去买大衣柜和电镀椅，因为这类家具当时还要票，凭结婚证能发一个大衣柜或五屉桌的票。
那会在信托商店一对红木圆椅才卖15块钱，而一对电镀椅是凭证购买还30多块钱。我采访到的不少玩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大量收购老古董，后来成气候的。马未都也是其中一位。
所谓玩家就是收藏家。收藏本身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雅好，但还是受时代和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所制约的。未都初涉古玩的时候，已经是出版社的编辑了。工资之外，他还常写小说、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字，手里有点儿活钱，这在当时比一般的工人和公务员要算富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能力去淘换玩艺儿。要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手里有一万块钱，就算是富翁了，当时的名词叫“万元户”。能当上“万元户”，那可不得了，会让多少人刮目相看，比现在的“亿元户”还要显山露水。
当时，让未都苦恼的不是淘换不到好玩艺儿，而是找不到一个知音。他从地摊儿上淘换到一样喜欢的瓷器，回到出版社办公室，从挎包里拿出来让大家欣赏，大家一问他是花10多块钱买的，都笑他当了冤大头。甚至有人讥笑他玩物丧志，不务正业。
未都告我，有一次，他在玉渊潭东门的地摊儿上，花了100多块钱，淘换到一样瓷器。他兴奋得不得了，到单位上班，忍不住拿出来把玩，越看越喜欢。同事看到他拿着件瓷器这么上心地玩赏，出于好奇，都围过来看。
“多少钱买的?”一位同事问道。
“怎么您也想淘换一件?”未都笑道。
“我哪有这雅兴呀?只想问问它值多少钱。”那位同事说。
未都实话实说：“这物件是我花100块钱买的。”
众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什么?100块钱买了一个瓷罐?你可真够冤大头的。”
另一个同事说：“我们家这样的瓷罐、瓷瓶有十几个呢，你要是要，明儿我都给你拿来。”
未都说：“你那些罐也许给我，两块钱，我都不要，这是什么瓷罐，你们知道吗?”
“什么瓷罐?它也是瓷的，不是金的。你别说得太邪唬。”一个同事说。
未都说：“没错，它不是金罐，可是它也许比金罐更值钱，因为这件瓷罐是明朝的，找不到第二件了，黄金有价，它没价。”
未都看他们将信将疑，便讲起这物件的价值所在，但大家似乎对这并不感兴趣。弄得未都挺尴尬。
您可以想像，当您手里有一样玩物，拿给别人看，别人却拿它不当回事，那是一种什么心情。20世纪80年代，一般人的工资不过一两百块钱，未都花一百块钱，买一件旧瓷器，的确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未都告我这件瓷器现在拿到拍卖会，至少能拍出50多万元。
未都笑道：是呀，现在全国各地许多人拿着收藏的瓷器找我鉴定或切磋，可是当时我拿着瓷器找谁，谁都不愿理我。说我是“傻帽儿”。
也有打眼的时候
未都告我，玩古董就怕贪心，人一旦产生了对某件东西的占有欲，往往容易走眼。当然，打眼有鉴赏能力的原因。
他给我讲了自己打眼的一件事。
那是他刚开始收藏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个地摊儿上碰上一个卖瓷器的老农。老农看他盯着几件瓷器来回看，心想这是个买主儿，便把他拉到一边。问道：“大哥，你真想买，我这儿还有几件老瓷器。”
“是吗”拿出来，让我瞧瞧。”未都不由得心里一动。
老农四外瞧了几眼，从身后的一个破纸箱子里，掏出一个瓷瓶，里三层外三层用旧报纸包着。他打开包，把瓷瓶递给未都，神秘兮兮地悄声说：“这可是件汝窑出来的，真货，我怕工商的人瞧见，没敢往外露。你要是想要，就拿去。”
未都那会儿还没出道，凭从书上看到的那点知识，觉得这东西像是真的，再看老农神神秘秘的样儿，心想，不是真的，他也不会这样儿。
他随口问道：“这东西你是从哪儿收上来的?”
老农想了想说：“不是收的，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您甭看我现在这样混得挺那个的。我们老祖宗在朝里当过大官儿，我们家土改以后破落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祖儿当年玩过的玩艺儿。”
未都看他挺厚道的样儿，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您想，玩艺儿看着不假，卖主儿又是世家出身，这东西能假的了吗?”
“你出什么价?”未都问道。
“你要是真心想要，100块钱您拿走。我是看您真喜欢，咱们交个朋友。100块钱，这是朋友价儿。别人买，我至少要200块。”老农嘿嘿笑着说。
“100块钱?太贵了。”未都说。
那会儿，100块钱算是个大数，一个科长一个月才挣五六十块钱。
“您要是嫌贵，您给个价儿。”老农说。
未都看出他是真心想出手这件玩艺儿，狠狠儿给了他一“刀”：“让我出价儿，20块钱!”
“20块钱?兄弟，这可是汝窑瓷器。”老农瞪起了眼珠子。
未都不肯松口儿：“我是一口价儿，您要卖，我就拿走，不卖，我上别的摊儿再看看。”
“别，咱们商量着来，我说一百您只给20，这也差得太远了，这样吧，我再压低点儿，你再让让，您看我从老家来，在这儿好几天了，一直没开张，您再添俩辛苦钱。”老农笑着说。
未都依然不肯让步：“你甭罗嗦，我买的是东西，你辛苦不辛苦，咱们另说。怎么样?”
“20块，我不卖。真的，这可是真正的汝窑。”老农也不肯轻易地就范。
“那就算了吧。”未都把瓷器还给老农，转身要走。
老农沉不住气了，又把未都叫回来：“兄弟，你怎么嘴这么紧呀，说20就20?”
未都说：“对，我买东西就这样。”
“行了，我看你是真心想买这玩艺儿，我在北京也没亲人，算交你这个朋友了，20块钱，你拿走!”老农咬着后槽牙说。
未都心中暗喜，说老实话，他是真看上这件瓷器了，但嘴上不能说出来。
未都摸了摸身上只带着十几块钱。还差七八块。
“您瞧，我今儿出门没带这么多钱，干脆你跟我到家里取一趟钱吧。”他犹豫着对老农说。
“行呀，我把摊儿收了，这就跟您走。”老农心想眼瞅快到饭口儿了，肚子里正叫唤呢，到他家备不住还能噌顿饭吃。
未都领着老农回了家。
未都的朋友多，平时短不了来人串门。他夫人见来了人，赶紧下厨房做饭。
未都把钱如数给了老农，一看时候不早了，留他吃晚饭，特意嘱咐夫人做几道可口的菜。
饭菜上了桌，未都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存放了几年的“茅台”。
老农一见有好菜，又有好酒，便不客气地甩开了腮帮子。一连喝了十几杯，老农喝得身上有
点儿发飘。话也透着多起来。吃了饭，又抽了两只烟，未都把他送到院门口，临走又给了他
几块钱车费。
“嗯，谢谢!太谢谢您了。”老农攥住未都的手，半天舍不得松开。大兄弟，我看你对我这么好，我有句话要不说出来，可是对不住您。”老农带着几分醉意说。
“说吧，什么事?”未都问道。
老农犹豫一下，说道：“我说实话吧，我卖给您的那件东西……”
“怎么啦?”未都赶紧问道。
“哦，那件东西不是真的，它不是我老祖传下来的，我们家世世代代是农民，那东西是新瓷，做的假。”
“啊!”未都听了一时懵了，等他缓过神来，那老农早就消逝在夜幕中，未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回到家他拿起那个“汝窑”瓷瓶恨不能一下把它摔喽，但是他没摔。唉，花钱买个教训吧!
转过天，他再到小市上去找那老农，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件假瓷器现在还在我家里摆着，算是我玩瓷交的学费吧。”未都笑着对我说。
耐人寻味的是，这件瓷器，未都后来又拿到琉璃厂和王府井等十几家文物商店，让那些行家“掌眼”，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出它是假的，一位老古玩商甚至想出几千块钱把它收走。
未都说：“从这一点能看出当代新仿技术是多么高明，也说明文物界确实有不少人的眼力不行。”
也许正是这件事，让未都心里有了底儿：老一代玩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神不济了，新一代的玩家还没起来，真可谓时势造英雄，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不当玩家，谁当玩家?
在故宫看瓷器
未都说他没拜过师，实物就是他的老师。为了弄清各个历史时期陶瓷的特征，最初几天，他几乎天天去故宫的陶瓷馆。有时陶瓷馆两个大院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就他一个参观者。空空荡荡，阒然无声。未都一个人在展厅里看那些古瓷，捕捉各种文化信息，陶醉在一种别人难以领会的情趣中，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呀?
我去过故宫的陶瓷馆，这里一般游人很少光顾，深宫殿宇，空旷无人，风吹得窗棂哗哗直响，在众多的古物之中，独自观赏，这种场景，想来确实瘮得慌。
未都笑着对我说，展室的光线不好，我每次去，总带着手电筒，对一件瓷器照着看。您想，展室里就我一个参观者，我又拿着手电，能不让工作人员起疑吗?但他们看我每次来，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又不敢明说。后来，他们真以为我是“踩道儿的”。我一来，工作人员就先通知保卫部门，保卫人员来了，一看我在展柜前，用心看展品，也不好直接上来盘问我，我离开时，感觉到有人在身后盯梢儿。简直是跟他们开了大笑话。
我笑道：“这种警惕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故宫确实失过窃。”
一天，未都又拿着手电来到了陶瓷馆，他打开电筒，对着一件康熙的瓷瓶仔细地观看，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哎，您在这儿看什么呢?”工作人员是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嗓门尖细，上下打量着未都。
未都来这儿多少次了，跟她已经脸熟，只是从来没说过话，他迟疑了一下说：“噢，我在这儿看瓷器呀。”
工作人员说：“看瓷器还用手电吗?”
未都说：“我看不清楚，可不得用手电吗?”
工作人员说：“看不清楚?屋里挺亮的，你怎么还看不见?”
未都说：“你的看得见跟我的看得见不是一个标准。”
时间长了，他连馆里每件瓷器怎么摆放的都记得滚瓜烂熟。有一天，他跟工作人员说展厢里的一个瓷瓶有人动了。
工作人员跟他已经熟了，说不可能有人动。
未都说你去问吧，肯定有人动过。
工作人员一问，果然头天她倒班时有人为拍照动过它。原来未都在展柜看展品只能看到一面，所以谁动过一清二楚。
陶瓷馆的工作人员对未都的痴迷和执著非常佩服。到后来，她们跟未都成了朋友。有时未都看累了，便跟他们聊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说：“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对瓷器着迷的人，你这么着迷，是不是想当专家呀?”
未都笑道：“我什么家也不想当，只是玩玩而已，要玩就得懂得它，认识它。”
由此可知他能准确鉴定陶瓷的年代和品质非一日之功。
他说只有把所有的信息都捕捉到了，都熟知了，用到它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
有一次，一个朋友说有个同事家里收藏许多瓷器，请他给掌眼。他过去一看，满屋子陶瓷。他拿眼一扫说，没几样真货。朋友以为他不认真。
他做了一个比喻，一屋子女孩等着导演挑选上戏，你进屋拿眼一扫就知道谁漂亮谁不漂亮，不需要挨个摸摸脑袋，看看眉眼。对人的俊丑只需几秒钟就能做出判断。因为你从记事起就接受这种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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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马未都解读陶瓷的艺术世界
代表皇权形象的黄色瓷釉遍施碗内外，胎骨细薄轻盈，匀净鲜亮；外面暗刻龙纹，飞龙腾空而起，追云赶雾，一副皇家气派；碗底施以白釉，上面写着“大明成化年制”六个字。仔细一看，色润而不油，釉亮而不腻，让人不禁想起宋代诗人戴复古的“摘尽枇杷一树金”。
这只漂亮的瓷碗现在就放在观复博物馆，作为黄釉的典型代表展出。
跟6公里外的798艺术区相比，同处朝阳区大山子的观复博物馆显得偏僻多了，已经到了北京五环外，但这丝毫没有吓退对古文物或马未都感兴趣的人。这座创立于1996年10月的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因创办人、现任馆长马未都先生而名声大噪，近日又由于推出“瓷之色”的专题展览而备受瞩目，参观者络绎不绝。
马未都
“我们过去对瓷的概念很大程度上都是纹饰，很少有人从釉色这个角度去分类、解析，也没人搞过这样的展览，我们这是第一次。”马先生介绍说，釉色与纹饰是欣赏陶瓷时需要注意的两大装饰，但是前者抽象，后者具体，人们更容易关注到后者，而忽略了陶瓷的颜色本身也是一个精彩纷呈的艺术世界。按照观复博物馆网站公告的说法，此次展览的目的是换一种角度解释陶瓷的成因，并充分展示瓷之色带给人们感观上的神奇变化。
马先生一直有个观点：创造美有时候是天生的，比如一些人之所以是歌唱家，就是因为天赋过人，但是欣赏美则一定是后天的，需要接受一定的美学训练。古代人对于女人小脚的欣赏，就是美学教育的结果。同样，要是没人从小告诉你金鱼长成那样很好看，那你乍一看到，没准会觉得它是丑八怪。
此次展览以瓷器的颜色作为主题，是否也有对民众普及美学教育的意图呢？对于我们的疑问，马先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马先生认为，瓷的颜色本身就表现形式而言，比较含蓄，理解起来有困难。说着，他指着一个宋朝定窑的白瓷，“比如这个白釉，一般人需要接受一定的美学训练，否则他不知道怎么去欣赏它。我们把不同时期、相同釉色的瓷放在一起，让大家去对比着看，就是希望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的注意和思考。”
与《百家讲坛》上的马先生相比，生活中的他多了一分随意、一分亲近。同样的感受出现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只有两层楼、3000多平米的展厅布置得很用心，环形路线加上错落有致的通道，让几个展馆浑然一体，随便从哪个门进去，都可以一路看过去，不必走回头路，不会有遗珠之憾。文物的摆放方式追求自然、大方，“我们尽量不让观众隔着玻璃看，让人感觉这个东西是亲切的”。此次“瓷之色”专题展览就设在一楼北侧的陶瓷馆。
此次展览根据釉色不同，划分为白釉、黑釉、青釉、酱釉、绿釉、红釉、蓝釉、黄釉、官釉、色斑釉、仿生釉几大类，展品近200件，既有专供皇家使用的“黄器”、“殿器”，也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黑色日用品，还有文人雅士喜爱的青花瓷。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含蓄内敛，如清康熙年间烧造的郎窑红釉梅瓶，红若牛血，艳似花开，而产于宋朝的外酱釉内白釉碗色彩内敛，却又落落大方，有如大家闺秀。
原始瓷器偶然沾上的釉点启发了工匠的思路，施釉遂变成了主动追求，这一手段让陶瓷一天天地漂亮起来，也让陶瓷更加实用……
据马先生考证，虽然青瓷出现得最早，但白色才是最早的追求。
因为早期瓷器之所以是青色的，并非主观使然，而是材料和工艺决定了它的本色就是这样子。釉色变化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提纯的过程，工匠们便是在摸索了上千年的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现了烧造白瓷的技巧。白瓷与青瓷名为两类，实际上是同一个系统里的拓展与竞争，简单点儿说，就是把青瓷中的青色去掉，便烧成了白瓷。
定窑白釉印盒
像宋朝的定窑白釉印盒（土定）看上去白中隐青，似乎还未完全脱去青瓷的痕迹；到了辽代，定窑烧出的白瓷胎质致密，釉白莹润，叩之清越；取代辽的金人尤其推崇白瓷，多地的白瓷得以发扬光大，展出的耀州窑月白釉钵，颜色更加洁白，还多了印花工艺，趣味盎然。
不过，这些跟明永乐年间的甜白釉相比，又远远不及。据史料记载，永乐一朝，白瓷采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再施以透明釉，白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从甜白釉的名字便可看出。
甜白釉僧帽壶
瓷器不能品尝，何甜之有？有人认为永乐白釉与白砂糖相似，所以叫这个名字，马先生则认为甜白一名，重在神似，强调内心之感受，不重外在之表现。静静观之，有如甘泉淌过，不动声色而心生喜悦。像产于明永乐的甜白釉僧帽壶，便白得优雅，白得恬淡，仿佛数百年的历史如流水，从壶口缓缓流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瓷器的釉色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纯净。到了清朝后期，釉色的烧造技术已经到了如指使臂的地步，几乎想烧什么颜色就烧什么颜色，形状也更加多变，颜色和形状都富于变化的仿生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桃花洞观音瓶
观复博物馆中的“桃花运”系列丝巾的创意便来自清乾隆年间生产的“桃花洞”观音瓶。当时技术进步了，各种釉色都玩过了，能模仿的古代瓷器也仿得八九不离十了，工匠们开始玩起了“先锋艺术”：以吹釉的方式将红、黄、白、蓝、绿五种互不搭界的颜色吹上，创意大胆，做法随性，其风格在今日看来仍显新潮。
除了颜色的变化，古人还试图通过釉色使陶瓷的形状“发生改变”——这便是唐代绞胎的源起。陶瓷发明之初，古人的潜意识里是要摆脱自然属性的，但是自唐代开始，人们开始尝试将不同颜色的胎土绞在一起，绞出层次来，开始了陶瓷版的仿生学。流畅的线条自成一体，看上去如花木，似鱼石，却又似乎什么都不像，特殊的美感于此体现。
正在展出的北宋绞釉钵便具备这样的特点：白褐两色有如两个紧紧相随的舞者，忽而前，忽而后，有时缓如平水，有时蘧然直下，在钵外面划出一组组美丽的线条,似石非石好像很有规律，却又无章可循，给人们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这一追求在清乾隆时到了巅峰状态。雍正六年，醉心于陶瓷工艺的改进督陶官唐英入驻景德镇，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仅把《陶成纪事碑》里的57种陶瓷继续发扬光大，还自创一类，从仿自然到仿器具，无所不仿，有松石，有珊瑚，有虾蟹海螺，有书函金佛……目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乾隆仿雕漆碗，便仿得真假莫辨，几可乱真。
就这样，清代的仿生瓷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并攀上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绝唱。
白求恩和陶瓷有何关系？马未都:曾卖过中国瓷器
读懂了陶瓷，也就读懂了历史
文化圈里的杂家有不少，创作之外，还写点剧本，拍拍电影，但是马未都独辟蹊径走起了收藏之路。《编辑部的故事》曾经是他最知名的作品，而后，创作搁浅了。自从他80年代开始接触收藏，就一直没有停下。不仅建成了蜚声中外的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几十年下来他竟以草根之身与国家级的专家形成了文物鉴定的鼎足之势。
而如今，马未都的新书《瓷之色》把国学又进行了细化——专说陶瓷。
《瓷之色》不光和陶瓷有关
马未都说自己十多年参透的道理，写书自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而是每年每个月写一点，十几年磨一剑的作品。《瓷之色》里也都是马未都内心化的思考和写照，读起来或许有点文学性，这是作为一个跨领域者的好处，在两个领域中跳跃而不至于迷失，又同时吸收了不同领域中的精华。
记者：这本书把古代陶瓷说了个遍，但毕竟文字是个人化的个性化的。全书都在说陶瓷，但您内心更想说的是什么？
马未都：《瓷之色》这本书通篇好像是和陶瓷有关，实际上，和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关。我老说一部陶瓷史不仅是一部中国工艺史，而且是中国的历史。你读懂了陶瓷，也就读懂得了中国的历史。在读陶瓷史的时候读到了中国历史，同时也了解了我们先人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很多地方写得很文学化，记录的是我内心在彼时当下一种很真实的感受，所以说喜欢文学的人也可以读读看。
记者：颜色有时候代表了性格、心情甚至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却很少有人愿意深入地研究颜色的内涵。梳理颜色，在您看来是不是在梳理民族文化？
马未都：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颜色不是中国人传统的颜色，比如蓝色，就不是我们的传统颜色，是向外来文化学来的。我们中国人很善于学习，不管什么文化，弄到中国来全部融入自己的文化。今天的人看到陶瓷的时候可能对颜色的感受没有那么深的触动了，或许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强刺激的时代，不管是颜色还是声音，生活，各个方面我们都比古人受到了强烈许多的刺激。
颜色也是这样，过去古人看到的所有颜色，除了自然中的颜色以外就是人工追求之色了。人工追求之色都是可以生成的。可是我们今天很多颜色是合成的，就是很多化学元素，化学的颜色在古人的概念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也需要静下来回顾一下历史，回到粹自天然匠心独运的感观体验中，我们以这样的心态来看这本书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记者：在研究陶瓷文化的时候，您是不是收获到令您惊喜的细节？
马未都：有不少，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会涉及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美学教育的问题。陶瓷是我们中国最引以为豪的发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当中国人能烧造很白的白瓷的时候，欧洲人在这之后一千年才能烧造真正意义上的白瓷，从这点上我们是可以自豪的。所以我们对瓷器的这种美学的学习也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这本书提供了一些角度。
白求恩是瓷器收藏大家
《瓷之色》中，马未都把哲学、文学都融入了进来。马未都在演讲中曾经提到，“追求白瓷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减法。我们希望把白瓷烧白，就是把杂质去掉。古人烧造这种白瓷的动力源于我们对于纯粹的追求。所有的追求一开始总是简单而纯粹的。”马未都把对各种釉色的研究上升到当时人们对文化的精神追求之中。
记者：您提到说，釉色是中国文化史的剖面，那么您希望通过这本书表达的是一个怎样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看法？
马未都：这本书谈的问题还是很具体的，就是从陶瓷的角度，从陶瓷颜色单纯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成。不管什么颜色，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黑色，黑色其实不是颜色，是一切颜色的尽头。白色也不是一个颜色，是一切颜色的起点。我们由起点到尽头中间有各种颜色，不管我们对白和黑是怎么认识的，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点一滴积累的，这个积累非常重要。同样是白色，有很多不同。在文学描述中，比如我们历史上对白瓷的描述，比如说永乐的甜白，德化的象牙白，西方人叫鹅绒白，等等这种颜色的观察，同样是一个白色，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包含了巨大的社会内容和文化信息。
记者：在您的书里，我看到了关于白求恩的内容，白求恩怎么会与陶瓷联系到一起？能不能具体说说？
马未都：白求恩年轻的时候喜欢艺术，不是学医的，跟瑞恩两个人跑英国学艺术，把一些中国瓷器拿到加拿大卖，赚了很多钱才来到中国。白求恩去世了以后，400多件瓷器搁在他们家的车库，一放一个世纪，郎窑绿，是非常少见的，一般都是少的物件，很少有这么大的梅瓶。因为他跟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有了钱以后，喜欢中国艺术，买了很多艺术品，又卖了艺术品，才学的医，支援中国的抗战。
陶瓷的个性化越来越稀缺
现代的陶瓷设计和制造可以分开，也就是说，工艺水平有了新的界定，陶瓷生产商可以自行设计，拿到专门的代制点进行加工制作，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同的陶瓷设计，质感却是一样的。
记者：现代陶瓷有了现代的生产手段，您对此持什么样的看法？
马未都：科学扼杀文化。科学有标准，文化无标准的。有标准的东西撞上无标准的东西，强行把无标准变成有标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记者：那么对于今天同样在进行陶瓷创作的艺术家们，您对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想说的话？
马未都：今天的个性化存在已经越来越稀缺。因为工业革命的一个本质就是抹杀个性。只有抹杀个性，才存在竞争力。工业革命以后，有了流水线，觉得好玩，时间长了，觉得特别烦人。工业化生产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型号的鞋，肯定是一样的，但是手工的鞋，无论怎么想缝成一样，都是有差距的。这就是个性化的存在。工业化的目的就是抹杀个性，抹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发现是伤害自己的事情，今天工业化革命的时候，也强调个性的存在，就是要求比较少的数量的定制。很多人怕撞衫，就是单独定制，这都是开始向另外一个方向走。
对于陶瓷的标准和要求，因为今天要生存，生存是要大众化的生存，要让这个东西有市场，就要制定标准。而放弃标准，才是个性化的生存，才需要艺术家的存在。这些艺术家都是极具个性的，个性的价值就在于与众不同。
马未都：读懂陶瓷史即读懂中华文明史
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马未都新书《瓷之纹》27日在观复博物馆发布。该书是继《瓷之色》之后，马未都的又一本瓷器系列读物。马未都当天表示，瓷器纹饰中隐藏着诸多社会含义，读懂中国陶瓷史，也就读懂了中国工艺品史，也就读懂了中华文明史。读懂中国陶瓷史即读懂中华文明史据悉，马未都“瓷”器系列读物共三部。第一部《瓷之色》于2011年出版，共分十二章，配以精美的图片，直观呈现了十一种颜色釉瓷器在不同时代呈现的微妙色彩变化，并解析了各种颜色形成的原因。在文字的表述上，也不同于一般的文物介绍和学术专著，更多的体现了语言的文学性与大众化。本次出版的《瓷之纹》分上、下两册，是马未都连载于《紫禁城》杂志的十二个月的文章的集结。作者按陶瓷的纹饰划分为十二章节，以通俗优美的文字解析了每一种纹饰的成因、发展、特征，更奉上九百余幅精选的文物图片。马未都直言，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全新的发现。比如青花瓷在元代，内容全是故事、人物，而在明初将近6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再出现人物，全是花鸟，为什么？通过查阅史料，马未都发现明朝初年对民众舆论监督较为严格，原来工艺师们是为避嫌。“读懂中国陶瓷史，也就读懂了中国工艺品史，也就读懂了中华文明史”，马未都说。因此，在写《瓷之纹》时，马未都更多的是表现纹饰中隐藏的社会含义，比《瓷之色》更多了一道世俗的解释。马未都介绍，之后还将推出《瓷之形》，主要讲述瓷器各种形状的成因。“以前没人按这个体系写过，写完这三本，以后瓷器的事就不说了。”瓷器创新需先吃透历史当天，“瓷之纹——中国古代纹样瓷器展”同时在观复博物馆推出。本次展览涵盖了从汉代到明清时代近200件瓷器，按纹饰划分为龙纹、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山水纹、宗教纹等几大类。展览将于9月28日正式对观众开放，展期6个月。马未都在展厅特地为媒体介绍了一款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耶稣受洗图盘。该盘为罕见的基督教题材，尺寸巨大，画面绘制《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受洗的情节，视觉效果震撼。马未都调侃称，这个作品属于“来样加工”，外国人提供题材，用中国人的工艺。“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心胸，同时也是当时的一个创新之作。”然而谈及当代陶瓷的创新，马未都频频摇头。“当代人没有能力创造新的纹饰，仅仅能做到沿袭过去的创作，有些变化而已，没法脱离古代的架构。”那么，当代瓷器如何发展？马未都说，我们的历史沉淀完全够用，可以先挖掘，吃透历史，再进行有限度地创作。“我看到的所有颠覆性地创造，都是不成功的，都没法推广。”民办博物馆有特色才有生命力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马未都创办的观复博物馆已走过17个年头，目前办得有声有色，已在杭州、厦门开有地方馆，哈尔滨、上海、深圳正在筹备中。在马未都看来，民办博物馆关键在于有特色。观复博物馆在各地的分馆，都会根据地域文化来做出特色。比如在哈尔滨的分馆，主要展示辽代、金代、满族的文物，上海分馆的展品则比较“洋”。他认为，民间博物馆要成为一个个性化的存在，有风格有特点，才会有生命力。然而，马未都对现在的观复博物馆并不满意。他希望能重建一个他心目中的博物馆，那里有足够的休息空间，有更细致、人性化的服务，一定要有一个餐厅，餐厅要有正餐、快餐、西餐三种类型，甚至要有一个按摩室，上午逛完按一按，下午接着逛。对于民办博物馆的未来，他期待国家能出台有关法规，因为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博物馆法。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呼吁民办博物馆能和国家博物馆享受同等待遇。“不用扶持，只要平等。民办博物馆的未来，取决于国家政策”，他说。
翡翠玉与文化的渊源是什么？
常有很多朋友问：翡翠与玉是不是一回事？其实，翡翠是玉的一种，也叫硬玉。翡翠由很多微小的硬玉矿物组成，这些小矿物像小毡子一样互相黏合交织在一起，非常致密结实，使翡翠既坚硬又有韧性；硬玉由于含有一种叫铬的元素而成为绿色，这种大自然造设的颜色鲜艳美丽，仿佛具有生命。很多人都称翡翠为“玉中之王”。
玉文化在中国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其历史早于陶瓷、文字、绘画、雕塑、建筑、丝绸等东方文化形式，而且这七千年中几乎没有隔断过。放眼全世界，还有几个地方，像新西兰、南美几个国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玉文化，但兴盛一时就终结了，只有中国例外。可以说玉文化是历史最悠久、最能代表东方文明的古文化之一。
在西方人眼中，玉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是最具神秘感的，他们很难理解对某种自然物质的崇拜居然能延续几千年。他们很喜欢听中国的朋友讲玉有灵性，玉能保佑主人，他们到中国来可能会买些玉，回去告诉家人朋友：“我们喜欢钻石，中国人喜欢玉。”
到底什么是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之中就有对玉的明确定义：“玉，石之美，有五德者。”也就是说漂亮的岩石，具有玉的五德，都可以称为玉。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对玉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认为玉有玉德，人只有具备了玉的这些崇高品德才能成为君子，实现人的最高境界。所以玉的一个定义除了是“石之美者”，还应具玉的“五德”。
什么是玉的“五德”呢？“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温和滋润具有光泽，表明玉善施恩泽，富有仁爱之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玉有较高的透明度，从外部可以看出其内部具有的特征纹理，表明玉竭尽忠义之心；“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如果敲击玉石，会发出清亮悠扬悦耳的声音，并能传到很远的地方，表明玉具有智慧并传达给四周之人；“不挠而折，勇之方也”，具有极高的韧性和硬度，表明玉具有超人的勇气；“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有断口但边缘却不锋利，表明玉自身廉洁、自我约束却并不伤害他人。
“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千多年，“良渚文化”距今约五千三百年至四千二百年，不管是北方的红山文化，还是南方的良渚文化，都曾出土大量的玉制品。那时的玉器用料多为蛇纹石岩类、闪长石岩类，花纹丰富、颜色鲜艳、玉质非常软，这与当时加工工具的限制有关，现在只有在博物馆里、拍卖会上能见到这些玉器，一般称之为古玉。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作为礼教的重要器具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产自新疆昆仑山的闪石类玉器开始被大量使用。由唐宋至明代，玉器原料已全部使用闪石类玉，这种玉也叫软玉（Naphrate）。和田是最重要的产地，所以也常用和田玉泛指软玉，按颜色分为白玉、黄玉、碧玉、墨玉等不同种类，而其中的羊脂白玉最为闻名遐迩。我们现在如果仅说“玉”，往往指的就是软玉。
清代一种新的玉料——硬玉（Jadeite），也就是翡翠，由缅甸大量传入中国。翡翠的出现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玉料的来源，另一方面又全面继承了玉器加工制作的技艺。与此同时，软玉类玉器也得到极大发展，使清代的玉文化相当兴盛。
曾有玩玉的朋友认为：翡翠和玉是两码事，玉指的就是和田玉（软玉）和古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玉的两个最重要的品类就是软玉和硬玉：软玉指的是和田玉，硬玉指的就是翡翠。石之美者并具有五德的翡翠是玉的一种，而且稀有性强，它的硬度最高、质地最细腻、种份最通透、颜色最鲜艳，所以称它为玉中之王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以上所说的古玉、和田玉、翡翠以外，现在常见到的玉石还有很多种，像市场上常见的岫岩玉、独山玉、澳玉、东陵石等，由于它们的产量大，稀有性差，这些玉石的价格不高。
现代的玉收藏家会面对三个细分的收藏门类：古玉、软玉、翡翠。古玉，价值完全由其历史文化价值决定，材质本身并不稀缺。像前几年在拍卖会上拍出近百万元的红山文化玉龙，材质是并不稀有的蛇纹石质岩，价值很低，在玉龙的总价值中所占比例极小，可以忽略不计。软玉类，历史年代价值和材质本身价值均很重要，材质以白玉中的羊脂和黄玉最为名贵，同等质地的白玉别子，清代工的要比新工价格高出将近十倍。翡翠，价值的绝大部分由材质本身决定，平时行家常说的新坑、老坑，新种、老种，也是指翡翠材质的质量而言，而非翡翠加工的年代。同等质量的清工翡翠与新工翡翠价值相差并不大，只有名人戴过的翡翠例外。
翡翠岁寒三友佩取自一块几十公斤的白砂皮老种水石厚料中，白砂皮料种份老质地细，完美度高，但颜色稀少。这块原料主体部分没有颜色，令人大失所望，差点被扔作路石。谁能想到，在小小的原料盖部，竟深藏着一块如此晶莹无瑕的美玉。这件翡翠佩用料实在难得，长5.2厘米，宽1.8厘米，厚达1.0厘米，如此大块的原料颜色达到上下、正反、侧背均匀一致，没有深浅色带，没有白雾，在高档的翠料中是非常难得的。颜色鲜艳，看第一眼就给人鲜艳欲滴的印象。种份为翡翠中最好的玻璃种，由于花件非常厚，达1.0厘米，故只能在侧面见到翡翠的活光，如果像普通花件做成0.4厘米左右厚度，将会有非常明显的活光。
“松竹梅”寓意“岁寒三友”，它是文人志士表示清高，抒发情怀甚至是变换成对抗时政的一种手段。以松竹梅作装饰题材宋代就有，盛行于元代，以后的明、清两代也有使用，清初曾一度流行。“文字狱”兴起之后，才渐渐不被采用。松，长青而不凋零，象征不渝和永恒；竹，清高而有节；梅，不惧风雪严寒。苏东坡爱竹成癖，他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还题写过“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之友”。松竹梅被人们称之为岁寒三友，乃寓意做人要有品德、志节。
这件满绿高翠，质地润透灵秀，翠美质细，颜色鲜而不妖，艳而不俗，均匀而有层次。上雕松枝，下雕梅花，整体为竹节造型，配合“松竹梅”的题材更是天衣无缝。雕工简洁饱满，品相周正完美，是翡翠收藏之上上品。
陶瓷与“龙”的渊源
中国是龙的故乡，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自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就以其独特神秘身态与中华民族紧密地生活了数千年。我们沿着祖先成长的历史作些回顾，就会系统地认识龙，了解龙的精神。
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一带发掘的一只彩陶瓶，瓶身部位用色彩绘了一只张牙舞爪的蛇身龙纹饰，这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咙’纹饰了。这只陶龙纹饰彩陶瓶，是否是我国第一只龙纹陶瓶呢?我肯定还有这类龙纹饰系列的陶瓷器物，只不过尚未被发现或者没有保存下来而已。从这只陶龙纹饰来看，线条粗壮有力、早法熟练，达到这种绘画技巧自非一朝一夕之功。须知，人类在发明陶瓷器物体上绘上色彩以前还可以用树枝、鱼骨、兽骨、石器在陶瓷坯体上刻画‘龙’纹饰及其它图腾的。
《文选·鲁灵光殿赋》中记述了殿中壁画“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瑞应图》有“舜东巡狞、黄龙负图、置舜前。”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不难看出远古时代的人们就把当时对社会、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头人比作‘龙’，井在日常生活用具上用色彩描述记载下来，子孙后代给于歌颂。
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遗址出土很．多彩陶片和陶塑，就有很多鱼、蛙、蛇、龟、蜴晰、鸟、鹿、猪、壁虎等原始图腾标志。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许多图腾消失了，唯有蛇和鸟不仅保留下来，而且逐步夸张，神化成龙和风，这种图腾发展演变趋势是和各朝代统治者、官僚士大夫们的权威欲望、追求长生不死，吉祥富贵分不开的，是和他们提倡“孝”为道德标准有关。例如，《龙鱼河图》就有“天授元始、建帝号。”楚国爱国大诗人屈原在《九歌》中赞曰：“石赖兮浅浅，飞龙兮翩翩。”鲁国的孔子也扬言“河不出田、梧不栖凤、吾道休矣！”再如《荀子·礼论》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认为这是“礼仪无法式也。”如果与此相反“厚其生而薄其死是奸人之道而信叛之心也”，后辈子孙对先人如不厚葬就是不忠，不革，或大逆不道。在这种思潮支配下，各朝代的统治者除了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墓室装饰得金壁辉煌，还用大量的殉葬品陪葬。这些我们从各地出土的明器、陶瓷残片、墓砖像及各地博物馆、院的藏品中都可具体看到。
唐末时期的龙纹，一改秦汉时的千姿百态，变化万千之状，而把龙逐渐神化丰富，性格更复杂了。南宋初人罗原在《尔雅翼》卷廿八称龙九似：“角似鹿、头似驼、腿似兔，颈似蛇、腹似唇、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到了明代则把龙更进一步演化出“龙生九子不成龙”
(虫+八)(虫+夏)：性喜水，被雕成桥柱上的兽形；
嘲风：喜好冒险，因而人铸其像，置于殿角；
睚眦：平生好杀，喜血腥之气，其形为刀柄上所刻之兽像；
赑屃：力大，其背亦负以重物，即今刻在石碑下的石龟；
椒图：形状似螺蚌，性好闭，铺首衔环是其形象；
螭吻：平生好吞，即殿脊的兽头之形；
蒲牢：平生好鸣，它的头像被用作大钟的钟纽；
狻猊：喜欢蹲坐，佛像座下的狮子是其造型；
囚牛：性喜音乐，其形为胡琴琴杆上端的刻像；
传世最久，雕塑最多的陶瓷龙，要数明代洪武年间，在山西大同制陶工人烧制了一堵高8米、长45米，世界上最大的九龙壁、壁面五光十色的琉璃陶瓷砖，壁上九条戏珠蟠龙腾跃波涛云海之中，姿态万千，气宇轩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烧制成这样大的九龙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清代乾隆时的北京宁寿门也烧制了一堵九龙壁壁照，在装镶该九龙壁时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一小徒无意中打碎了一块赭色陶瓷壁板，这下可犯了弥天大罪，因为当时给皇帝作贡品是不存备用品的，小徒工吓得直哭，主持装镶的工匠师傅思索一阵、一面安慰小徒不要哭，一面告诫大家不许把这事说出去。当晚他一夜未眠，用紫檀木雕刻了一块同样大小的龙纹木板安装顶替，这事不但瞒过了当时验收官员、文武大臣、皇帝本人，鱼龙混珠一直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地展现在游人面前。
看过电影《地下宫殿》的人都还曾记得，在皇帝灵柩前有只绘上黛青色双龙的大龙缸，是装灯油供死去的皇帝作长明灯用的．这只大龙缸据考证是景德镇进贡的贡品，是我国目前出上最大的瓷龙缸，独一无二，视为珍宝。
元明时期制瓷工匠发明的青花釉里红更加丰富了陶瓷龙纹装饰内容，一时间青花云龙兽耳壶、云龙纹荷叶形盖壶、四灵纹盖壶上的彩龙一改以往的三爪、四爪，而以五瓜龙纹成为皇帝专有纹样。并有不少这类龙纹陶瓷品输往世界各地，成为我国一时外贸和礼品主要物品，数年前在肯尼亚、东南亚各地就有不少青花釉里红龙纹瓶、壶出土可以证明。
我们中华民族从制成陶器的第一天开始，就酝酿了龙，数千年来龙无时无刻都在人们各阶层、领域里为人们崇尚着，鼓励着人们，推动着我们民族前进。我们是龙的传人，在新时代中应以更加强烈的民族情感，赋于龙纹不断继承创新精神。世界有名，很多陶瓷上面都有龙的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