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玉器与陶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我国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发现玉料并加工成玉器，把它制成生产和生活用具。他们认识到玉高于石，便把它作为装饰艺术品，后来又发展为贷币——璧，以至把它作为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玉玺，影响所及，百姓也把玉印作为信用的根据。世俗的权力象征，又转化为最高的神权象征。这一切，使玉器文明在古代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导致陶器发展为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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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
陶器不是由一个地方首先发明而后再传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国先民之所以都能独立地创造出陶器，是因为先民掌握了火以后，几乎各地都有烧制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艺简单，烧成温度底，便于普遍掌握。当世界各地先民长期使用陶器时，中国先民则率先发明了瓷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中国先民在8000年前，几乎同时制造了玉器和陶器。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牟永抗，吴汝祚等《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玉器受天然玉料的局限，不可能大量制作，于是先民致力于人工制造类似玉器的器皿，而把这种追求放在提高陶器工艺的基础上，则是最现实的了。这样，受玉器文明的长期熏陶，在不断提高制陶技艺的基础上，追求陶器的玉器效果，以满足人们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需要。这种执着的追求，从釉陶，硬质陶得到启示，在先进技艺和一定的物质(如找到瓷土)条件下，逐渐达到理想的瓷器目标。
第二、瓷器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商代，我国制造和冶炼青铜器的技艺，达到非常精谌的程度。这种先进的工艺和冶炼技术(高温技术)，转移到制陶上，就产生了一种飞跃，陶发展为瓷。陶向瓷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渐进过程。“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远在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中国陶瓷史》第76页)再经历1700多年的长期探索，在东汉时候(距今1800余年)终于烧制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原始瓷器和青瓷器一直在向玉器效果逼近，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终于达到了“越瓷类王”的效果。可是，先民并不就止停步，而是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到了唐、宋，瓷器比较普遍地达到了玉的意境。元、明、清以来，烧制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在瓷质的细密和晶莹光泽等方面，达到了精美绝伦的高峰。
二、瓷器的玉器效应
中国瓷器从它的发明，发展全过程来看，瓷器的玉器效应是纵贯古今；从横向来看，南北诸窑尽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而玉器效应则是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发展到东汉青瓷，是向玉器效应逼近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越瓷类玉”的意境。北朝山东省淄．博寨里窑青瓷“明亮润泽”，精美的莲花办尊”胎骨坚致，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华缛”。河南省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首次发现了北齐的白瓷。这批早期白瓷具有明显的特点：“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色，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唐代，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当时，“白瓷精品已达到了体薄釉润，光洁纯净的地步。”杜甫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扣如哀玉”，说明经高温烧成以后，胎体烧结得很好。唐代越瓷，顾况《茶赋》说它是“越泥似玉之瓯”。唐代晚期，越瓷“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景德镇陶录》卷五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人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古名)瓷名天下。“霍窑”佳者莹缜如玉广…·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五代时的柴窑瓷器“其色正碧，流光四照。”
宋代，瓷器发展到了辉煌时期。如果说唐人称赞越瓷是修辞学上的譬喻，那么，宋人烧造龙泉青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宋代南北方各个名窑的共同本质特征，追求玉器效应更为强烈。官窑釉色莹澈，哥(含章生兄弟)窑纯粹如美玉，汝窑莹润如堆脂，定窑色白而滋润，“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美的极致，黑瓷烧出了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润釉。苏东坡赞美“定州花瓷琢红玉”。北宋耀州窑，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馨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以上写的声，色正是玉的特征。史学界认为，如果把唐人对浮梁瓷誉为“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是更符合实际的。宋代景德年间，这里因生产的瓷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而得名景德镇。《格古要论净说：文天祥经过永和，窑内瓷器变为玉。这个记载带有神话色彩，但吉州窑的瓷器达到了玉的效果却为考古实物所证实。宋代龙泉窑“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广…。·仿玉器的有琮。”龙泉青瓷“是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龙泉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是对商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陶瓷史》认为：“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
三、彩釉强化了玉器效果
元代以后，中国瓷器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它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彩釉把瓷器装饰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彩釉不是淡化了瓷器的玉器效果，而是使玉器效果更加强烈，更加异彩纷呈，某些精品甚至超越了玉器，使“泥土变金玉”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元代，青花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器的明净素雅正是玉的意境，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元代的釉更红和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都是具有强烈玉感的新创造。
明代，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斗彩“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这正如《陶说》序言所说：“瓷器与金玉同珍者，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艺人的高度技艺水平。永乐宣德年间造的祭红，为色调庄严肃穆，深沉安定的深红色，也有象红宝色一样艳丽的。宣德时期的瓷器“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王”。斗彩，铜红釉，单色釉等彩瓷，使瓷器的玉器效果更加绚丽夺目。成化朝青瓷“胎薄釉白而青色淡雅”，“玲珑、精巧”的造型，配上“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花”；嘉靖朝青花“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使人感到“幽菁可爱”。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进入瓷器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这一时期，又创制了很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和鸟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录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康熙五彩一般都是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康熙寸人许谨齐写诗赞誉郎廷捆督造的瓷器“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郎窑红因宝光艳色而鲜艳夺目。美人醉则兼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给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雍正粉彩比五彩更为娇艳，以淡雅柔丽名重于世。乾隆朝，把许多玉雕品都做成粉彩瓷器。唐英窑“至此集大成矣……龙缸、均窑追绝业，复古制，翡翠，玫瑰更出新色。”
鸦片战争后，洋瓷充斥我国市场，加上国内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瓷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但我国瓷业在与洋瓷的竞争中，也出现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装饰。民国初，从国外引进了新彩颜料，贴花纸、金水、电光水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瓷器的玉质风彩始终一脉相承。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大瓷区在继承玉器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蓬勃发展。酸陵的釉下彩晶莹润泽，淄博的鲁玉瓷，唐山的白玉瓷，德化乳白釉做成的瓷雕，简直就是一座玉雕。北京李鸿仓发明陶玉，用于生产工艺美术品及建筑装饰砖板，产品远看似玉，近看是陶，通体自然花纹，色彩变幻奔放。作者介绍，陶玉是受中国南京雨花石、青海丹麻玉等的启发，经过多年研究发明的。白如玉一直是瓷都景德镇的特色，它清秀淡雅的青花瓷，万紫千红的粉彩瓷，巧夺天工的薄胎瓷，五光十色的颜色釉，晶莹剔透的玲珑瓷等，都具有玉的本质特征。
“瓷器之源，与国齐名。”李政道先生的题词，说出了中华民族玉器文明的特征。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身，它作为玉器文明的结晶，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高度赞誉，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陆上丝绸之路所到的西亚，海上我国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都发现有唐瓷碎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瓷器之路”。正是不朽的瓷器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瓷器不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瓷器文明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日用瓷和艺术瓷在未来社会也必将长期作出新的贡献；建筑、卫生陶瓷的普遍使用给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而特种工业陶瓷则在工业、科研和航天技术设备等方面，显示这种新材料的无比优越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讨瓷器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瓷器的丰富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瓷器的胎质细密和色泽莹润则是玉器本质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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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起源与文明
中国的瓷器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朽的丰碑，陶与瓷的各种关系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用现代的科学解释、研究陶瓷；有的人用考古学的观点解释陶瓷。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陶瓷粗浅的研究得出釉陶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出现在夏朝，南方地区烧制。
（一）陶与瓷的文明与演变
在史籍记载中，“陶”字可包括“瓷”或是用以称呼“瓷”，如在《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等书中都用“陶”称呼景德镇的瓷器，这就说明了陶和瓷有着不可分割且一脉相承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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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陶器的制造和使用并不是受地域文明的影响，而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才出现了制造和使用陶器的先河，这也为以后瓷器出现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完成了陶到瓷的演变过程：陶→釉陶→原始瓷器→成熟瓷器。看似简单的演变过程其实并不简单，这是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其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这才完成了陶向瓷由低级到高级，原始到成熟的演变，在商朝早期，中国古代人民在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中，不断的改变原料和技术水平，在提高了烧制的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二）陶与瓷区别及瓷器起源年代
陶与瓷的区别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制成的是陶器”根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将其定名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而高岭土又是粘土的一类，因此用高岭土区别陶和瓷过于片面。有的学者还以胎骨中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他们认为陶器中没有莫来石晶体，而瓷器有莫来石晶体，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胎骨中可以看到莫来石晶体，只是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的莫来石晶体少。后来经过研究表明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到1000℃至1100℃时，莫来石晶体会自动生成。因此以器物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来判断陶与瓷的区别也是片面的。
对于瓷器在古人们的心中简单标准是：质地坚硬、表面施釉、胎薄而轻，打击有声响。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篇》中，给瓷器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李家治先生认为陶器发展为瓷器，要具备白色、致密、不吸水和微透的胎骨。因为要达到“素肌”，制瓷原料铁的含量必须降低，这就要求瓷土的纯度要高。要达到“玉骨”，瓷胎中必须有大量的玻璃质，使瓷胎致密，不吸水，并具有较高的强度。这除去选择适当的瓷土外，需要有较高的烧成温度。（1）
如上面所提到的原始瓷器出现于商周时期，本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其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的分析，认为它是我国古代陶器向瓷器过度的一种形态，无论胎和釉都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2）所以学术界用“原始瓷”这个名称。
一般来说瓷器的形成应具备：（1）胎质必须是粘土烧成，其中粘土包括高岭土、长石、石英或是含有这些成分的瓷石构成；（2）瓷器必须要经过高温焙烧，胎质基本烧结，火候达到1200℃以上，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不相同，主要看它是否烧结，陶器一般的温度为700--800℃，有的亦达到1000℃。（3）瓷器表面一般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陶器一般没有釉或施有低温釉。（4）瓷胎烧结后没有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敲打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一般具有吸水性，敲打声音不脆。除以上四项外，还有两项也经常提到：（5）瓷器胎质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陶器的胎质一般不透光。（6）瓷器胎质为白色，陶器胎质均带色，如红色、褐色、灰色等。（3）
欧洲学者对瓷器的定义这样认为：（1）瓷器是一种白色漆晶，通常是半透明的胎体被瓷化（玻璃化）了的陶器；（2）一般坯体已充分烧结，呈白色，不吸水，而且具有透光性；（3）青瓷是一种陶瓷，而这种陶器是在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是一种粘土制品，呈白色，粘结后又是一种无孔半透明的焙烧料。欧洲第一批瓷器的出现大约在公元1575年首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公元1707年法国萨克森，梅森瓷器工厂也相继烧制了一批瓷器。英国对瓷器的烧制成功则到1800年。
陶器是一种用粘土为原料，火候在800℃时制成，颜色成白色或是灰白色等均带色，孔隙率较大，具有吸水性。断面稍松无光，釉色不纯正带黄，胎釉结合不良，釉面不均匀，敲打声音浑浊的一类器具。因此通过对陶与瓷的认识和分析归纳起来陶与瓷的主要区别有四个方面：
（1）烧成温度
瓷器的烧成温度较高，一般高于1300℃；陶器烧成温度较低不高于1200℃。
（2）胎质密度及吸水程度
瓷器密度较高，吸水程度极小；陶器密度低，吸水程度大。
（3）表面施釉
瓷器有釉而且釉面光润；陶器无釉或有釉，釉面光润度较差。
（4）胎釉结合
瓷器胎釉结合良好；陶器胎釉结合不良。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突然转变的，由陶向瓷过渡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过程存在着一个中介物，学术界说法不一。于是谈到了釉陶，就考古资料来看，釉陶出现在商朝以前，1977年首先在江山长台营盘山遗址中发现，而后在肩头弄有较多的出土，目前发现的这类遗存有19处，以平底、高领、折肩罐、直腹罐、扁把折腹流罐及三足器为代表。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有零星的发现。（4）釉陶与印纹硬陶在商代早期共存，后来一直延续到西周早中期，其性质为胎质坚硬，烧成温度较高，胎料细腻，胎颜色成灰白、黄白色。泥条盘筑法成型，慢轮修整，器表成深黑或褐黑色，手感光滑，少见装饰纹样。
为什么说釉陶是陶向瓷演变过程中的中介物呢？因为釉陶有别于陶更具备了瓷器的性质特点，它的胎呈灰白色、黄白色，胎料细腻。由此可知。胎料不是一般粘土，而是经过精选淘洗的接近于高岭土的泥料作胎。其次它的胎质坚硬，烧成温度经上海硅所测试为1200℃左右。最后，器表黑色泥釉与胎结合良好且有亮光，可洗涤，吸水率很低，有类似瓷釉的特点。在长台营盘山商朝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三足器，内壁光洁，有亮光，做吸水率试验，几乎不吸水，烧成温度测试为1190℃。
“釉”古书上称“沫”，是陶与瓷的重要区别。作为原始的瓷。釉，不一定是青绿釉，首先应当是黑釉。
我们还可从釉陶与原始青釉瓷胎料、釉料的化学成份和烧成温度等方面来看，两者是比较接近的。李家治等同志在《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一文中认为，“根据器物组合情况。器形及装饰的演变及化学成份、烧成温度和吸水率的变化，可以认为釉陶和原始瓷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连续发展过程。原始瓷的釉是从釉陶的涂层发展而来的。（5）因此，釉陶是原始青瓷的直接祖先。原始青釉是由黑釉发展而来的，釉陶可以认为是原始黑釉瓷。釉陶的胎料，其化学成份与原始青瓷胎料、釉料无多大差异。烧成温度也相差不多。釉陶为1200℃，原始青瓷为1250℃，无论从胎料、釉料，烧成温度及吸水率变化等方面来看，釉陶与一般陶器截然不同，它已具有瓷的主要特征，应属于瓷的范畴。可以认为它是由陶向瓷过渡的原始阶段的瓷器，
而与原始青釉瓷的差异，就在于泥釉中作为助溶剂的缺乏，烧成温度略低。但实验表明，如把釉陶加热到1250℃时，这种泥釉就变成有亮光的釉，吸水率减低。至于商代中期出现的原始青瓷，是在釉陶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原始青釉瓷的出现，是作为釉的呈色剂，铁的含量减低的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釉陶与原始青瓷还有一些差异，但作为原始阶段瓷的基木特征已具备，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釉陶可以称为原始黑瓷，原始青瓷是在原始黑瓷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我国瓷器的起源可以说是在夏朝。因此说釉陶——这种类似瓷又有别于陶的器物是陶向瓷过度的中介物。
（三）瓷器的南北方起源问题
通过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比表明，还可以从南北方烧制陶器的温度来判断南北方起源问题，数据显示北方陶器的烧成温度高于南方，但仍低于南方的印纹硬陶。南方的印纹硬陶烧成温度已高达约1100℃，已经接近原始瓷的烧成温度。这就说明了在原始瓷出现以前，北方不具备烧成原始瓷所需的高温技术。因此可以说明原始瓷的烧制可能是在南方烧制的。从数量上也说明了瓷器南方起源这一观点，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南方是原始瓷的主要产地。如商代后期或西周早期的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数量约占陶瓷总数的12.6%（6），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一般占同墓出土陶瓷器总数的70%左右（7），浙江江山的原始瓷数量自原始瓷出现以后数量逐渐增多，待到西周中晚期则几乎全部是原始瓷。（8）另外，南方许多地区都发现有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炉，且某些窑内也发现有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样品，如浙江富盛窑（9）等。虽然北方也有原始瓷出土，但它们大多数出土于遗址及墓葬之中，而且数量也少得多，如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片仅占陶瓷总数的0.001%。商朝后期安阳殷墟原始瓷片的出土数量虽有增加，但也只占出土陶瓷总数的0.1%。虽然近来北方也有较多的原始瓷出土，但总的趋势还是南方多。综上所述，瓷器的起源在南方。
注释：
（1）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三期
（2）周仁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9期；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3期。
（3）叶文程，何英德《略论中国古代瓷器的源流》2000年9月
（4）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5）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国际古陶瓷科学技术讨论会论文，中文版《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
（6）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79一80
（7）王业友。浅谈屯溪出土的原始瓷器。安徽文博，1983；（3）：76
（8）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拍81；（2）：57
（9）陈显求，陈士萍。绍兴富盛窑印纹陶和原始瓷标本的显微结构。文物集刊，1981，（3）：270
釉与瓷的关系
在绘画这个范畴上来说，瓷画和其他的绘画是一样的，区别就是材料的不同，绘画是需要多种形式的。瓷上绘画自古就有，并且得到许多收藏家的喜欢，但是，它主要还是以瓷艺的补充形式出现，近年来一些画家在瓷上探索、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瓷上绘画作品，我认为这是瓷上绘画的新发展，是绘画的新形式。因为瓷是白色的，在白色上更容易凸显色彩关系。所以如果能把色与瓷的关系处理好，那种微妙的色彩关系能在瓷上体现出来，就会更有魅力。但是现在使用的釉色除了青花以外，其他还是比较粗糙，有局限性。如果一些研究机构能把颜色的变化在釉料上解决的话，那就真是魅力无穷了。欧洲的水彩画在纸和颜料的关系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程度，若我们在瓷器和釉彩上也能发展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得了了。现在釉料的开发还是欠缺，在颜色上不是很考究。随着人们对瓷器的喜爱程度，可能会有更多人去研究釉和瓷的关系，那瓷画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西夏瓷与磁州窑的关系
西夏灵武窑的发掘，使我们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实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间窑场磁州窑影响较强烈。为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防将灵武磁窑堡窑出土西夏瓷器与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窑中心窑场观台窑出土瓷器作简要比较：1、器物造型北宋磁州窑产品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盘、罐、炉、瓶外，还生产有陈设瓷花口瓶、玉壶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灵武窑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双耳罐是北宋磁州窑常见器，直口圆唇、鼓腹、圈足平底。类似黑釉双耳罐在灵武窑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敛、腹略显长圆。白釉炉是北宋磁州窑较具代表性的创新产品，早期小口、宽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现广口三足炉。此两种炉在西夏一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葫芦瓶是北方磁州窑系普遍生产的一种器形，因形似葫芦而得名。磁州窑葫芦瓶多带双耳，西夏葫芦瓶无双耳，似便于束腰拴系，更符合游牧民族生活习俗。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窑创新烧制的陈设用瓷，初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渐变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于北宋与金同步，但磁州窑风格明显。玉壶春瓶作为陈设用瓷，北宋时中原一些窑口均有生产。北宋磁州窑玉壶春瓶长颈圆鼓腹、圈足。灵武窑玉壶春瓶最大腹径*下，时代稍晚，与金代磁州窑玉壶春瓶更接近。磁州窑的纹饰题材多取自民间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内容极富民间色彩。题材有花卉、飞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题材中以牡丹花为最多。北宋时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设计为牡丹花朵左右两侧有花叶衬托。西夏瓷器中90%纹饰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较大，左右两侧由花叶衬托，图案构思与磁州窑基本相同，表现手法写实性强，更显形态逼真。2、装饰手法北宋磁州窑的装饰方法多种多样，除常见刻花外，还创造出白地黑花、白釉剔花、剔黑等方法装饰瓷器，白地黑花即在白色化妆土上以绘画技法，绘出各种图案，再罩透明釉高温烧成。白釉黑花多用于枕面，以曲线或连弧纹勾出开光，在开光中绘出主题花纹，清新醒目。白釉剔花即在挂好白色化妆土的胎上刻划出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之本色，再施透明釉烧成。白釉剔花利用胎与釉的反差装饰瓷器，因反差不很大，效果柔和。剔黑即是在挂白色化妆土的胎上施黑釉，然后刻花，再剔去花以外的黑釉，露出化妆土，再施透明釉烧成。剔黑花纹与地反差强烈，鲜明亮丽，给人以疏朗之美。受磁州窑装饰艺术的影响西夏灵武窑装饰主要以黑釉剔花为主，且黑釉剔花多与开光结合并用，即在黑釉上刻划出开光及花纹，然后将开光内花纹以外的地剔掉，由于露出胎之面积较大，胎釉间的反差对比强烈，此种装饰，朴实无华突显花纹别具风格。3、烧造方法受定窑影响北宋磁州窑装烧方法有多种，对于深腹碗、罐等圈足器或平底器，采用三*支钉、三足支垫垫烧，瓶、罐等高形器采用亚腰形支垫垛烧，有些精美细瓷采用一匣一器法烧造。浅式碗、盘则采用支圈或支垫一匣多器仰烧。另外还发现有支顶碗（盘），是用来放在筒式匣钵最底部起支撑作用，即顶碗覆烧，此法可克服瓷器芒口的缺欠，内底虽有砂或一周无釉现象，但优于芒口瓷亦比叠累正烧产量高。受磁州窑顶碗覆烧法的影响，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很多窑口金代均采用此种方法烧造瓷器。灵武窑装烧方法博采众长，达八种之多。一般碗、盘采用顶碗覆烧法烧造，罐、大盘类用支圈正烧法生产。精细白瓷碗、杯等则用一匣一器法烧造，瓶、瓮等大型器用工字形支垫垛烧，小件碗、钵类采用芒口对烧。除此之外，还学习邻近一些窑口的搭烧法即在瓶、罐等器肩部刮掉一圈釉，然后在上面扣一件碗、钵类器，这种见缝插针的烧造法既合理利用空间又提高产量、节约燃料。纵观上述比较分析，不难看出西夏灵武窑早期发展阶段，受北宋磁州窑制瓷工艺影响较深，有些器形花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相接近，说明两窑口关系密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西夏灵武窑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壶、四系或多系瓶、帐钩、板瓦等是当时其它窑口所不见，由此可见，灵武窑的制瓷工匠在学习模仿名窑产品的同时，也注意将制瓷工艺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并且在花纹的装饰上大量使用开光，利用胎釉间的强烈反差突显花纹立体效果，在开光外布满斜道纹或水波纹，突出党项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一枝奇葩。
龙泉青瓷的传承与创新
“真如绿水中，一朵芙蓉出”，这是对龙泉青瓷的赞美。中国美院陈淞贤教授曾撰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作为由韩美林大师题写书名《徐朝兴从艺五十周年回顾展》的序一。在这篇点评当代青瓷泰斗徐朝兴大师的文章中，我们也许能隐隐约约看到徐凌的影子。徐凌是徐朝兴之子，也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认得徐凌是在他父亲这本书在上海的首发会上。那时，他年轻又很低调，谦虚诚恳又贴近生活。展览会上，他什么活都抢着干，像个地道的布展工作人员，只是问及那抢眼艺术作品的作者时，方才知道那个象学生模样的人原来是位大师。在龙泉青瓷艺术家群体中，徐凌在他那个年龄的中青年中算是抗旗的人，这得益于自幼跟着父亲从手工练泥、拉坯、修坯、施釉、烧窑等凡是与青瓷艺术有关的工作他都抢着干，与青瓷艺术有关的书，他也抢着看。“天道酬勤”，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的作品在成百上千次火与土的历练中脱颖而出。例如：在作品《大窑情思》中，吸取了唐代绞胎泥的装饰技法。又如获奖作品《哥窑刻花牡丹瓶》中，继承了五大名窑之一的龙泉哥窑釉裂成纹见长，釉层饱满丰厚，庄重典雅的特点。他还学习了徐朝兴的跳刀装饰技法，创作了不少让藏家着迷的作品，深受青瓷爱好者的青睐。徐凌曾赴日本留学，吸取了当代国际流行的审美观念。他的最大特点是跳出传统的框框，从传承走向创新。在这点上，他父亲徐朝兴讲得很坦然，他说：“徐凌的风格和我不同”。这就是后生可畏之处，也就是龙泉青瓷明天的希望，未来更上一层楼的必由之路。陈淞贤教授在《求新求变——再创龙泉青瓷艺术高峰》一文中，特地点了徐凌等人的名字，认为他们是当今龙泉青瓷的新生代。由于受新潮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中更加注重‘人性’展露，体现了年轻一代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他们应该是龙泉青瓷的未来和希望。徐凌继承了其父的创作风格，其作品清新素雅，又融入了当代的审美意识，其作品能令人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还擅长不同装饰技艺的综合运用，形成虚实相间的视觉图式，自成风格，并有前卫感，受到大家欢迎。作品《手足情》获第六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优秀奖。作品《秋韵》获国际民间手工艺术品展览会金奖。作品《秋韵系列》获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他的作品还多次赴海内外参展，在韩国举办的中韩青瓷文化交流展览会上深受外国朋友的好评。最近，他的力作被龙泉市博物馆收藏。
安徽淮南寿州窑瓷器的传承与发展
寿州窑是目前安徽省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中最早的一个窑口。它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该窑遗址位于现安徽淮南市大通区的上窑镇。寿州窑创烧于南北朝初期，兴盛于隋唐中期，衰落于晚期。历经多年的发展，寿州窑形成了特殊的烧造工艺和釉色。
唐寿州窑黄釉褐彩四系罐
一、寿州窑概述
寿州窑是唐代七大瓷窑之一，陆羽曾在《茶经》中提到“寿州瓷黄色紫”，并将寿州窑列为第五位。其制作工艺和艺术特征，既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为唐之后颜色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寿州窑最早发现于南朝，属于典型的青瓷体系。经过隋代的技术革新和工艺的提高，到唐朝时已经开始烧造黄釉瓷器，并且达到了高峰。到唐朝中期时，窑口日渐没落，在此期间还烧制黑釉和少量绛红釉。寿州窑瓷器胎体非常厚重，一般未经淘洗。在烧之前，都会在通体施一层白色的化妆土，用化妆土来弥补胎质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当时并没有熟练掌握氧化焰的烧制技术，因此我们会看到釉色是泛黄的。
二、寿州窑瓷器的种类及制作工艺
寿州窑早期的产品主要有有罐四系瓶豆盏等多着淡青灰色釉青釉，胎质较细。吸水率低，釉色青中带绿，大多用还原焰烧成，釉层薄而透明，腹下部及底足不施釉。盛期产品有碗、盘、杯、注子、钵、枕、玩具等。釉色以氧化焰烧成，有蜡黄、鳝鱼黄、黄绿釉等。不同的阶段所生产的瓷器也有所不同，南北朝时期，出品主要为碗、杯、高足盘、罐等，这期间的制作工艺相对精良，胎体细腻杂质少，使用的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瓷土。其中高足盘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具有喇叭口、中空的特点。发展到隋朝，寿州窑出品的产品样式明显增多，有高足盘、碗、盏、壶、盒等，多数器物仍为平底，但胎体比南北朝时期杂质增多，颜色灰白。寿州窑在唐朝中期发展到鼎盛，所制产品主要有碗、罐、盏、工艺品、铺地砖等，这时期所制产品主要以碗类数量最多。
寿州窑瓷器的制作工艺是比较原始和简陋的。所有的器物都是用轮制法制作而成，也就是采用旋转拉坯以及慢轮制坯和修整加工等工序制作完成。刚开始先借用陶钧旋转的动力，将打炼好的泥巴拉成素坯，等到干到七八成后，再用木质旋削器来修整，切除多余的地方和加工腹部以及足部。有些特别复杂的器形，不能一次成器，必须要经过拼凑后方可成型。器物的流嘴、柄等都要采用模制而成，等到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用泥浆连接。
三、寿州窑瓷器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
现在的寿州窑由于受到时代和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影响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如何更好地开发寿州窑的产品，让现代的人更加了解和喜欢它，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要解决开发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首先，寿州窑目前存在品种单一、题材过于陈旧的问题，寿州窑自形成以来，大多数的创作题材都还是以前古旧的传统纹样和造形，并没有发展出新的题材和创新之处。在产品造型上，一直以壶、注、瓶、盘这类的传统器形为主，也没能很好地紧跟时代和潮流，没有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除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器皿以外，很少有人会把寿州窑瓷器和艺术品联系起来，而这恰恰是当代人所需要的。
其次，材料和功能缺乏创新，寿州窑瓷器的主要制作材料便是土，制作工艺主要为刻画、划花、烧造。但寿州窑瓷器由于受到瓷土和釉料的影响，往往给人一种很粗糙的感觉。瓷土由于较粗糙，因此在上釉前要施一层化妆土，即便这样也掩盖不了寿州窑瓷器做工不精致的感觉。
最后由于寿州窑工艺厂受到设备、人力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没有具有现代设计思维的指导，产品的开发商只能停留在对传统产品的简单复制上，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喜好来研发新的产品，从而使寿州窑瓷器对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越来越差。
四、寿州窑瓷器传承与发展的对策研究
寿州窑瓷器古朴厚重、色彩凝重，经过历代的积累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底蕴，到目前为止已成为我国一项传统的制瓷工艺。1981年9月，省人民政府公布文物保护单位，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和手工艺爱好者开始关注寿州窑瓷器。因此寿州窑瓷器的传承与发展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
（一）地方政府对寿州窑瓷器的保护和宣传
传统文化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传承和发展是我们现代人当之无愧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经费和人力来传承和发展传统工艺，保护传统工艺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寿州窑瓷器的宣传，制定有利于寿州窑瓷器发展的良好策略，加强与其他地方陶瓷的交流和学习。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建立寿州窑瓷器研究机构，并且和当地高校合作。
（二）结合市场需求开发符合当代人审美的瓷器
传统文化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无穷财富，是现代设计创新和发展的灵感来源。对现代瓷器的设计，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是要将传统的文化与现代设计思维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现在要开发寿州窑瓷器，不能盲目的放弃原有的特色和风格，要在注重当代生活审美情趣的同时，保持原有的特色，结合现代设计理念进行合情合理的开发。在保留原有瓷器特质的基础上，可以开发一些新的材料和工艺，然后，从寿州窑瓷器独特的文化属性出发，寻找新的文化寓意象征的图形和符号。在表现寿州窑民俗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把当代人的生活和喜好融合进去，将作品融入当代生活，引导人们去消费和购买。
（三）融合徽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设计
安徽地处长江流域，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结合安徽及淮南当地旅游业进行开发，可以为寿州窑瓷器带来新的灵感和思路。目前，寿州窑瓷器的开发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探索，但是设计出的产品，形式还是比较单一，造型较老套。如果加强产品开发的整体性，结合淮南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地域特色进行开发，势必会给寿州窑瓷器的产品开发带来很多益处。
安徽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对非物质文化的遗传也越来越重视，寿州窑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是安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寿州窑产品与安徽当地的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寿州窑瓷器作为传统工艺有着独特的价值。寿州窑瓷器初期主要产品为生活用具，再后来发展为民间手工艺品。不管是实用的还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产品，寿州窑瓷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值得我们用新的思维去发展和继承。
陶瓷艺术题材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德-化-陶-瓷-总-站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德-化-陶-瓷-总-站
中国陶瓷与世界文化潮流的关系
中国瓷器的外销热潮，同时带动的是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富有浓郁东方民族之美的中国瓷器，自公元7世纪的唐代开始向外输出后，在世界各国迅速掀起一股中国瓷器热。然而仅靠远涉重洋来中国贩运瓷器，往往供不应求，因此世界各国争相仿制中国瓷器蔚然成风，扩大了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中国制瓷技术最早对外传播的品种是唐三彩陶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仿制过唐三彩器：如日本的奈良三彩，这与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关，他们主要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及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在中国主要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学成之后带回日本广泛传播。同时，一些遣唐使还从中国直接招募工匠。因此奈良三彩不仅在造型上与唐三彩接近，其鲜艳的色彩也十分接近唐三彩器物。除此之外，还有新罗三彩和埃及三彩，也是由仿制唐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最早学会制作青瓷技术的国家是朝鲜。朝鲜自新罗时代晚期开始，就与生产青瓷的我国五代吴越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到后来的高丽时代仍关系密切。在越窑青瓷输入朝鲜的同时，制瓷技术也被引进，朝鲜工匠在学习的基础上，于918年成功烧制高丽秘色瓷。日本受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非常大，最早的濑户古窑仿烧中国宋代黑釉茶盏，后来仿制青瓷，于14世纪仿烧成功，造型上更多吸收龙泉青瓷的样式，釉色上特意保留了其苍翠浑厚的特色。现在的日本，仍旧延续了中国宋代的传统，重视茶道文化及茶具的制作。世界各国对青花瓷的仿制，以土耳其、伊朗和越南等国家最为出色。我国自古与越南关系密切，早在15世纪时，越南就聘请中国陶瓷技工传授技艺。在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下，越南也曾烧制出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青花瓷，特别是在14世纪后期所仿制的元青花，无论造型还是纹饰极为酷似，几乎与元末明初之作难以区分。公元7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大量外销，不仅物美价廉，还因为富有东方民族特色的瓷器，不仅可以代替木器和昂贵的金属器作为日常盛煮器，同时还可以作为艺术品，陈列在宫殿、花园，彰显其主人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中，尤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这也是促使各国对中国瓷器仿制的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普遍受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喜爱。当时欧洲各国王室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奴哈宫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在英国，收藏大量中国瓷器，成为贵族社会流行的一种风气，当时英国皇后，不仅在宫殿内的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处，摆放大量中国瓷器，而且宫殿墙壁、地面也多是瓷质装饰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及其夫人，由于对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其夫妇的画像送往景德镇，烧制在彩瓷盘上……为满足需求，欧洲一些国家纷纷建立瓷厂，仿制中国瓷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荷兰仿造中国青花生产的得尔夫蓝瓷，在世界享有很高声誉。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历代外销瓷的风格也不断改变，这些都使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国纷纷仿制的背景下，依旧能够占领海外广大市场。世界各国仿制中国瓷器，也是一种文化的交融，正因为此，千百年来中国瓷器以它独特的魅力，始终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纵观清代外销瓷，其造型、纹饰无不渗透着国外的时尚与文化，同时，借助外销瓷，也让海外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发展，其外销瓷的成就并不亚于甚至超越官窑瓷器。
方言“大胎泥”与汝州陶瓷文明
韵石
忽然想起了汝州方言“大胎泥”这个有趣的话题。“这孩子是个‘大胎泥’，日后肯定有出息”、“这人一副‘大胎泥’的样子”……由此可知汝州方言“大胎泥”是比喻人高大丰满，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隐喻必成大器。其实“大胎泥”与汝州陶瓷制作工艺有关，是陶瓷工业高度发达文明的结晶。
陶瓷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五大发明”，汝州是中国陶瓷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位居北宋五大名瓷之首的汝瓷因产于汝州而得名，史前文化时期汝州陶人的杰作鹳鱼石斧彩陶缸，至今作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国务院规定为不可出国移动展览的67件国宝之一；国宝严和店汝瓷文化遗址、张公巷官窑文化遗址等无不昭示着古代汝州陶瓷工业的文明程度。选入汝瓷邮票发行、传世汝瓷中的大器件选纹三牺樽，仅此一件传世。无法估其价值的宫廷陈设用瓷三足洗，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荷口碗，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撇足敞口微外卷沿碗等都在诉说着古代汝州瓷业的辉煌。
方言“大胎泥”正是在汝州陶瓷业高度发达、高度文明、高度辉煌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遥想当年，汝州百里窑炉林立，汝水两岸炉火熊熊。星罗棋布的陶瓷作坊内，数以千计的汝陶瓷工匠在练泥、拉坯、制胎、素烧、施釉……特别是在制胎过程中堆起的“大胎泥”分外吸人眼球，况且这些“大胎泥”经过能工巧匠的制作和炉火的煅烧变成了大器。久而久之，“大胎泥”走红百里窑场，盛传汝州乃至周边广大地区。由此可见，方言的产生与区域内劳动生产活动息息相连，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汝瓷是汝州地域文明的重要代表，方言“大胎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汝州的陶瓷工业文明。由“大胎泥”我想到了很多：虽然新时代的汝州陶瓷科技工作者经过艰苦探索，终使断代近千年的汝官瓷重现于世，虽然近年来我市陶瓷企业和作坊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虽然陶瓷产品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多、艺术含量日臻提高、品牌效应逐步形成，但还不足以达到形成“大胎泥”方言的浓厚氛围、繁荣程度和陶瓷文明。面对代代流传—汝州人耳熟能详的“大胎泥”，我们不得不深思如何创造新时代的陶瓷工业文明，为后世子孙留下继续传世的“大胎泥”？
“点茶三昧须饶汝”在北宋后期汝瓷茶具已是出类拔萃的品茶新秀了。宋代汝瓷产品几乎涵盖了生活、艺术的各个领域，日用瓷更是闻名遐迩。而在如今的汝瓷故乡，我们吃的喝的用的瓷器哪一件还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呢？陶瓷工业文明建立在陶瓷工业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之上。随着电视剧《大河儿女》的热播，钧瓷的知名度日渐盛隆。钧瓷形成了一个产业，可见其繁荣的程度。汝瓷艺人应当深思，我们如何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使用需求，顺应市场规律，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做大做强汝州陶瓷产业，再创汝州陶瓷的繁荣和辉煌，打造新时期的区域文明！
陶瓷设计与工艺：传承土与火的艺术
位于渤海之滨的唐山是我国著名的“北方瓷都”，在几百年山与水、火与土的交融中演绎着陶瓷文化。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是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重点专业，该专业有15名学生还同时拥有另一个身份——唐山市美术瓷厂和亚洲时代陶瓷有限公司的学徒。“我们与企业签署了学徒协议，学徒期满就成为企业的正式职工了！”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2015-11班的王帅同学话语中带着几分自豪。
工艺大师为学生现场讲解陶瓷设计艺术。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陶瓷设计专业有4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陶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中国陶瓷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该专业致力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已经培育出国家、省、市级陶瓷艺术大师110多位，他们已成为唐山陶瓷行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
2015年8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该专业为国家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进一步完善“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培养模式。每名学徒要在企业完成5件难度不同的陶瓷作品，并直接接受市场检验。
瑞士陶瓷艺术家讲解国际现代设计潮流。
“陶瓷艺术需要心领神会，只有在工作岗位上才能造就新一代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刘冠伟评价说。冯清勇大师也对弟子充满信心：“我的徒弟文化基础好，基本功扎实，将来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16年10月，该专业学徒制班学生代表队参加第二届全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全国职业院校陶瓷类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2016届毕业生王戴，最初是慕名来报考陶瓷艺术专业，在校期间跟随师傅董辉学习陶瓷绘画技艺，为企业设计和绘制了多套茶具，深受消费者喜爱。毕业后，她婉言谢绝了企业挽留，正准备创办自己的企业。
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文化优势，该专业还广泛开展陶瓷文化国际交流活动。瑞士维维实用艺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教授考夫曼多次来学院讲学，开阔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来自俄罗斯、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陶瓷艺术爱好者等多次到学校感受陶瓷文化，体验陶瓷创作，学习制瓷技术。该专业还开展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建设、陶瓷大师工作室建设等工作，以持续推动提升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