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瓷器的鉴别。
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后，人们长期禁锢的思想大为解放，一时大兴文明之风，提倡什么“文明戏”、“文明装”和“文明结婚”等。这也影响到了当时瓷器的烧制工艺，一时许多制瓷高手云集到景德镇珠山脚下，切磋琢磨、立意创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像珠山八友的作品，用粉彩颜料创造出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瓷画，无论是青山绿水、花草虫鱼、亭台楼阁、文人仕女等，无不生动灵秀、形象逼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浅绛彩瓷器走向了衰落，随之大兴粉彩瓷。时代风貌的变迁与烧瓷工艺的巨变，无独有偶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对瓷画文明装的粉彩帽筒，就具有鲜明民国时期的特征和文化内涵。该帽筒通高32厘米，径15．2厘米，上端写有“普陀山”三字行书。另绘有一对中年妇女带着一小孩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游览普陀山的情景，画面远处是层峦叠嶂。近处是青石台阶，拾级而上，有一凉亭立于茂林之中。一对女子和孩子身穿色彩鲜艳的“文明装”。两人似乎在称赞普陀山的美景如画。
所谓“文明装”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与“传统”相对而言的新式服饰，旧时亦指时兴的新式服饰为“文明装”。通过这幅瓷画“文明装”，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服饰风尚以及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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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瓷文明的“后晚餐”
在早期的古玩收藏领域，尤其是喜欢收藏古代陶瓷的行家们，大抵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说辞，叫做“古瓷毛边不值钱!”这就明确地告诉了玩儿家们，中国古代的瓷器不是“闹着玩儿”的，除了要求它的真实、年代这被称作是“开门见山”的要素之外，其最讲究的就是完整。比如一只明代的官窑大碗，不要说它有了残缺，哪怕就是口沿处有一丁点儿的磕碰，哪怕是隐约的能让人发现一处“冲口”，其价值都将会大打折扣。那时候人们对古玩的挑剔，何止是“鸡蛋里挑骨头”？简直是“眼睛里不揉沙子”。
但这文玩毕竟是千万分之一的遗存，尤其古代陶瓷更是易损之物，破碎一件，它将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消失，绝不可复制，“复”之必假。古陶瓷是“生”之有节而“好者”无度，于是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做出让步，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另一种论点，叫做“整清破明”。就是说：青代的官窑瓷器必须得是完好无损的方才“保值”，明代的嘛——将就着点儿吧，只要“破”得不太厉害，对一般收藏爱好者来说，还是很有买头的。
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话儿又该“修正”了。因为“整清”已或藏于馆舍，或流于商贾。“破明”更是被修复之后，以天价面世，都非是普通收藏爱好者信手可及的了。于是，除了那些欺世盗名的赝品之外，有着几千年烧造历史的中国古代陶瓷，如今为我们留下了“最后的晚餐”——瓷片！
我们尊称它为“古瓷标本”或者“文明碎片”……
古瓷片作为藏品，被“好古”者把玩，受收藏家青睐看似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并不尽然，说起这古瓷片是如何登入大雅之堂的，也可谓道来“话长”。远的不讲，清中期就有“玩儿家”将宋代钧瓷的碎片以紫檀或黄杨木镶嵌做“四扇屏”的。其匠心独具在于，典雅、古朴、美观丝毫不比老早就“臭了街”的，是个大户人家儿的墙上就能看得见的“福”“禄”“寿”“禧”逊色。
据说清末时期，有一些西方的商人曾将在中国收集到的明代或清代的青花碎瓷片，以其不同的形状打磨加工，大者镶嵌在银制的首饰盒里，小者则制成胸饰甚至耳坠儿，且售价颇昂。正可谓“人弃我取”，发了“洋财”。
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德国汉学家，他曾激动地跟我说过，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是缘于祖上留下的一只首饰盒里的中国青花瓷片，上边画的是一幅完整的“蹴鞠图”，那生动的情境就带入了梦乡，神秘的感觉就融进了血液，就决定了他人生的志趣爱好，竟“成就”了他后来的汉学事业……
有一回我陪同他在北京的某旧货市场里买了一只破烂了的、带“喜”字的青花罐子，其售价之廉比仨瓜俩枣都便宜，跟“白给”差不多。当时我曾暗中讥笑他：“小钉子凿墙——没开过大眼！”因为那时候这类制作于清末或民国初年的“喜”字罐儿属于“嫁妆活”，整器都没人要，何况“破”乎？然而这位“密斯特冯”回去后居然将其制作成了一架极其精美的台灯，摆在他们家那暖色的“罗马式”家私上，一抹湛蓝立刻就跃然而出。照片传给我的时候，我所能表达的就剩下两个字了——汗颜！
或许这些被称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碎瓷烂瓦命该低贱，在陶瓷的收藏领域里从来就不值得让人“正视”？因为它无论如何没有整器金贵。或许历来瓷器玩儿家们的收藏行为是那么的讲究“严谨”？没人愿意“闹着玩儿”。故而古瓷片多年来是尘封土掩、内敛神韵，直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地发现，一块古代瓷片所迸发出来的“教化”作用，竟如此之神奇，那残破之美一点也不缺乏震撼力。至少从今天算起，这些出土于几百年前的碎碗碴子，比若干年之后再出土的、尚未来得及降解的塑料袋儿之类，要贵重多了！
古瓷文明的“最后晚餐”
在早期的古玩收藏领域，尤其是喜欢收藏古代陶瓷的行家们，大抵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说辞，叫做“古瓷毛边不值钱!”这就明确地告诉了玩儿家们，中国古代的瓷器不是“闹着玩儿”的，除了要求它的真实、年代这被称作是“开门见山”的要素之外，其最讲究的就是完整。比如一只明代的官窑大碗，不要说它有了残缺，哪怕就是口沿处有一丁点儿的磕碰，哪怕是隐约的能让人发现一处“冲口”，其价值都将会大打折扣。那时候人们对古玩的挑剔，何止是“鸡蛋里挑骨头”？简直是“眼睛里不揉沙子”。
但这文玩毕竟是千万分之一的遗存，尤其古代陶瓷更是易损之物，破碎一件，它将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消失，绝不可复制，“复”之必假。古陶瓷是“生”之有节而“好者”无度，于是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做出让步，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另一种论点，叫做“整清破明”。就是说：青代的官窑瓷器必须得是完好无损的方才“保值”，明代的嘛——将就着点儿吧，只要“破”得不太厉害，对一般收藏爱好者来说，还是很有买头的。
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话儿又该“修正”了。因为“整清”已或藏于馆舍，或流于商贾。“破明”更是被修复之后，以天价面世，都非是普通收藏爱好者信手可及的了。于是，除了那些欺世盗名的赝品之外，有着几千年烧造历史的中国古代陶瓷，如今为我们留下了“最后的晚餐”——瓷片！
我们尊称它为“古瓷标本”或者“文明碎片”……
古瓷片作为藏品，被“好古”者把玩，受收藏家青睐看似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并不尽然，说起这古瓷片是如何登入大雅之堂的，也可谓道来“话长”。远的不讲，清中期就有“玩儿家”将宋代钧瓷的碎片以紫檀或黄杨木镶嵌做“四扇屏”的。其匠心独具在于，典雅、古朴、美观丝毫不比老早就“臭了街”的，是个大户人家儿的墙上就能看得见的“福”“禄”“寿”“禧”逊色。
据说清末时期，有一些西方的商人曾将在中国收集到的明代或清代的青花碎瓷片，以其不同的形状打磨加工，大者镶嵌在银制的首饰盒里，小者则制成胸饰甚至耳坠儿，且售价颇昂。正可谓“人弃我取”，发了“洋财”。
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德国汉学家，他曾激动地跟我说过，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是缘于祖上留下的一只首饰盒里的中国青花瓷片，上边画的是一幅完整的“蹴鞠图”，那生动的情境就带入了梦乡，神秘的感觉就融进了血液，就决定了他人生的志趣爱好，竟“成就”了他后来的汉学事业……
有一回我陪同他在北京的某旧货市场里买了一只破烂了的、带“喜”字的青花罐子，其售价之廉比仨瓜俩枣都便宜，跟“白给”差不多。当时我曾暗中讥笑他：“小钉子凿墙——没开过大眼！”因为那时候这类制作于清末或民国初年的“喜”字罐儿属于“嫁妆活”，整器都没人要，何况“破”乎？然而这位“密斯特冯”回去后居然将其制作成了一架极其精美的台灯，摆在他们家那暖色的“罗马式”家私上，一抹湛蓝立刻就跃然而出。照片传给我的时候，我所能表达的就剩下两个字了——汗颜！
或许这些被称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碎瓷烂瓦命该低贱，在陶瓷的收藏领域里从来就不值得让人“正视”？因为它无论如何没有整器金贵。或许历来瓷器玩儿家们的收藏行为是那么的讲究“严谨”？没人愿意“闹着玩儿”。故而古瓷片多年来是尘封土掩、内敛神韵，直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地发现，一块古代瓷片所迸发出来的“教化”作用，竟如此之神奇，那残破之美一点也不缺乏震撼力。至少从今天算起，这些出土于几百年前的碎碗碴子，比若干年之后再出土的、尚未来得及降解的塑料袋儿之类，要贵重多了！
民国开光瓷
“开光——是瓷器装饰的一种形式，是从古代建筑的窗户艺术移植而来。即在器物的显著部位，钩出圆形、方形、长方形、扇形、菱形、星状形、花瓣形等的栏框，再在其中图写字，突出主题纹饰，好似屋内开窗见光，故名开光。最早的开光瓷见于宋代的磁州窑和吉州窑，这是当时两处著名的窑场，规模宏大，生产数量很大。两窑的能工巧匠，已能在瓷胎上熟练地绘图写字，对瓷器进行美化装饰，开光艺术也就在此时产生了。以后各代、开光瓷器渐多，至民国时期，达到开光瓷的顶峰时期。此时许多精美之瓷，都用开光艺术，成为一代时尚。
民国开光瓷，一般先烧成白釉素瓷，再在这些成型器物的表面，贴上数个（一般成对，也有单数的）剪成各种窗式的湿纸，常见的为圆形、扇形、长方形、菱形、花瓣形等几何形状。然后再施某种颜色釉，如金釉、黄釉、珊瑚红釉、绿釉、紫釉、蓝釉等。再揭去温纸，在无色釉的空白处，用五彩或单彩颜料绘图写字，径干燥后，二次入窑烧成。因此工艺较为复杂成品率较低，工本较高。烧成之后，色釉装饰和开光内五彩装饰互相辉映，争奇斗艳，令人爱不释手。
民国开光瓷现存世还较多，收藏者容易得到。而且目前尚无仿品出现，也无文物之嫌，因此是收藏的好机会。
下面介绍几件以供同好欣赏：
1.民初黄地六开光五彩鸡菊纹茶碗
通高9.8厘米，口径10.5厘米。此茶碗碗、盖、托三位一体，盖和碗底均用釉上蓝彩书写“江西瓷业公司”6字，字体端正有力。江西瓷业公司是1907年由清末御窑总监孙挺林所创办，是官商合办的机构，已经采用新法和机器制瓷。所制瓷器、有精细和大众化2类。此茶碗为精细一类。此碗先烧成白瓷，再罩施黄釉，并在开光边缘用金粉画框，显得金碧辉煌。两碗上的两个开光，一个工笔精绘一只昂首挺立的大公鸡，前有一株盛开的菊花，鸡后有一山石，闪现3朵盛开之红菊。另一开光内用馆阁体书“风清野味”4字。盖上两个开光内分别画稚鸡红菊并写有字。碗托的两个开光内画红菊，书写“吉羊之用”字。此碗制作考究，胎釉精致，画工字美，不失为民初之上品。
2.金地八开光五彩山水盖罐
通高12.5厘米，口径11.8厘米。此罐先烧成白釉瓷后，再罩施金釉，因此部分金釉擦落后露出白釉底色。罐身向罐盖均为四开光。罐身两个大的菱形开光，一个画山水，为民国常见的山水画法。水边有山，有房、楼、亭，有花有树，房内靠窗一人正在读书。对面一个菱形开光书写“秋江清华，时在丁卯秋月吴城画意”数字。丁卯年为1927年，此罐已经72岁了。两个菱形大开光内夹两个圆形的小开光，画两种不同的花卉。底款为“吴城天新公司”。吴城为鄱阳湖边永修县一小镇，清代和民国时期是著名的水陆码头，景德镇瓷器的集散中心之一。当时热闹繁华，有许多瓷器公司，天新公司为其中一大公司。后由于铁路公路的开通，水陆码头已逐渐废弃不用而冷落衰败。此罐盖两个菱形大开光内一个画山水，另一个写“两腋生风吴城画意”。两腋生风出自唐代卢仝的饮茶诗。两个扇形小开光内也画两支花卉。字画精美，为一代高手所为。盖钮为民国年间常见的蜘蛛钮。罐身上还有4个象鼻状系，装铜丝把，方便提镌。整个罐富丽堂皇，既是一件实用品，更是一件艺术欣赏品。
3.珊瑚红地四开光仕女花卉图盖缸
通高13厘米，口径9.1厘米。此盖缸也是先烧成白釉瓷后，再施珊瑚红釉的。红釉中还有数个用金彩画成的皮球花图案。缸身和盖分别有两个菱形开光，一个画读书仕女，另一个画花卉。缸底用红彩书“刘秉熟作”4字，刘为当时景德镇一位匠师。
4.黄釉粉彩八开光花卉纹盖碗
通高8厘米，口径15.3厘米。此碗在白釉底上再罩黄釉，黄釉上又画粉彩花卉。碗身和碗盖各有4个圆形开光，都是“万寿无疆”4字。底款“景镇胜利公司”，其为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一个大瓷器公司。
莫要忽视民国瓷
民国瓷器历来不受收藏家的重视，因此，长期以来，在收藏界存在对民国瓷不客观、不实际、不公正的评价。
正如《民国瓷器概述》中所说：“由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虽不足40年，但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生产几乎遍及全国，烧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瓷器。遗憾的是，民国瓷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收藏家视民国瓷器为难登大雅之物。故此，关于民国瓷器的研究和系统整理十分不够，许多优秀作品或损坏或遗失。诚然，民国瓷器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以与明清瓷器比肩，但也不乏精细之作，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仍有其欣赏价值、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
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民国瓷，给民国瓷器一个客观的、实际的、公正的评价。
民国瓷虽然只经历短暂的38年，它却留下了不同流派各具特色的风采。经过笔者对民国瓷认真的思考与研究，认为民国瓷分为4个流派较为适宜。这4个流派分别是：1.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景德镇烧制的御用瓷，这些器物可称之为民国宫廷瓷。2.清末民初官窑瓦解，官窑良工在中国第三次（清末至民初）收藏高潮中，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瓷，这些瓷器可称之为民国仿古瓷。3.民国期间以文人潘宇、汪晓棠以及珠山八友等为代表的绘瓷名家创造了新兴的粉彩工艺，这些新兴的粉彩之作可称之为民国粉彩新艺瓷。4.民国期间为抵制洋货，兴我国货，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30多家公司纷纷成立，它们生产的是日常生活用瓷，这些生活用瓷，可称之为民国生活瓷。
本文拟就民国时期的粉彩新艺瓷的创新和民国生活瓷的发展谈一谈个人认识。
民国粉彩新艺瓷的创新。浅绛彩瓷源于元代黄公望的浅绛山水画法，用水墨和淡赭色颜料绘画山水，以淡绿绘树石的阳面，以黑色绘树石的阴面，构成一幅淡雅的画面。它的出现与当时民初盛行的浓艳色彩瓷器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浅绛彩瓷颜色不耐久，在民国初年便日趋没落而逐渐退出了民国瓷器彩绘的领域。
以文人的加盟如潘宇、汪晓棠等人创造出以瓷当纸，将宋元以来的工笔或兼工带写的绘画略加增减在瓷器上加以成功的表现，由此产生了民国粉彩新艺瓷的创新。民国粉彩新艺瓷在民国二十年前后成为景德镇瓷器彩绘的主流，景德镇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彩绘名家将民国粉彩新艺瓷推向了高潮。
民国粉彩新艺瓷绘瓷名家都有个人用印。如何许人常用印有“何”、“处”、“许人出品”、“德”等。毕伯涛常用印有“伯涛”。除个人用印之外，还有的绘瓷名家写堂名款识。
民国绘瓷名家写堂名款识的有：潘宇用“古欢斋”、汪晓棠用“彤云山房”、王琦用 “斋”、王大凡用“希平庐”、汪野亭用“平山草堂”、刘雨岑用“饮冰斋”（早年）、“觉庵”（晚年）、邓碧珊用“晴窗读书楼”、程意亭用“佩古斋”、王步用“愿闻吾过之斋”、田鹤仙用“古石斋”、徐仲南用“栖碧山馆”、刘希任用“再思轩”、梁兑石用“石庐”等。
民国时期景德镇绘瓷名家还有：余灶昌、王东荣、曾龙升、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程芸农、邹文侯、吴霭生、涂菊亭、王锡良、吴震、朱明等。
民国粉彩新艺瓷的艺术成就非凡，主要在于每个绘瓷名家都有独特的专长与艺术创造。同是粉彩人物，却各有不同的艺术风韵；同是粉彩花鸟，却各有别出心裁的表现手法；同是粉彩山水，却各抒发独特的意境。如潘宇的粉彩仕女图，笔法细腻、格调优雅，仕女的眼睛能传神，不求形工求神似。汪晓棠的粉彩仕女与人物画，设色淡雅精细，衣纹如行云流水一般，人物动态逼真，景色与人物和谐融洽。王琦的粉彩写意人物，色彩清新淡雅，人物形象生动。王大凡的粉彩人物（落地彩），人物神形兼备，色彩和谐自然。汪野亭的粉彩青绿山水，水墨笔法纯熟，远山烟云飘绕，近水飞泻古潭。何许人的粉彩雪景，常画出雪景与人物动静结合的创意，皑皑白雪万物静，瑞雪遍野兆丰年。邓碧珊的粉彩鱼藻图清新、活泼、自然，水摇绿草伴鱼嬉，游鱼追逐显出神儿。刘雨岑的花鸟草虫自然、形象、生动，鸟叫枝头花正红，秋虫唱晚恋黄叶，画儿的意境十分美妙。程意亭的花鸟山水色彩绚丽、画风细腻、画面充满田园野趣，让人富有回归大自然的感觉。毕伯涛的翎毛花卉，淡雅明快、笔法凝练。徐仲南的松竹，松树一派苍劲，繁竹疏密有致，石头透而不空，画面自然充实。田鹤仙的梅花，疏而不空、密而不乱，虬曲苍老的树干与怒放的红梅呈现出一片古木新春的奇景。
民国粉彩新艺瓷揭开了民国瓷器新的篇章。在继承民族瓷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民国粉彩新的辉煌。民国粉彩新艺瓷画品高尚，绘瓷名家展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因此民国粉彩新艺瓷当时大受达官贵人的青睐。
珠山八友之一，景德镇绘瓷名家王大凡（1888-1961年），号希平居士，又号黟山樵子，安徽黟县人。他可称为发展民国粉彩新艺瓷的杰出代表。早年他拜汪晓棠为师习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王大凡画风严谨，功力深厚。所画人物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将料平涂于瓷胎，再罩雪白、水绿烧成，由于不用渲染，景德镇至今称之为“落地彩”。王大凡的民国粉彩新艺瓷作品曾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
民国粉彩新艺瓷经过笔者认真的研究与思考，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一是民国粉彩新艺瓷继承了中华瓷业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断发展的开拓精神。二是削繁就简深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这是民国粉彩新艺瓷追求的目标，达到的境界。民国粉彩新艺瓷不但激活了当时的市场，还证明了艺术创造与质量完美地结合是艺术品可贵的生命。三是民国粉彩新艺瓷名震中外，它闪烁着东方的艺术之光，它凝聚着绘瓷名家的艰辛与智慧，它增强了民族瓷业发展的自信心。
民国生活瓷的发展。民国生活瓷是在我国陶瓷发展史最艰辛的时期发展起来的。清朝末年，清政府政治腐败，内忧外患，外国列强入侵，洋货趁此涌进国门，当时生活用瓷备受冷落。为了抵御洋货，为了振兴中华瓷业发展，有识之士纷纷开办瓷业公司，他们的爱国之心就像窑火一样炽热。
从民国初年至1931年，20年间全国先后兴办了30多家瓷业公司，以生产日用粗瓷为主。这一时期我国步入了陶瓷生产企业化的轨道，但民国生活瓷一直在困境中艰难前行。
民国生活瓷多为质地粗糙的青花、五彩和粉彩的日常生活器物。一般器物胎骨较粗，釉胎结合不紧，釉面上有气泡和脱釉现象。
民国生活瓷大多在器物底部落有生产商铺号，如“江西瓷业公司”、“江西桐华公司”、“江西义成公司”、“刘荣盛号”、“唐益源号”、“陈和顺号”等款识。
民国生活瓷青花颜色晕暗泛蓝，俗称洋蓝。洋蓝在清光绪末年就已经出现并延续至民国。民国生活瓷的纹饰继承了清代在器物上题写诗句的传统。常见的有：“美色清华不计年”、“是真名士自风流”、“闲作轻舟泛碧溪”、“读书声里是吾家”等。
民国生活瓷在历史背景最为昏暗的时期走上前台，因为产品沿袭旧法制作，因而，格调不高，少有创意，所以在内忧外患与列强入侵的大环境下，过早地步入了衰退期。
民国瓷收藏升温
瓷器收藏是收藏界的一个大项，但由于种种因素使然，当下市场中的古瓷，真品价格高昂，且许多古瓷也常常令藏友真假难辨。鉴于此，相关专家建议：喜好瓷器市场的朋友，目前可以关注民国瓷的收藏。
一些收藏和拍卖行业的专家介绍，民国时期虽然中国瓷业整体处于萧条衰落时期，但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生产依旧红火，也出现了诸如浅绛彩瓷、新粉彩瓷、洪宪瓷等一些独具特色的瓷器新品种。尤其是当时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艺术群体创作的粉彩瓷，将人文因素和创作个性引入工艺画瓷器中，留下了一批艺术个性极强的作品，成为民国瓷的一大亮点。
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民国瓷整体虽然仍处于较低价位，但其价格却呈上涨之势，目前已成了各大拍卖会的主角之一，民间投资热情渐高。业内认为，好的古陶瓷是纯粹的、顶级的工艺品，但经过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创作者开始在瓷器上绘画，民国瓷已经上升为艺术品了，这是民国瓷出现收藏热的重要原因。
有国内知名藏家认为，民国瓷出现收藏热，证明美好的东西永远有市场，哪怕不是出自名家之手，好的作品不仅值得收藏，最终也会得到市场的认可。
民国瓷鉴别法
当下收藏市场民国瓷器有不少赝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民国时期的老艺人仿造了不少民国瓷。由于民国瓷器不断升值，新仿赝品也层出不穷，给涉足瓷器收藏的新藏友设下重重障碍。 那么如何破解障碍呢？
鉴别民国瓷需须从造型、胎釉、纹饰、款识等方面综合鉴别，稍有不慎就会误断。
一、比胎质
民国真品胎质较粗松，因此手感适中。赝品胎质细腻，所以手感都较重。
二、比器型
民国真品的器型传承有序，都是民国按各朝已有的器型仿制。而赝品器型有些非驴非马，常常是随心臆造。
三、比釉质
1916年郭世五在景德镇督烧的民国御用瓷与珠山八友烧制的新粉彩瓷器釉质都精细，其他瓷器的釉质较粗，尤其是生活用瓷，釉面常有不同的棕眼与乔麦地。
四、比款识
民国的堂名款与人名款都很规整而清晰，款识是从右向左排起，款识自然流畅。赝品仿款十分拘谨不自然，方章仿款松散无力不清晰，且题句常常出现简化字。
五、比描金工艺
描金工艺是民国瓷的一大特色，主要在器口、壶嘴、瓶的双耳、瓷塑罗汉像、底款等实施描金。民国真品描金的金色都纯正，赝品描金不纯正还很粗糙，大多描金像枯黄的败叶色，与真品描金相差甚远。
六、比纹饰
民国真品的纹饰都带有自然舒展的神韵，赝品纹饰生涩之中显出貌合神离。
另外两大区别在于：
一、民国真品底足自然磨痕与赝品底足打磨作旧的区别。
二、民国真品釉面莹润与赝品釉面贼光的区别。
民国瓷鉴赏要点
民国瓷一般指从1912-1949年间由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这38年内，上连清末，下接现代，江西景德镇仍然是中国的制瓷中心。因此，瓷品上出现的特征也有一些变化，早期与光绪朝瓷相似，晚期又与现代瓷相近。民国瓷中，大量的是日用生活瓷，其中的制作精良者，也值得收藏。民国建立后，专为皇室烧制瓷器的景德镇御窑厂停办，为了生计，一些制作瓷器的名匠高手流落到民间，在百业萧条、唯有古玩行业兴旺的背景下，为中国的制瓷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民国虽不足40年，但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生产几乎遍及全国，烧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瓷器，其中比较精致的有洪宪瓷、新粉彩瓷、仿古瓷以及一些书堂款的瓷器。
鉴识民国瓷，也应从胎、釉、彩料和老气四个方面入手去进行。
1、民国瓷的胎质：早期普遍见粗松，较晚清尤甚，胎釉结合部多泛黄色。也有精细的，与晚清精品相类。现代仿品胎质做得反而坚密而生硬，分量或轻或重。民国晚期由于工艺操作机械化程度提高，坯胎整齐划一，厚薄均匀，切割精准，胎土细润，铁星减少。另外，由于窑炉和燃料的改进，器物受火均匀，胎土瓷化程度提高，不易变形，胎体坚致。
2、民国瓷的釉面：一般来说大都略微泛黄，表面光泽柔和，给人一种松软之感。现代仿品则光感过强，没有柔和感。民国后期釉料经过机械处理，釉面明净细润，但同样光亮柔和却不刺眼，这是由于时间在里面起作用。民国期所用青花料，一种是沿用清代料，但多有杂质，因而多数呈色发灰，不像前朝瓷发色有精神。另一类发色也见纯正艳丽的，却不够沉着，不能入骨，有漂浮感。
3、民国瓷施彩已逐渐不取矿物颜料而采用化工颜料，色彩纯度提高，少有杂质。仿品色彩死板，少有鲜活之气。
4、识民国之器，要多从老气着手。民国至今，至少50、60年以上，传世品上应有包浆，凡釉面色泽全无者，多数是为去浮光而用酸作假过的。此外，民国器绝大部分是传世品，应有擦痕和使用之痕。但若发现有人为的方向一致的细小而密集的擦痕，这是作伪者为了去除瓷面的浮光所为，那么，此品也就可以断为新品。
民国粉彩人物纹瓶
民国初年景德镇所制瓷器中不乏精品，而洪宪瓷更是光彩夺目，堪称这一时期的官窑瓷。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活动的需要，命郭葆昌为陶务署监督，赴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郭葆昌到景德镇时袁世凯尚未称帝，最初即按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寓所居仁堂的称谓先烧“居仁堂制”款瓷器。居仁堂即清代慈禧太后修建的海晏堂。“居仁堂制”款瓷器是郭葆昌邀集了清朝御窑厂的各路高手，由著名陶瓷家鄢儒珍负责，以雍正、乾隆朝最优秀的粉彩、珐琅彩为蓝本，制作的一批高质瓷器。同时郭葆昌在景德镇利用职权也为自己烧制了一些同类器，这些瓷器和“居仁堂制”款作品统称为“洪宪瓷”，其胎质白润，绘画细腻，色彩清淡，玲珑轻巧。目前所能见到的传世洪宪瓷中有书“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款的器物，它们都是民国时期古董市场泛滥，为迎合收藏者猎奇的心理，一些瓷商、高匠烧造出来的，主要是粉彩、珐琅彩碗、盘、瓶一类作品，有的很精美，有的水平很差。因为据郭葆昌本人透露，未曾烧过带“洪宪”款的瓷器。当时袁世凯称帝总共只有83天，全国反袁之势日盛，郭葆昌在遥远的景德镇根本来不及烧制署款为“洪宪”的瓷器，帝制政权就已被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冲垮了。
民国期大量仿制历代名瓷，但仔细观察不难区别。民国所仿的三国、两晋和南北朝瓷，其釉面和胎土的结合不如真品紧密，胎质也不如真品坚致。仿隋唐五代白瓷，胎骨过白，釉色过亮，与该几朝的胎釉特点不一。其所仿宋元名窑瓷，一是制作粗糙，颜色不纯，釉质也较粗。所仿的汝窑、钧窑、哥窑等瓷，均不能做出这些名窑瓷的特定特征。所仿明代器也是这样，胎体不如真品厚重，又无真器的浑厚、庄重、丰满和古朴之气，里子处理不到位，器物一般无接痕，器底露胎处火石红不如真品明显，底足大都挂釉，青花用料与前朝不同，出不了明代青花的凝重、古雅和绚丽鲜艳的效果。所仿康雍乾三代之瓷，青花器由于用料不同，色彩无沉着感，发色死板、呆滞，层次也少，康雍乾三朝时青花的青翠艳丽之感全失。所仿这三朝的粉彩瓷，施铅粉过多，彩料浓重，像涂了一层油漆一样，表现死板，没有层次，也没有立体感。此外，就是制作粗糙，画技拙劣，做不出前朝的风格。无论在制作上，还是在画意画工上均不能与前朝相提并论，仔细品味，不难鉴别。
浅绛彩瓷和新粉彩瓷是民国时期的两种重要瓷类品种。鉴赏要点略述如下：
浅绛彩瓷，是因绘画技法而名的一种彩瓷。咸丰、同治年间，由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等一批画家把由黄公望当年首创的以淡赭石与水墨相间渲染而成的一种山水设色画法，运用到彩瓷的绘画上，在白瓷上绘上花纹，再染以淡赭色和少量的水绿、草绿和淡蓝等彩，经低温烧成。色调清淡柔和，颇具文人雅趣。所绘题材已不局限在山水，更有花鸟、人物和走兽之类。早期多由文人画家作画，后来制瓷画匠也纷纷加入其中，仿而作之。因此，鉴识这类瓷品，除了要看其胎釉特征和老气程度外，主要要看其画工画意水平如何。
新粉彩瓷产生于民国30年代前后。当时景德镇瓷厂聚集着一批著名绘瓷艺人像王琦、汪晓棠、周筱松等，包括后一些时候的“珠山八友”等，在吸收浅绛彩绘画技巧的基础上，拓宽了用色用彩的路子，以富丽的浓墨重彩替代了浅淡而年久易掉色的浅绛彩，创出了色彩浓重的新粉彩。两者的区别在于：浅绛彩是文人画家把纸绢上的文人画移植到了瓷面上，所追求的是一种文人雅趣；而新粉彩则是制瓷艺匠模仿文人画家在瓷上作画，他们注重于色彩的明丽，所追求的是一种明快的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更迎合大众化的欣赏要求。鉴识新粉彩也和浅绛彩一样，除了观其胎、釉和老气外，更要看画工，特别是遇到名家署名的作品，一定要从其绘画风格和水准等方面仔细去识别。凡遇画意一般，画工草率者，即便写的是名家大名，也不要轻意认定。
新粉彩瓷是民国瓷中的一大亮点。其画师都出身艺匠，以工见长，作品浓艳俏丽，更符合市民的欣赏习惯。新粉彩在传统的基础上，把画、书、诗、文发挥到了极致，与传统粉彩相比，在造型、线条、色彩、光彩、意境等方面，吸收了近代画的技法，实现了“瓷”与“画”的完美结合。新粉彩的全盛时期是在1912-1940年间，其代表为第一代新粉彩画师潘匋宇和汪晓棠。潘匋宇民国初年曾任江西省立甲种窑业学校图画教员。汪晓棠曾为袁世凯画过洪宪瓷，与潘匋宇同为民国初年的新粉彩大师。第二代新粉彩画师是“珠山八友”。珠山系景德镇市中心的一个小丘，是前清御窑厂所在地。1928年瓷板画开始流行，为了便于接受订货，在王琦倡导下8位画师成立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前后共10位画师参加，分别是王大凡、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田鹤仙、毕伯涛、王琦、程意亭、邓碧珊和刘雨岑。第三代新粉彩画师活跃于30年代以后，有的到50、60年代仍在创作，大多师承珠山八友，有刘希任、万云岩、张沛轩、王锡良、方云峰、汪小亭等人。这几代画师以瓷当纸，作品题材包括山水、花卉、人物等，墨韵、笔法、色彩极为精妙，加上题款、印章，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作品，恰好当时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各种仿古瓷是这一时期的又一看点。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景德镇的仿古瓷红极一时，所仿古瓷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从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隋、唐、五代的白瓷，到宋代官、汝、哥、钧、定窑瓷，以及元、明、清的青花、斗彩、粉彩、五彩、珐琅彩及单色釉瓷等等，其中清雍正、乾隆两朝的彩绘瓷器是最为热门的仿制对象。因为没有了官方限制，民国仿古瓷中随意书写明清两代纪年款的瓷器大量出现，而且有的款识仿写得惟妙惟肖，不仔细分辨，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把这些民国仿品看作清代官窑瓷，这在无意中抬高了民国瓷的档次。此外，署“静远堂制”款的瓷器，为徐世昌所定制，专门摹仿清代雍正瓷器釉面精细的特点，其风格大体与“居仁堂”款器物相同。署“延庆楼”款的，为曹锟定烧的瓷器，以北京中南海延庆楼为名，品种较少。
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一路走高，民国瓷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上也表现出强势，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甚至超过了晚清官窑精品瓷。民国瓷器精品之所以被逐渐看好，是因为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它都不亚于晚清官窑瓷器，加之民国距今也不过百年，有不少仿品也完全可以和清三代官窑媲美，这些都为民国瓷的收藏和升值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民国景德镇的礼品瓷
礼品是人类社会交往的纽带，国与国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以物品相赠既是为纪念或记录某一特别的事件或某一段特殊的感情，又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表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一直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因此，相互馈赠礼品，也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交往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礼品的种类、样式、材质，送礼的方式也就多种多样。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由于瓷器的材质、造型和装饰工艺的特殊，以及它的观赏性、适用性、耐久性，决定了瓷器成为礼品的主要选项，清代康熙皇帝在接见罗刹国大使时就说过：“泱泱中华，物产王土，万国来朝，仅一瓷一布，足以令其为之瞠目，惊羡不已。”从康熙的口中我们不难体味其中自信心和优越感，更从另一方面说明瓷器作为礼品主要选项的地位。
礼品瓷是一种专用瓷器，其中既有馈赠品，又有纪念品；既可观赏摆设，又具实用性；既有绘瓷艺人自己所作赠人，又有应客户订做所用；既能给亲朋好友表示情谊，又能为部门团体传递祝贺。
民国珐琅彩开光山水如意万代尊
礼品瓷的历史渊源
礼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在我国的汉字中，“礼”的本意是“敬神”，以后逐渐演变成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
在古人祭祀神灵的仪式中，人们除了用规范的行为动作、虔诚的态度向神表示崇敬和敬畏外，还要将自己认为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对神灵敬意的物品（牺牲）奉上祭祀。正是从那时起，礼的含义中就开始有物质的成分，礼就以物的形式出现，即礼品。
然而，什么时候开始用瓷器作礼品？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瓷器出现后才有礼品瓷问世。瓷器作为礼品，受礼的对象是谁？如何赠送？现在已很难考究。可有一点似乎出人意料，从现有的资料和实物来看，大量的瓷器礼品都是用来奉献神灵的，这可能与宗教崇拜有关。东西方在神灵崇拜方面完全相反，东方人进庙里往往献上礼品，最简单的也要用香火乞求神灵保佑，为的是解决现实中的困难。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赎罪，为的是解脱精神上的苦难。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中国古人供奉神灵的礼品。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瓷器作为礼品的发展延续的脉络。
目前发现最具代表性的礼品瓷是现藏于英国大维德艺术基金会的一对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青花象耳瓶，上有青花书写的：“信州路玉山县顺成乡德教里荆堂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合香炉花瓶一对，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也正是这对青花瓶，揭开了元代青花瓷器研究的序幕。
而目前发现最早的礼品瓷是一尊在广东潮州城外出土的宋代瓷佛，上面有“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十五娘发心塑佛，散施永充供养。为在堂父母及合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元年（1068年）戊申岁六月十三日题。匠人周明”题款。
对于礼品瓷，在许多史料和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载，如《明会典》中载，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年）一次赠与占城、暹罗、真腊瓷器各一万九千件。当然还有许多例子难以一一表述。
从实物和史料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出用瓷器作为礼品的事实。特别是带有铭文的瓷器更能说明这一点。不过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区分，任何瓷器都可以作礼品馈赠（如朱元璋赠送的属于这一类），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特制的，明确表明用途的瓷器礼品，至少具备一是铭文题款明确标注，二是物品器形或图案纹饰与送礼目的和对象相联系两个基本特征。而具备这两个基本特征的“礼品瓷”在古代应该不在少数，只不过暂时还没有看到，而且应该绝大部分是奉献给神灵的。民国时期景德镇礼品瓷的兴盛
民国时期是“礼品瓷”的滥觞期，是由“奉神”成为“奉人”的大转变时期。“礼品瓷”成为人们感情交往的润滑剂，究其兴盛发展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生产方式的转型。1911年位于景德镇珠山南麓的延续达600多年的“御窑厂”宣告终结，这也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自明代以来由官方引导的“官民竞市”产业格局变为民窑唱独角戏的局面，大批供职御窑厂的工匠和艺人脱离了“御窑厂”的束缚，流入社会，或转入民窑，或自立门户，他们高超的陶瓷成型和装饰技艺，以及训练有素的工作作风，给景德镇陶瓷业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在较短的时间里这一批人融人民间，由于他们有很深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生产的主流引导，使景德镇陶瓷业走向兴旺和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大批陶瓷艺术创作者，在摆脱了御窑厂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桎梏和人身束缚后，犹如龙归大海，其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浅降彩的发展成熟，为新粉彩的兴盛推波助澜。一种以中国画入瓷，主张画必有意和文人气息的陶瓷绘画走到台前，引领20世纪中国瓷画艺术风骚，把景德镇的陶瓷新粉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瓷器绘画史上写下了极其绚丽的一笔。
而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彩绘业都以个体作坊式生产经营，称为“红店”。红店大致可分为“美术彩业”、“写意彩业”、“古彩业”。美术彩业指专绘高档艺术瓷业，其工艺技法精良、用笔刚柔相济，设色明艳华丽，章法虚实相映得体，富含浓厚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这些红店除自己决定生产品种之外，也接受客户的专门订货。因此，这类产品也就成为“礼品瓷”的首选。
在民国时期先后有一批批的瓷画艺术家致力于粉彩彩绘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借鉴、运用和吸收中国画营养，用于改良传统粉彩的技法和审美，构图灵活、画意清远、笔法精炼、着色淡雅。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绘画功底，而且在吟诗作赋以至书法、金石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着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形成陶瓷装饰艺术的一个流派，为景德镇瓷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升了粉彩瓷艺术的文化品位。这一批批艺术家由于个性、阅历、修养、气质的不同，在选择题材、形象特征、表现技法等方面也各有特色，使民国时期陶瓷艺术百花齐放。也因为客户的需求，这些单个的瓷画艺人也结成松散的团体，各自发挥自己的强项，配合作画，“珠山八友”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团体。
社会风尚的改变。社会的转型带来社会风尚的改变，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套在人们身上的封建礼教枷锁被打碎，巨大的社会变革，带来人们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自由，人们的社会交往变得频繁起来。于是提拔升迁、生日做寿、开业庆典、新婚乔迁、升学离别等等社会活动成为人们送礼和收礼的“借口”。上下级或同事、师生或同门、亲朋好友盛行馈赠佳品，以表祝贺。因而景德镇瓷器，自然就成为最佳的馈赠礼品。
整个民国时期以瓷器作为礼品成为社会时尚。社会中上层人士、工商业者、达官贵人、富豪绅士的办公休憩场所，住宅厅堂客房，大都摆设瓶尊，悬挂瓷板以示文雅。这些瓶尊、瓷板一般上面都有“××雅赏（鉴）、清玩、××敬赠、××画于××客次（x堂）”等题款和作者款印之类。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类瓷器是根据买主订货需要而选择题材、确定题词内容绘制的。
社会风尚的改变，购买群体的形成，瓷画艺术家们的倾心创作为民国景德镇“礼品瓷”生产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民国景德镇礼品瓷的分类
民国景德镇生产的礼品瓷主要分馈赠品、纪念品两类。
馈赠品：是国家、团体、个人之间的无代价赠送品，所要表达的是赠者对受者表示友好或表示感谢的意思。
1946年7月，蒋介石上庐山避暑，决定制作一批精品礼品瓷赠送盟国首脑，以纪念二战胜利，特召见时任江西陶校校长汪璠，在详细询问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情况后，要求汪瑶完成礼品瓷的生产任务。并规定落款字样，同时还有定瓷工费料单。这批礼品瓷分花瓶、挂盘、餐具和碗四种，其中花瓶40件，挂盘60件，餐具6套（万花、胜利），碗400件。1946年7月25日的《民国时报》头版刊登了中央社对此事发的通稿。
“无光黑釉描金开光粉彩山水图双耳瓶”，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采用的是景德镇的传统制作工艺，整个成型工艺较为复杂，技术难度较大，要经过二次烧炼才完成。
是专门赠送给美国总统杜鲁门“低温釉描金‘纪念胜利’餐具”中的其中一件。
“粉彩龙风纹‘喜字’餐具”，是1947年以蒋介石和宋美龄名义赠送给英国伊丽莎白公主（即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结婚的礼品瓷。全套175件，器型和装饰既体现中国传统，又为英国人所接受。1947年11月16日，伊丽莎白公主专门给宋美龄回信：“我非常喜欢它的图案设计，此外这些瓷器质量之高，恐怕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来。”
“粉彩‘松晖旷荫’图瓷板”、“粉彩‘茗火伴孤征’图瓷板”中的“浮粱县商会暨南货绸布业公会”，“景德镇教育局出品”是以团体名义赠送的礼品瓷。
“粉彩‘春晴’图瓷板”、粉彩‘闻鸡起舞’图瓷板是以个人名义赠送的礼品瓷。
纪念品：是国家、团体、个人之间为纪念某一事件或某一任务所专门制作的物品。
“刷花‘还我河山’瓷盘”是1938年江西瓷业公司为途经景德镇前往抗日前线的将士专门制作的。“还我河山”瓷器成批生产后，被迅速送往前线，成为前线抗日将士的随军物品，餐时可盛饭菜，战斗之余还可以欣赏，“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极大地激发了将士的抗战热情，成为他们奋勇杀敌的精神动力。
“釉中彩‘庆祝国庆纪念日’瓷碗”是“广生隆”瓷业工友为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国庆专制，具体生产年代已难以查考。
1929年6月6日至10月10日，为了纪念北伐之胜利，“争促物产之改良，谋实业之发达”，浙江省在杭州市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西湖博览会开中国博览会之先河，历时128天，参观人数为2000万，来自全国各省及海外侨商的1476万件物品参展，评出各等奖项3000余个，造成一时轰动，影响深远，对于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为庆祝这一盛会，汪野亭特别绘制了“墨彩山水瓷板”作为纪念。题款“既摹米老画，复作米家船，一驱风雨里，正好拥书眠。西湖博览会纪念”。
民国景德镇礼品瓷的特点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物是在社会交往中，为了表达祝福和心意或以示友好，人与人之间互赠的物品。礼物是表达内心情感的载体。因此，礼物是否恰当，示好是否得体，就显示出送礼者和收礼者之间的亲密疏间。
正因为如此，所以民国景德镇礼品瓷的特点有：
五个明确（受者明确、赠者明确、意思明确、作者明确、时间明确）。
“粉彩‘学耕’图瓷板折页”题款“儿童不识耕耘苦，也把锄头学种田。子湘院长雅玩魏清泉敬赠辛己冬月
黟山大凡王画”，受者明确“子湘院长”，赠者明确“魏清泉”，意思明确“儿童不识耕耘苦，也把锄头学种田”，作者明确“王大凡”，时间明确“辛己冬月”（1941年）。当然也有不少简化题款的情况出现，还有作者自己赠送的作品也是如此。
图案、纹饰紧扣主人所要表达的意图。有谐音、象征、典故、谐音加象征以及作者自创题材。
“无光黑釉描金开光粉彩山水图双耳瓶”中蝙蝠图案和“＋”字图案就是谐音“万福”。还有的用鹌鹑、菊花、落叶图案表示“安居乐业”，白鹭、莲花、鸳鸯、葫芦等图案表示“一路连升”、“比翼齐飞”、“瓜瓞绵绵”等等。
“粉彩‘富贵寿考’图瓷板”，“大富贵亦寿考”出自于典故，唐代名将郭子仪遇仙传说。画面中的人物和物品合起来点明主题，寓意福寿双全，多子多福。题款墨书“大富贵亦寿考，时在丙子（1936年）春三月上浣，维明姻兄先生花甲荣庆，姻愚弟大凡王堃绘祝”，篆书红彩印章“堃”、“大凡”。据景德镇地方文献记载，王大凡在1915年曾创作此题材瓷板画，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金奖。
“粉彩‘梅鹤’图瓷板条屏”，此瓷板条屏是程意亭遗物，程永建请刘雨岑题款以纪念程意亭逝世，而画面采用的是象征手法，“梅”象征傲霜斗雪的气概，“鹤”代表清雅、高洁。表达对程意亭毕生从事陶瓷艺术，追求不息精神的缅怀。（程意亭：1895-1948年，名甫，号“洎山山民”。景德镇“珠山八友”之一。自幼酷爱绘画，具有坚实的国画基本功和娴熟的绘瓷技巧。潜心攻习花鸟画，深得师传。且有创新，并融西画技法于国画之中，作画用笔细巧，既注意写意，也善于夸张，笔调丰富而不粗俗，淡雅而不浅薄。）
礼品瓷的价值和意义
“礼品瓷”是随着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社会活动的日益频繁而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礼品瓷”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步形成规模。它的价值既同艺术陶瓷一样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外，它的稀缺性、真实性更决定了“礼品瓷”的收藏价值和开发价值。
在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国际交往上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交往频繁。国家领导人在与他国首脑、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友好交往中曾赠送出许多陶瓷礼品，传送友谊。“礼品瓷”也就成了沟通的纽带，友谊的象征，历史的见证。
在社会：当今社会，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通信，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沟通变得更为频繁，层面更加广泛。而作为纽带，表达心意，传递感情的“礼品瓷”的使用面也越来越宽，使用量日益增加。
如今陶瓷已不仅仅是一种器物，而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富含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瓷器结构之精、材质之美、姿态之秀、技艺之高，堪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用于做礼品是再合适不过。
景德镇悠久的制瓷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他们在承继先贤智慧的同时，充分发挥陶瓷制作工艺条件长处和材料特性，应用形式美的规律法则和现代艺术创作观念及其规律，高度概括和抽象地表达作者的个性、意念、情感、气质，融材质、手艺、工艺、形式美于一体，使之具有适合某些层次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态的一种陶瓷艺术品类。不断探索、开拓，全方位、多层次地将陶瓷艺术向纵深方向发展。
景德镇现代陶艺家们既重视古代名瓷所蕴含的优秀传统，他们在纵向上综合古今中外陶瓷艺术的设计观念、创作思维、艺术语言、表现技法、工艺技术，亦从横向上融汇其他工艺美术、工业美术等多门类、多学科的精华、成果，着力注入现代艺术审美观念的新血液，使传统的礼品瓷焕发出新的光彩。
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新形势下，“礼品瓷”蕴藏着极大的商机，“礼品瓷”的生产也将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生产者加销售商的模式正在普遍形成，不同的分工保证了礼品瓷的生产品质和批量，也广泛开拓了礼品瓷的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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