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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物中的马浅析

中国古文物中的马浅析

怎样鉴别古瓷器的年代 中国瓷器鉴别 怎样鉴别古瓷器

2020-02-08

怎样鉴别古瓷器的年代。

甘肃武威雷台墓青铜马,俗称“马踏飞燕”

体姿英俊的良马,一贯深受国人的喜爱。古代用马驾车的历史颇为久远。在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殷商时期的遗存中,便出土有当时的双轮木马车和驾车的辕马,可惜只保存马骨架,难以看清原来的体貌。幸而在陕西甘泉发现有两件商代铸造的青铜马,使我们能看到商马的形貌--体矮颈粗,四肢较短而双耳颇大,外貌并不显神骏。西周和东周出土的青铜马,形体和甘泉商马相同,并都铸造成四肢伫立的呆板姿态,反映着先秦时期马匹形体特征。惟有从邯郸赵王陵被盗掘出的四匹铜马,呈迈步行走的姿态,似感生动。

秦代马的雕塑品,其体貌特征一如先秦时期。这在秦始皇陵陶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按真马比例塑造的陶马中有明确表现。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中的铜马,尺寸虽然只有真马1/2大小,制工远较陶马精美,马身躯的肌肉块面表现充分,但是体貌特征仍与陶马相同。陶马和铜马身上分别满涂枣红色和白色,由此或可看出秦时一般马的毛色是枣红色,而皇帝乘驾的名马,则崇贵白色。传秦始皇拥有的骏马中,有白兔、奔电等名称,可能就是体姿俊美的白马。

西汉初年有关马的艺术品,造型特征仍与先秦至秦朝时近似,连霍去病墓冢石雕群中的“马踏匈奴”大型石刻中的骏马,也是头大而脖颈粗短的造型,仍旧沿袭着传统的四肢伫立的体姿。虽然从1966年在陕西昭帝平陵附近发现的仙人(羽人)骑天马小型玉雕可以看出,西汉时期也有表现跑动姿势的马雕塑品,但是体型仍矮粗,缺乏神骏之姿。

陕西甘泉出土商青铜马

西汉武帝时与匈奴连年征战,双方战马损失极大,因此“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为了补足军马的损失,汉武帝一方面扩大养马业,另一方面致力于马种的改良。先是引进乌孙马种,后来知道大宛有汗血善马,竟不惜两度发兵远征,终于夺得大宛种马,乃“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还在都城长安未央宫宦者署的鲁班门前,矗立一匹相马名家东门京主持铸造的青铜骏马——按照最佳良马尺度制作的“马式”,用来作为选择良马的标准,鲁班门也随之改称“金马门”。1981年,在陕西省汉武帝茂陵附近一号陪葬冢出土有一件遍体鎏金的青铜马,体长75厘米、高62厘米,立姿,头小颈细,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据此可以想见“马式”的形貌。作为反映西汉马种改良的早期作品,其造型还沿袭着四足伫立的造型,或许是受“马式”的影响。

青铜马(战国)

胡人牵马铜俑(东汉)

西汉后期到东汉时期,墓葬内随葬的青铜或陶、木的骏马模型,已经突破旧模式,常常是昂首挺胸、抬起一只前蹄向前慢步行进的姿态。骏马造型艺术品,在东汉末到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达到高峰,最为人称道的是甘肃武威雷台墓中随葬的一组青铜车马模型,其中共有铜马39匹,都是“天马”形貌,头小而英俊、颈长而弯曲,胸围宽厚,四肢修长,臀尻圆壮,显示出是乘挽兼用的良马。特别是其中一匹奔跑的铜马,极富动感,右后足踏住一只回首后顾的飞隼,反衬出骏马之神速,是不可多得的古代骏马造型的艺术珍品。

就在河西地区魏晋时代骏马造型艺术处于创作高峰时,中原地区的骏马造型艺术却步入低谷。由于曹魏帝王力主薄葬,一扫汉墓奢侈之风,随葬俑群随之消逝,骏马造型艺术也随之衰落。到了西晋时期,都城洛阳一带的墓葬中恢复了以陶俑随葬之风,并以出行的牛车与鞍马为俑群核心,只是陶马的制工与东汉相比粗劣得多,造型更无东汉陶马的神骏英姿。西晋灭亡,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成为战争舞台上主角,在关中地区如陕西西安和咸阳十六国时期的墓葬里都模拟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的陶俑大量出现,也有身披具装铠的陶马模型,但是塑工欠精美。到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后,墓仪制度逐渐形成规制,随葬俑群中便有了鞍辔鲜明的骏马,还有重装和轻装的骑兵,以及骑马的鼓吹乐队。此时骏马的塑造又转精致,比之东汉陶马,更富现实感,而且披装的马具,都具有时代特色,为北魏陶马雕塑平增情趣。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接着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东魏北齐的陶俑中,陶马造型沿袭北魏传统,制工精致而形貌健俊。西魏北周的陶俑中,陶马造型似受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陶马造型的影响,制工粗劣,马的四肢粗大近似柱体。

唐代,中国骏马雕塑品达到艺术造型的新高峰。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前的“昭陵六骏”,是他在建立唐朝前先后骑乘过的六匹战马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飒露紫的巨幅浮雕像,呈现出一往无前的雄浑气势,开唐代骏马雕塑的时代新风。六块矩形浮雕,每块雕出一匹正侧视的战马,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形貌写实。六骏中,仅飒露紫雕作是中箭受伤后伫立的姿态,前面雕有将军丘行恭,正在为它拔箭,表现着征讨王世充时会战邙山时的情景。用以纪念和颂扬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的“昭陵六骏”,是一组成功的纪念性或纪功性的石雕作品。与西方纪念雕塑作品不同,英雄本人的形象并没有出现,但是从他所骑乘的战马的雄姿,人们时时都感到英雄的存在,这也正是东方艺术强调含蓄和象征手法的成功杰作,毫无夸张及霸气之感。也可以认为这是承袭西汉霍去病墓冢石雕的传统,以战马雄姿象征英雄伟业。“昭陵六骏”还带给人们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盛行的鲜卑系统的马具,这时已为突厥系统的马具所取代,这与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仿效突厥组建骑兵,并大量由突厥输入骏马有关。

盛唐时期,描绘骏马的造型艺术同样走向繁荣。绘画方面,许多名家精于画马,仅在杜甫的诗作中,就可以读到《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吟咏马画的诗篇。雕塑方面,以目前所见最令人赞赏的是随葬的三彩作品。从神龙二年(706年)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出土的三彩俑群中,已可见三彩马的风采。它头部微侧,轮廓线流利活泼,鬃剪三花,鞍披鄣泥,张口作嘶鸣状。美中不足的是,马的体态塑制得过于圆腴,使人观后有“画肉不画骨”之感。比其迟约17年的右领军卫大将军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三彩马,更为雄劲神骏,那刚劲有力的躯体轮廓内,显现出锋棱多力的马骨,更有怒马如龙之感。

牧马图--韩幹(唐)

侍马图(唐)

甘肃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天马图像

唐代三彩马艺术造诣普遍较高,形态多变,不仅那些形体较大的作品,就是只有10余厘米高的小型作品,其造型之美亦毫不逊色。同时,在色彩方面除了习见的黄、白彩外,在洛阳地区出土有通体墨色的黑马,甚至在关林唐墓中竟然出土了一匹通体施蓝彩的马。同样的蓝色泥塑马,在新疆吐鲁番唐墓也出土过。古代匠师如此大胆设色,令后人惊叹。

唐代以后,随葬俑群在宋、辽、金时期衰落,墓中很少随葬陶马。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虽然蒙古铁骑纵横亚欧大陆,但是因葬俗的改变,只是在陕西地区当时在元朝任高级官职的汉族墓中有陶俑、陶马出土,陶马的造型改为体形低矮、短腿长鬃的蒙古马,鞍镫马具也改为蒙古样式,造型颇呆板,无复唐俑那样富有生机。这也反映着汉唐以来不断由中亚和西亚输进优良马种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但是飞驰的骏马,在中华文化中作为表现奋发向上的主题却长盛不衰,激励着中华民族腾飞、奋进。

补充阅读:

三彩骑马狩猎俑(唐)

三彩马和牵马俑(唐)

精选阅读

古代瓷器:中国古代照明工具中的烛台


中国古代的照明工具中,蜡烛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光明,人们也赋予了其牺牲、奉献的精神。而说到蜡烛,那就不得不说古代的一个黑科技烛台,烛台伴随蜡烛而生,二者相辅相成,就像鱼和水一样。

蜡烛在中西方的出现时间大致相同,大概是在汉代,最早发现是在东汉的墓葬之中。虽然蜡烛在当时并没有普及,但是已经进入到照明用品的行列之中,因此烛台这一黑科技也应运而生。

蜡烛的普遍使用,是到了晋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烛台在这时候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其仍有限制是因为价格关系决定了仅限于贵族使用,平民百姓是难以企及的。

南朝青釉覆莲座烛台伦敦艺术博物馆

而到了唐代,皇宫内还专门设置了专人管理蜡烛与烛台,地方进贡中贡品记录中就有蜡烛出现。宋朝时候,蜡烛已作为交换物商品出现在与西夏的贸易中,可见当时已经大量使用了。而真正到老百姓使用,则要到了明清时期。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

在这里,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蜡烛的价格在早些时候会偏贵呢?原来呀,蜡烛在当时是蜜蜡,称为黄蜡,这是蜡烛最早的雏形。这与东汉出现专业养蜂人有关,《高士传》记载: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天下,营业者三百人,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从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养蜂的兴盛促使了蜡烛与烛台的发展。

蜂蜡蜡烛

在最开始的时候,蜡就像灯油一样作点燃用,《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中提到有黄蜡饼发现。至东汉晚期,在广州汉墓中最先出现烛台,黑科技的出现也证明当时细长柱状的蜡烛已经作为照明用具了,这得益于蜡烛熔点提高的原因。

南宋马麟秉烛夜游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汉代不仅出现了蜡烛,也出现了瓷器,实现了多个从零到一的突破。瓷器的出现也促使了烛台的发展,因此在当时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的青瓷烛台。陶瓷烛台在当时绝对是最新奇的事物,它的出现也标志着这一黑科技的问世。

三国青瓷羊烛台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们现在常见的主要类型有:中空管筒式烛台和孔穴式烛台。瓷烛台中,很多造型借鉴都是来自于动物,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狮形烛台、羊型烛台和骑兽俑烛台等。

目前呢,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器型,但是并没有一个定论证明这些器物是绝对的作为烛台使用,学术上有很多见解,有的认为是烛台,也有认作是油灯或者水注。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为它们佐证其真正的功用。

青釉胡人骑狮形烛台

西晋瓯窑青釉辟邪烛台温州博物馆

影响陶瓷烛台发展的其实不仅仅有蜡烛,其他方面的改变对其也是影响不少,毕竟黑科技的发展是越来越服务于生活的。那我们就继续来探究一下隋唐时期的烛台。

隋-唐早期白瓷象形烛台玫茵堂藏

唐巩县窑白釉蟠龙纹烛台大阪市立博物馆

高桌椅在唐代的出现影响来了烛台的发展,因此用于照明的烛台,底座变得越来越高。加之唐代佛教盛行,莲花瓣的烛台制作也越来越多,烛台的功用也得到了扩充,用于祭祀礼佛,婚礼宴会等。

隋-唐早期白瓷莲花人像烛台玫茵堂藏

唐三彩烛台

当然,黑科技进步的核心因素还是陶瓷生产的进步,隋唐出现了白瓷,三彩陶。就其颜色来说,白色烛台与三彩烛台无疑是紧跟时代潮流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尚。《津阳门诗》中有云:韩家烛台倚林杪,千枝灿若山霞摛。可想当时的千支蜡烛在烛台上点燃的盛况。

南宋影青烛台大肉庄旧藏

宋元时期,蜡烛的使用量较为以前越来越多,但材质的限制仍是价格不能下降的原因。改变影响烛台的发展因素还是陶瓷这一材质的进步。这时期的窑口增多,釉色增多,黑科技的外观设计也不断在进行创新。

宋至元龙泉窑青釉葵花口烛台成交价35万港币

蜡烛到了明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人们学会了从腊树上刮白膜来制作蜡烛,称为白蜡。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腊树四时不凋,五月开白花,其虫打如虮虱,炎缘树枝,食汁吐涎,剥取其渣,炼化成蜡。腊树,俗称白腊树,历史上西昌等地建有许多白蜡树园放养白蜡虫,以取白蜡。自此,蜡烛与烛台携手渐渐走入到寻常百姓家。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纹烛台故宫博物院

蜡烛的解放,标志着其大量的使用,带来的影响就是烛台的空前发展。陶瓷以及其他材质的烛台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回归到陶瓷烛台这一黑科技来说,其颜色及其造型逐渐丰富,且每个时代有其独自的特征,这说明呀古人在注重黑科技的发展也对外观设计也很看重!

陶瓷烛台的大小形状往往不一样,既可以拿在手中当作手电筒,也可以放在桌子案几上,大型的还可以置于地上,就像"落地灯"一般。

蜡烛和烛台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就像爱迪生一样,电灯的发明使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黑科技使人类的活动空间与时间得到了延展,人们的夜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出行也不再受限制了。

马未都论古代花卉纹饰中不同的含义


北宋 银錾花花卉纹葵形盏 口径11.1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花卉纹显示宋代人注重生活细节

这里有两件藏品,一件是宋代的银质灯盏,我们从正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描绘的是秋葵。秋葵是一种草本植物,花开得非常漂亮,把它做成这样雅致的器皿,可见宋代人非常注重生活的品质,注意细节。花盏的每个花瓣上都有小的纹饰,而且各种花卉的样子还都不一样。这件东西因为年代久了,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银都氧化变黑了。在古代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银亮银亮的,非常漂亮,绚烂夺目。

另一件是清代雍正年间的一个仿古作品,是一个折沿洗,上面画着缠枝莲。雍正年间有很多器皿是仿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实际上这种折沿洗在永宣时期就非常流行了。花卉的画法有很多,缠枝与折枝是其中的两种手段。缠枝是用一枝藤蔓把各种花卉缠起来,表明它延绵不断,中国人很希望所有的事能延绵不断。缠枝并不仅限于一种花卉,比如缠枝莲画的全是莲花,缠枝菊画的都是菊花,还有缠枝花卉在一枝枝蔓上有不同的花卉,这就是主观的一种创造,实际上是在传达生活中一种美好的情感。缠枝比折枝更受民间的欢迎,也受宫廷的欢迎,所以我们在瓷器中看到的缠枝花卉远比折枝花卉要多得多。

我们国家地域广阔,南北方花卉有很大不同,很多花我们是知道名字的,但也有很多不知道名字,所以我们在对花的认知当中逐渐就产生了好奇 ,比如很多花是结果的,连很小的枣花都能结实,还有一些花只开花不结实,纯粹是为了观赏。古人在欣赏花卉的过程当中主动地把一些野花变成了家养的花,用于观赏,提高生活的品位和质量。自宋代植物纹入瓷器以后,花卉便成了一个主要的描述对象。描绘最多的都是大家熟知的花,比如牡丹、荷花、梅花,等等。

花卉碗在雍正乾隆时期盛行

这是清乾隆时期的一个胭脂地的花卉碗,这种碗在雍正乾隆时期已经变成了定式,非常盛行,它对后来中国瓷器的影响巨大。我们可以看到花卉在这上面的表现,它用胭脂红作为地,来衬托这一朵黄花。这种花卉是一种主观的表达,不是客观的描述,换句话说,我们生活中看不到这样的花。花卉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代表了多层含义,它在瓷器当中展现的只是一个层面,还体现在其他的文物当中,比如家具、漆器、玉器、铜器等各个层面。瓷器上的展示更为丰富、更为灵活,不仅有单色的青花、墨彩,还有珐琅彩、粉彩、五彩,这说明自然界和我们人类的内心一样是丰富多彩的。花卉中有开花为了结果的,有开花是为了闻味的,有开花是为了欣赏的, 古人将种种含义接纳理解并发扬光大,形成了我们灿烂的文化,并传达到今天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小小的花卉带给我们的无尽幸福。

清雍正 青花轮花缠枝海浪纹折沿洗 口径25.4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国色天香”最早是形容花,还是人?

“折桂”、“杏花郎”的称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马未都评:桂花和杏花都和科举制度有关,我们的科举考试是“三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第一次考试是在秋天,如果考中了就在第二年的春天去参加会试。所以秋天的科举一定是桂花,春天的科举一定是杏花。从表面上看,是杏花在前桂花在后,但这两个称谓的顺序恰恰相反。

现在我们不管参加什么类型的考试都是一个很难的事,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甚至到参加工作以后还要考各种证件。每个中国人走向社会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 但是跟古代比起来都算容易多了。首先是要不停地考,不停地锻炼,从小学开始,每个学期、每个年级都要考。但古代的时候不是,那时候没有人去考你,得自己去准备,然后就要看乡试第一次考试的时候能不能敲开这个门。这是第一次考试,非常重要,所以叫“折桂”。

中国文化中的所有纹饰都一定有一个基本含义,而且这个含义都趋向于美好。中国人赋予了花卉不同的含义,使其文化含义尽可能跟社会含义吻合,这是古人创造的一种能为大众接受的文化。我们现在去讲这种文化似乎很久远,其实今天生活中使用的大量的词就是来源于当年的科举考试 ,比如题中提到的“折桂”。

马未都评:这道题跟牡丹有点关系,“国色天香”既可以形容牡丹这种花,也用来形容人,比如说杨贵妃“长得国色天香”。“国色”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为喜庆的颜色,“天香”是指上天赐予的,“国色天香”最早显然是用来形容牡丹花的。在唐诗中就有“国色天香”的描写,后用来形容杨贵妃。牡丹的典型特征是花朵硕大,品种繁多,最著名的当属“魏紫姚黄”,就是一个姓魏的人培养出来紫色的牡丹,一个姓姚的人培养出来黄色的牡丹。

关于牡丹有很多很多故事,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对牡丹花感兴趣,因为牡丹花确实太美了。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人春天出游的时候头上就顶一个大牡丹花,非常艳丽,所以“国色天香”就是能代表一个国家的颜色。

清乾隆胭脂紫地粉彩缠枝花卉纹碗 口径17.5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里的“疏影”指的是什么花?

马未都评:这道题讲冬季开的花,就是梅花。梅花有几片花瓣呢?这就考验我们的观察能力了。实际上植物跟动物、跟人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有很多特性是遗传的,只是偶尔有变异。在一般情况下,梅花有五片花瓣。

古代文人墨客有很多钟情于梅花,宋初有位文士叫林逋,后人称他为和靖先生,他是“梅妻鹤子”,一生不娶妻、不生子,以梅树作为妻子,养一个仙鹤作为儿子,过着非常清雅的日子,我们今天的人再雅也达不到他那样。林逋最著名的诗句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中的“疏影”指的就是梅花,“暗香浮动”指的就是梅花似有似无的暗香,这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

梅花这种纹饰在瓷器上的呈现,早期的梅花通常是带枝干的,就是画一枝梅。比如永宣时期画松、竹、梅,松树、竹子、梅花都是交替进行的,上面的一枝梅画得很清楚。清代初期的比如“喜上眉梢”,就是梅花上面画一只喜鹊。只画梅花的晚明有,当时喜欢画“落花流水”,就是水中漂着梅花,那也是雅中大雅。另外就是清康熙时期愿意画冰梅,冰裂纹上面有梅花,表示梅花在冬季的那种不畏严寒的感觉。中国人赋予了梅花人性的品格。

中国瓷器中的“寿文化”


福寿纹扁瓶 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寿作为纹饰最直接的运用,便是以象形文字出现在各种古陶器中,从相关考古资料看,在出土的陶器中便发现了“寿”字,这些寿字即是经典的古陶文。古人对寿字的运用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其中作为纹饰既有对变形变体的创造,也有对寿字的巧妙组合。由于寿字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简单又直接的寓意,因此寿字作为纹饰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与生活实物中。瓦当中“寿”字纹便是最常见的一种,从汉代瓦当延宕至今,仍不由分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四福供寿”瓦当

清代寿纹瓦当

瓷器上的福寿神话

到了明清瓷器,装饰手法日渐多样化,简单的以“寿”字纹饰出现的装饰已不多见,即便有,也只出现在民窑民器中,官窑中寿文化题材的瓷器装饰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是以双色钩添为主,这个时期,大量神话传说中有关福寿的题材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其中多为八仙、麻姑、寿星为主。

清代光绪粉彩麻姑献寿图诗文耳花耳瓶中便是经典的麻姑献寿纹饰。瓶上口沿施酱釉,颈部两侧置花耳各一、并描金,局部脱金。腹部一侧绘麻姑、其面容娇美,神态娴静,右手持灵芝,神情专注;头挽大髻簪金钗鲜花,肩着披巾,对襟大袖衫,下裳长裙正中系垂带,腰系双玉环佩。衣纹线条刻画传神,旁有仙鹿,仙鹿背上有一神童持花瓶、瓶内有一束盛开的灵芝瑞草,颈部再绘仙鹤、一仙童跪骑在仙鹤上手捧九千年才成熟的寿桃。腾云驾雾,一同陪伴麻姑在三月初三这天,为瑶池的王母去祝寿。整个画面在山石、树木、花鸟的衬托下,显现了仙人仙境般的景致。另一侧提诗文,字里行间均围绕着麻姑献寿内容的记载。此瓶图文并茂,名家所绘。汪照藜是清末民国著名画瓷名人,清晰、简洁、潇洒、细腻地表现出神仙的超凡风度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意境幽远,器形流畅饱满,造型古朴,瓷质坚硬。

文图结合寿上加寿

明代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

在明代寿纹饰相关的瓷器中,普遍采用文图结合,纹饰繁密的装饰手法,一般在器物中描绘形式各异、字体不一的“寿”字,同时在纹饰中间刻画返老还童的“寿星”,谓之寿上加寿。寿星是传统文化中经典的形象,又被称为南极老人星,主寿考,虽为民间瓷器装饰的常见题材,但是明代正德、弘治年间,也被用以青花瓷官窑。具体而言,寿星的额头又高又大,以显示长寿之相。同时,在盘、碗、罐中多采用开光技法,书写长命富贵,同时彰显主体纹饰南极老人图。这在整体上反映了当时寿文化装饰已经作为人们寿庆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方式,满足人们祝寿活动的需求。

在明代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中,罐呈八棱形,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底部露胎无釉。罐通体青花装饰,颈部一周朵花纹,一侧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肩部锦地开光书“福”字。腹部寿字纹为地圆形开光内绘寿星,腹部下端绘海水江崖。近足处绘一周变形莲瓣纹。该罐造型硕大,胎体厚重,纹饰刻画清晰,时代特征鲜明。

以桃祝寿福寿双全

清康熙万寿五彩加金盘

在有关寿纹饰的装饰中,常常与神话人物、象形文字组合使用,凸显寿庆文化主体的是桃子。《神异经》载“东方有树高五十杖,各曰桃,其子经三尺二寸,和羹食之令人益寿”。釉色素净淡雅,寓有“福寿双全”之意。桃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诗经》中有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描写桃花盛开时女子出嫁的情景,对新娘的美貌和美德给以赞美。此外,桃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且充满神奇、浪漫的色彩,于是桃也衍生出一些神奇的意义。比如,中国文化中把桃与寿联系在一起,在《西游记》中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民间也习惯将寿桃这种面食以桃的形象出现。又如,“桃夭”在民间习俗中渐谐音为“逃之夭夭”,人们开始赋予桃以避邪、逃避等意义,又有了传说中避邪功能的桃木剑、“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用于避邪的桃符等意象。

在清康熙万寿五彩加金盘中,盘心以褐色、翠绿、草绿绘枝干绿叶,黑彩勾勒叶脉,以红、黄及绿彩绘硕大的桃实,桃中心金彩书篆体“寿”字。外壁亦以同法绘三簇折枝寿桃,桃上加金彩篆书“寿”字,与盘心相呼应,盘底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其形隽秀优雅,胎体轻巧细薄,釉润而莹白,一如良玉,彩绘的折枝蟠桃,画笔工致,色泽淡雅,以少许矾红点染桃红,质感逼真,极得清疏雅致之妙,下启雍正彩瓷阴柔婉约之气。

绿地粉彩福寿纹双耳瓶 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题材繁复构图多样

整体而言,明清瓷器上的寿文化题材与构图汪洋恣肆、富丽堂皇, 或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或舒朗俊奇,或浓墨重彩,共同构筑了我国传统寿文化的审美艺术与精神内涵。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图文结合;从在器物上书写“寿” 字,到部分笔画用寿星、仙鹤、或鹿等长寿之物替代,生动形象,福庆喜人。由于民间道教及神话故事的盛行和流传,东方朔偷桃、麻姑献寿、南极老寿星、八仙庆寿等庆寿图案更多地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尤其是用树枝巧妙地表现“寿”字,结合于松、竹、梅三友图上,既雅致又寓意明确。在同一器物上大量书写“寿”字,并以缠枝莲等构图方式自然地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方式。在官窑器上,用龙、仙鹤、缠枝莲托“寿”字的形象时常出现。团寿、篆寿字体在瓷器上大量出现,与寿桃、蝙蝠、龙凤纹、八宝纹、缠枝莲、花绘纹结合,呈现出盛世太平,福寿人间的景象。

中国古代的瓷壶及鉴定


瓷壶中流传下来有早年的御用品,即所谓官窑器,近年来见诸各拍卖会上的就不少,处于“流通领域”中,很吸引眼球。但市场上多数还是旧时官宦人家、文人士子、乡绅商贾的用具。

从文物定名的习惯上讲,壶是器物规范的功能性名称,执壶是为了区别于提梁壶和有系的壶或其他的什么壶。至于说它是水壶还是酒壶,是茶壶、醋壶还是酱壶,则是用途的说明,类似于窑口、釉色、纹饰的说明。

不管怎么说,如今“老窑”和民窑细路的壶不时尚能访到,而官窑的酒壶、茶壶之类,有些已经扶摇攀升到令人眼晕的七八位数字了。目前高位的纪录之一是香港佳士得2002年秋季拍卖会创造的,一件永乐甜白釉执壶拍出1162.41万港币,约合1200万人民币了。同期的龙泉窑青瓷执壶和景德镇的青花执壶大体也在300-500万元的价位上,甚至清代中后期的官窑瓷壶价格也要到10万元以上。

谈到瓷壶的鉴定,其实除了看胎、釉和工艺特征等瓷器鉴定的一般规律外,主要就是看器形。归纳起来大体可以这样来认识:

晋南北朝到隋,瓷壶的造型尚保留有青铜器的许多特征,繁复,奢华,很美,也很别致。腹部呈圆形、椭圆形,盘口,长颈,弯曲的柄像人的耳朵,多有动物形象的贴塑之类的装饰,“流”(指壶嘴的整体部分)主要还是起装饰作用,但许多鸡首壶的“流”是通畅的,用来往酒杯里斟酒还是勉强能用的。近年来,仿冒的赝品多了起来,市场上从几百元到3000元左右的都有,仔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来。因为新仿的大多是铸浆胎,早年根本就没有这种工艺,所以必假。为了克服铸浆胎手头儿过轻的毛病,也有采用加厚底部的手法,可以用钢尺或者细木棒量一量内外高差。此外,高仿品的主要问题是做旧。自然形成的土沁像大理石那种感觉,自然、不规则,做上去的“土沁”要么通体像喷了层东西,乌蒙蒙的,很均匀,要么很僵硬、呆板,总是不像天然生成的。

市场上常见的唐代瓷壶大多呈竖立的卵形或瓜棱形,饼底的较普遍,还有一种圈足非常宽,行里称“玉璧底”、“玉环底”。“注”(指灌水的壶口)那个地方有盘口,也有侈口,五代以后才出现喇叭口式的长颈大口。

唐代瓷壶的柄仅容一指,“流”短于颈,置于肩上,不超过1厘米。这大体是北方诸窑产品的特征。也有四瓣瓜棱形的大壶,南北民窑都常见,还常带有贴塑和褐彩的绘画装饰。越窑的精细产品也偶尔能见到。但即使是南方诸窑口所产,壶的基本特征是不会变的,大壶多保留有系,柄仅容二指,早期的多为盘口,与魏晋流行的那种只有系的壶相仿,“流”多八角形,不超过2厘米。过去窑址附近常出土些没有釉子或脱釉的素壶,近年就有了后挂釉彩的,甚至出现了假的唐青花。但是,后挂釉的东西必须做旧,做旧多用酸咬,也搞些人为剥釉的痕迹出来,这些手法主要在较粗劣的仿品上出现,闻上去带有化学药剂的味道,开片中也常保留着高锰酸钾的结晶,就是附着在器物边角上的土也是生土,只要随身带着个放大镜大体就够了。另外,当时民窑瓷器的瓷化程度多不很高,胎和釉面结合的不牢固以致久埋土中会出现剥釉现象。如果胎子的瓷化程度很高,胎釉结合得很好也出现剥釉现象,那么就值得怀疑了。

晚唐到五代开始出现曲“流“的瓷壶,形态上明显带有过渡时期的特征。瓜棱壶多五瓣,侈口或喇叭形的颈口,中长颈,“流”的上端大约在口唇和颈部之间,下端位置则从肩上向下移到肩与中腹之间。

五代时的壶,其不论直“流”还是曲”流”,一般为唐代同等大小壶的两三倍以上。当时最美的瓷壶是来自陕西耀州窑的倒流壶,后仿的颜色呈橄榄绿就不对了。耀州窑的产品釉子薄的地方微泛黄是北宋以后改用煤烧窑时二氧化硫在作怪。另外,胎子过于纯净细腻,五代的耀州还达不到,所以并不难分辨。

宋辽金元时期瓷壶的形态开始多样化,但”流“还没有低到腹部中线的。耀州窑、定窑、龙泉窑和景德镇都有些很精彩的瓷壶流传下来,民间却罕见精品。因为如前所述,不管酒壶还是水壶,它们首先都是日用品,流传下来自然异常的困难。

若仔细观察,宋元之际壶的变化最大。简单讲,北宋晚期开始,执壶柄、注、流三者的关系开始科学和讲究起来,已经基本处于一个平面上,腹内亦涮釉逐渐成为固定工艺。但插入的“流”在内部并不修饰处理。也就是说,元代之前壶里面插入的“流”是不修的,所以”流“的管径插入的地方用手摸上去会感觉明显地凸起和粗糙,拉坯和接痕清晰可辨。元代时壶的里面开始修饰,但远不及明代那么精心罢了。因为明代壶里面修饰涮釉,变得非常讲究,跟人们饮茶习惯的变化相关。明时人开始喝散茶,就有了专用的茶壶,为了使茶壶用后便于清洗,防止茶垢的积存,所以壶里面也变得光润起来。

明清两代瓷壶的断代与通常青花、五彩、粉彩等瓷器的断代方法相通。只是在造型上,通常明早期的壶颇具元风,例如从玉壶春瓶发展出的那种酒壶,造型浑厚圆润,腹颈间过渡很快,柄与流相对也壮硕些,与元代的玉壶春瓶极其相似;明中后期则上追宋人意趣,造型反而修长挺拔了。

清以后已经达到无家无瓷,饮茶之风也渗透到家家户户,尤其是民窑的茶壶,存世量相当大。前10年,假仿的民窑瓷壶倒不多。不在于不好仿制,而在于前几年这路东西卖不出价钱。常见的大多是民国景德镇的仿官器,包括有些做工相当细的料彩器。但近年不但仿“主席瓷”成风,有公开仿的,就直说是当年“毛瓷”的翻版;有私下复制的,号称来源于“7501工程”,更连仿民国浅绛彩、粉彩的也多起来了,而“洪宪瓷”、“居仁堂”款瓷仿冒的年代更早,因此玩儿家必须谨慎入藏。

探访中国古瓷源


德清原始青瓷专家在天津发现来自他们家乡的宝贝

原始青瓷堆塑罐

德清仿青铜器的原始青瓷

原始青瓷变体云纹罐

亭子桥古窑址发掘现场

两件事不可思议,一是中国最古老的原始青瓷,原生地竟然是在八百年来从不产瓷的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二是瓷祖级的德清原始青瓷,存世量凤毛麟角,就连德清博物馆里展出的也多是残件,而在千里之外的天津,在一位隐士的手里,却藏有数目可观的德清原始青瓷。

尽管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前者已被中国陶瓷界最权威的专家们确认,实属中国陶瓷史考古研究的重大发现;后者是湖州市专门研究德清原始青瓷的专家沈梦荣不久前来津寻宝的重大发现,他万没想到,在“文革”那充满政治恐怖的年月里,一位天津人能去他的家乡,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民间寻找并保护了那些珍贵的国宝。

日前,记者赴湖州采访沈梦荣,走访德清县博物馆,了解天津这位藏家早年收藏的青瓷是否为中国最古老的原始青瓷?

无瓷之地竟是中国最古老的瓷都

7月14日,冒着大雨,记者随天津几位原始青瓷爱好者,沿太湖西岸,驱车前往浙江湖州。烟雨蒙蒙,除了山峦,湖州的乡野就像被浸泡在无边无际的湿地里,灰瓦白墙,舟桥荷塘,村村是水乡。一路上记者总想,此地无瓷,大概是受邻省瓷都景德镇的影响,多少年来,此地据说连个粗瓷大碗都不出,怎么会是中国的瓷之源?瓷器不是青铜器,它的生产和发展从未中断过一天,如这里是它的发祥地,怎会彻底的绝迹?

接待记者采访的,是湖州人沈梦荣。

沈梦荣40多岁,清瘦,寡言,是当地专门研究德清原始青瓷的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的弟子。

湖州市的一座大厦里,有沈梦荣一间工作室。防盗门打开,室内靠墙的格架上摆有形形色色的青瓷,熏、壶、罂、罐、堆塑的谷仓等,件件精美,泛着迷人的瓷光,给人以遥远的遐想。沈梦荣说:“这就是两千年前产自我们德清的原始青瓷,你看它们一件件多美?可惜多少年来不被社会所认识,因此也就得不到重视,专家眼里它是稀罕的古瓷,农民眼里它是一个既不值钱、也不好使的粗瓷,田间劳作碰到了,拎回家随便一扔,个别的或许还嫌不吉利把它一锹打碎呢,搞到现在,想找一件完整器很不容易。可你们天津,我没想到竟有那么一位朋友,藏有我们德清那么多精美完整的原始青瓷!”

德清出产的原始青瓷,真是中国最古老的原始青瓷?在沈梦荣的帮助下,记者在湖州和德清地区展开采访。

古瓷,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几百年前,世界就是通过瓷器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神秘的国家,并以“瓷器”一词命名。然而在中国的陶瓷史上,中国人自己却多少年来找不到中国古瓷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原始青瓷的发源地。

曾有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陶瓷界把浙江上虞视为中国的瓷之源,因为考古工作者在上虞一个名叫小仙坛的地方发掘出东汉的窑址,里面发现大量东汉时期青瓷碎片。

这结论2004年被江苏无锡鸿山大型越国贵族墓的发掘给打破。因为,在鸿山的7座贵族墓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1700件原始青瓷(注:绝大多数为残件),其中500多件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和140多件原始青瓷乐器,这些瓷制的礼、乐器考古工作者们谁也没见过,这些东西产自哪里?肯定不是上虞小仙坛地区的窑址,小仙坛窑址出土的标本(即碎片)中没有这样的青瓷礼、乐器,测成分,两者胎质所用瓷土不一样;测年代,发现那些青瓷礼、乐器制于战国时期,早于上虞小仙坛窑址500多年。于是考古工作者们开始质疑上虞小仙坛中国瓷之源的地位问题,认为肯定还会存在着一个、或许多个年代更为久远的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址,只是未被发现而已。

其实,早在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德清县考古人员就曾在龙胜村东山自然村亭子桥的田野里发现存有古窑址的迹象。当年农民耕地时常犁出青瓷碎片,当地考古人员前去察看,认出是古瓷片,质量也很高,但凭肉眼断不准其年代,加之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德清地区的古窑就被陶瓷界误认为烧造历史不长,东晋时开始,南朝初期时结束,总共100多年,因此谁也没在意。但他们已经知道,亭子桥地区肯定藏有古窑址。

无锡鸿山大型越国贵族墓那些精美的原始青瓷究竟产自哪里?这问题始终困惑着江浙两省,乃至北京的陶瓷专家们,因为,找不到它们的产地,就意味着中国的陶瓷史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起始点,是一部有失完整的陶瓷史。当时发现于亭子桥的古瓷片就藏在德清县考古工作者的柜子里,可惜信息不灵,极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存在。

2007年年初,德清县在龙胜村东山自然村亭子桥的坡地上辟建经济开发区,施工时工人在土层下意外挖出大片堆积得非常密集的古瓷片。消息传到德清县博物馆,该馆负责人立即赶往那里,看到那些瓷片件件胎质细腻坚硬,釉面明亮匀净,釉色泛青泛绿,烧成的温度像是很高,立刻意识到这绝非一般原始青瓷的瓷片,此处也绝非一般的窑址,于是赶紧报告给湖州市、浙江省两级文物局。不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德清县博物馆,共同发掘亭子桥古窑址,结果发掘出7条长龙形窑炉遗迹,经测是战国时期的窑址。

7条窑炉中,2号窑炉保存基本完整,分窑床与火膛两部分,通长8.7米,向上斜着趴在山坡上。炉址周围散落着大大小小、图案可见的青瓷碎片,有些地方瓷片堆积层厚达近两米,发掘出来,数以吨计。考古工作者尽可能拼接、复原破碎于2000年前的那些原始青瓷,发现有盆形鼎、盂形鼎、豆、盆、三足盆、盘、三足盘、镂孔长颈瓶和罍、尊等,同时还有仿青铜器的乐器,如甬钟、悬铃、悬鼓座、三足缶等。

一看这些精美的仿造青铜器的青瓷礼、乐器,考古工作者们激动起来,这些东西他们似曾见过,一想它们和无锡鸿山大型越国贵族墓中出土的那批原始青瓷礼、乐器有点相像,就把它们拿到一起予以比较,一比发现它们果然相像得如同一炉之物,无论制式、做工、釉色、胎质、品质、风格等,全都一样。很快,亭子桥窑址碎瓷标本被送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做理化测试,检测其氧化钠、氧化镁、三氧化二铝和二氧化硅等八种化学物质的成分。测试结果,送检标本所用瓷土与无锡鸿山越国大型贵族墓出土的原始青瓷所用瓷土成分相同,证明后者应当是经亭子桥窑址烧造出来的瓷器。古时交通不便,烧造瓷器一般都是就近取土,瓷土相同,可视作是同出一炉。

这一发现,震动了中国陶瓷界。因为,与上虞小仙坛东汉古窑址相比,此发现把中国发明瓷器的时间向前推进了500年。一时间,德清县成了中国陶瓷界关注的热点,以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为首的国内顶尖的考古学家们先后两次聚集德清县,考察亭子桥古窑址,研究哪里是中国的瓷之源?最后认定是德清。

这期间,学术界对德清为瓷之源的认定产生争议。有学者认为,中国地域广阔,南北文化、地理存有很大差异,原始瓷的起源极有可能是多元的,未必仅这德清一处。然而就在争议中,德清考古工作者又拿出了德清武康镇龙山村火烧山古窑址出土的瓷片,那些瓷片烧造年代更早,约在西周中期。此窑址发现于1984年,考古发掘于1997年,当时由于没人关注瓷之源的话题,瓷片出土后束之高阁,如今拿出来认真鉴定,不想一下子就把中国发明瓷器的时间推到了2500年以前。然后这还不止,今年年初,浙江考古工作者又在德清东林镇老鼠山,发掘出一座经测定为商代早中期的古窑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又把中国人发明瓷器的时间提前到3500年以前。到此,德清牢牢戴稳了瓷之源的桂冠,至少在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更早的古窑址之前,学术界对此再无争议的声音。

神秘的德清古窑

7月16日,记者和天津几位原始青瓷爱好者,在沈梦荣的带领下,驱车前往德清县,实地探访亭子桥古窑址。天津那位藏家收藏的原始青瓷,经沈梦荣鉴定,基本上全是德清烧造的瓷器,其中好多器物不仅个体硕大,而且设计得很美,通体显露着一股令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神灵之气,一看便知是宫廷或是贵族才会拥有的奢华之物,记者就想知道它们是否也是出自这神奇的亭子桥窑址?同时,记者也想亲眼看看2000多年以前,吴越的先民们是在怎样的一个地方创造了这至今仍在熠熠闪光、灿烂夺目的神物?

可惜天公不作美,细雨蒙蒙,乡道泥泞,沈专家是个地道的书生,不辨方向,不熟地理,带着车队七拐八绕,越走越迷糊。最后没辙,一行人只好去访德清博物馆。

德清县城不大,却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博物馆。此县不出瓷,却曾是世界最为古老的瓷都,因此原始青瓷是这座博物馆最主要的展品,该馆辟有一间很大的、题为《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展》的展室。

展室中展品不多,而且显得非常可怜,完整器为数不多,看到的多是修复的残件,有的一个罐子,通体全是白色的石膏,支离破碎地镶嵌着几块瓷片。记者有拍自天津那位收藏家所藏原始青瓷的图片,比较柜中的展品,发现虽不形同,但却非常神似。古人制瓷,手工作业,创作凭灵感,往往一器一形,难有完全雷同的作品。但其工艺制作的水平和方式,艺术表现的手法和风格以及制瓷的理念和思想,全都以其特定的符号注在那一时代的作品中,仔细看,会发现它们尽管形不相同,相通相似的地方却有很多。

自从意识到德清是中国的瓷之源,浙江省,尤其是湖州、德清的考古工作者们,在德清掀起一股调查和发掘古窑址的热潮,结果发现了大批的古窑址。譬如去年,在发掘亭子桥和火烧山古窑址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又在德清调查了60多个古窑址。排查这些古窑址,发现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年代序列,证明德清烧造瓷器的历史,从商代开始,历经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连续不断一直到隋唐,乃至宋。除年代之外再看规模,纵观德清地区大大小小数百古窑址,无论生产规模,还是产品的种类和质量,特别是亭子桥窑址是专为王宫贵族烧造瓷器的官窑,皆可证明早在商周时期德清地区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制瓷中心,是中国最古老的瓷都。

走在博物馆里,读着古瓷的历史,琢磨着古瓷的遗存,记者心里突然生出很多疑问?譬如,商周期间青铜器盛行,吴越两国不乏铸造青铜的技术,为何这里却用青瓷替代青铜,仿制了很多瓷质的“青铜器”?资料上专家们说,这是因为苏浙一带制造青铜的矿产不够丰富,越人将青铜用于兵器、农具的生产,制作为贵族陪葬的礼、乐器,越人能省就省,故以青瓷代替,体现了越人务实的精神。对此记者存有另外的猜想,越人再省,省不到王宫贵族,古人视陪葬为天大的事情,金银财宝尚且不惜,会舍不得使用几件为数不多的青铜?是否会有这种可能?越人在那时就已知道青铜埋于地下易于锈蚀,而青瓷才是万年不朽的宝物,因此故意用青瓷替代了青铜。再就是,商周时代达官贵族家里饮食器具多用青铜器皿,久之人体摄铜过度,出现了特殊的“富贵病”,严重者伤及性命,是不是越人聪明,及早意识到那种“富贵病”的病因,为长寿有意在饮食器具的选材上舍弃青铜,改用轻盈洁净的青瓷呢?德清出土的原始瓷里,好多一看便知是贵族生活使用的盅、钵、碗、罐、盘、壶、杯,包括结构复杂的温酒器。

另外,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德清规模如此庞大、业绩又如此辉煌的一座瓷都,宋代之后为何销声匿迹,变得无影无踪?沈梦荣告诉记者说,估计是燃料的原因,烧窑得用好木材,德清烧造陶瓷上千年,当地可用的山林大概都被烧光了,没了燃料,它只能换地方。资料上有专家的另一种说法,那就是瓷土的更新,让德清窑在当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优势。瓷器制造业发展到宋代,出现了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随后进入白瓷时代,德清地区缺乏生产白瓷的瓷土,面对竞争束手无策,不得不走向没落,直至灭亡。对此记者也有一个猜想,那就是记者发现不等出现瓷土之争的年代,德清烧造青瓷的技术就已开始衰落,原因极有可能是战争的结果。但凡战争,必有掠夺,二战时美国几乎掠走德国所有科技人才,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制瓷是当时的高科技,制瓷业是创税的大户,好窑工自然会是战胜国掠夺的人才,德清位于吴越之间,吴越两国争战不断,德清城池沦陷一次,人才便被掠夺一遍,到最后,德清优秀的窑工流落得到处都是,那些窑工异地生根,最后整个吴越乃至楚国的瓷业遍地开花,德清本地的实力反而被掏空。

总之,德清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沈梦荣指着博物馆展出的古窑址分布图告诉记者说,亭子桥古窑址建在苕溪岸边,埋在无锡鸿山越国大型贵族墓中的那些精美青瓷,当年就是在这亭子桥的古窑里烧好后,通过这条苕溪“漂流”到无锡的。同样,通过苕溪,德清的原始青瓷也流向了四面八方。但它怎样“流”,也“流”不到北方啊,因为那时还没有京杭大运河。那么天津那位收藏家手中大批的德清原始瓷又是哪来的呢?适当时机,本报本版会向读者揭露其中的秘密。

远在天津的发现

陶瓷界定义,东汉之前的才算原始瓷。东汉,距今1800年。瓷器易碎,1800年的瓷器,幸存下来的数量极少,不碎的更是寥寥无几。前面说过德清博物馆馆藏的德清原始瓷,完整件没几件。去年9月浙江省文化厅、文物局、德清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瓷之源——德清原始窑址考古成果暨原始瓷精品展》,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博物院等好几家单位,才为这个展览凑出了300余件展品,可见这原始青瓷何等稀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在我们这个以瓷为荣、以瓷傲世的国度里,原始青瓷从未得到社会的重视,就因在人们的眼里,其质朴的仪表华丽不过那些青花粉彩,价格更是无从谈起。乱乱哄哄的收藏热,把一个崇尚文化的古老国度变成了急功近利、充满铜臭的市场,瓷之瑰宝的桂冠,多被戴在那些年轻漂亮的青花粉彩头上,与瓷祖级的原始青瓷们无缘。十年前记者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看到一件很小的、西晋时期的青瓷盅,被单独展示在一个很突出的展位上,罩着厚重的防爆玻璃。记得该馆派出的讲解员还曾这样询问过在场的几位中国人,说:“我们不明白,贵国拥有如此古老的瓷器,而贵国收藏界为何却狂热地收藏元明清才几百年历史的瓷品?”

近几年,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原始青瓷的珍贵,湖州的沈梦荣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早些年,沈梦荣热衷收藏元青花,并已修炼成研究元青花的专家。后来其老师耿宝昌告诉他其家乡的德清原始青瓷才是真正的瓷之瑰宝,他才改变研究方向,卖掉自己所有的元青花,去民间一件件地苦寻德清的原始青瓷。几年下来,沈梦荣收集到不少品质颇高的原始青瓷,他以为自己已是原始青瓷最大的藏家,不想天外有天,天津一位收藏家收藏的德清原始青瓷数量远远超过他。

今年5月,上海有关文化部门配合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搞了一个全国性质的古博会。沈梦荣把自己一部分藏品亮在那个古博物会上,卓尔不群的原始青瓷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观众中有位天津朋友,告诉沈梦荣说他家也有一些这样的古瓷。沈梦荣不信,古博会结束后他飞到天津,到那位天津朋友家一看,顿时傻在那里,半屋子原始青瓷,件件完整又精美,而且几乎全部是出自他们德清。

沈梦荣无法想象这么多的德清原始青瓷,是怎么到了这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当他听说这些东西是上世纪70年代这位朋友去太湖流域从民间一件件收集、背回天津的,而且40年来一件也没卖,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知道,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是这些原始青瓷惨遭厄运的时候,人们知道它们都是过去封建帝王将相使用的器物,在“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狂热中,它们的下场几乎全是被砸碎,不想却有一位年轻的天津人,敢在那时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他的家乡,抢救性地保护了好多的原始青瓷。他对天津这位朋友说:“您是保护德清古瓷的功臣,您为保护这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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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青瓷

原始青瓷处于瓷器的发明阶段。制作工艺与陶器特别是南方的印纹硬陶关系密切。但是它却与陶器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它选择的是一种含熔剂较少的黏土做原料。这种黏土称为瓷土或高岭土。烧成以后胎色灰白,胎体表面施上一层人工配制的石灰釉,和胎体一道经高温烧成,颜色为黄绿色、或青灰色,光亮透明。

我国早在3000年前的商代已经出现原始青瓷,春秋战国时期原始青瓷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工艺上逐渐摆脱了原始状态,并从陶器生产中分化出来,建立了独立的作坊,成为一种新兴的瓷器手工业。战国时期虽然采用轮制成型,但拍印纹饰后器物内壁凹凸不平,釉厚处呈青绿色,薄处呈灰青色。初期主要有豆、碗、尊、罍、罐、盆、瓮、壶、簋等饮食器。北方由商至春秋,原始青瓷种类变化不大。江南地区在商代晚期器形种类明显增多,出现双耳簋、盂、浅盘、深圆腹圈足尊、盉等,战国时出现鼎、钟、盉等仿青铜礼器。江西清江吴城还出土瓷双孔刀和纺轮。器物多以素面为主,兼有水波纹、附加堆纹、叶脉纹、网纹、方格纹、蓝纹、S纹、乳纹、圆圈纹等。

中国古窑址简介


安口窑

安口窑在甘肃省的平凉,华亭的安口,因名。旧有“陇上窑”之称。

始烧于唐代,宋元时期以烧制黑瓷“铁锈花”和青瓷。至明清烧制黑陶与白陶,以粗缸,粗碗等日用器为主。

安溪窑

古代瓷窑。在福建安溪县。发现宋元青白瓷窑址二十余处,以垵园遗址面积最大,遗留标本也最丰富,有各式盘碗、瓶、壶、盒子、军持等。装饰有刻花、印花、堆贴花、釉上加酱褐彩绘等。

扒村窑

古代瓷窑。在河南禹县。始于唐,终于宋。属磁州窑系。其白地釉下黑彩与磁州窑属同一类型,黑彩浓而醇厚,笔调粗放简练。有白、黄等釉色,釉面无光泽,似白釉。胎骨坚硬,胎色深灰或发米黄。主要器型有瓶、盆、罐、枕、盘等。

白舍窑

宋、元瓷窑。窑址在江西南丰县。《南丰县志》:“白舍,宋时置官监造瓷窑,窑数处,望之如山。”产品有白瓷和青白瓷,还有少量薄胎瓷。造型、釉色与景德镇窑大体相似。白瓷精者胎质洁白细腻,釉汁晶莹润泽;粗者胎质较粗糙,色泽白中泛黄,呈蛋壳色。白舍窑产品主要是民用瓷,有碗、壶、瓶、杯、碟等器型。

白浒窑

南朝至宋代青瓷窑。窑址在江西临川县。产品有碗、壶、罐、缸、钵等,以碗为主。器物多为平底,也有部分圈足器。大部胎骨粗糙、厚重,胎土灰色。釉多青绿、酱褐色,也有少量豆青色。器内施全釉,外施釉多不及底。釉面常开细冰裂纹。纹饰较简单,多为葵花形纹样,罐类器肩部,常以“辅首”为饰。

宝丰窑

宋代陶瓷窑。窑址在河南宝丰县大营。产品有白瓷、青瓷和低温三彩陶器等。青瓷装饰有印花、刻花等。印花缠枝菊纹较多,纹饰清晰,线条细而圆润,与耀州窑风格相同。刻花器花纹轮廓用刻花法,花筋叶脉用篦划,也与耀州窑风格大致相同。

潮安窑

唐宋瓷窑。在广东潮安县。唐代所烧瓷器为白胎,浅青色玻璃釉,积釉处有白色窑变物,有并行状长开片。宋代烧制青白瓷,以碗、盘等日用瓷为主,产量很大。此外,还兼烧黑瓷。

磁灶窑

古代陶瓷窑。在福建泉州。始于南宋,终于元,南宋至元为其盛期。产品有青瓷、黑瓷和绿釉陶器等。胎体较粗,多为灰白色,也有泥黄色。装饰有划花、印花和堆花等。为适应外销需要,装饰花纹有的带有异国风味。产品曾在海外许多国家出土。

德化窑

在福建德化县。宋、元时已烧制青、白瓷。明代达到高峰,是当时著名民窑之一。以烧白瓷著称,胎、釉浑然一体,光润如白玉,被称为“象牙白”、“猪油白”、“葱根白”、“建白”、“中国白”等,为当时中国白瓷的代表作品。产品以人物塑象最为突出,如观音、达摩等。其它如梅花杯、八仙杯、仿青铜香炉、花瓶、文具等,均名传于世。清代德化窑继续烧制白瓷,但产品以日用器皿为主,釉色不似明代的白中微微闪红,而是白中透青。除白瓷外,明清德化窑还烧制青花和五彩器。建国以后,德化瓷塑继承传统手法,形象刻划深入,衣纹飘洒自如,并把传统的雕刻技法进一步运用于日用瓷和陈设瓷上,通体不加彩饰,素雅、恬淡。

德清窑

东晋瓷窑。在浙江德清县,故名。器物胎壁较薄,胎骨大多是黑褐色,也有灰白色和灰色。器内和器底多有支烧痕。青色釉普遍趋向均匀温润,也有黑褐色釉,这是我国最早的黑釉器。釉无剥落现象。挂釉不到底的作法,在这里逐渐减少,标志着制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不用模印或刻划作装饰,耳和足简单朴素。一般均为日常用品。碗底改变了小而内凹的原始作风,变为宽大的平座。

登封曲河窑

宋代北方民间瓷窑。在河南登封曲河。始于晚唐,北宋为其繁盛期。珍珠地划花装饰为登封曲河窑的代表特征,器形有瓶、罐、洗和碗等。

邓窑

见“内乡大窑店窑”。

弟窑

亦称章窑。一般所谓南宋龙泉窑即指弟窑。见“龙泉窑”。

定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河北曲阳县涧磁村、燕山村,宋属定州,故名。定窑在唐代已烧制白瓷,至宋代而著名。定窑瓷胎薄而坚致,白色微黄,釉呈米色,施釉极薄,可以见胎。产品以盘、碗为多,瓶、壶较少,瓷枕罕见。定窑以烧造白色素瓷为主。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定窑装饰技艺的精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定窑除烧白瓷外,兼烧黑、酱、紫和绿釉瓷器。除曲阳县外,山西平定窑、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四川彭县窑也烧制白瓷,风格与曲阳定窑相近,均属定窑系。定窑白瓷后中断生产。1982年开始恢复,所制孩儿枕、狮子枕、梅瓶、五足熏炉、云龙盘、双凤碗等,在瓷质、造型、装饰上都具有宋代风格,同时还新创了瓷塑等产品。

缸瓦窑

辽代官窑。在辽宁昭乌达盟赤峰市。烧造年代为辽太宗或世宗时。以烧白瓷为主,其它还有白瓷黑花器、三彩及单色釉陶器、茶叶末绿釉器和黑瓷等。白瓷和白瓷黑花器,胎质白而微黄,器皿多为杯、碗、盘、碟、壶、罐等。三彩釉为黄、绿、白三色,娇艳光洁,可与唐三彩媲美。单色黄、绿釉器,釉调厚重雅致。除茶叶末绿釉器外,其余各釉色器,胎上均施化妆土。

巩县窑

古代瓷窑。在河南巩县白冶河两岸。1957年经调查的有小黄冶、铁匠炉村、白河乡三处窑址。隋代烧制青瓷。唐代以白瓷为多,三彩次之,其它还有单色三彩、黑褐釉和绿釉器等。白瓷以碗、盘为多,还有罐、壶、枕等,碗有多种不同类型:敞口和四花瓣形等。胎骨都较厚,釉厚处碎处片微显浅青色,也有呈浅黄色的。

广窑

宋代瓷窑。在广东肇庆阳江。宋南渡后所建。胎质粗而色褐。器多天蓝色,惟不甚匀,釉厚处或作靛蓝色,釉薄处或作灰蓝色,无釉处所现之色如黄酱色。

鹤壁集窑

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在河南鹤壁市,故名。1963年发掘。器形有碗、盘、壶和罐等。也有玩具和瓷枕。以白釉为主,有白地黑花,加绿彩;也用绘画、刻花和剔花技法,刻画出花卉禽鱼等纹饰。器内往往写有赵、杨、张、刘等姓氏铭记。鹤壁窑唐末始创,多白釉和黄釉,北宋中期以后是其盛期,元代除烧传统品种外,还仿烧钧窑瓷器。

洪山窑

古代瓷窑。在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也叫“介休窑”。见“介休窑”。

洪州窑

唐代名窑之一。在江西丰城县赣江西岸的罗湖。始于南朝末,终于晚唐。以烧青瓷为主,釉色一般较淡,青中泛黄;色调较深沉的发褐色。也有黄褐釉瓷,胎体加工不细,与陆羽《茶经》:“洪州瓷褐”相符。另还有一种青绿釉瓷,色调较深,灰青明亮。洪州窑讲究装饰,多刻印朵花、图案形花叶,沿器物周壁对称排列。

洪武窑

明景德镇最早官窑。洪武三十五年(一说洪武二年),明朝廷于景德镇珠山创设御窑厂,烧造官窑器解京供用,开设官窑之先例。洪武窑器胎骨细腻坚致、体薄;釉质匀净,有青、黑二色,以纯素为佳;另有戗金壶盏,也很著名。装饰花纹以云龙最为常见,龙五爪,不似元瓷龙纹的凶猛,流云云脚粗短。

弘治窑

明弘治(1488—1505)时景德镇官窑。多素白器。色釉以浇黄为最著。其它如茄皮紫、青金蓝、火石红纹饰、剔花绿云龙纹也均很出色。弘治间,由于御厂停烧达十八年,故传世器很少。

壶公窑

明代景德镇著名民窑之一。万历年间浮梁人吴昊十九所烧,故名。善仿永乐、宣德和成化瓷器,精美逼真。所作卵幕杯和流霞盏等,最为著名。故宫博物院有他作的娇黄釉凸雕九龙流霞小方盂盏,精致美观。

湖田窑

景德镇著名古窑场。在景德镇市东南竟成乡湖田村。《陶记》、《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等古文献均有记载。始于五代,终于明。五代时烧制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宋代创烧了著名的青白瓷,俗称“影青”。青白瓷釉层透明度高,光泽度强,釉中气泡大而疏,多用刻花装饰,线流畅、灵活;刻线深处釉厚,呈青色,釉层薄处色淡泛白,釉色和纹样互相烘托,艺术效果极佳,为湖田窑青白瓷独特成功之处。元代创制了釉里红和卵白釉器(枢府器)等著名品种,并是青花的重要产地。明代只见青花和白瓷两种。青花多以“苏麻离青”为彩料,早期器皿多大盘,纹饰繁缛华丽,多为蓝地白花;晚期纹饰简洁、疏朗,器皿有高足杯、折腰碗等。

淮南窑

隋代青瓷窑。在安徽淮南市上窑镇。器皿种类有四系瓶、高足盘、小口罐等。胎质坚硬、细腻。胎壁较厚,有大小不同的气孔和铁质斑点。青色釉为透明玻璃质,光泽好。釉层厚薄不均,有些釉色青中带绿或青中带黄。器物一般只施半釉。釉面常有小开片,积釉处往往产生一种紫翠色的窑变釉。瓶和罐上有装饰纹样,装饰方法有印花、划花、贴花三种。

浑源窑

唐代瓷窑。在山西浑源。《大明一统志》和《浑源州志》中提到的浑源瓷窑有青磁窑、大磁窑、磁窑口和磁窑峡等。产品以白瓷为主,有许多外施黑褐釉、里为白釉的碗;此外还烧制黄褐釉席纹小罐。

吉州窑

宋代南方著名民间瓷窑。窑址在江西吉安永和镇。隋至宋,吉安称吉州,故名。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始于五代,盛于宋代,至元代衰落。有青釉、绿釉、白釉、黑釉和彩绘等。白釉相传以舒翁及其女儿舒娇所制的最佳。黑釉花色较多,有滴珠、鹧鸪斑、玳瑁斑,有绘龙凤纹的。技法应用洒釉、贴花、剔花和印花等。新创的木叶贴花和剪纸贴印手法,具有民间艺术的独特风格,是吉州窑的代表产品。同时烧造出了萌芽状态的青花器和玩具及人物瓷雕等。

东窑

宋代北方著名民窑。亦称“董窑”。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以东的陈留县,故名。但未发现窑址。以东青器见著,与官窑、哥窑并列。盛于北宋。东青器亦称“青东器”、“青冬器”。胎骨细致,釉色淡青,有深浅两种,近似“汝器”,但无蟹爪纹,多紫口铁足。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纹片著称。《格古要论》对哥窑产品作了描述。其特征可归纳为:黑胎厚釉,紫口铁足,釉面开大小纹片。在浙江龙泉的溪口、瓦窑墙等地发现有符合上述特征的窑址。产品造型及釉色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相近。《格古要论》认为是仿官窑的作品,并定名为乌泥窑。与官窑区别在于:不用支钉式托具支烧,釉面略现浮光,另有一种珍贵的传世哥窑瓷器,流传在世界各地,也具有上述特征。这种瓷器厚胎;釉的乳浊性较好,色调淡雅,多为米色或粉青色;纹片用人工着色,有“金丝铁线”之称;用支钉式托具支烧。文献记载的哥窑窑址至今未找到。

崔公窑

明代景德镇著名民窑之一。据记载,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崔国懋,善仿宣德、成化年间瓷器,著名一时。他所仿的宣、成器物,盏式较宣、成窑为大,颇为精美。其它青花和彩色也一样。为当时民窑之冠。世称“崔公窑”。

柴窑

古代著名瓷窑。窑址传帮带在今河南郑州一带,但迄今未发现。传为周世宗(柴荣)时所烧造,故名。据文献记载,所烧瓷器有“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

建安窑

见“建窑”。

建窑

宋代名窑之一。亦称“建安窑”、“乌泥窑”。窑址在福建建阳县水吉镇。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小碗最多,胎骨乌泥色,釉面多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称“兔毫盏”。也有烧成“鹧鸪斑”和“银星斑”的,别致美观。釉下毫纹,是利用酸性釉料所后成的酸化痕迹作装饰,因建窑瓷皆仰烧,釉水下垂,成品口缘釉色浅。由于器壁斜度不同,流速快,成纤细毫纹,流速稍慢则粗,就成兔毫之状。有的器底,刻有“供御”和“进”琖等字样,为贡瓷。

江官屯窑

辽、金民窑。在辽宁辽阳市江官屯。始于辽晚期,盛于金。窑场很大。以烧白釉粗瓷为主,也烧制白釉黑花器、黑釉器和三彩器等,所烧器物,均施化妆土。白釉色白而微黄,多杯、碗、盘、碟、瓶、罐等;黑釉色纯黑,多粗糙大器

阶级窑

陶瓷窑炉的一种。以福建德化地区出现最早,也最著名。日本瓷窑受德化阶级窑影响很大,并把其“估计为串窑的始祖”。阶级窑依山按10~20°倾斜砌筑,长15~20米。最初形式为宋代的分室龙窑,至明代演变为一个个单独的窑室。一窑约有五至七室,后室窑底高于前室窑底,隔墙下部有通火孔。烧前室时,火焰自窑顶倒向窑底,经通火孔依次通过后面各室,最后自窑尾排走。所以全窑就是一个大龙窑,而每一室又是一个个半倒馒头窑,它既有龙窑的优点,又比单个馒头窑优越。

介休窑

古代瓷窑。窑址在山西介休洪山镇。亦称“洪山窑”。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数代,烧瓷历史达千年之久,为北方瓷窑所少见。宋代烧瓷品种较丰富,除白釉瓷外,还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瓷等。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剔花、釉下彩绘和镂雕等。白釉印花大都受定窑影响,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但不讲求均衡对称。褐釉盘、碗、洗等器物也大量运用印花装饰,盘洗器饰以婴戏荡船纹,为介休窑独出。介休窑还受磁州窑影响,烧制白釉划花、剔花、釉下黑彩划花、釉下褐彩器和白釉釉下褐彩器等。另有一种白地红花器,色彩异常美丽,为介休窑绝精之作。

景德镇窑

陶瓷窑炉的一种。亦称“蛋形窑”。可能是从龙窑和参考北方馒头窑,又根据烧松柴的特点发展起来的。窑身如半个瓮俯覆,又似半个蛋形覆置,也象一个前高后低的隧道。全长15~20米。窑底前端略低,倾斜度3°左右。窑头有火箱,火焰经窑体至窑尾,废气由蛋形截面的烟囱排出。容积大,约150~200立方米。窑墙与护墙之间填以砂土作隔热层,热利用率较好。在同一窑内,根据各部位温度的不同,可以同时装烧品种不同的制品。适应景德镇附近制瓷原料的特性和瓷器的传统风格。在控制烧成气氛和瓷器质量以及燃料消耗等方面,均较龙窑、阶级窑和馒头窑等为优。明清以来景德镇制瓷所取得的成就,是和这种窑的采用分不开的。

均山窑

古代青瓷窑。在江苏宜兴丁蜀镇。烧造年代为东吴后期至西晋。是在汉釉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常见青瓷品种有钵、碗、盏、洗、壶、罐等。青釉常作豆绿色,微泛黄,器里满釉,器外施釉多不到底。装饰花纹有弦纹、水波纹、斜方格网纹、联珠纹和铺首,耳面常印有人字纹。

钧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亦称“均窑”、“钧州窑”。在河南禹县古钧台和神垕镇一带,古称钧州,故名。胎质细、性坚,体较重,釉具五色,浑厚浓润。釉色分两种,一曰细平釉,一曰橘皮釉。以烧制色釉“窑变”为其特色。基本釉色是通体天青与紫红斑块相间。有绿中微显蓝色光泽的,也有呈紫红色彩的;蓝呈月白、或是蔚蓝一色;紫呈玫瑰般紫红,或似晚霞一片;有的斑斑点点,青蓝与紫红相间,错综复杂,绚烂多彩,非常艳丽。这是利用氧化铜、铁呈色不同这一特性所烧成。其中佳品,底部刻有数目字(一说系北宋末为宫廷所烧)。钧窑为北宋初期创建,金、元继续烧造,除禹县外,邻近的临汝、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和河北磁县等瓷窑,都仿烧钧窑瓷器,形成了一个钧窑体系。1955年,禹县陶瓷厂开始研制、探索湮没已久的钧瓷胎釉的基本配方与烧成技术,不仅烧制出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等传统色釉,还发展了十多种花釉,并增加了现代日用器皿、艺术陈设瓷等新品种。

乐平窑

明代瓷窑。在江西乐平县。烧造年代在嘉靖前后。所烧青花器分粗细两种,粗者胎质厚重,釉汁呈蓝灰色,青花较淡;细者胎质白而薄,釉色晶莹,青花色调清新明晰。器物多为碗、盘、碟、盅之类,而以碗为大宗。

丽水窑

古代瓷窑。在浙江丽水县。旧属处州。元代烧龙泉釉,碗里印八思巴文字。属龙泉窑系统。

两宋官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负暄杂录·窑器》:“宣、政年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这是有关“官窑”的最早记载。南宋时置窑于修内司,在今浙江杭州凤凰山,沿袭旧制仿烧,称“修内司官窑”。这两个窑址迄今未发现。后于郊坛另设新窑,在今杭州乌龟山,叫“郊坛下官窑”,窑址范围很大。1956年作了部分发掘。郊坛下官窑烧造的青瓷:胎薄,呈灰、褐、黑三色;施釉厚,以粉青色釉最佳,晶莹润泽,犹如美玉;釉面多有纹片;器口及底部露胎处,呈灰或铁色,称“紫口铁足”。造型优美,是南宋瓷器中的优秀作品。

辽上京窑

辽代晚期官窑。在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皇城内。窑场规模小,但所烧瓷器较精。遗存瓷片,瓷胎很细,纯白,不上化妆土,瓷化程度高,无吸水性。色釉多纯白,偶有淡青和闪青色,也有黑釉和低温的绿釉器。器皿有杯口长颈瓶、长把执壶器、海棠花式长盘和方盘等。也有仿定窑器,有盘、碗、瓶、罐、盂、盒等,都极精细。

临汝窑

宋、元民间瓷窑。在河南临汝县。烧制耀州窑系青瓷列号以盘碗为多,有的光素无纹饰,有的饰以印花,另有少数刻花器。印花中的海水纹具有临汝窑独特的风格。所烧钧窑系青瓷,既有汝窑特征,又有钧窑特色。釉色有玫瑰紫。青绿月白、天蓝等;另有一种淡月白釉中带红色斑点的,为其它钧窑系瓷窑所没有,很是名贵。

琉璃窑

唐代景德镇瓷窑之一。盛氏烧制。瓷多绿色,有绿玉之称。

龙泉窑

宋代名窑之一。在浙江龙泉县,故名。南宋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龙泉设窑厂,生一所烧的窑名“琉田窑”,又名“哥窑”;生二所烧的窑名“龙泉窑”,又名“弟窑”。龙泉窑特点是胎薄如纸,釉色以翠青、梅子青和粉青最佳。莹润清澈,色泽柔和,似玉一般。器形复杂,除一般日用器皿外,还烧制各种文具和仿古瓶、觚、鼎、炉等。装饰有堆塑和贴花,别具一格。哥窑利用胎坯和釉料膨胀系数的不同,以釉质“开片”的疏密和粗细,形成“百圾碎”和“鱼子纹”等花纹,产生不同的装饰效果。龙泉窑始于五代烧制青瓷。南宋时达盛期,除在今龙泉县境内有众多窑场外,并旁及邻境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形成继越窑之后的一个新的青瓷窑系。元代,瓷窑范围扩大至丽水和永嘉等地,瓷器大量运销海外。明代继续烧造,清中期逐渐衰落。1959年后恢复生产,创造了青白结合、青瓷堆花、印花、点彩等新工艺,试制成功一批高档餐具、茶具、文具、案具、陈设瓷、艺术瓷、特大花瓶等新品种。

柳空湾窑

宋代景德镇窑场之一。制品胎骨坚致细密。釉色多呈淡青,也有湖绿、粉青、浅绿、米黄等色。也有的釉面作开片,均匀细密,多为素色器。装饰以划花为主。

龙窑

陶瓷窑炉的一种。最早出现于商代。明代以前,南方各产瓷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均广泛采用。多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成一长隧道形窑炉,约与地平线构成10~20°角。窑头角度较大,约20°,中部约15°,后部约11°。窑头有预热室,窑尾一般不设烟囱,因龙窑本身就起着烟囱的作用。窑长约20~80米,宽约1.5~2.5米,高约1.6~2米。横断面积以窑头最小,中部最大,窑尾大于窑头而小于中部。顶部有投燃料的孔。龙窑最大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故有说龙窑是青瓷摇篮。影青、黑釉瓷等大都是在龙窑里烧成的。

民窑

我国历代民间经营的瓷窑,系对官窑而言。如宋代著名民窑有磁州窑、哥窑、龙泉窑、耀州窑等。民窑在设备和技术条件等方面不及官窑,但著名的民窑都有其朴实、健康、清新的艺术风格,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馒头窑

陶瓷窑炉的一种。始于战国,宋代以后烧煤,为最早以煤为炉料的陶瓷窑。古代北方广泛使用馒头窑,尤以河北的峰峰等地较多。一般长约2.7米,宽约4.2米,高约5米以上,火膛和窑室合为一个馒头形,故名。点火后,火焰自火膛先喷至窑顶,再倒向窑底,流经坯体,烟气从后墙底部的吸火孔入后墙内的烟囱排出。由于馒头窑窑墙较厚,限制了瓷坯的快烧的速冷,相应地便减低了瓷器的半透明度和白度;为减少坯体变形,又使坯体加厚,因而便形成了古代北方瓷器浑厚凝重的特色。

贾壁村窑

隋代北方有代表性的青瓷窑场。在河北磁县贾壁村。所烧青瓷质可分两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透明青绿色釉,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有黑色斑点,瓷化较差,胎面施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现象。品种以碗、高足盘为多。器物特征是胎体厚重,件大而不变形,器内施全釉,外部施釉不到底。装饰上除钵形器内划有花瓣纹和波浪纹外,其它均光素无纹。器物成形主要用轮制法。

郎窑

清代康熙后期景德镇官窑。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1705—1712),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瓷器,故名。釉色以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绿最佳,宝石红有“郎窑红”之称。法国人称“牛血红”。在红釉中最杰出。洒蓝和霁蓝瓷,再上一道极薄釉子,然后加绘金花金彩,华丽静穆,匠心独运。素三彩创于此时。青花和斗彩也很有名。

隆庆窑

明隆庆(1567—1572)时景德镇官窑。制瓷日益繁巧。瓷胎有厚有薄。青花和五彩都有,五彩绘瓷更趋华缛。器形以碗、盘为主,其它有各种形式的盖盒,有方胜式、多角式、银锭式和和长方式等,这是隆庆时期创造的新品种。提梁壶也是这时期新创。纹饰仍沿用龙凤、鱼藻、花鸟和团螭等题材。

南安窑

宋代瓷窑。在福建南安县。有窑址近五十处。烧制青瓷及青白瓷。以盘碗器皿最多。青白瓷碗里多刻花和篦划纹饰,胎较细洁致密。

南山窑

辽代晚期民窑。在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以烧三彩釉陶器为主,另有少量单色和低温的白釉陶器。胎质细软,淡红色。胎上皆挂化妆土。有的白釉和黄釉器上,还加少许绿彩,颇为美观。窑场规模很大,专烧茶叶末绿釉和黑釉大型粗瓷器。胎质粗黄厚重,硬度高而坚致。茶叶末绿釉器以鸡腿瓶为最多;黑釉器则多瓮、罐,其中以双耳小罐最多。

内乡大窑店窑

古代瓷窑。文献中称“邓窑”。在河南内乡县大窑店。始于唐,盛于宋,金元时继续烧造。宋代以烧青瓷为主,器皿多盘碗。装饰以印花居多,另有极少数刻花、划花器。部分青瓷光素无纹饰,施釉较厚,垂釉处如透明玻璃珠,釉色介于禹县、临汝窑之间。

年窑

清雍正年间,景德镇烧造的官窑瓷器。雍正四年(1726),年希尧以督理淮安板闸关,兼管景德镇御窑厂甸,世称年窑。雍正六年后,由唐英任驻厂协理官。选料及精,琢器多卵色,或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工巧玲珑。这时釉色发明很多,以胭脂水釉为最著,胎骨甚薄,里釉极白,被外釉所映照,呈粉红色,娇嫩欲滴。另有油绿釉,美如碧玉,俗称“碧玉釉”。粉彩成熟于此时,所绘花卉,似恽南田、邹一桂和蒋廷锡画风,艳丽逼真,生动活泼。

鲁山窑

古代陶瓷窑。在河南鲁山县段店村。唐代以生产花瓷著名。宋、金、元时期烧制白瓷、白釉黑花瓷、黑瓷、青瓷和三彩陶器。

彭县窑

宋代瓷窑。在四川彭县磁峰乡。是现今在四川境内发现的唯一的白瓷古窑址。所烧白瓷,釉色洁白。装饰有刻花、印花、划花三种。刻花以双鱼纹最多,常刻、划并用,与定窑有共同风格;印花纹饰以花鸟为主。

彭窑

古代瓷窑。亦称“霍窑”、“霍县窑”。在山西霍县陈村。始于金,盛于元。产品主要是白瓷和少数白地黑花器。白瓷胎土细腻,釉色洁白,制作规整。器型有仿定折腰盘、洗、盏托、高足杯、盖罐等。光素无纹者多,也有少量印花装饰。由于胎中含铝量高,烧成温度不足,因此器质极脆。彭窑在古文献中也有记载,《博物要览》:“元时,彭君宝仿定窑于霍州者,名曰彭窑,又名霍窑。”

蒲州窑

元代北方著名瓷窑。在山西永济,旧属蒲州,故名。但未发现窑址。以法花器见著,胎儿骨为土定,釉色鲜艳,蓝如深宝石,紫如深色紫晶(葡萄紫),黄似透亮的金箔,而孔雀绿一色,尤为艳丽。花纹多为生物花草,也用开光法作八仙或人物故事。

七里镇窑

古代瓷窑。始烧于晚唐,盛于两宋,终于元。窑址在江西赣州市东郊。是迄今为止,在江西南部发现的一处规模最大、烧造历史最长的宋元古窑场。产品器体厚重、大多为实圈足,施釉不及底。器型有碗、盏、盘、罐、壶等。产品中还有部分外销瓷。主要品种有青釉、白釉、影青釉和黑釉等。青釉类胎质坚细,釉呈蟹壳青,也有呈暗褐色的。白釉和影青釉胎质细腻,釉质肥厚,呈乳白色。黑瓷有黑釉、酱褐釉、酱红釉、茶青釉和黑釉窑变等。

青羊宫窑

唐、五代青瓷窑。在四川成都青羊宫。器皿有碗、杯、盘、罐等。唐代除烧青瓷外,还烧制黄釉褐绿彩圆点纹瓷器。

丘州窑

唐代窑场。在湖南湘阴铁罐嘴窑头山一带,唐属岳州,故名。釉色以米黄、红棕和靛青三色为主。和湖南长沙市郊解放以来唐墓中经常发现的带青(俗称蟹壳青)、带黄的器物一致。器物造型极多,有壶、罐、碗和盘等,大小不一。胎土较粗松,故较轻。早期胎多红色或米黄色;晚期多灰白色。拉坯草率,旋削痕清晰可见。满釉支烧。

饶窑

指景德镇窑。景德镇旧属饶州府浮梁县,故旧时又有“饶窑”之称,亦称“饶州窑”。详见“景德镇窑”。

荣昌窑

在四川荣昌县。清时为著名陶窑之一。康熙年间,由甑子窑发展为长窑,最盛时达二十多座窑场。由粗陶到细陶,以细陶为著,胎骨泥色分红、白两种,土质优良;釉色有黄、绿、蓝、白、黑、黄丹、朱砂等,以釉应用最广,以红丹、锡配成的朱砂和以铜砂、黄丹、玻璃渣配成的西绿釉最著。建国后,荣昌陶器继续发展。产品以日用陶为主,泡菜坛珠整体比例协调,形式美观,造型结构符合泡菜需要,具有良好功能,是最著名的荣昌陶器产品。其它品种还有罐、坛、壶、瓶等。装饰以化妆土刻花为特点,有刻线和剔花两种,纹饰质朴自然。

汝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河南临汝县,古称汝州,因名。北宋时创设。胎土细润,体有厚薄,釉色近于雨过天青,釉水莹润,厚若堆脂,以淡青为主,也有豆青、虾青、天青和茶叶末等色,尤以烧造的粉青色釉瓷,全身釉水更为匀净,烧造技术已完全掌握了铁还原。装饰技法,一般在釉下印花为多,刻花较少。图案内容以花鸟为主,缠枝花是汝窑最富特色的一种花纹。布局谨严,构图完美。宋元祐年初曾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造瓷器,烧瓷时间短,但质量很精。在临汝南乡和东北乡,发现另一种青瓷,专烧民用瓷器 ,烧制时间长,生产数量大,称“临汝窑”。1955年,汝瓷恢复生产,1962年产出了胎质细腻、釉厚如脂、其声如磬、晶莹润泽的汝窑产品,并取得了历史上有过的“梨皮”、“蟹爪”、“青麻花”等艺术效果。1973年新建汝瓷厂,又新增粉青、虾青、茶青、天蓝等釉色,生产了各种日用陶瓷器皿。

上虞窑

古代窑场。在浙江上虞县。已发现从西周至宋代的窑址七百多处,是浙江青瓷的重要产地。

胜梅亭窑

景德镇古窑场之一。亦称“杨梅亭窑”。始于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特点与石虎湾窑同。入宋后,改烧青白瓷。

石虎湾窑

五代景德镇瓷窑之一。烧制青瓷和白瓷。青瓷胎灰色,釉色青中带黄,器皿多为盘碗。白瓷器皿有壶、盆、水盂、盘、碗等。青瓷、白瓷均用支烧法。

石湾窑

明清著名民窑之一。在广东佛山市石湾镇。始于宋。以陶塑和建筑陶瓷著称。从传世器看,器体厚重,胎骨暗灰或灰白。釉饰善于仿钧窑而有所创造,厚而滋润,彩翠披离,俗称“泥均”,又称“广均”。以蓝、玫瑰紫、黑彩、翠毛釉等色最佳。产品品种很多,有日用器皿、文具和陈设器具,瓦脊是其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品种,而以渔、樵、耕、读为主题的陶塑则是石湾窑具有典型性的品种。建国以后,传统品种和技艺得到继承和发展,除生产大量日用陶器外,陈设性陶器,尤其是具有独特风格的陶塑,在国内外受到好评。陶塑题材广泛,除传统人物外,还有现代人物和动物。釉色丰富,流动自然,不仅在陶塑上有优美的艺术效果,而且在花瓶、灯座、文具、花盆等陈设性陶器上也有丰富表现力。著名陶塑艺术家有刘传、庄稼等。

寿州窑

唐代瓷窑。窑址在安徽淮南市上窑镇、观家岗、余家沟、外窑等地。唐代属寿州,故名。隋时为淮南窑所在地,烧制青瓷。入唐后改烧黄釉瓷,《茶经》:“寿州瓷黄、茶色紫”。釉下施用化妆土,釉层透明,釉面光润,开小片纹。釉色有蜡黄、鳝鱼黄、黄绿等。器皿有碗、盏、杯、钵、注子、玩具等。胎体厚重,器多平底。坯体制作有轮制、模制、手制三种。

枢府窑

枢府窑宋代已开始烧制,当时景德镇人称为“御土窑”,色青,深浅不一,淡者号月下白,有花纹者地白花青。元代枢府窑器,亦称“枢府器”、“卵白釉器”。为景德镇民烧供御瓷器。胎体厚重,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似鹅蛋色,故称卵白,纯正的卵白釉,实为明永乐甜白釉的前身。常见器皿有盘、碗、高足碗等,式多小足。装饰以印花为主,盘、碗等器皿采用压模印花。

唐山窑

在河北唐山。始于明永乐年间,烧制粗陶。清末有发展,制作粗瓷。解放前略产细瓷。唐山盛产矾土、粘土和长石等制瓷原料,又有丰富的煤碳资源,解放后飞速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产瓷区。著名产品有细白瓷、骨灰瓷等,釉色温润,造型细长秀丽。装饰上使用喷彩方法较早,以满地喷彩为主要特色。并在继承传统的戗金、描金、彩绘加金等装饰方法基础上,制作成功雕金喷彩、腐蚀金、炙金等品种。尤其新彩一种,使用极广,绘制亦精。1982年,又和清华大学联合研制成功铁红金圈结晶釉,艺术水平很高。

唐窑

清代乾隆元年至十四年(1736—1749)、十七年于二十一年(1752—1756)九江关监督唐英掌管景德镇窑务时烧制的官窑瓷器。仿古采今,造型设计,制瓷技术,装饰方法等,工细逼真。据文献记载,高温及低温颜色釉有五十七种之多,集中了历代名窑釉色之大成。为乾隆朝代的瓷器代表。

同安窑

唐代瓷窑。在福建同安县。所烧瓷器浅黄白沙胎,浅绿玻璃釉,多大开片。碗多葵口,壁形足。

同安窑

宋代瓷窑。在福建同安县。以烧青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器皿以碗为多,碗里外细线条划花及篦划纹饰。

铜官窑

唐代名窑。在湖南长沙铜官镇瓦渣坪。亦称“长沙窑”、“瓦渣坪窑”。釉色有青、黄、白等色。并首创釉下彩器和在瓷器上彩绘的装饰技法,即在青釉下用褐色或绿色斑点组成几何图案,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用笔绘云彩和几何纹。此外 ,还有模塑贴花、印花、刻花、堆花等装饰。造型有壶、瓶、杯、盘、碗、灯和生动可爱的鸟、狮、猪、鱼、青蛙等玩具。明代以后,铜官窑所产有大缸、酒瓮和广钵、茶壶等日用陶器。建国初期,以产绿釉、黄釉陶器为主,有水罐、壶等。以印坯和拉坯法成形,印坯模上刻有花纹,成型和印花一次完成。1966年后,发展较快,新增枣红、黑红等色釉。1976年,创制了炻瓷成套餐、茶具,胎质细腻,釉面光滑,机械强度高,有咖啡、谷黄、米白、紫金、浅蓝等釉色,饰以各种花边,亦有丝网贴花、印花、釉下复色彩绘等。

瓦渣坪窑

见“铜官窑”。

铜官窑

唐代名窑。在湖南长沙铜官镇瓦渣坪。亦称“长沙窑”、“瓦渣坪窑”。釉色有青、黄、白等色。并首创釉下彩器和在瓷器上彩绘的装饰技法,即在青釉下用褐色或绿色斑点组成几何图案,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用笔绘云彩和几何纹。此外 ,还有模塑贴花、印花、刻花、堆花等装饰。造型有壶、瓶、杯、盘、碗、灯和生动可爱的鸟、狮、猪、鱼、青蛙等玩具。明代以后,铜官窑所产有大缸、酒瓮和广钵、茶壶等日用陶器。建国初期,以产绿釉、黄釉陶器为主,有水罐、壶等。以印坯和拉坯法成形,印坯模上刻有花纹,成型和印花一次完成。1966年后,发展较快,新增枣红、黑红等色釉。1976年,创制了炻瓷成套餐、茶具,胎质细腻,釉面光滑,机械强度高,有咖啡、谷黄、米白、紫金、浅蓝等釉色,饰以各种花边,亦有丝网贴花、印花、釉下复色彩绘等。

碗窑乡窑

古代瓷窑。在福建泉州。始于宋,终于元。产品以青白瓷为主,并有少量青釉器。

万历窑

明万历(1573—1620)时景德镇官窑。万历明代历时最久的一朝。出品优良,青花器都按嘉靖青花瓷形式烧制,象双耳活环瓶、出戟尊和圆捧盒等。五彩瓷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鲜艳可爱,用笔虽简率,却很自然。五彩花朵中常捧回、蒙、藏等文字,以应庙宇供器的需要,俗称“真言字”和“喇嘛字”。两面夹彩也很多。器形众多,除了普通用具碗、碟、杯、盘、盏、盒外,如酒海、炉、半边葫芦瓶、花缸、醋注、花尊、水滴、笔筒和扇匣……之类,无一不备。多层套盒是这时所新创,几层叠套,每层一屉,每屉数格组成不同形式花纹。纹饰方面,不论取材和表现,比嘉靖窑更加扩大和发展。花卉山石运用较多,其间常点缀有蜻蜓、蚱蚂、蜜蜂和蝴蝶。

乌泥窑

见“建窑”。

吴兴窑

东晋瓷窑。在浙江吴兴,故名。瓷胎色灰白。器多平底。青釉,釉色内呈黄色,有的在釉上加褐彩,釉有开片。

西村窑

古代瓷窑。在广州西村。始于晚唐,盛于五代和北宋。胎色白。釉色以青釉为主,也有米黄、黑、酱色和褐色等。施釉均匀,釉不过器足。纹饰有印花和刻划花,印花纹风格与耀州窑极其相似,也有在釉上或釉下用墨绿等色绘云纹和花卉等图案的。器型有盘、碗、罐、壶和枕等,也有玩具和文具类。

西山窑

古代瓷窑。在浙江温州西山。东晋时烧制青瓷,胎为灰色和淡土黄色,质较松。釉肥厚,以淡青为主,少细开片。装饰上多在器物内外刻划莲瓣纹,也有青褐加褐彩的。深口宽底高碗为其典型作品。西山窑在唐、五代和宋时,继续烧造青瓷

西窑

见“平定窑”。

湘湖窑

宋代景德镇窑场之一。有两处:1、在窑前山,制品胎骨坚致,釉作灰青色;2、在窑栏山,制品有胎骨细腻洁白、施釉匀净的白瓷及青瓷等。

湘阴窑

隋代瓷窑。在湖南湘阴。唐时为岳州窑所在地。器皿有碗、盘、钵、高足盘、四系罐、盘口壶等。胎壁较厚。釉色有青、黄、褐、酱色等,局部釉因窑变呈紫、蓝色。青釉莹洁闪光,呈透明或半透明状,釉面多开片。器物均施半釉,釉层较薄。

萧山窑

东晋瓷窑。在浙江杭州萧山,故名。1954年7月发现。以烧青瓷为主。胎灰色,盘碗为平底足,下有大块支烧痕。器物以盆、碗、盂等大口器为多,此外有天鸡壶、四耳双铺百衔环壶、灯和盏等。特征是在盆、碗、盂等口沿上,有排列整齐的褐色斑点;有的在器物内壁或外壁釉内瓷坯上,刻划着粗健有力的莲瓣图案,线条细而有力。

萧窑

古代瓷窑。创烧于唐,终于金。窑址在安徽萧县白土镇。唐代除烧黄瓷外,兼烧白瓷和黑瓷。黄瓷产品均为平底碗,胎体厚重,胎质不纯,釉色黄中闪绿。入宋后以烧白瓷为主。金代所烧白瓷,胎质较细;釉面不平,有起泡、崩釉现象。器皿除碗外,还有枕、双耳罐等,其中底足宽而边浅、口径大而壁侈的碗,是当时一种较特殊造型。金代萧窑烧瓷除白釉外,,还有黑釉、白釉黑花、黄釉等品种。

小南窑

明代景德镇著名民窑之一。《景德镇陶录》:“镇有小南窑,明末烧造,窑独小,制如蛙伏,当时呼虾蟆窑。器粗整,土埴黄,体颇薄而坚。惟小碗一式,色白带青,有青花,花止兰朵、竹叶两种。其不画花,惟碗口周描一二青圈者,称白饭碗。又有撇坦而浅,全白者仿宋碗,皆盛行一时。”

小仙坛窑

东汉晚期瓷窑场。在浙江上虞县上浦乡,所产青瓷通体施釉,釉层比原始青瓷显著增厚,釉层透明,有较强光泽度。烧成温度达1310±20℃,显气孔率为0.62%,吸水率为0.28%,抗弯强度达710公斤/厘米2,三氧化二铁和二氧化钛含量分别为1.64%和0.97%。这些数据表明它已具备了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除青瓷外,小仙坛窑还烧造印纹陶。

新安城关窑

宋代瓷窑。1980年前后发现。在河南新安城关。产品品种较多,制作工艺水平也较高。其中青瓷以印花装饰为多。刻花器不多,但制作精美。装饰上受耀州窑影响较大。

邢窑

唐代最著名白瓷窑场。所烧白瓷,胎质细洁,色纯白而极坚硬。釉色白润,有的微微闪黄,带些乳白色。胎与釉之间,有一层护胎釉(化妆土)。器内施满釉,器外釉不到足。碗多折边,圈足厚而底平。作风朴素,不带纹饰。前人以“皎洁如玉”比邢窑之白。传窑址在河北内丘,当时属邢州,故称“邢窑”。但内丘窑址迄今尚未找到。1980年在邻近内丘的临城县祁村,发现唐白瓷窑址,证实了邢窑的存在。

修内司官窑

见“两宋官窑”。

宣德窑

明宣德(1426—1435)时景德镇官窑。是明代官窑最盛时期。烧制最优秀的是青花、祭红、甜白和霁青。青花器,瓷胎洁白细腻,青花原料用南洋输入的“苏泥勃青”,应用这种青料施于釉内,烧成后色料深入釉里,清晰明丽,具有浑然庄重的艺术效果。祭红,又名霁红、宝石红,因其为祭郊坛用器所创之色,故名;其色如雨后霁色,故又称霁红;据传用西洋红宝石入釉,所以也叫宝石红。瓷器造型多样,镂空器也很多。选料、制样、画器、题款和烧制,无一不精,所以明代瓷器以宣德窑为第一。

杨梅亭窑

见“胜梅亭窑”。

阳城窑

古代瓷窑。文献有不少记载。1980年前后在山西阳城县东关外的窑畔间发现一处窑址。以烧制白瓷为主,多为盘、碗等器,有折腰盘,显系仿定作品;定窑大量生产的盖缸等,窑址也有发现。胎色较灰,为增加白度,均敷一层白化妆土。

耀州窑

宋代名窑之一。窑址在陕西铜川市黄堡镇附近,宋属耀州,故名。是宋代北方民间青瓷的主要产区之一。唐代已开始烧造白、黑釉瓷。北宋开始烧造青瓷,北宋末为盛期。器型以碗、盘、碟、罐、盒、瓶为主,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有的青如橄榄,有的稍绿,也有的微微闪黄。花纹多为自由流畅的刻划花和结构严谨丰满的印花。内容有牡丹、菊花、莲花、鱼、鸭、龙和凤等,其中以莲花最多,风格粗放健美,笔触生动有力。同时或稍晚仿烧耀州窑青瓷的有河南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等。从而形成一个与越窑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金、元时期,耀州窑继续烧造,但质量已不如宋代,胎釉较粗厚,花纹也较前简单。建国以后,在恢复宋耀州窑产品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果。

宜兴窑

在江苏宜兴,故名。烧造陶瓷历史悠久,秦汉时宜兴地区陶窑密布;两晋时在均山烧青瓷,唐初在归径等地大量烧制,至晚唐、五代成为南方民间著名青瓷窑;宋、元时期,丁蜀与西渚一带大规模烧造日用陶和早期紫砂。明清时成为当时的烧陶中心,窑场主要在丁山、蜀山和汤度(今丁蜀镇)等外,蜀山窑以紫砂为主(参见“宜兴紫砂陶”),并大量烧造黑货。丁山窑以日用陶为主,而以均陶见著(参见“均陶”)。日用陶有粗、溪、黑、黄、白、绿货等细别。粗货指大中小缸坛产品,形美、质坚、价廉;溪货指汤度的瓮头,是腌菜的重要容器;黑、黄货为小件盆罐类;白、绿货是与缸坛套烧的小件,以方斗和砂锅为著。建国后,宜兴除传统的紫砂陶、均陶有很大发展外,还恢复了青瓷生产,新创了花釉陶和精陶等产品,是我国重点陶瓷产区之一。

宜阳窑

宋代瓷窑。在河南宜阳三里庙等处。以烧青釉为主,兼烧白釉、白釉黑花及黑釉等品种。青瓷施釉稍厚,色较多样。装饰有印花、刻花等。青瓷刻花先刻出花叶轮廓线,花筋叶脉以篦状工具划刻,风格与耀州窑完全相同,碗里满刻菊瓣纹、罐盖面刻百折纹等也均与耀州窑风格相近。

永福窑

宋代瓷窑。在广西永福。产品以烧青瓷为主。有刻花和印花两种装饰。器皿有盘、碗、碟、壶、罐等。釉色以青黄、翠绿具有代表性,尤以翠绿釉色为美,翠绿釉碗中还印有耀州窑风格的缠枝菊纹。

永和窑

见“吉州窑”。

永嘉窑

古代瓷窑。在浙江永嘉县。始于东晋,经唐代迄于宋初。出产青瓷,属瓯窑系统。

永乐窑

明永乐(1403—1424)时景德镇官窑。制瓷工艺在元瓷基础上有很多创新。胎质细腻润滑,色洁白。厚胎较多,而以脱胎素白器名传于世。器物造型以优美俊秀、厚薄适度为特点。大件器皿较少,圈足较低矮。著名典型器物有压手杯、僧帽壶等。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有“大明永乐制”或“永乐年制”小篆。色釉以甜白、鲜红、翠青等最著名。甜白釉质洁白、温润如玉、肥厚如脂;翠青釉薄而匀,色泽近于粉青,可与龙泉上品媲美。另有“影青”器,胎极薄,暗刻龙纹,表里均可映见,花纹微现青色,成就也很大。永乐窑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印花、划花、青花、青花加金彩、里印外刻等,并新创彩锥拱样。

玉溪窑

明代景德镇窑以外生产青花瓷的重要窑场。在云南玉溪县。所烧青花瓷胎质较松,釉色灰青,纹饰简单粗壮,以鱼藻、折枝花及四佛杵等花纹居多。器型有大碗、大盘等。此外还烧造青瓷。

越窑

唐、五代时最著名的青瓷窑场和青瓷系统。所烧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中心窑址在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越窑青瓷系统则包括绍兴、上虞、余姚、宁波、诸暨、镇海等地的青瓷窑。这一带自东汉开始,就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主要窑场之一。唐时属越州,故名。越窑青瓷胎质坚硬、釉色莹润、纯净如翠。装饰上多为刻花和印花,纹样活泼优美,富有浓郁的诗歌情趣。唐代诗人陆羽赞越窑青瓷“类冰”、“似玉”、“越州第一”,陆龟蒙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赞美它的“巧夺天工”。五代时设官监造越窑青瓷,专供宫廷使用。北宋后,越窑逐渐衰落。越窑青瓷曾大量出口,在亚、非、欧各地均有遗物发现。

正德窑

明正德(1506—1521)时景德镇官窑。彩器多黄地绿龙;五彩碗以淡青浅绿为地,釉色厚实透彻,颜色鲜艳。青花较宣德为淡,佳者古菁可赏。霁红也颇突出。在供器中有用回族文字构成的图案,称“回回花”,这种装饰前所未见。在外销瓷中,也有画西洋图案的。

周公窑

明代景德镇著名民窑之一。据记载,隆庆、万历年间,苏州人周丹泉为当时著名烧瓷高手,在景德镇烧造瓷器,人长“周公窑”和“周窑”。善仿古瓷,所仿宋代定窑非常逼真。又能烧制陶印、文具、辟邪和瓦钮等,都用火范,成色如“白定”,文体古雅,很受欢迎。

邛窑

古代名窑。亦称“邛崃窑”。窑址在今四川邛崃四方堂,古代属邛州,故名。烧造年代延续较长,上起隋代,下至宋代,以唐代最为著名。以烧制青、褐、绿釉和彩绘等器物为主,器形有盘、碗等,还生产各种瓷塑玩具。胎色甚多,有灰色、土黄色、酱黄色、黄中带褐等。胎中都有分布均匀的细砂料,胎较厚,份量较重。唐邛窑器彩绘装饰与长沙窑的许多共同之处,青釉褐绿斑和釉下彩绘品种较多。

邛崃窑

见“邛窑”。

郏县窑

唐代瓷窑。在河南郏县黑虎洞和黄道。产品以白瓷为主,黄瓷次之,此外还有黑瓷。

婺州窑

浙江境内越窑以外著名瓷窑。窑址在浙江金华。唐陆羽《茶经》列其为青瓷窑第三。始于三国,唐宋时窑场遍于金华、兰溪、东阳、永康、武义等县,至元代仍有窑场继续烧造。婺州窑西晋晚期开始使用红色粘土做坯料,烧成后胎呈深紫或深灰色。由于使用白色化妆土,釉层滋润柔和,釉色在青灰或青黄中微泛褐色。釉面开裂,并有奶黄或奶白色晶体析出,是婺州窑青瓷特有现象。宋婺州窑精品中,还有青翠、豆青、草青、粉绿等色,并有光泽感。婺州窑历代制品属民间用瓷,器类少于越窑,主要是盘口壶、罐、盆、碗、瓶等日用器皿,多数制作较为粗糙。三国西晋时曾生产猪圈、水井等明器,唐以后生产过多角瓶、堆纹瓶等明器。瓷器造型类似越窑、瓯窑,风格在朴实大方;装饰简朴,均为刻划花纹。

臧窑

清代沿明制,在景德镇设御厂,经办官窑器,但实行“官搭民烧”制。且习惯上以督窑官命官窑名,著名者均在清前期。臧窑即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680—1688),臧应选在景德镇督造的官窑。单色釉成就最大,以鲜红(豇豆红)为最著。其余诸色俱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青花和五彩瓷,虽出于宣德、成化窑作法,而更超越宣、成。

瓯窑

古代瓷窑。在浙江温州、永嘉、瑞安一带。浙江境内仅次于越窑的制瓷业集中地。始于东汉,终于宋。晋杜毓《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潘岳《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瓯窑瓷胎呈色较白,胎质细腻,釉色淡青,透明度较高,时称“缥瓷”。晚唐前后,釉色纯青或青黄,滋润如玉。瓯窑品种,大多与越窑相同,且注重艺术造型。晚唐时碗、盘、壶、盏托等仿花果造型,活泼秀丽。

醴陵窑

在湖南醴陵。清代为南方著名瓷窑之一。以白瓷和釉下彩瓷见著,青花亦颇盛行。白瓷胎质细润,釉面光洁,与景德镇窑、德化窑鼎足而立。二十世纪初,创造釉下五彩瓷,胎薄腻、釉洁白,花纹晶莹润泽,不易磨损,经久不褪色,清末曾先后参加过几次博览会,均获得一等金牌奖。建国后,醴陵瓷器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釉上色料由五种发展到二十余种,通过调配还可变成上百种复色;并发展了釉下贴花、印花、喷花等装饰新工艺。六十年代初成立了专烧釉下五彩瓷的群力瓷厂。1979年,醴陵釉下五彩餐、茶具获国有金质奖。除日用瓷外,陈设瓷品种也很丰富,有大型瓷板画屏风、大型花瓶、大小挂盘、薄胎瓷等。另外还有瓷塑人物和动物。

盏窑

南宋民间瓷窑。在江西铅山县新安乡盏窑里。“盏窑里”应是古代沿用下来的乡里名称。盛产黑釉茶碗,古代称茶盏,故名盏窑。除茶盏外,也烧制一些与茶具有关的器具,如茶罐、汤壶和储水坛等。

盂县窑

古代瓷窑。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山西盂县磁窑坡发现窑址。产品以白瓷为主。装饰有印花、刻花等,也有的以镂空装饰器足。

铁店窑遗址

铁店窑遗址位于浙江省金华县琅琊镇铁店村及其周围的山坡上,其年代上起北宋(公元960年),下至元代(公元1271年)。

铁店窑烧造的瓷器品种有青釉瓷器和乳浊釉瓷器,以乳浊釉瓷器为主。乳浊瓷器是铁店窑最具特色的产品,种类不但有碗、盘等日常生活用器,还有三足鼓钉洗、鬲式炉和花盆等。乳浊釉是一种二液相分相釉,烧成后,呈天青、天蓝、月白色,均具有茧光般幽雅的蓝色光泽,没有带铜红斑彩的,艺术效果颇佳。器物纹饰以素面为主。

铁店窑乳浊釉瓷器与北方同时期的乳浊釉瓷器有明显的区别,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中元代烧制的乳浊釉瓷器曾远销海外。

中国古代瓷器上的莲纹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泽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壶盖四周饰有一周镂空的莲瓣作为盖钮。湖北京山出土的春秋早期“曾仲游父壶”,盖顶上也饰有类似的莲瓣钮。以上两件器物是我国早期以莲为纹饰的范例。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可以看出是由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饪食器和酒器上的波曲纹(旧称环带纹)演变而来的,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之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1977年浙江宁波发现两处南朝早期窑址(云湖窑)。出土的莲瓣纹盘碗与东晋上董窑十分相似,也是用流畅有力的线条在器物外壁或内心用重线刻出简单的莲瓣。但云湖窑的莲瓣有单瓣和复瓣、有筋和无筋之分,有的盘碗内外均饰以莲瓣纹。此外,还有少量刻成凸莲瓣,装饰手法比东晋时期有所发展。江西吉安齐永明十一年墓出土的青釉盘是南朝莲纹的典型式样。盘心浮雕重叠莲瓣,中心以弦纹构成的圆圈内每三个大小同心圆组成一个莲子,均匀排列,看上去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江苏的同期墓葬中经常可见。莲瓣一般为四至十二瓣,中心以不同数量的同心圆象征莲子。

这一时期罐类上的莲纹尤具特色。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崔昂墓出土的青釉四系罐,上腹部塑覆莲八瓣,莲瓣肥宽,瓣尖凸出外卷,瓣内阴刻蕨草纹。造型丰满浑厚,稳重大方。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带盖六系罐,肩腹之间覆莲一周,半球形盖面上堆塑两层立体斧仰莲,这种堆塑莲瓣纹与器形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美观又适用,具有北方制瓷工艺的特色。与南方盛行的刻划、浅浮雕莲纹相比,在装饰效果上似乎更胜一筹。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四件青釉仰覆莲花尊,造型雄伟,装饰瑰丽,是代表南北朝莲纹装饰水平的典型作品。莲花尊除颈部堆贴两组飞天、兽面纹外,自肩部至足部装饰六层不同形态的仰覆莲瓣。第一、二层模印的双瓣覆莲贴在肩腹之间,莲瓣圆润舒展;第三层恰在器腹中部,莲瓣最长,瓣尖凸起微向外卷,每瓣还加饰一片模印的菩提叶纹;第四层仰莲贴在下腹部,瓣尖略微上卷。最底部的高足上堆贴两层覆莲。各层莲瓣分别采用印贴、刻划、堆塑等技法,华缛精美,仰覆呼应。山东淄博和庄北朝墓出土的莲花尊体形瘦长,腹上部堆塑一周双瓣覆莲,莲瓣凸起,姿态丰盈,瓣尖向外微卷。下腹部饰一组双层仰莲,每层十一瓣为一周。腹以下收缩为外侈的高足,足外堆塑一周十一瓣覆莲。南方同期墓葬中也有莲花尊出土。武昌何家大湾齐永明三年刘凯墓和南京林山梁代大墓出土的莲花尊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上均与封氏墓出土的极为相似。这种体形硕大、装饰华美的产品。标志着南北朝制瓷工艺的发展水平。南北朝瓷器的莲纹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尤其是封氏墓出土的仰覆莲花尊,每层莲纹的样式和处理手法各不相同,其丰富的变化与壮观的形制都是前所未有的。从众多的出土资料可以看出,此时的莲纹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岗、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的柱础,藻井图案,是以佛教艺术为母范发展变化而来的,因此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南北朝制瓷艺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把富于装饰性的莲纹与我国传统的瓷器造型巧妙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陶瓷的装饰艺术。

(二)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时期。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成就的基础上,隋唐瓷器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对外来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魄,南北朝时期带有宗教色彩的莲纹此时已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逐渐成为现实题材而普遍为民间艺术所采用。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

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

印花是隋代常用的一种装饰工艺。安徽出土的一件青釉四系尊,上腹部由数道弦纹分隔为几个区间,分别压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两周。这种印花莲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南方,铜官窑发明的釉下彩绘为瓷器装饰艺术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直作为瓷器主要纹饰的莲花,此时已基本脱离了佛教的影响,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喜爱的装饰题材。莲纹装饰艺术开始进入了成熟阶段。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尽管受到北方白瓷的挑战,青瓷在唐代仍占主要地位。此时越窑代表着青瓷的最高水平。唐、五代越窑大量使用莲瓣作为纹饰。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的越窑青瓷带托碗,碗身做成莲花形,碗托为边沿微卷的荷叶形,一花一叶,相映成趣,既美观又实用。1957年苏州虎丘塔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莲花形盅,外壁刻三层宽厚的仰莲,盅托内沿和足面分别刻双层仰莲和覆莲。浮雕技法使莲瓣微微凸起,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越窑精美的莲纹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北宋初期许多名窑都仿烧过越窑风格的刻莲瓣纹瓷器。

唐代白瓷中也有不少装饰莲纹的上乘之作。西安东郊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的白釉贴花高足钵,下腹堆贴圆肥的仰状莲瓣,喇叭状高足上贴覆状莲瓣,器腹装饰三组具有波斯风格的贴花图案,气势宏伟,装饰富丽。河南陕县出土的白瓷灯,底坐塑成莲花柱础形,构思巧妙,造型规整。

“唐代佛教盛行,陶瓷也用来烧制有印度风格的宗教器物。有一种塔形罐,用作随葬品,具有佛教特征”。塔形罐是唐墓中常见的器物,罐下腹一般均装饰一层或几层仰状莲瓣。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出土的绿铅釉塔形罐,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形罐等。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

唐代崇尚牡丹,周敦颐《爱莲说》中提到“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但牡丹图案在唐代瓷器上尚不多见。直到宋辽时期,牡丹才在瓷器装饰领域中大放异彩,并开始逐渐取代莲花成为花卉题材中最常用的纹样。

(三)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在装饰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丰富精美的装饰是它的突出特点。北宋早期,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刻划花为主。1969年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一百多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定窑早期产品。其中高达65.5厘米的龙首净瓶堪称宋代莲纹层次最多、最精美的作品。净瓶从顶到底部装饰着五组连瓣纹,自上而下分别为单层、双层、三层、四层,上三组采用刻划手法,下两组采用浮雕手法,刀法犀利,立体感很强。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瓣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划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花器皿最常见的是莲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凤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型,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定窑莲纹千姿百态,布局富于变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梅瓶,腹部饰两朵迎风开放的莲花和侧垂的枝叶,上下辅以菊瓣及蕉叶纹,主题鲜明,疏落有致。印花器皿也以花卉图案为多,常见的有牡丹、菊花等。印花在风格上与刻花迥然不同,构图严谨,讲求对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盘类的中心常装饰莲花水禽,四周辅以牡丹、莲花、萱草及飞凤等。层次分明,格调和谐统一。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地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剔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耀州窑在北宋初期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盘碗外壁多采用浮雕技法装饰双层莲瓣纹。中期以后刻、印花工艺日趋成熟,有时在一件器物上兼用刻花、划花、印花等几种手法,艺术效果十分完美。刻花青瓷以莲纹最为常见,刀法宽阔有力,线条粗放。印花瓷器除了单纯的莲荷图案外,还有水禽莲荷、婴孩戏莲等。耀州窑的把莲纹最有特色。“印花把莲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叶或茨菇叶四五枝为一把;印有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意为一把或一束莲花。”1972年甘肃华池县出土的耀州窑荷叶盖碗是一件器形与纹饰巧妙结合的佳作。盖碗口沿做出六个向下卷曲的缺口,俯视如同荷叶一般。碗盖状如荷叶,边沿有六个向上卷曲的缺口。上下缺口互相吻合,造型精巧,新颖别致。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欧窑之后兴起的青瓷体系。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欧、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南宋是龙泉刻花青瓷的全盛时期。此时其它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

南方其它烧制青瓷、青白瓷的瓷窑也有大量装饰莲纹的优秀作品。江西莲花山宋墓出土的影青带碗注子,温碗呈八瓣莲苞形,高圈足外壁环贴覆莲瓣。注子通体作六瓣瓜棱形,在颈部、流咀基部以及狮形盖的边沿分别贴塑覆莲瓣。制作精巧,造型优美。此外,象越窑烧制的青瓷仰覆莲花盒,福建烧制的青白瓷浮雕莲瓣炉,都是以莲花为装饰题材的精美工艺品。

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四)自东汉晚期到宋代一千年间,青瓷一直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的刻花、印花等"胎装饰"技法在应用上远远超过彩绘。元代以后,青花和釉上彩绘瓷器取代了青瓷的主导地位,制瓷工艺进入了以彩瓷为主的黄金时代。随着彩绘技法的迅速发展,装饰题材空前丰富,山水、花鸟、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吉祥寓意图案大量出现。莲纹此时已成为诸多装饰题材中的一种,比较长见的有缠枝莲、莲瓣纹和以纯国画方法表现的写实莲荷纹。

缠枝花是宋代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宋磁州窑的缠枝花卉大花大叶,枝繁叶茂,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元代青花缠枝莲纹继承了这一特点,花体较大,花形饱满,瓣与瓣之间及花蕊均不填满色,留出一线白边,使花朵的结构清晰。经过变形处理的主叶呈葫芦形,这种特殊的叶纹装饰性很强,为元代缠枝花所独有。在结构布局上,充分注意了“青”与“白”的关系,青花与白地比例均匀,画面满而不乱。元青花瓷器的纹饰层次较多,一般由主题纹饰和多层辅助纹饰构成。缠枝莲大多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盘碗的内外口沿和瓶罐的肩、胫部,但有时也用作主题纹饰。

莲瓣纹是元代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由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其中以绘制火珠、火轮、银锭、珊瑚、犀角、双钱等图案的杂宝纹最有特色。

莲池鸳鸯和莲池鱼藻是元青花中的写实性主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笔法遒劲有力,生动自然。莲花的花瓣状如饱满的麦粒,“荷花、荷叶、莲蓬都不填满色,鸳鸯、水藻都带几笔水纹,仿佛水在流动。”这类画工精湛的作品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案纹饰,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宋元时期流行的缠枝花卉,到明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由于它变化无穷,用起来非常灵活机动,不论是作器物胸腹部的主体纹,或是在口沿、颈、肩、胫、足部作辅纹,都容易与器型浑然一体”。因此被大量应用于官民窑瓷器上。其中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使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叶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纹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变形莲瓣仍是主要的边脚纹饰。洪武时期的莲瓣纹保留有元代遗风,但轮廓转折圆润,瓣内纹饰不象元代那样复杂,仅见团花、云纹等简单的图案。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莲瓣纹更加简略,常在勾出的轮廓线内用青料平涂为地,以留出的空白形成图纹。正统、景泰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肩、胫以及器盖上常装饰一种双层螺丝靥形莲瓣,瓣内勾画叶脉纹的写实莲瓣也开始出现,成化以后,莲瓣纹逐渐趋于复杂,尤其是晚明珐花瓷器上的莲瓣纹,繁缛华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民窑日用瓷器上的莲瓣纹向着高度简单和抽象发展,有的甚至简化成一排平行的竖线条。

明代鸳鸯莲池纹一改元代繁密的布局,画面疏朗有致。1988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画三丛莲花,一对飞翔的鸳鸯雄上雌下,相互呼应,茨菇、芦苇、浮萍穿插其间。鸳鸯的双翅和水波纹用青花绘制,彩料部分先在胎上刻出浅细的轮廓线,施釉烧成后再按釉下轮廓线填绘彩料。荷叶用没骨法渲染,莲花先勾出花瓣轮廓,然后在瓣内填绘红彩。纹饰舒展,线条流畅,画面清新秀丽。成化斗彩器物上的鸳鸯莲池纹与宣德基本相似,但彩绘部分不在釉下预刻轮廓线。纹饰的线条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明代后期的鸳鸯莲池纹画工草率,构图凌乱,不能和早期相比。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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